小泽征尔无疑是西方指挥中少有的亚洲面孔，更特别的是这位杰出的日本指挥出生于中国。中国，在1979年之前对于小泽征尔而言无疑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这个刻在出生证明上的名字，直到那一年才真正有了有形的感知和了解。小泽征尔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后曾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经历和感受，读来让人动容。
　　“当我抵达北平机场的时候，我开始担忧，”他写道，“担忧是因为我有着一张东方面孔——一位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我理应与中国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而作为一位西方音乐的代表，我又肩负着很重大的责任，需要我去完成。”小泽征尔坦率地说，作为一名指挥，真正让他担忧的是不知道从中国的乐手那里可以听到怎样的声音。而他的担忧真的成了现实。
　　“这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秩序的排练。演奏很富有感情，但是完全缺乏结构。我们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在我到之前，他们已经排练了两周，在我们的首次排练上，我没有中断他们，直到第一乐章的中间……太难了！”小泽征尔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我相信他们已经尽力准备了，但是效果不好……他们照谱演奏，但缺乏对音乐的理解。认真地紧扣乐谱，但那不是勃拉姆斯的音乐。”然而，这正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帮助乐手重拾演奏西方乐器的技巧。于是，他努力地让乐团里的乐手理解西方音乐。
　　“我试着解释勃拉姆斯的音乐。我指着自己的胃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胃，因为勃拉姆斯的音乐是沉重的’。但有些部分是轻快的，因此当我们演奏到轻快的部分时，我指着乐团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乐团没有笑，他们很严肃。”但是慢慢地，乐团开始理解小泽征尔的方式，开始放松，并理解勃拉姆斯。渐渐地，乐团可以跟上小泽征尔的指挥，不断按照他的要求改变风格。小泽征尔又一次感到震惊：“他们学习得太快了！这些乐手好似干渴到了极点，我给了他们一点点水，他们瞬间就汲取了。”他的感受没有错，这是在中国饱经风霜后的一个春天，当时上海和北京乐团里的乐手已经十几年无法触碰自己的乐器，更谈不上练琴了。正是久经压抑后爆发的热情以及对外面世界巨大的好奇促使着乐手们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西方同行们带来的所有信息。小泽征尔无疑被这种求知的迫切所打动了：“我的到来无疑是中国决心恢复音乐教育的一个证明。坦率地说，他们要从零开始了，但是热情无疑在那里。”
　　“热情”也是乐团的低音提琴手拉瑞对中国最深的印象。拉瑞·沃夫（Larry Wolfe）是乐团里的低音提琴手，也是如今乐团里仅存的十位1979年到过中国，这次还会造访中国的团员之一。1979年赴中国演出前两周，他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了。带着对女儿的恋恋不舍，拉瑞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有一次我和翻译走在街上，我拿出女儿的照片给我的翻译看，突然间围过来好多人，都好奇地听我们说话，看我女儿的照片，那种开放和乐观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拉瑞说道。
　　中国的一切让拉瑞既惊讶又兴奋，他拿着自带的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三十五年后，当年拍摄的一叠厚厚的照片已经微微泛黄，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一起被保存下来的还有当年他在中国买的剪纸和明信片。这些东西里封存着拉瑞对那个遥远国度的记忆。“他们告诉我这是‘毛装’（即中山装，美国人称为Mao Suit）。”拉瑞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道。照片里的人都身着灰褐色的衣服，大多带着厚厚的眼镜。看得出那是春暖乍寒的时节，照片里的人穿着朴素，笑容羞涩。除了1979年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拉瑞的照片还记录了与中国乐团的成员一起排练的情景。“到处都洋溢着热情。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欢迎我们。当我们到音乐学院时，他们在校门口安排了民族乐团来欢迎我们。”语言的障碍并不影响乐手间的沟通，“只要我演示动作，他们就懂。音乐就是一种语言。我们还互相分享笑话，每个乐手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笑话”。
　　三十五年间，拉瑞虽然没有机会再回过中国，却收了几名中国学生。抚摸着学生赠送的中国民族乐器箫，他说这次回去一定会见见学生的家长。三十五年斗转星移，当年照片中的孩子们已经步入壮年，而当年留着大胡子、正值壮年的拉瑞，如今也已一头灰发：“当年我是跟着我的老师一起去的中国，他当时是第一低音提琴。这次，我会带着我的学生回去。”拉瑞说道。这个故事似乎就这样延续了下去，曾经由老师带领的学生将带着自己的下一辈续写乐团与中国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