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十几年来，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在国际学界代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一张亮眼的名片。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大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几年后，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苏东剧变戛然而止，这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终于变成了一个静态的歷史过程。更让历史学家兴奋不已的是，在此前后，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文献的大量开放，使研究者首次有机会探察“铁幕”的另一边。基于这一崭新的情势，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率先倡导开展“冷战史新研究”或曰“冷战国际史研究”，即在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代到来赋予研究者的全新时空框架内，冷战史学者凭借着这种“局外性”优势，将冷战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置于20世纪全球化运动中加以剖析和细读。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遵循国际史研究路径，力争挖掘多国多边档案，竭力挣脱“美国中心”论的羁绊，将关注视线转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对冷战的型塑作用。“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甫一出现，中国学者（包括旅美华人学者）便在中文权威杂志上予以详细介绍并做出正面评价。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在相关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实践“冷战史新研究”倡导的基本理念。
　　中国的“冷战史新研究”实际上发端于“民间”。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牛大勇、章百家等一批历史研究者，在旅美华人学者陈兼、张曙光等人协助下，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他们自筹资金，千方百计收集各国档案文献，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并呼吁和推动中国相关档案的开放，很快就将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界，令国外同行有机会较以往更为真切地窥见冷战另一方的战略思考和外交决策。当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近十余年取得明显进步，还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财力支持密切相关。毋庸置疑，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代表的各级政府项目资助是冷战史研究人员团队建设、资料搜集和设备购置的主要经费来源。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作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龙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才在国际学界脱颖而出，并连年取得丰硕成果，被称为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四大中心之一。
　　中国学者有关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朝鲜战争等专题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最近若干年来中国冷战史学界至少在如下四个领域进行了集体性的探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学术景观：经济冷战；心理战、隐蔽战与核战略；冷战中的科学与文化；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无论是相对于中国学者以往的相关成果而言，还是与国际同行比较，上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一种明显的进步，其中不乏开拓性的探索。
　　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高级工种”，更担负着涵育后学、传承人类记忆的先天使命。从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沈志华教授领衔编写的这部《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开创了中国冷战史教材编写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全书分为“冷战的起源和爆发”“冷战的扩展和延续”“冷战的转型和终结”三编，共二十四讲，每讲均附有两到四道思考题，还附有参考书目和大事记。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力争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写作者在参考了大量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冷战发生、演进和终结的宏大历史过程。总的来看，该书将主要关注点自然而然地放在了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法国等重点国家身上，但也并未忘记给朝鲜、越南、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国家或地区相应地留出笔墨。从各讲的选题上来看，该书奉行“抓大放小”的原则，基本上涵盖了冷战期间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和历史事件。限于篇幅确难单独列为专题的案例，也尽可能在相关的某一讲中通过前后勾连的方式加以概述。
　　《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作为针对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校教材，定会在历史学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同时，作为通俗读物，也为中国社会关注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奉上一道学术盛宴，并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