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戈讨厌被称为独裁者，让·平讨厌被称为独裁帮凶，两人都希望将“德治制度化”推广为“非洲价值”，所以在近年非洲地区冲突中，都能见到邦戈风尘仆仆“调解”的身影，而让，平以超过2/3高票当选非盟委员会主席，更被视为加蓬这个小国的大胜。
　　今年6月西非国家加蓬的“万年总统”邦戈病逝，享年74岁。他的长子阿里，邦戈随后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参加8月底大选，结果以41.73％的得票率战胜两名主要对手，当选加蓬独立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三任总统。然而，就在小邦戈意气风发准备开始其7年总统任期时，反对派在首都利伯维尔和让蒂尔港等地发动骚乱，并且焚烧了法国驻让蒂尔港总领事馆。这些遥远小国的事，在中国人眼里也许不算什么新闻，但老邦戈在非洲可谓举足轻重，且政治手腕高超，对非洲文化建构有一定影响。他的儿子能否继承这些影响，值得我们注意。
　　
　　“非洲王室”身份
　　
　　老邦戈上台于1967年，前后在位43年，在世时一度是非洲在位最久的领袖。在非洲，年资依然是总统的资本，邦戈的超级元老地位近年来愈发重要。例如在2005年，在位38年的多哥总统去世，其子在军队拥戴下继位，被指为实质政变。后来邦戈以元老身份调解，劝告这位儿子“还政于民”、参加民主选举，暗示只要如此这般，他就会当选，结果皆大欢喜。这类富有非洲特色的“调解”经常出现，邦戈以小国领袖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就是建基于这一传统。
　　
　　
　　法国代言角色
　　
　　邦戈在国际舞台的另一角色，是担任法国在非洲的代言人，这令他的说话分量大增。法国曾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不少非洲领袖都和法国存在特殊关系，无论是非洲法郎还是法国驻军，都让这些非洲国家逃不出巴黎掌握。论重要性，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等，都比加蓬高得多，但邦戈将大量石油收入投资在法国、贿赂法国官员，法国则为邦戈的独裁提供道义保护，这让不少非洲独裁者暗中对巴黎的“弹性”另眼相看。
　　因为对法国“有功”，邦戈成了非洲国家元首中能与法国总统平起平坐的少数特例之一。当然，历来都有法语非洲领袖视自己为法国人，著名例子是以食人肉驰名的中非暴君博卡萨一世，他曾在法国军队服役，得过不少法国勋章，自认代表法国在中非执政，曾因对法国学生示威看不过眼，而向法国“请缨”提一列“中非雄师”回“本国”“平暴”。但博卡萨之流最终还是被法国抛弃，法国领袖也不会把他的“政见”当回事。邦戈可不同，他和数代法国政治头目都有私交。例如希拉克当选总统后不久，和邦戈进行密谈，邦戈居然提出一份法国内阁成员的建议名单予希拉克“参考”；数年后，邦戈对记者透露，他的名单上先后有12人担任了法国部长。这样‘干涉内政”，在小国领袖对大国身上极少发生，大国领袖加诸小国则极少宣之于口。
　　邦戈经常成为法国贵宾，他的国葬，现任法国总统萨科奇、前任总统希拉克都亲自出席。这样的地位，是美国、中国在非洲的代言人难以得到的。而美国、中国要培养类似代言人，从内到外都完全认同本国，也是难以办到的。
　　此外，邦戈还有外交眼光，不但是曾面见毛泽东的元老，也早于1990年代中国还未重返非洲时，就发现要打中国牌。他的外交部长让·平有华裔血统，就成了加蓬的秘密武器。让·平的父亲程志平在民国末年到加蓬经商，落地生根，娶了当地政要千金，儿子因而改姓“平”。有回让·平代表加蓬到中国访问，花了大量时间搞“寻根”，宣传效益甚大，锁定了“首名非洲华人外交部长”这个历史身份，北京自此牢牢记住了这个国家。
　　其实，没有邦戈的首肯和鼓励，他的部长怎能在官方活动中寻根?此后，不会说中文的让·平入乡随俗，没有让乡里失望，把他们纷纷带到加蓬经商致富，是为“有非洲特色的改革开放”。胡锦涛也选择在加蓬宣布人非，穿针引线的，正是让·平。当法国还以为加蓬对自己忠心耿耿，邦戈却成了中国座上宾，先后十多次访华；中国在当地还投资一个贝林加铁矿，包括配套的海港、铁路等总共花费了27亿美元。后来其他非洲元首纷纷往北京“朝圣”，但都不及邦戈的亲情牌那样符合中国国情。
　　
　　
　　调解主义释法权
　　
　　但邦戈最成功之处，还是他有意识地慢慢把非正式威权，变成制度化的影响力。例如他推出了一个“调解主义”，让·平是该理论的主要背书者。数年前，中国驻加蓬大使将让·平的著作《非洲和平发展之路》译成汉语，书中，让·平提出非洲民主化必须和下列条件同步进行：“民族团结、法制国家、实施良政，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观、伦理标准和行为道德。”究竟他指的是什么?邦戈和让·平认为加蓬的稳定，全靠在民主、法治和“德治”(其实就是人治)之间取得分权的平衡，认为这不但和美国民主的分权原则一模一样，更走得比美国靠前。上述理论颇有中国特色，也是为加蓬总统的长期连任“度身订做”，但假如让·平有本领将“德治”民主化和制度化，却值得中国参考。
　　作为“德治制度化”的尝试，加蓬1996年设立“全国民主委员会”，负责为政党和政府以及政党之间的争斗“调解”。此外，还有1993年设立的法定职位“共和国调解员”，调解员由总统直接任命，三权分立的任何施政有损百姓利益，受害人都可向专员投诉。如何通过有限的政府干预来维持社会稳定，如何令选举失败的^信任竞选公正，都是调解员的责任。因此，非洲调解员和内地上访不同，希望结合个人社会资本行事，权力不但来自法律与总统，也来自他们自身的威望，可看作是香港廉政公署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混合。
　　近年来不少非洲国家都爱设立“调解员”，有的有名无实，有的却有实无名。例如球迷熟悉的喀麦隆传奇球星米拿，就被喀麦隆总统任命为巡回特使，从球队欠薪到分离主义都找他“调解”，效果更出乎意料地理想。邦戈讨厌被称为独裁者，让·平讨厌被称为独裁帮凶，因此都希望将“德治制度化”推广为“非洲价值”，都希望以此冲出国门，所以在近年非洲地区冲突中，都有邦戈风尘仆仆的身影，各国领袖都知道他最爱调解。他晚年全力支持让·平竞选非盟委员会(后改称非洲行政局)主席，最终让·平以超过2／3高票当选，这被视为加蓬这个小国的大胜。
　　假如不是邦戈的贪污嫌疑明显、对美国太不买账，邦戈也许可以作为“非洲李光耀”，在自己的世界内音容永在。然而，不少西方评论相信加蓬上述“成就”十分片面，只有精英阶层才享受得到，也未真正制度化起来。对加蓬继续亲法，法国政府信心十足，因为它对非洲盟友政权更迭从来有一个假定：除了年龄，没有什么是不能继承的。希望进入加蓬的美国特别努力贬低邦戈，来削弱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正在重新走进非洲的中国，则难免会加紧以让·平的华裔血统拉关系。究竟小邦戈在控制执政党和军队以外，能否同时继承父亲的“非洲王室”身份、法国代言角色、调解主义释法权，以及最重要的石油控制权?他无疑继位了，恐怕却继承不了父亲太多的无形资产，毕竟在新的年代，内政外交都复杂了，要再来一爪万年总统，期望未免不切实际。
　　(作者系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