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邮箱去年作为招聘邮箱公开过一次，今年已经不再负责，但偶尔也还有善于“考古”的同学，发来求职的邮件。前几天有一封求职信颇为“特别”—在简历后附上了几首诗。
　　如今写诗的人很少，中文系的学生也没有几个会写诗、爱写诗。不过，写诗的人少，并不能代表还在写诗的人，写出来的就一定是好诗。坐在书房里，忽然很需要自我表达，写几句话而自娱自乐，也是一件有趣的消遣；但既无深切的生命体验，又无广厚的情志抱负，动辄以“詩”示人，反而会对展示背后的真正目的造成负面影响。
　　旧体诗的好与不好，相对新诗而言，较容易判断。比如山东军阀张宗昌“盛传一时”的代表作“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读完不笑的人应该不多。
　　20世纪初的旧体诗“样板”是这样的：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瞻鸟不尽林宗恨，赋鹏知伤贾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旧体诗有几条“硬”标准：格律、用典、措辞。前诗不讲平仄，又无典故，措辞草野，就是个“顺口溜”；后诗的模范性就在于格律严谨，对仗工整，首联以景写史、颔联寄托身世、颈联两个用典均含“邦国殄瘁”之忧、尾联以死明志，全诗更在溯古及今之外，传递出了感时忧国、舍身成仁的高洁情怀。
　　随着科举制的取消，白话文运动的开展，20世纪以来，除“南社”诸人之外，其他骚人墨客都开始写新诗。新诗对创作者的“束缚”更少，似乎没有什么“节奏”可讲，看起来也像是散文频繁分了行，因此“门槛”也更低。十几年前“梨花体”红极一时，正是拜计算机的“回车键”所赐。

“穷而后工”，不仅仅是诗歌写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字工作者值得深思的关键。

　　新诗兴起的时间不长，但一样有好诗。其中翘楚当为穆旦。在40年代的抗战时代，穆旦诗歌里也从来没有歌颂简单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也很少展示单纯的乐观，他将苦难上升为“生命与战争”的形而上思索，探寻“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的真相。
　　七十年代，穆旦在生命晚期既表达了对命运有所期望的智慧者所必须承担的苦难和责任，也承认历史“亘古荒漠”的难以言说，“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今年陈年喜的诗集《炸裂志》出版，令人眼前一亮。作为矿工，陈年喜和九十年代末以来的“打工诗人”一样，用诗歌抒发艰难日常下的心境。如“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其在城市化夹缝中以血汗辗转求生存的苦痛，揭开了光鲜现代化之下的淋漓伤疤。
　　这些令人心领神会的诗歌，都是从生命体验里得来的。《杂诗》写于晚清的刑部大狱，作者被判终身监禁，戴枷锁、上脚镣服刑。穆旦于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眼看着同志在身边倒毙，最长一次八天找不到吃的；1958年起作为“历史反革命”长期“监督劳动”。陈年喜做矿工十六年，右耳永久性失聪，还患有尘肺病和风湿病，目睹工友、亲人在爆炸下化成“一团血雾”。
　　不是说有了深厚的生命经验，就一定有好诗。但没有深厚的生命经验，则一定没有好诗。“穷而后工”，不仅仅是诗歌写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字工作者值得深思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