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阳光照进来，教室开始明亮。一间教室，一边隔一道水沟和一道土墙相邻，土墙上面的小坝子就是操场；一边与农舍共用一道木板墙壁，农舍里住着生产队长一家，我们常常听得见他们说话、烤火、炒菜的声音。教室已经很明亮了，我看得见黑板上老师划出的粉笔痕迹。我站起来，开始数那些划痕。那是人生第一堂数学课，须要数清楚老师划下的十道痕迹。我确信是十道。数完之后，一个稚嫩的声音说，嗯，还不够我数，我可以数到一百以上呢。二年级的学生嘻嘻嘻笑起来。我发现那声音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我说过这句话吗 在这间一、二年级二十一名学生共用的教室里，第一堂课上，齐声读过三个汉语拼音、数过十个数字之后，有那样骄傲的声音从我身上发出来吗？很多年后，当我的启蒙老师说起那堂课我的表现的时候，我老是觉得他在善意杜撰，其目的不过是用以印证他的学生也有奇迹发生。实际上，在有限的学习生涯里，我的数学从来就没有优秀过，以至于辅导儿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他：儿子，你爸当年都没学好，你怎么指望现在还能够辅导你。不过那时谁知道呢，那时我不会想以后，我只是站在教室里，站在阳光和阴影交织的空气里，站在那个被称为“开始”的时段，数十道粉笔划痕。
　　灰黑的泥墙壁显出老旧、单薄却又坚定地把教室与外界隔开。扛农具的人从教室外走过会尽可能压低声音，在水沟觅食的公鸡会跑到坝子外冲着山下打鸣，凶猛追逐吼叫的狗经过教室外立即噤口，所有的声音都尽可能不去冲撞教室里神圣的声音。隐含未来的期待总有强大的力量，善于以发自内心的陌生隐藏慌张。墙壁上布满老旧的灰尘、蛛网，糊着旧报纸，给整个教室打上暗沉的底色。黑板上方贴着一排大幅头像，红、黑、蓝、白构成凝重、庄严的彩色图案，足以激发一个人潜藏在某个未知角落的膜拜本能。我站在那里数十道粉笔划痕的时候，还没有庄重的膜拜感，也没有神圣的使命感，只是骄傲地数完数字。那种骄傲的信息从我身体里蔓延出来，丝丝缕缕，像蜘蛛网在教室里飘动，我自己仿佛也要飘起来。后来，人们说，那家伙有点“轻”，“轻”就是轻狂、浮夸、自以为是、不沉稳、难当大事，也许说的就是我当初那种骄傲，但是我再也没有过那种“轻”的感觉。
　　外面阳光明亮，草和树的叶子绿得发亮，石头上的苔藓、雨水洗过的泥土也显出干净清爽。屋檐下雨水冲刷出的小泥坑、小石头已经被晒干，蚂蚁从容结队而行，两、三只小甲虫迈着方步走开，一只蟋蟀跳出来摇几下触须，蜗牛也探出头缓慢移动身子。坝子上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晒了一层玉米棒子，坝子里的竹席上铺着玉米粒，翻晒玉米的竹筢子放在一边，一只麻雀停在竹筢子上，另两只停在台子上。鸟叫随意，懒洋洋地，充满着吃饱喝足志得意满的气息。学校在半山坡上，一个校点，一间教室，一名老师，两个年级，从农家院子脱离开来，隔着水沟将影子铺上土墙，就像一个命运的暗示和低语。那一片山野，狭窄的天空触手可及，山把岩石和树木放在与天相接之处，水把峡谷扔到幽深的底部，风把石头、泥土、树木、花草、鸟兽的味道挟在一起上下左右肆意奔跑。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人都不是这里最重要的物种，人只是自己觉得自己重要。
　　我在教室里迎接一个开始。我在数那些划痕。一个六岁的孩子，新衣服，新书包，在光影交织的旧教室里，无意之间指向一个开始。伸出手指，穿过黑板与手指之间的虚空，确认黑板上划痕所代表的数字信息。从一到十，一帧一帧照片定格，储存在可以被记忆的时光里。此后，时光储存每一张照片。无数张照片组成一个人一生。后来觉得，拍电影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有限的照片组合起来，竟然就讲述了许多人的一生，那么多本来鲜活的“生”就被抖落在虚构的时光里，灰尘一般进入底部，再也不会沉渣泛起。过去的时光里的“我”，每一段都成为虚拟，让人心生疑惑。
　　母亲把我领进一间教室。还没有学生，老师坐在讲台前的阴影里。我不知道老师长成什么样子，老师就是一个特定的样子。教室里光影旋转，一半光明一半阴暗。母亲转身离开。老师消失在阴影里。我沉落在“教室”的概念中，进退失据。我是回家了，还是远去了？我反复做这个梦，每次梦醒之后，都要用好些时间确认自己在哪里。
　　二
　　他从阁楼上下来，灰色衬衫上挂着一缕蜘蛛网。阁楼上有很多蜘蛛网，却没有蜘蛛。我不知道蜘蛛去了哪里，也不确定它们是否去了该去的地方。蜘蛛的凶险人所尽知，心存戒心就不会被伤害。看不见蜘蛛也容易让人恐慌，那些蜘蛛将危险带到人不知道的地方，会不会更增风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看见老师带了一缕蜘蛛网下楼的时候，还不会想那些问题。我只是觉得头疼，“疼”像一丛丛茅草，在脑袋里被风刮得乱糟糟的。风是从我自己身体里刮出来的。老师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身上的气息和刮过的微风，并没有干扰到我的“疼”。浓郁的旱烟味道，一些烟火气息，来自尘土的气味，蜘蛛网，并不妨碍我们对一名年轻老师的敬意。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上学的意义所在，大家都要上学，于是就上学了，但是只要上学，就要接受老师所代表的神圣。
　　然而老师依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年轻的面孔，有多年轻，我难以描述。他会在山梁上唱歌，会踢踢踏踏走进教室，会读汉语拼音，会数数字。但是他在讲台前是什么样子？他讲了些什么用了什么样的语气？他用棍子敲讲台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敲了以后又怎么样？他让午睡期间仍然在教室打闹的人站到乒乓球台上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怕不怕门前的哑巴和那条狗？他会不会上完课溜进生产队长家吃饭？他那只烂掉笔帽的墨水笔是扔掉了还是送给没有笔的人？他为什么要奖给我一只草绿色的墨水笔而不是其它颜色的？他每天走过一段上坡路回山上的家还是住在阁楼里？他碰到过鬼魂吗？他无所畏惧的样子是装出来的吗？很多问题没有答案，但是问题作为问题本身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就像挂在墙上的蜘蛛网、散在风里的蒲公英、在土地上荣枯的草，作为某种“实体”存在，有时甚至成为命运的一部分，搅扰板着面孔的“时光”。
　　年轻老师会到我家里吃饭，因为他和父亲是朋友。他那么年轻，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是父亲的朋友？我垂着头坐在屋子一角扒碗里的米粒，却想听到他们说什么。我怕听他们说与我有关的事情，没有听到又觉得很不安。算起来，父亲那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一个刚刚挂上听诊器的乡村医生。教室和医生成为朋友是不是很水到渠成的事情呢？贫穷的乡村没有城市奢侈的孤独，也就没有城市里回肠荡气的友誼。他们成为朋友，就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起吃饭、讨论生计、想象外界的简单命运。我垂着头，从不直视他们交谈的表情。我怕失当的观察会扰乱他们的心境或者交流的秩序。父亲严厉的声音最终让我成为一个不习惯直视别人眼睛的人。不忍直视，也许就是那时开始的。 　　年轻老师作为老师存在三年。他结婚，有了孩子。他妻子是我本家长辈。在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很抒情地写她出嫁时的样子：“青丝粉颊，明眸皓齿，红袄长裤，素手蓝巾，拜别父母，一挥手巾，一声轻啼。”语言编排很勉强，但人就是那个样子。后来，又写过她三十年后的样子：“华发萧疏，面容黧黑，尘满青衣，双手皲裂，行动慌乱，声音嘶哑”。写那些文字的时候，我仍然觉得，生活的改变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是缓慢而钝滞的。那是因为生活过程中的情节，依旧绵延在我的视野里，让改变水一般流动。起点与终点的猝然对照是残酷的，但是一段一段看去，就缓缓释然了。事实上，年轻老师因为婚姻成为我的长辈，也慢慢消失了作为老师的形象。
　　我要写的是我启蒙老师，不是长辈，不是乡党。老师卸下“老师”的命运之后，还会好好生活，追求另外的命运。对，后来的生活也许更符合他对于命运的想象。他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那时称为“超生”。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准生证”一纸千金，超生意味着罚款。我相信，中华民族的历史，一定会为“准生证”写下浓重的一笔，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甚至生理学家都会在这个证件中寻找一定时期中华民族发展的线索。那时，“超生”对于即便只有一份代课教师工作的人而言，也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他心甘情愿失去了那份代课教师的工作，借债交足罚款，回家务农，奉养老人，养活妻子孩子。他后来入党，担任多年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
　　不论以什么样的身份，一个人终究会完成一生。他站在门前坝子里抽烟，默默望不远处的山坡。风吹动竹叶，雪慢慢落下来。他的两个女儿和儿媳在门口用温水洗菜，热腾腾的水汽中浮出一蓬翠绿。老师的概念慢慢消解，似乎一切从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三年，一段不长的经历，凝固下来，沉入时间深处。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会沉入时间深处，没有理由的沉淀，谈不上美好，也不算遗憾。而不论后来命运如何，他的生活轨迹，就是终日守护家园，在守护中寻找改变生活的机会；就是转过身直面家园的一切，理解和接受命运对于自己和家园的安排；就是与家园融为一体，慢慢从容安宁，成为儿女从远方归来时的家园；就是最后回归家园黄土，完成自己“生”的那一段时光。
　　雪花飘舞，我慢慢走开，一些时光在雪花背后腐朽，另外一些在雪花前面诞生。
　　三
　　许多人离开家园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来。歪斜的柱子，朽坏的墙壁，破碎的屋瓦，积年的灰尘，枯草上蔓生青草，总是让人觉得，这是一片很决绝的遗址。院子背后，小水塘结着深绿的苔和腐败的水草，坟茔掩藏在杂草和灌木深处。柏树、栎树冲破藤蔓疯长，枝头几片叶子和压得很低的云一起招摇。落叶厚厚聚集，有的已经成为泥土的一部分。在无边寂静中，细细密密的声音在四周回荡。那些声音，来自泥土，来自腐朽的院子，来自花草树木，来自一切有声音记忆的地方。
　　“我还会在这里躺多久？土越来越厚，有时让人喘不过气。以前，有人从上面走过，咚咚咚的步子让人感受活着的欣喜。后来没有人了，兔子，老鼠，野狗，还是要跑来跑去的，还可以让我时而睡着时而醒来。后来土厚了，感觉不到小动物的活动了，虫子也不往我身边挤，我常常一睡一整天，也会一整天睡不着。树根倒是很多了，在骨头间穿来穿去，很多骨头都改变了位置。你看，小腿骨错到了大腿骨旁边，胸椎和颅骨并排缠在一起，破成几片的颅骨倒是让泥土和根须串成了完整的一大块，两节尾椎却不知道扯到哪儿去了。”
　　“我想出去看看，四处都是刺藤和花。密密麻麻的刺藤，把我的魂抓得生生疼。也不是真疼，而是觉得在刺藤中奔跑，应该有人世间的疼痛，然后魂就疼了。那次我跳崖，那么多刺藤抓著我，撕扯我的皮，到处都是伤口，那才是真疼啊，这种疼现在还藏在魂里呢。那些花，不论大小，都是明晃晃的，就是没有月亮的夜里，也像瞪圆的眼睛，喷出热辣辣的光来。我的灵魂最初还是灰白，后来都烧成半黑了。所以，我很久都不到外面去了。可是这还要躺多久呢。”
　　“你还会在那里躺着，死亡是一件漫长的事情，不全部化为尘土，灵魂成为虚无，你都不会被释放。你杀过人，没办法再次投胎成为人。好在你不相信地狱之类的说法，你只是在黄土里面。灵魂消散之前，你得守着你的骨头。你看，你从别人那里弄来的土地，被别人弄走，又换了那么多人种，好多人都埋在这片土地里，和你一起埋着，灵魂不能走远，都只好守住自己的骨头了。这要好过那些不知好歹离乡背井的人呢，那些人扔掉土地去了遥远的地方，死了被火烧成灰，就是灵魂都回不来了。”
　　“走了的和没有走的，早就把你那时修的祠堂拆掉了，一些木料修了生产队的保管室，大多数成了柴火。祠堂的柴火燃起来，那些贴对联的地方，放神主的地方，泼过酒浸过血的地方，不孝子罚跪的地方，你说祠堂破了天要塌了的时候敲打的地方，还有好多地方，燃烧起来，和普通木柴没什么两样。你看，火烧起来，没有人看到过曾经供奉的祖先魂魄以及神灵穿过烟火显示他们的力量。在大火冷冰冰的炽烈里，煮肉的锅汩汩汩冒出香气，煎油的锅噼里啪啦响，好多菜在锅里吱哇乱叫。”
　　“祠堂毁了，天没塌下来，只是人们已经不好待你了。不论你做过多少恶，也不论你行过多少善，你死了，活着的人代表一种命运，会将你活着的一辈子重新写出来，行善也可能十恶不赦，作恶也可能功劳卓著。死人万万不可得罪活人，因为活人不会想死后的事情，他有愿望有条件为所欲为。但是不论怎样，人们会很快将你忘记。”
　　“断掉的骨头永远断掉了，你死了，也不会觉得疼。但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会疼的。你杀了那么多人，现在我们都躺在地下，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感觉不到疼。但是心有不甘是灵魂最疼痛的点。他们每个人都有。你也有，对不对？一个人死得快速、糊涂，灵魂就会心有不甘。你杀人，只是认为你做得对。你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态度坚决，对自己的耿直视同生命，别人的命自然不重要。但是你出去看看，那些聚在房顶上的灵魂，有的人就是死在你手中的，他们都在吵闹、哭泣、扭曲身子，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把身子撕扯成破棉絮一样的烟雾，那就是心有不甘、放不下、解脱不了啊。” 　　“那些人心有不甘？我懒得去管，也不后悔。就是把我撕扯成破棉絮再也无法合在一起也不后悔。鸦片烟田离‘五马石’山头那么远，除草的人咋会让他们一群当兵的看不顺眼？他们发酒疯比试枪法，居然以田里的人当靶子！人死了，血浸进鸦片烟苗子里，灵魂结进烟包子里，不烧成灰就出不来。小火烧魂，你晓得有好难受？现在我还是不后悔，我就是要杀掉那几个畜生。他们的血哗哗流，骨头嘎吱嘎吱响，断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祠堂里的牌位都在叫好。你去看看，那几个种田的人，是不是把他们的灵魂撕烂一缕一缕吞掉了？可惜，吞掉也没什么意思，灵魂终究没有办法消化灵魂。”
　　“那次土匪来了，杀人放火，我们怎么办？一言不合，山上三家二十几口人杀得一个都不剩。不杀他们，他们要杀我们，抢姑娘，抢畜牲，抢粮食。原本有六七十个人，匪一来，枪都没有响，全跑了，剩我光杆司令一个。他们买的那把枪，放都放不响，刺刀一碰就断了，还不如一把杀猪刀。在砍掉土匪头子脑壳之前，我挨了那么多刀，那么多刀！一百几十道伤口！而且没杀几个人。倒床半年，全身裹起药，除了弄药的老夫子和屋里的女人，哪个服侍过我？土匪三番五次请我去当头子，我也没去嘛。土匪头子就埋在旁边嘛，现在人家不恨我，还时不时敲打树根子跟我说话，还说他所有的兄弟都不恨我。”
　　“最后你还不是死得难看？田地没收，还定了恶霸地主。你经常打人骂人，不定个恶霸地主才怪，何况公告上写的——为保护他的私人田产，强迫村里的年轻人为他打土匪，造成大量死伤。你连自我了断都搞不成！那么高的悬崖，跳下去不就死掉了？那么多人跳崖都死了，就你挂在刺藤上，衣服扯掉了，像吊在铁钩子上的白条猪！你就是不想死！但是后来死得多不体面！最后一个拖出来，倒拖起，脑壳在楼梯上碰得噔噔噔响，看起来已经死掉了，死都死了还挨一枪，脑壳打爆。”
　　“该死说不脱啊。怪哪个，就是命嘛，该那样死。何况我杀了那么多人，就是抵命也该嘛。好在我跳崖肋骨断了，他们打我第一棒的时候骨头渣子就戳破了心脏，我感觉到血轰隆隆往外冲，我的魂一下子冲出身子，轻松了，不疼了，就死了。我在高处看到我自己一时还认不出来。那时的灵魂湿漉漉地冒着热气，身体却冷冰冰的。脑壳在楼梯上噔噔噔响我也听见了。后来脑壳破成几片，脑壳里红红白白的，我还辨认了好半天，没找到哪里是灵魂居住的地方。我看到那些人，好多乡里乡亲的，像有深仇大恨又害怕得发抖的那个样子，忍不住想笑。我真的笑过，笑过就走了，反正后面的事情与我无关。”
　　那是玛瑙背最后的地主，他们的声音已经消失在历史尘埃里。但是，作为村里唯一的传奇，我还是要写下他们的对话。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见过这个人。于我而言，那人以及传说，最初是模糊的影子，最后依然是。
　　四
　　她从门里面探出头，“呀呀呀”叫。其实，我在转过墙角的时候，看见她家的门关着，亮堂堂的阳光正好落在灰白发霉的门板上，一切都很安静。我站了一阵子。虫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应和远处偶尔一声鸟鸣，空气清新之中带着淡淡的腥味，一只青蛙从水沟里跳出来，檐角半片屋瓦摇摇欲坠，许多光线已经融进教室的黑暗里。我决定越过她家的门，进教室去。我刚刚经过那道门，门就开了。她探出头，“呀呀呀”叫。她的狗在背后暗淡的影子里龇出白亮亮的牙，只有白亮亮的牙，嘴巴似乎已经溶解在黑暗中。
　　但我看不清她的表情。灰白的头发摇动如零乱、发霉的枯草。积年尘垢、汗水交织在混乱的皱纹里，掩盖了她的表情。灰黄的眼珠坠落在暗红的眼眶里，松垂的皮肤将眼眶围成不规则的小小三角形。鼻子在脸上最不起眼的位置，发出空空空的声音。努着嘴，上唇向前伸，想盖住牙齿。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只能想起桌子上的粗瓷醬碗，怎么洗都洗不出一只碗本来的样子。灰蓝的布褂子，集了厚厚的灰尘，显出堕落般的昏暗，只有破洞边沿油光锃亮。她的身子一半从门板边伸出来，一半挡在门槛后面。
　　我一如既往吓了一大跳，飞快地跑进教室。她也不会追进教室来。我经过与她开门没有任何关联。她只是碰巧开门，我只是碰巧走过。但又不是碰巧，她总要开门，我总要走过。如此，我走过与她开门就有了因果关系。我坐在长板凳上，斜靠着乌黑的桌子，看阳光明亮、草木葱茏的窗外，心中依旧充满恐惧。她只是个哑巴，矮小，轻飘，模糊，根本不可能对我构成威胁，可我就是没办法压抑心中的恐惧。
　　很多年后，我懂得，恐惧其实来自内心。恐惧的土壤与生俱来，只要有一个由头，甚至一个概念，恐惧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甚至长出恐惧的参天大树。比如，我害怕经过墓地，其实并不是怕垒成坟墓的泥土和石头，也不是怕坟墓里烂掉的骨肉，而是怕从没见过却已经扎根内心的“鬼”；比如，我害怕香火熏过的神像、扎着红布的古树，不是怕泥塑木雕和树木本身，而是怕藏身其中的神秘莫测的神灵。那些不可见不可知的东西，据说总有深不可测的毁灭力量。敬天地、畏鬼神，被当做人类美德，而敬神秘、畏邪恶，又是人被否定的依据。问题在于，四者往往难以明确分辨。于是，好生恶死的本能附加在某种概念之上，就成了对于一种概念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反过来又成为人的本能。
　　哑巴与众不同。肮脏，形容可怖，离群索居，都可能成为让人恐惧的由头。她似乎是从一段人们不愿意正视的历史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孩子，从很远的地方流浪到这里。因为饥饿、疾病或者其它原因，父母倒毙在路上。她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活着走到这里。一个对生长失去记忆的孩子，流落到山里，最终得到一碗热饭。她沉默寡言，在劳动中生长。她有了自己的男人，又目睹男人死去，像一只在瘟疫中烂掉耳朵和眼睛的狗。她在一场大病的自生自灭中保全性命，却永远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灾难让人变成令人恐怖的事物，也许就在于经受灾难的人蕴藏了灾难的力量。她成了一个家庭甚至家族最后遗存。人们对灾难历程总会选择遗忘，以新的方式丰富生命的喜悦。但是哑巴半痴呆地沉落于孤独之中，没有未来，只能一次一次行走在过去的经历中。她会在深夜突然嚎哭，会整天冲着某个方向呀呀呀不停叫。人们发现，如果是久旱无雨，只要听到她的嚎哭，第二天一定有雨；反之亦然。后来，预测天气变化，人们会说，昨夜哑巴哭了。 　　哑巴住的小屋附近，住了老地主的儿子。老地主死去多年。地主的儿子身患重病，拖着浮肿得白白胖胖的身体勉强活着。一条总是昏昏欲睡的大狗陪着他。那狗足有普通狗的两倍大。我不知道哑巴和他有什么关系，有人不确定地说过，哑巴可以算他嫂子。有时，他们站在屋后，隔得远远的，哑巴呀呀呀叫，还比划着，那人一言不发，一张脸像浸透脏水的泥土。一天就那么过去了。冬天还没有来，地主的儿子就死去了。我没有看到过地主儿子死后的样子。据说他没有棺材，人们把他装在几块木板做成的一只盒子里。于是日日上学从他新坟边上经过的时候，我会想象那个人埋在土里的样子，也会担心他家那条大狗会不会将他从木盒子里挖出来。有人说，他那个样子，变成鬼都不吓人。因而我不怕。哑巴给他送火把。哑巴给他烧纸钱。哑巴把夜哭的地点改在他坟后面。哑巴冲他的坟呀呀呀叫。
　　哑巴什么时候就死了？我不知道。谁埋葬了哑巴？我不知道。哑巴死了埋在那里？我不知道。哑巴坐在门洞里，黑黝黝一团，了无生气。暴风雨之后，水漫进屋子。哑巴依然敞着门，坐在黑影里。她已经死去很久了，就像一开始就没有活过。我站在对面山头，望那面山坡。我看见总有一道阴影来来去去不停走，却走不出那几段盘曲山路。那也许是哑巴在守着那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石头。
　　我走出教室，已经饿得头晕。哑巴站在门口，抓住我，给我一个黑黑的麸面馒头。因为父亲给她看病，她常常这样给我吃的东西。我啃完一大半。她的狗哼哼唧唧走过来。几个同学说，把狗引过来，好打。我们怕哑巴，但是经常欺负那只身量小胆子小的狗。我抠下一块面，扔给狗。狗追着我走。我把剩下的饅头塞进嘴里。几个人按住狗狠狠打。狗大叫着逃开。
　　哑巴把狗挡在身后，呀呀叫两声，停住。我看见，哑巴在哭。
　　五
　　他在雨里，慢慢走出一段泥泞。这是一个春天，或者盛夏，或者秋天。雨季刚刚到来，或者还有把天地泡在水里的余威。他走在路上，或许是回家，或许是往离家十公里的小街上走。方向不重要，现在他在出发点和目标中间，泡在漫天大雨里，进退不得。雨在地面上溅起一层水雾，他粗短的身子，在水雾上浮起来。水雾似乎要将他切成两段，腿脚浮动在泥泞上，头胸漂浮在雾气里，中间一段被水雾融化了。
　　布面橡胶底鞋残存着胶底前掌、一片布面，草绳将鞋与脚捆在一起。绳子原本渗透了汗水、尘垢、霉菌、泥泞，像浸了润滑油的铁链子，此时已经在发白，现出枯草的原貌。两只灰白的脚在泥路上蹚着水，左右腾挪，似乎不知终点在哪里。深蓝衣裤大部分时间紧紧贴在身上，只有当雨水从破洞冲向身体的时候，一些布才充气一般鼓胀起来。胖子毛孔所有分泌物通过衣服与尘土、树脂、油腻、动物粪便等等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充分混合，板结在布料上，增加了衣服的厚度并且发出防卫能力极强的味道。大雨冲刷之下，温热的气息中，衣服上的板结物慢慢分离，顺着身体上千万道小溪流汇入泥土。黑沁沁的皮肤也开始发灰，嘴唇发白。一个人只有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才会变得干净、轻松。
　　他提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里面装着在烈日下暴晒得几乎没有一点水分的银耳。银耳是一种神奇的真菌，在浓雾缠绕的山间，在干枯的栎树主干上，从一些菌丝开始生长，长出水晶般的花朵；一片片花瓣，醇厚，柔软，韧劲十足，一种无香的“香”沁人心脾，具有灵魂的质地。后来，人们采集菌丝，将半干的栎树发酵后种上菌丝，整齐排放在半封闭的棚子里，保持适度的温度、湿度和光照，人工生产出银耳。开得正旺盛的银耳摘下来晒干或者烤干，就可以走向市场，成为一些人餐桌上最好的补品。作为一个贩卖银耳的人，他对银耳熟悉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那是与银耳本体身心合一，可以从容触摸银耳作为一种灵魂的厚度、韧劲、香味，把握流动的节奏。他并不需要在遥远的充满各种技巧的市场上游走，只需要走过一条一条山路，走上小街，将聚少成多的一袋子银耳卖给另外的商贩，就算完成一次商业活动。他挣到的实际上是走家串户收集银耳的辛苦钱，一次损耗就足以让他前功尽弃，必须用心爱护每一朵银耳。
　　渗透雨水的银耳再次绽放。潮湿的空气就足以让消瘦的灵魂欢快奔走，何况滂沱大雨呢。那些银耳膨胀、伸展、动手动脚、大声喧哗，然后企图挣脱塑料袋子的约束，沿着雨水游弋到空中。他紧紧攥住袋子，喘着气向前走，无论如何都不敢放手。一放手，那已经重新获得飞翔力量的银耳，也许就会像千万只鸽子，哗啦啦飞走，留下空空的袋子和粗短男人欲哭无泪的茫然。他走进我视野的时候，我正坐在门前读一本曾祖父留下来的旧书。一本残缺不全的绘图本草，里面有银耳的记载。实际上我很想继续读杂物柜子里另外两本同样残缺不全的书，《西游记》和《水浒传》。当然，我总是把三本书一起抱在怀里。残缺不全的小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很像突如其来的生活，不知来由，结局难料。他在我的视野里，扛着一个沉重的白色塑料袋子，浑身流着雨水，头上冒着热气。我赶紧进屋拿出一张小凳子。这是我对本家长辈本能的礼数，常常可以缓解我待人接物的惊慌。
　　银耳挣脱塑料袋子的约束，并没有飞走，而是在一张竹席上摊开。一些依然晶莹透亮，盈盈欲飞。一些皱缩成一团，水不足以恢复它们的活力。一些融在水里，成了黏稠的汁液。即便是灵魂，几次暴晒和浸泡之后，也难以保持原有的弹性与力量，何况真菌呢。他垂着头站在竹席面前，热气慢慢消散，水还是从身上不停渗出来，一会儿就把一块干透的泥地弄湿了。他说，该买辆自行车了。哦。还要买杆小秤。还要学定盘星的技术。他一边说一边转圈子，把鞋子脱下来扔到院坝坎子下面的竹林里去，发白而轻飘的赤脚就粘上泥土，重新变得厚实起来。但是本钱呢，买了自行车就没有本钱买银耳了。可是不买自行车就没办法好好挣钱啊。他絮絮叨叨说。还是去贷款，买自行车，做一年生意就还得完。做一年生意不欠农税提留就算好了，哪有钱还贷款？还是不买。他转着圈子。
　　雨还在下。他看看天空，又看看远处。他已经换上我父亲的旧衣服，吃过饭，流了一通热汗，一股酸臭味道弥漫开去。梁山好汉，我听人家说起过，据说厉害哦。他伸出粗短的手指划拉一下小说封面。占山为王的人都好啊，不缺钱。我像一百单八将中哪个人呢。他一边说一边盯着竹席上慢慢滤干水的银耳。一屁股坐下去，又很快站起来。这样子不行，还是要炭火烤，不烤的话，等明天太阳出来了，银耳都烂掉了。赶紧走。又转了几个圈子，他对我说，你说，这个，明天会不会烂掉？你是高中生，你该比我懂。这是一个令人惶恐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突然，他大叫起来。丧天良啊！他们掺了假啦！他慢慢拨开银耳，竹席上出现一些小颗粒。这是一些人常用的招数：把破瓷片磨成粉，和米汤混合，将银耳浸泡在里面。晒干，粘了瓷粉的银耳就会重很多。他骂了一阵，愣一会儿，下定决心。今晚一定要烤干，可能本钱还收得回来。他小心翼翼把银耳装进塑料袋子，戴上我家一只斗笠，重新走进雨里。 　　雨已经若有若无了。他慢慢消失在雨雾里。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我都还可以看见他缓慢移动的背影。我不知道他是否保住了那一单生意的本钱，也没有问过。对于他的生意，我并不好奇。但是从山上的家到十公里外的小街，他反反复复走，就养活了一家五口人，这无疑是一个奇迹。后来我知道的是，他终究没能买一辆自行车。他的小女儿跟着地质勘探队的一名工人去了很远的地方。他的妻子被打米机皮带扯掉了一块头皮，但他先于她离开这个时不时有暴风雨湿透银耳的世界。
　　六
　　我们四个人坐在板壁外一块巨大的木板上。不对，不算木板，是一块横放的木材，被大锯子取掉几块板子之后，弄得光滑的表面。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板子上，另外两个人坐在长板凳上。板壁以灰为底色，灰之上有积年灰尘的黑，黑之外有潮湿霉变之后的点点藏青，还有烟火熏过之后没有层次的颜色。几尺之外是天井，方方正正的青石板铺成一个很规则的坝子，排水的龙眼是石板雕成的莲花，从院子入口通向堂屋的步道上铺的是雕刻了人物和花鸟虫鱼的石板，柱子底座和台阶也雕了花，苔藓散漫而坚韧地生长在上面。我们祖上是从这个院子分支出去的，但我已经不是这个院子里的人。
　　我只是希望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喜欢父母安排的农活，那些费力且孤独的农活曾经是我努力读书的动力。此时，任何一种娱乐方式都足以让我留下来。我们玩一副快要烂成渣的扑克。一名高个子女人黑着脸从我对面一道门里走出来。她举起巴掌，骨节突兀在天光里，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我对面的人对于母亲的到来浑然不觉。他正好出一张“大王”，准备宣布胜利。巴掌啪啪啪落在他身上，大王，大王，懒得一天只晓得耍，牛不放牛，柴不捡柴，看老子打死你。挨打的人仓皇逃窜，在屋后才哇哇哇哭出声。那巴掌会不会落到我们头上？有人说，嘿，今天险哦，上次她是见到人就打哦。我们胆战心惊，也就没有了追着挨打人笑的兴致。一个人在屋后哇哇哭，两个人忽然就跑掉了，只剩下我愣在板壁前。那张“大王”可怜巴巴地落到天井里，风忽然就把它吹过来吹过去，窸窸窣窣响，后来就不见了。
　　一缕阳光挣扎着照在板壁上，板壁看起来更暗了。我总觉得一些人在板壁上活动，或者板壁里面有人在活动。我坐在板子上不动。一个老人弓着腰走过来，盯着我看。你是哪家的娃娃？我没有见过你。你坐的那个地方，以前放着我的房子。我的房子，你懂不懂？哪个把这块板子放在这里？一块好天平（棺材面板）！一个女人走过来，指着老头的鼻子，说，老不死的你还不下地干活？好吃懒做一辈子！老人忽然就扛了锄头走远了。屋里两个人，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还是出去打工啊，山西、河北挖煤，广东浙江进厂，都好过在屋里啊。两个人收拾东西，慢慢出了门。他们走啊走啊，一缕阳光照在板壁上，他们走不出那缕阳光。忽然传出打罵声，一个女人突然冲出门来，头上流着血，后面跟着那个拿锄头的老人。女人和老人几乎同时倒下。后来女人站起身，老人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想他躲进堂屋那一排棺材里了。两个要远去的人挣脱阳光，倏然消失在白茫茫的天光里。突然，火从板壁上窜出来，呼呼膨胀，张开血盆大口扑向眼前的一切。
　　一扇门在我斜对面打开，看得见与这一扇门相通的另一扇门外有阳光照在青草上。我走过去，但是在门与门之间有一段浑浊的黑，比一堵墙还坚硬。一个黑脸女人探出头，她的头发上有厚厚的灰尘，带着一脸多年烟熏火燎之后焦黄的神色。她呀呀呀叫，一个孩子出来了。那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又像没有看我。他慢慢走，背后的女人就倒在黑暗里睡着了。他眼看就长高了。有小女孩哭着骂他。一群人扭住他，将他轰轰烈烈地拖走了，不知去向。忽然他又出现在门板上，身子长在门板里，头伸出门板，嘿嘿嘿笑，滴滴答答流着口水，地面上的泥土湿漉漉一片。有人从门板后出来，抱着一大捆草纸。一堆纸燃起来，燃过的部分变成僵直的黑色。他悄悄说，儿子，你犯了法，严打了，劳改了，死了，就算了，不要回来害人啦，快走啦！火焰向上窜。黑色纸灰已经冰冷了，那个人就睡在纸灰里。门外的阳光吹进屋子里，火就从门与门之间的黑暗里喷出来。黑暗的碎片就像蝙蝠满屋乱窜，却飞不出屋子，只好被火的舌头卷住，成为火的一部分。
　　一缕阳光在远处晃动。我转过身，坐在和板壁隔着一间堂屋、一间正房的一堵泥墙下。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檐口，正午的狗吐出苍白的舌头卧在尘土里。一层厚厚的土，一只狗，狗不动，四周便没有什么脚印。阳光晃动着穿过尘土，还照得见尘土下面密密麻麻的脚印。那些脚印互相交叉、重叠，蚂蚁就在交叉重叠的地方筑巢，修起通道。他们在白色的天光里开会，喊口号，撕扯一个人的衣服，似乎要吃掉他的肉。一个人走过来说，斗地主有啥好看的？地主没作恶？没作恶就不算地主？我们还要放他的血。那个人长出长长胡须，慢腾腾走，有时会蹲下来歇口气。人们都走了。屋檐下只剩下这个长胡子的人。他告诉我，必须找点吃的来，因为他是我曾祖父的弟弟。他说完就睡着了。有人过来给他喂水。我们一起打扑克的四个人中的一个，突然大哭起来。他要到十公里外的老街上读书，却没有凑齐一星期的粮食和生活费。四个中年人，两男两女，站在门口看他哭。他转身走开，带着两个弟弟，一直往山下走，一直走出所有人的视野。四个中年人说，就那样，不好好念书，到哪里都是个卖力的。长胡子的人剃掉胡子，像一架旧风车架子散在院子里一样，他漫不经心地在火塘边摊开身子。一个中年女人说，年轻时作恶，死都不会死在床上。说着说着打米机传动轮疯狂转动起来。她垂下头，去扒拉轮子边的一些稻谷，传动带就卷住头发，卷下一块头皮。染血的传动带就像一把狰狞的刀。粗短的中年男人跌倒在灰尘里。少了一块头皮的女人试图扶起男人，男人却再也没有起来。突然，火从屋子里喷出来，一瞬间许多面孔飞快浮动，在柱子上撞得啪啪啪响。
　　蜘蛛把一些阳光采集起来编织它尘埃重重的网。再好的阳光，只要织进蜘蛛网里，就变得暗淡陈旧。在蜘蛛拉网的另一个檐口下，一个外地人正在拉开他的渔网。在山上，渔网没有任何用处。山下，也只有我家旁边那条小河里密匝匝地生长着小鱼，但那网大得几乎可以网住整条小河，显然没办法在小河里捕鱼。这个远方来的渔夫只好摆弄渔网，想想过去在大江大河讨生活的样子。他的身后站着一边吸旱烟一边喘气咳嗽的老人。老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个外地人收了他的网，也咳嗽喘气。他开始吐血。女人过来擦干血迹。血越来越多。从床前涌出一条血的河流，穿过火塘，直直向山下流去。他苍白的身子悬浮在温热的空气里，慢慢变淡。他骨瘦如柴的孩子在旁边茫然望着远处。抽旱烟的老人坐在火塘冷却的草木灰里一口一口抽他的烟，抽着抽着咳嗽声就没有了，烟也熄灭了。那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就是我们打扑克的四个人中的最后一个人。他身边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他的妻子，轻而易举就摁住他的身子。他向我幸福地笑。很久不见。他喊我的小名。很久不见。我们站在一起。突然，火从房顶冲下来，就像一场暴雨坠落。我们一起冲到天井里，就连影子都没有被烫伤。 　　我站在高处，摘了一篮子扁豆角。藤蔓上还有一簇簇白色扁豆花，在阳光里叮叮当当响。一个青瓦屋顶的四合院在旁边喷出烟火寂灭的气息。一些瓦慢慢老旧，像饼干一样松碎。一些檩子柱子慢慢腐朽，看着看着就歪过去倒下来。我扔掉了玩成渣的扑克牌。我把所有看到的人和影子，以及他们说的做的都忘掉了。我不是经历者也不是观察者。我只是碰巧和另外三个人坐在板壁外的木板上玩扑克牌，碰巧站在了院子中央，后来又站在院子后面摘一篮子扁豆角。火从一个房间里喷出来。
　　没有人可以扑灭这场大火。二零一六年，一个破败的院子消失于一场偶然的大火。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家祖上是从那个院子分支出来的，但我真的不是那个院子里的人。
　　七
　　现在，他住在山坡高处。一条路向上，再走，再走，就到他的地方了。当炊烟飘在空中，与泥土草木雾气露水混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坐在路口一块石头上，看阳光下一个小世界的欣欣向荣。太阳也慢慢走，慢慢退向狭窄的山峰，转过褐色的岩石，山峰和天空相接的地方留下一条光的缝隙，然后关闭这个缝隙，一天就慢慢过去了。更多的时间过去了，路口的石头慢慢风化，被人们敲碎砌了庄稼地一段墙。庄稼地荒芜了，留下了一些庄稼根须穿透石头缝隙的痕迹。他现在住在那里，心安理得住在那里，和熟悉他的原乡人住在一起。而且，这次，不再离开。
　　有许多路可以离开。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处处有小路。即使没有人开出的路，也有鸟飞出的路，兽走出的路，树木根须指出的路，岩石标记的路。当然，还有时间，也是一条不可回避的路。当年，他坐在半山坡石头上的时候，只想沿着那条下山的路一直向远处走。走进一条街，一座城，也许就有美好的未来、有大片大片新鲜可人的时光。也许每一个人都会靠着某种盲目的兴奋和恐惧，拉扯自己，度过许多未知时光。时光和出山归田的道路一样，蜿蜒曲折，长短交错。道路在大地上画出一幅毫无章法的草图，时光把人的整个生命画成一张草图且从不修改。他看清这些问题实质的时候，就在老屋旁边住下了，不再离开。
　　下山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这一道山坡有什么异常。风吹起的草木甜香让人踌躇满志。黄昏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这里有很多房子，一些人散乱地守在路口，灯光明明灭灭。他不认识他们，他们却仿佛对他早已熟识。一个人说，“跟我走吧，我带你回家。”他明明知道家不在那里，还是慢慢跟那些人走。一些人在他身体里穿来穿去。他听得见自己五脏六腑与那些人碰撞的闷响，以及他们蹚着血液走动发出的嚯嚯声。他感到冷，那些冷并非来自外界，而是从自己身子淌出來，淌到地上，让他举步维艰。他坐下来，不再理会周围的事物。先睡会儿，他想，然后就睡着了。人们举着火把，在路边草丛里找到他的时候，他依然熟睡，发着高烧，牙齿格格格响。他的擅长请神的祖父说，“他魂丢了，好在有办法找回来。”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又沿着山路出去了。
　　现在他住在高处，坐在路口，还可以看到那些偶然一现的房子、一成不变的人群。他知道，那些人和他一样，不会再走了。只不过，那些人在他这一辈子之前就住在那里不走了。他必须完成一辈子，然后停下来，不再出走。一些人总会丢掉命运，在时光里转圈子。有人把这叫做永恒。真是件可笑的事情。当他坐在台子上，对着一群村社干部很庄严地行使乡镇党委书记权力的时候，他以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人握着权力的勺子，在别人命运的大锅里搅来搅去，有时真的会有一种翻炒命运的力量感。问题是，当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能是别人炒出来的一道菜的时候，人往往失去了真实存在的感觉。“人”只是“人”的概念，只是某种智识的虚拟，围绕“人”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他老屋旁边席地而坐，想陪陪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安静地坐在路口石头上望山下。一些人慢慢走过，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似乎想说什么又不知道如何说出来。有人拖出一串鞭炮，红色的一长串，绕着小坝子，铺了几圈。鞭炮炸开，并没有震耳欲聋，而是像絮絮叨叨的诉说。每个小鞭炮都在说一个词语，然后汇成了一大段话。一些人在那些诉说里随着纸灰和尘土的节奏跳来跳去，后来围着他坐过的石头跳来跳去。他的妻子在坝子里慢慢走动，踩着鞭炮碎屑，那些红白灰黑的碎屑就跟着她脚步带起的风沙沙沙移动。他的孩子试图将小坑里的水引出来。这个坝子原本就是稻田，积水并不奇怪。但是墓碑前有积水终究不是件吉利的事情。他们喘着气，水还在那里。他们下山的时候，水坑还在，只是一些水溅到了坝子上。他还坐在石头上，风把他的影子吹得呜呜呜响。“你走吧。”他说
　　我沿着他说的方向慢慢走。两边是布满灰尘的墙壁。熏黑的石灰、蜘蛛网、虫子空壳、灰尘、堵在路中间的暗，让两堵墙显得沉重幽深。我走过去，站在两道光的中间。一边是一段通向食堂的石台阶，一边是他办公室兼宿舍的门。门敞开，光就从十米外正对门的窗子横贯过来，停在过道里。几个孩子在屋子里，有的埋头吃饭，碗和筷子呱呱呱响。有的转来转去，嘴里嘟哝着，脚步踢踢踏踏。他坐在靠窗的木椅子上，望窗外。我走进去，含混不清地说话。他扭过头，对那几个孩子说，“还有饭，给他一碗。”几个孩子望着我，不说话。一个孩子站起来，把铁锅里的饭锵锵锵刮到碗里，递给我。早晨的阳光落到空空的铁锅里，一下子就变得乌亮。我端着碗往外走，又觉得不合适，就找了一双筷子，把饭扒进嘴里，放下碗和筷子，再慢慢走出去。我听见，有人说，“没吃饱呢”，他说，“一顿没吃饱就忍忍，那娃天天挨饿啊。”
　　我穿过一道公路，雨就下来了。在灯光里，雨不是倾盆而下，而是在空中炸开。雨的碎片嘶嘶响，把灯光切成了碎片。我穿过公路，站在镇政府屋檐下。雨水裹住我的身子，把薄薄的衬衫紧紧摁在背脊和肋骨上，把脸上的汗水板结的尘垢狠狠刮下来。八月还有这么大的暴雨，真是怪事。我自言自语。“怎么奇怪？正是下大雨的时候。这几天防洪。”他忽然切进光影里，身上披着透明的塑料雨布。“你还有机会念大学，要晓得努力哦。通知书在桌子上，你看看。学费有点贵哦。这几天才发工资，给你凑点，大头还要找你爹哦。”他扯下雨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叉开腿，把脚放在塑料拖鞋上。“我当然该给你拿钱，你爹都把我喊爷爷啊。”他笑着说话。我脱下衬衫、短裤，拧干，搭在椅子上，水汽就嘶嘶嘶升起。我睡在他身边，蜷成一团。开始感觉到他翻身，后来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亮开。短裤、衬衫干透了。桌子上一个印着学校名字的信封，几张蓝色钞票，墨水瓶压着。我起身，匆匆离开。 　　我举起酒杯，和他的酒杯相碰。杯子叮叮响过，他哈哈哈大笑，一饮而尽。放下空空的杯子，他站起身踉踉跄跄走。我听见他血管裂开的声音。他躺在一張窄窄的病床上，默默看着消过毒的空气。孩子的歌声不经意飘进来，在空气中散开，灰尘一般落在灰白色的病房里。“我要回老家去。”他说。“我要回老家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要回老家去。”他大声说。“我昨晚做梦，都已经回老家去了。”他转过脸，看着我。我举起酒杯，想和他的酒杯碰一下，他却放下杯子，起身走开了。他没走远，他只是站在屋子旁边的阴影里，看我举起酒杯。你走得不远，你得回老家。他走过来，把手放在我头上。“我曾经很努力地让他们吃饱饭，我认为我做到了，但是我这样回去，他们可能认不出我了。”不会的，老家两三百人，几乎每个人都在你家里吃过饭。我语无伦次。他真的就回老家去了。
　　他在尘世存在不足七十年的身子骨回到老屋旁边那块肥沃的稻田里。青草覆盖着他的新家。现在他从屋子里走出来，坐在路口的石头上。“你走吧。”他对我说，“我一直这样呢，人的孤单，原来是从死去才开始的，事实如此，有什么办法呢，我要慢慢习惯才好。”
　　八
　　我的原乡，就是那个叫玛瑙背的小山村。我还在那里的时候，几年时间，玛瑙背先是分成两个生产队，然后分田到户。让人欢欣鼓舞的是，人们不需要听生产队长的声音在大喇叭里催上工了。几个月不见，保管室里的大喇叭就埋在灰尘里，喇叭上曾经鲜亮的红绸子像用了多年的裹脚布。一切就这样变化，你出去以后，无论如何，你熟知甚至曾经属于你的玛瑙背的一切决不会等你回来。
　　我坐在玛瑙背的山坡上的时候，有时会折一根嫩枝条剥掉皮放在嘴里嚼出苦味，有时会找来些长出不久还带着嫩黄的棕榈叶，花一顿饭的时间，编出一只蚂蚱，一只螳螂；有时会做一件比较大的东西，用竹篾、树枝编出一头小猪、小狗。那些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用处，我就把它们顺手挂在树枝上。后来，树长大了，树枝伸长了，那些东西就高高在上，我跳起来都够不着了。有时一棵树倒下了，树干被弄走，只留下一些残枝，而残枝尽头竟然还挂着一只棕榈叶编的螳螂。有时在小溪边被水洗得发白的树枝堆上，有一只竹篾编的狗。棕榈叶和竹篾都枯朽发黑，风一吹就会化掉。然而那些东西没有化掉，它们带着一身油浸浸的旧年时光，与现在的我见面。
　　然而我终究离开了，我相信玛瑙背之外有更美好的世界。走的时候，甚至没有想留下一把老屋的钥匙，没有想再到敖家河扎一次猛子，没有想再扯一把青草，没有想再拿镰刀砍一棵汁液丰满的玉米秆，没有想再抱一下门口那条狗热烘烘的头。我走着走着就和玛瑙背人走散了。我也像玛瑙背无意之中离开的一条狗，慢慢走成了一条野狗，在城市的街巷穿行，因为时时响起的刹车声而心怀恐惧。这是离玛瑙背很远的地方，玛瑙背天晴的时候这里的上空在下雨，玛瑙背鸟鸣遍野的时候这里响起飞机经过的啸叫，玛瑙背炊烟升起的时候这里的小吃店老板坐在肮脏的门面里打盹，玛瑙背人闲扯季节变换的时候这里许多人正襟危坐听不同的台子上的人对着喇叭讲话。
　　我生活在这里，已经不是玛瑙背的人。我只是因为偶然回乡，在玛瑙背留下足迹。我在老屋的檩子上，还找得到当年自己用木炭画出的某个人，但是真的不知道是画的哪个人，就是知道，也不知道那人到哪儿去了。我看见乌黑的墙壁上还有我写的毛笔字、初中时候得到的奖状，但是灰尘更加强大，更加引人注目，将其它引人注目的事物遮盖了。我曾经坐在玛瑙背山坡上，努力读一本历史书。读多了，时间长了，我知道“原乡”其实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因为没有人注定应该生活在某一片特定的大地上，“他”只是注定生活在大地上。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居住在大地空洞里，还自以为居住在大地上方，就像有人住在沧海底部中央，却以为住在大海的上面，通过水看太阳和其它形体，以为大地就是天。”想起《斐多》中苏格拉底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父亲墓碑前。大地安静平稳，早春的雨丝不经意飘荡在空气里。只有死亡才安静但如此奢华，而我内心的波涛还在冲刷活着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