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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个讨论通胀上升原因的比喻，基本表述是“风筝要飞得高，需将线放长，但风筝飞得高，绝不是因为线放得长”。意思是钱多了会推高通胀，但是通胀高了绝不是钱太多的原因，所以货币政策对通胀控制没有作用。这话从字面上看有偏颇，很容易造成政策和判断误区。如改几个字，“风筝飞得高，需将线放长，但风筝飞得高，不仅因为线放得长”，就比较全面了。
这个比喻背后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应该说遵循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思路。一般而言，通胀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或有总需求推动，或有总供给拉动。如果是总需求过度增长，比如投资消费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自然也会被动增长过快，经济过热推动通胀走高。总需求推动的通胀显然与货币有关，那当然就该动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但是如果通胀是因为石油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等成本大幅增长拉动的，则与货币并无直接关系，所以货币政策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按照这个观点，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是由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输入性成本因素，以及国内劳动力工资上升的总供给拉动而带来的，并非总需求推动的通胀，货币政策，包括提升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通胀控制并没有什么作用。
依笔者看，这个观点的误区在于，首先，中国当下的通胀是多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内的原因，也有输入型的原因，有总供给的拉动，也有总需求的推动。其次，货币因素本身就是总需求因素。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总需求曲线由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三大曲线的均衡水平形成，货币供应量本身就属于总需求范畴。2009年M2平均增长28％，超过9.2％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0.7％的通缩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近20个百分点；2010年M2平均增长19.2％，超出10.3％的经济增长与3.3％的通胀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5.6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的通胀大环境已经存在。其三，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并非因为经济过热的被动增长。2010年10.3％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并没有过热，但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主动”发行货币和大规模增加银行信贷，造成既定的流动性过剩的状态，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似乎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总需求增长过快“被动”发行，但却不能认为不是总需求推动的被动的货币过度发行，就不会推动通胀。特别是在经济摆脱危机阴影，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以后，货币供应量仍存在被动或主动过度增长，那就可能成为推动通胀的直接因素。
可见，中国通胀的形成因素不是非白即黑那么简单。因此，控制通胀就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而需要有政策组合。这就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强调通胀控制是今年第一要务的同时，提出的一揽子的政策组合包括了五个方面，即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控制通胀货币基础；国十条保证粮食生产和供给，降低粮食可能减产粮价会上涨的预期；用经济和法律的方式管理市场的正常秩序，防止过度投机炒作；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与通胀水平挂钩，增强社会平均承受通胀的能力；把由多方面复杂因素推动的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之内。
至于上述观点谈及美国货币发行过多并没有造成通胀的判断，更要谨慎。再多的货币发行也绝对不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导致通胀。因为经济衰退时期货币需求很低，严重衰退甚至会出现零利率也没有信贷需求的“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供应量增加再多，没有强劲的货币需求增长，不可能在货币均衡水平上推动总需求增长，进而推动通胀水平上升。只有在扩张的财政政策拉动了总需求上升，带动货币需求增长上升，货币供应量增长与货币需求增长平衡，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恢复增长并达到均衡增长水平以后继续推动货币发行过快增长，就会直接推动通胀了。实证研究显示，货币过度发行滞后通胀上升大约2至3年。因为货币大量发行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的年份，恢复增长通常需要2至3年时间，这应该是美国大规模发行货币至今国内通胀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不过，美国货币发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停留在银行体系对通胀甚至更危险。停留在银行体系的钱推高资产价格。世人都看到了，美国实体经济增长疲软，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资本市场则已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对全球特别是新型市场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印度，泰国，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已通过加息在应对高通胀。笔者担心的是，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胀像上述观点表述的那样，并不是通过实体经济和总需求增长推动的通胀，而是单一因素或者主要因素是输入性成本拉动的，加息的货币政策无法有效控制，那全球将面对新一轮的危机！
这个比喻背后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应该说遵循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思路。一般而言，通胀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或有总需求推动，或有总供给拉动。如果是总需求过度增长，比如投资消费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自然也会被动增长过快，经济过热推动通胀走高。总需求推动的通胀显然与货币有关，那当然就该动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但是如果通胀是因为石油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等成本大幅增长拉动的，则与货币并无直接关系，所以货币政策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按照这个观点，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是由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输入性成本因素，以及国内劳动力工资上升的总供给拉动而带来的，并非总需求推动的通胀，货币政策，包括提升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通胀控制并没有什么作用。
依笔者看，这个观点的误区在于，首先，中国当下的通胀是多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内的原因，也有输入型的原因，有总供给的拉动，也有总需求的推动。其次，货币因素本身就是总需求因素。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总需求曲线由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三大曲线的均衡水平形成，货币供应量本身就属于总需求范畴。2009年M2平均增长28％，超过9.2％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0.7％的通缩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近20个百分点；2010年M2平均增长19.2％，超出10.3％的经济增长与3.3％的通胀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5.6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的通胀大环境已经存在。其三，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并非因为经济过热的被动增长。2010年10.3％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并没有过热，但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主动”发行货币和大规模增加银行信贷，造成既定的流动性过剩的状态，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似乎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总需求增长过快“被动”发行，但却不能认为不是总需求推动的被动的货币过度发行，就不会推动通胀。特别是在经济摆脱危机阴影，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以后，货币供应量仍存在被动或主动过度增长，那就可能成为推动通胀的直接因素。
可见，中国通胀的形成因素不是非白即黑那么简单。因此，控制通胀就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而需要有政策组合。这就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强调通胀控制是今年第一要务的同时，提出的一揽子的政策组合包括了五个方面，即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控制通胀货币基础；国十条保证粮食生产和供给，降低粮食可能减产粮价会上涨的预期；用经济和法律的方式管理市场的正常秩序，防止过度投机炒作；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与通胀水平挂钩，增强社会平均承受通胀的能力；把由多方面复杂因素推动的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之内。
至于上述观点谈及美国货币发行过多并没有造成通胀的判断，更要谨慎。再多的货币发行也绝对不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导致通胀。因为经济衰退时期货币需求很低，严重衰退甚至会出现零利率也没有信贷需求的“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供应量增加再多，没有强劲的货币需求增长，不可能在货币均衡水平上推动总需求增长，进而推动通胀水平上升。只有在扩张的财政政策拉动了总需求上升，带动货币需求增长上升，货币供应量增长与货币需求增长平衡，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恢复增长并达到均衡增长水平以后继续推动货币发行过快增长，就会直接推动通胀了。实证研究显示，货币过度发行滞后通胀上升大约2至3年。因为货币大量发行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的年份，恢复增长通常需要2至3年时间，这应该是美国大规模发行货币至今国内通胀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不过，美国货币发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停留在银行体系对通胀甚至更危险。停留在银行体系的钱推高资产价格。世人都看到了，美国实体经济增长疲软，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资本市场则已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对全球特别是新型市场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印度，泰国，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已通过加息在应对高通胀。笔者担心的是，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胀像上述观点表述的那样，并不是通过实体经济和总需求增长推动的通胀，而是单一因素或者主要因素是输入性成本拉动的，加息的货币政策无法有效控制，那全球将面对新一轮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