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 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任职中宣部是历史的选择
　　 1976年10月12日，“四人帮”被粉碎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剑英元帅向中央进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实际上是他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
　　 1977年3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另一方面，直接抓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拨乱反正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他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部长，自然地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了。
　　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13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12月31日，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三天后，又在钓鱼台17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胡耀邦在中宣部亮相的过程中，介紹了中央对中宣部部长人选考虑的情况;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
　　 在会上，耀邦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在座谈会结束时，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时，耀邦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部长们说，这是一次座谈会，怎么传达都由你们做主。传、不传，怎么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总之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