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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视角解读翻译现象的学科，对于译品的长存现象也能够给予合理的解释。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分析了译品长存现象的合理性，论述了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经历选择与适应，能动地产出优质且可以长存的译品。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译品长存 翻译适应选择论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作为发轫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研究范式，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光景，继西方两次主要的翻译研究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后，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它的出现打破了一直由西方译论界带路，“我国译论界随着国际的风向标转动”这一尴尬局面，同时弥补了国内译论界缺乏系统、专题研究的不足。
该理论的发起人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首次将翻译研究置于生态视角的范式之下，把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作为理论切入点，在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背景下，以生态学整体观为方法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生态智慧为依托，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胡庚申教授更是多次定义生态翻译学，称其为：“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审视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自生态翻译学提出至今，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已获得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肯定，国内相关研究更是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但“绝大部分是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性阐释”，从微观操作层面对该理论的翻译方法，即从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转换角度分析文本，从而佐证该理论的普适性，鲜有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探讨译品得以长存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分析译品的长存现象不仅有助于译品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译者的发展，从而形成互动的良性循环。
二、译品长存的生态理性
译品，即翻译作品，它的存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中生命体的存续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通过相似类比，以下两方面的同构性尤为突出：
1.适者生存
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纷繁相似，翻译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环境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根据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能够接受环境选择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得以继续存在、发展；反之，不能适应生态环境或者不能接受环境选择的物种则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淘汰。同样，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通过激烈的竞争与不断的适应，能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者得以“生存”。当然，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存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中的生存是绝对的，而后者提到的生存是相对的。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意味着“被选中”，而这种意义下的生存的对立面，则可能是“未被选中”或者“被取代”，这与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对立面—死亡、灭绝等存在着本质差异。
译者的生存通过译品的生存得以体现，因此，只有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品才能在众多译品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否则就会成为“短命”译品，那些得以长存的译品之所以能被奉为经典之作、久读不衰，就是因为适应了竞争激烈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读者、译评人、其他译者甚至译者本人等构成的主观因素，以及时代背景、地域限制等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经典译品就如同适应了自然生态环境，与在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与淘汰下留存下来的物种一样，体现了适者生存的理念。
2.动态平衡
自然生态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时刻处于动态之中，需要各方因素相互协调才能最终维持生态的平衡，达到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生态环境也是动态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存在众多“活着的”与“变化的”因素。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消费、分解之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而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作为译者的生产品、读者的消费品、译评人的分解品，译品的生命力是维持这一系统动态平衡的关键。
根据生物物种的动态平衡观点，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一物种的进化会影响甚至带动周围物种的进化，这种进化逐步扩散至整个生态系统，进化不断进行，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而达到生物物种的动态平衡。就翻译生态的大环境而言，译品可以反映译者的能力；满足作者的要求；引起阅读者的兴趣；达到译评人的标准。经过信息的反馈与沟通，译者的水平不断得到提升，而译品的层次也逐步提高，在动态的循环过程中，整体环境在平衡中稳步提高。就译品的小环境而言，一个译品的质量上乘，足以带动该原作其他版本译品翻译水准的上升，否则，根据适者生存的原则，质量低下的译品就会逐渐被淘汰。长存译品的生命力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优质译品的形成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翻译过程，无论在修辞措辞和句式结构的选择上，即语言维度，在文化意象的转换与传达方面，即文化维度，还是通过译品与读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情况下，即交际维度，长存的经典译品无一不是凝结了译者心血，经过反复推敲后的佳作。另外，随着时代的转换、社会背景的变化、读者接受水平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长存的译品也会通过译者，进行“自我”更新，以适应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译品会有再版、修订甚至复译现象的出现。
三、译品长存在翻译链中的体现
胡庚申教授在论著中提出翻译链这一概念，“是指翻译产品生产的‘译事前’（pre-translating），即翻译准备，‘译事中’（during translating），即翻译行为，‘译事后’（post-translating）即翻译效果的一系列关联互动的环节”。不同的译者产生不同的译品，而译品的质量高下，能否长存，直接取决于译者在翻译链各环节中“表现”的好与坏。利用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翻译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具体地解释译者是如何发挥自身能动作用，积极参与适应与选择并产生长存译品的。
1.译事前的译者选择性适应
在翻译行为产生之前，译者要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从译者的角度看，这一过程也可理解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结合这两点，译前的翻译准备阶段也就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阶段。译品能否长存的首要决定因素便取决于译者的选择性适应：能够适应原文各要素，如写作背景、作品题材、作者风格等的译者才会被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进而翻译出优质的译品；反之，不能适应原文各要素要求的译者，则不会被选择，即使被选中，译品也很难长存于世。就诗歌翻译而言，熟悉诗歌写作特点、深谙诗歌形式韵律的译者更容易被选中，他的译品更容易在众多翻译作品中留存下来。在诗歌翻译大家中，兼具诗人身份的翻译家比比皆是，例如王佐良、屠岸等，同时具有翻译家身份的诗人不在少数，例如徐志摩、冰心等人，当然也有潜心研究诗歌的翻译大家，比如许渊冲，他们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诗歌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而在众多译者中脱颖而出，译品相应得以长存。 2.译事中的译者适应性选择
当富有相应翻译经验的译者被“选中”之后，译者的翻译行为自此开始，根据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对译文做出选择，而译者做出的选择也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因此这一过程也被称为适应性选择。
译者在翻译当中的选择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的选择。就广义选择而言，译者是选择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就狭义来说，对于具体词句的翻译，如何从语言、文化及交际的角度遣词造句、反复推敲，无处不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译文就在译者不断的选择中产生。能够被广泛接受、阅读并流传下来的优质译品一定是在广义与狭义层面的选择中，宏观把握、字斟句酌的结果。翻译适应选择论并没有将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进行比对，从而得出结论，哪种翻译方法更佳；也没有对“信达雅”、“忠实、通顺”及“化境”等翻译标准加以论断，哪种才是翻译的最佳境界，所有选择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因素权衡利弊的结果，只有不拘泥于某种翻译思想，“择善而从”，才能在平衡之中做出最优选择，造就最佳译品，这样的译品必然能经久不衰。
3.译事后的事后追惩机制
一部译品翻译完成乃至出版发表并不意味着结束，包括读者、出版商、译评者等因素所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会对译者及译者的工作作出评价，如果译品经得住品读、欣赏、推敲，那么自然会以“强者”的姿态“生存”下来，与此相反，如果译品未能经受住翻译生态环境的检验，那么就会遭到“淘汰”，这就是事后追惩机制。例如，近期由冯唐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就未能得到多数读者、译评人等因素的认可，遗憾被迫下架。
事后追惩机制在翻译活动中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有必要的，它不是人为的惩罚或法律上的制裁，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未能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品必然会在环境的选择中，在其他译品的激烈竞争下遭到“淘汰”，译者的能力受到质疑、声誉受到影响，长此以往，译者也会和他的译品一同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如果在翻译各环节中，译者都能做出最佳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那么自然会产生优质译品。
四、结语
译品的长存证实了翻译界里存在“汰弱留强”的普遍规律，一如生态环境中存在“优胜劣汰”，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解读译品长存现象不仅具有生态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即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调动译者的积极性，发挥译者的中心地位，做出合理或最佳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并通过必要的机制，对译者进行约束或者“奖惩”。从译品的角度来看，长存的译品帮助原著冲破地域与时间的限制，优质译品的出现与长存不仅有益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还有助于译者的能力发展，随着译者素养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译品会长存，良性循环就此产生，这对于生态翻译环境中的各因素而言都是幸事。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7）.
[4]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9）.
[5]吴竞.生态翻译学发展评述[J].科技信息，2012（9）.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译品长存 翻译适应选择论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作为发轫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研究范式，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光景，继西方两次主要的翻译研究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后，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它的出现打破了一直由西方译论界带路，“我国译论界随着国际的风向标转动”这一尴尬局面，同时弥补了国内译论界缺乏系统、专题研究的不足。
该理论的发起人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首次将翻译研究置于生态视角的范式之下，把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作为理论切入点，在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背景下，以生态学整体观为方法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生态智慧为依托，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胡庚申教授更是多次定义生态翻译学，称其为：“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审视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自生态翻译学提出至今，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已获得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肯定，国内相关研究更是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但“绝大部分是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性阐释”，从微观操作层面对该理论的翻译方法，即从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转换角度分析文本，从而佐证该理论的普适性，鲜有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探讨译品得以长存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分析译品的长存现象不仅有助于译品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译者的发展，从而形成互动的良性循环。
二、译品长存的生态理性
译品，即翻译作品，它的存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中生命体的存续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通过相似类比，以下两方面的同构性尤为突出：
1.适者生存
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纷繁相似，翻译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环境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根据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能够接受环境选择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得以继续存在、发展；反之，不能适应生态环境或者不能接受环境选择的物种则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淘汰。同样，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通过激烈的竞争与不断的适应，能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者得以“生存”。当然，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存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中的生存是绝对的，而后者提到的生存是相对的。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意味着“被选中”，而这种意义下的生存的对立面，则可能是“未被选中”或者“被取代”，这与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对立面—死亡、灭绝等存在着本质差异。
译者的生存通过译品的生存得以体现，因此，只有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品才能在众多译品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否则就会成为“短命”译品，那些得以长存的译品之所以能被奉为经典之作、久读不衰，就是因为适应了竞争激烈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读者、译评人、其他译者甚至译者本人等构成的主观因素，以及时代背景、地域限制等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经典译品就如同适应了自然生态环境，与在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与淘汰下留存下来的物种一样，体现了适者生存的理念。
2.动态平衡
自然生态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时刻处于动态之中，需要各方因素相互协调才能最终维持生态的平衡，达到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生态环境也是动态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存在众多“活着的”与“变化的”因素。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消费、分解之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而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作为译者的生产品、读者的消费品、译评人的分解品，译品的生命力是维持这一系统动态平衡的关键。
根据生物物种的动态平衡观点，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一物种的进化会影响甚至带动周围物种的进化，这种进化逐步扩散至整个生态系统，进化不断进行，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而达到生物物种的动态平衡。就翻译生态的大环境而言，译品可以反映译者的能力；满足作者的要求；引起阅读者的兴趣；达到译评人的标准。经过信息的反馈与沟通，译者的水平不断得到提升，而译品的层次也逐步提高，在动态的循环过程中，整体环境在平衡中稳步提高。就译品的小环境而言，一个译品的质量上乘，足以带动该原作其他版本译品翻译水准的上升，否则，根据适者生存的原则，质量低下的译品就会逐渐被淘汰。长存译品的生命力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优质译品的形成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翻译过程，无论在修辞措辞和句式结构的选择上，即语言维度，在文化意象的转换与传达方面，即文化维度，还是通过译品与读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情况下，即交际维度，长存的经典译品无一不是凝结了译者心血，经过反复推敲后的佳作。另外，随着时代的转换、社会背景的变化、读者接受水平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长存的译品也会通过译者，进行“自我”更新，以适应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译品会有再版、修订甚至复译现象的出现。
三、译品长存在翻译链中的体现
胡庚申教授在论著中提出翻译链这一概念，“是指翻译产品生产的‘译事前’（pre-translating），即翻译准备，‘译事中’（during translating），即翻译行为，‘译事后’（post-translating）即翻译效果的一系列关联互动的环节”。不同的译者产生不同的译品，而译品的质量高下，能否长存，直接取决于译者在翻译链各环节中“表现”的好与坏。利用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翻译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具体地解释译者是如何发挥自身能动作用，积极参与适应与选择并产生长存译品的。
1.译事前的译者选择性适应
在翻译行为产生之前，译者要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从译者的角度看，这一过程也可理解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结合这两点，译前的翻译准备阶段也就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阶段。译品能否长存的首要决定因素便取决于译者的选择性适应：能够适应原文各要素，如写作背景、作品题材、作者风格等的译者才会被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进而翻译出优质的译品；反之，不能适应原文各要素要求的译者，则不会被选择，即使被选中，译品也很难长存于世。就诗歌翻译而言，熟悉诗歌写作特点、深谙诗歌形式韵律的译者更容易被选中，他的译品更容易在众多翻译作品中留存下来。在诗歌翻译大家中，兼具诗人身份的翻译家比比皆是，例如王佐良、屠岸等，同时具有翻译家身份的诗人不在少数，例如徐志摩、冰心等人，当然也有潜心研究诗歌的翻译大家，比如许渊冲，他们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诗歌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而在众多译者中脱颖而出，译品相应得以长存。 2.译事中的译者适应性选择
当富有相应翻译经验的译者被“选中”之后，译者的翻译行为自此开始，根据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对译文做出选择，而译者做出的选择也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因此这一过程也被称为适应性选择。
译者在翻译当中的选择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的选择。就广义选择而言，译者是选择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就狭义来说，对于具体词句的翻译，如何从语言、文化及交际的角度遣词造句、反复推敲，无处不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译文就在译者不断的选择中产生。能够被广泛接受、阅读并流传下来的优质译品一定是在广义与狭义层面的选择中，宏观把握、字斟句酌的结果。翻译适应选择论并没有将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进行比对，从而得出结论，哪种翻译方法更佳；也没有对“信达雅”、“忠实、通顺”及“化境”等翻译标准加以论断，哪种才是翻译的最佳境界，所有选择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因素权衡利弊的结果，只有不拘泥于某种翻译思想，“择善而从”，才能在平衡之中做出最优选择，造就最佳译品，这样的译品必然能经久不衰。
3.译事后的事后追惩机制
一部译品翻译完成乃至出版发表并不意味着结束，包括读者、出版商、译评者等因素所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会对译者及译者的工作作出评价，如果译品经得住品读、欣赏、推敲，那么自然会以“强者”的姿态“生存”下来，与此相反，如果译品未能经受住翻译生态环境的检验，那么就会遭到“淘汰”，这就是事后追惩机制。例如，近期由冯唐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就未能得到多数读者、译评人等因素的认可，遗憾被迫下架。
事后追惩机制在翻译活动中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有必要的，它不是人为的惩罚或法律上的制裁，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未能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品必然会在环境的选择中，在其他译品的激烈竞争下遭到“淘汰”，译者的能力受到质疑、声誉受到影响，长此以往，译者也会和他的译品一同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如果在翻译各环节中，译者都能做出最佳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那么自然会产生优质译品。
四、结语
译品的长存证实了翻译界里存在“汰弱留强”的普遍规律，一如生态环境中存在“优胜劣汰”，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解读译品长存现象不仅具有生态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即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调动译者的积极性，发挥译者的中心地位，做出合理或最佳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并通过必要的机制，对译者进行约束或者“奖惩”。从译品的角度来看，长存的译品帮助原著冲破地域与时间的限制，优质译品的出现与长存不仅有益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还有助于译者的能力发展，随着译者素养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译品会长存，良性循环就此产生，这对于生态翻译环境中的各因素而言都是幸事。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7）.
[4]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9）.
[5]吴竞.生态翻译学发展评述[J].科技信息，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