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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镉米”再现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公众哗然。镉大米事件不仅导致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大米销路遇阻，由此而引发的粮食重金属污染问题，更让公众对耕地污染给百姓餐桌带来的威胁有了新的担忧。在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耕地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媒体就爆出了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在湖南购买了上万吨的食用大米，而这批大米之后经深圳质监部门检验之后发现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两个月之后，广州市食药监局在其网站公布了2013年第一季度抽检结果，大米及米制品抽检的18批次中只有10批次合格，合格率为55.56%，有8个批次的镉含量超标。经溯源查实，其中6个批次来自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和衡阳市衡东县这两个湘江流域的工业重镇。
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中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早在2006年启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时，便有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曾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环保部文件显示，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发现，有3.6万公顷土地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土壤自净需千年，修复更需数万亿
当前，我国耕地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资料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铅污染和砷污染。中科院陈同斌研究员指出，耕地重金属污染中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约40%。汞、镉、铅、铬、砷五种重金属被称为重金属的“五毒”， 重金属在大气、水体、土壤、生物体中广泛分布，而底泥往往是重金属的储存库和最后的归宿。当环境变化时，底泥中的重金属形态将发生转化并释放造成污染。重金属不能被生物降解，但具有生物累积性，可以直接威胁高等生物包括人类，这些污染严重影响儿童发育，使人致病、致癌，对人有致命的危害。
然而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修复显得更加困难。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苏德纯表示，土壤污染危害严重，与一些有机污染物不同，土壤中的重金属无法降解，与土壤分离难度非常大，修复非常困难。有地质学家指出，土壤一旦被污染，通过自净能力完全复原周期长达千年。如果对这些耕地进行修复，所需资金将达数万亿元。
解决耕地污染需加强责任管理
2011年4月初，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防治规划力求控制5种重金属，并将内蒙古、江苏、浙江、江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14个省区列为重点治理省区。同时，有关部门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绘制我国的土壤“人类污染图”。具体来说，是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深层样品来自1米以下，基本代表未受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学背景；表层样品来自地表25厘米以下，是自然地质背景与人类活动污染的叠加。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得出土壤重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从绘制“人类污染图”到彻底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要走的路还很漫长。频发的污染事件暴露了各地环保意识薄弱，政府监督缺失。一些企业一方面是“排污能手”，另一方面又是当地利税大户，一些企业虽然上了排污设备，但由于运行成本高，排污设备便成了“聋子的耳朵”，这个摆设只有在上级检查时运行应付一下，检查一过继续休息，或者只将少量污水送去处理，大量污水利用挖深井渗漏等方法处理掉。虽然村民对此深恶痛绝，某些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做法心知肚明，但对这些利税大户却难以舍弃，通常做法是“协调”企业给村民补偿，变相让企业排污合法化。
某些政府部门抱着“宁愿毒死也要GDP”、“一切数据为发展，一切行为为政绩”的心态，成为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甚至不惜拿为企业免费提供用地，政府出面征收土地，减少税收等一系列措施来优化招商引资政策，将一些重污染企业请进来。
只有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从思想上重视了解重金属对人类及环境造成的危害，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企业加强管理，并且做好监督管理机制，使措施落到实处，监督管理部门对违法排污企业进行严厉制裁和打击，对违法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一律关停，并依法追究超标排放企业法人代表和具体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依法追究监管部门具体责任人和领导的法律责任，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卓有成效的治理成果，但我们相信只要国土、地质、环境、水利等部门通力合作，以保护环境为出发点，重金属污染问题就能降到最低点。
耕地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媒体就爆出了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在湖南购买了上万吨的食用大米，而这批大米之后经深圳质监部门检验之后发现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两个月之后，广州市食药监局在其网站公布了2013年第一季度抽检结果，大米及米制品抽检的18批次中只有10批次合格，合格率为55.56%，有8个批次的镉含量超标。经溯源查实，其中6个批次来自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和衡阳市衡东县这两个湘江流域的工业重镇。
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中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早在2006年启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时，便有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曾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环保部文件显示，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发现，有3.6万公顷土地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土壤自净需千年，修复更需数万亿
当前，我国耕地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资料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铅污染和砷污染。中科院陈同斌研究员指出，耕地重金属污染中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约40%。汞、镉、铅、铬、砷五种重金属被称为重金属的“五毒”， 重金属在大气、水体、土壤、生物体中广泛分布，而底泥往往是重金属的储存库和最后的归宿。当环境变化时，底泥中的重金属形态将发生转化并释放造成污染。重金属不能被生物降解，但具有生物累积性，可以直接威胁高等生物包括人类，这些污染严重影响儿童发育，使人致病、致癌，对人有致命的危害。
然而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修复显得更加困难。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苏德纯表示，土壤污染危害严重，与一些有机污染物不同，土壤中的重金属无法降解，与土壤分离难度非常大，修复非常困难。有地质学家指出，土壤一旦被污染，通过自净能力完全复原周期长达千年。如果对这些耕地进行修复，所需资金将达数万亿元。
解决耕地污染需加强责任管理
2011年4月初，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防治规划力求控制5种重金属，并将内蒙古、江苏、浙江、江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14个省区列为重点治理省区。同时，有关部门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绘制我国的土壤“人类污染图”。具体来说，是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深层样品来自1米以下，基本代表未受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学背景；表层样品来自地表25厘米以下，是自然地质背景与人类活动污染的叠加。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得出土壤重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从绘制“人类污染图”到彻底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要走的路还很漫长。频发的污染事件暴露了各地环保意识薄弱，政府监督缺失。一些企业一方面是“排污能手”，另一方面又是当地利税大户，一些企业虽然上了排污设备，但由于运行成本高，排污设备便成了“聋子的耳朵”，这个摆设只有在上级检查时运行应付一下，检查一过继续休息，或者只将少量污水送去处理，大量污水利用挖深井渗漏等方法处理掉。虽然村民对此深恶痛绝，某些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做法心知肚明，但对这些利税大户却难以舍弃，通常做法是“协调”企业给村民补偿，变相让企业排污合法化。
某些政府部门抱着“宁愿毒死也要GDP”、“一切数据为发展，一切行为为政绩”的心态，成为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甚至不惜拿为企业免费提供用地，政府出面征收土地，减少税收等一系列措施来优化招商引资政策，将一些重污染企业请进来。
只有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从思想上重视了解重金属对人类及环境造成的危害，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企业加强管理，并且做好监督管理机制，使措施落到实处，监督管理部门对违法排污企业进行严厉制裁和打击，对违法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一律关停，并依法追究超标排放企业法人代表和具体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依法追究监管部门具体责任人和领导的法律责任，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卓有成效的治理成果，但我们相信只要国土、地质、环境、水利等部门通力合作，以保护环境为出发点，重金属污染问题就能降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