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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大唐帝国时代，是中华民族洋溢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西域，这种英雄、浪漫主义表现得更为昂扬、豪迈。
继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东汉班超又以“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豪情远志，书写了丹青史册一页“投笔从戎”的千古佳话。
延及唐代，陈羽的《从军行》“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一首首万古传唱的雄浑边塞诗，让我们感知着曾经发生在西域这片神奇大地上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当然，豪言是可贵的，史诗是美好的，而维系战争之后边疆的和平稳定大局，则必备一定的基础。
应该看到，无论是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的国防奇策，武则天撤销与恢复“安西四镇”的当朝廷议，还是大清晚期重臣李鸿章、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回眸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中国历代决策者对西域是重视有加的，并形成相对一致的国家战略构思：中华陆域国防重心，莫过于西北边疆。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但凡统一强大的中原王朝，无不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对西域多有作为。
西域的稳定，首先依赖于一定的经济保障。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初设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渠犁）、伊循城（楼兰）和车师前部交河城驻军镇守、屯田戍防肇始，历代王朝均以在西域实施“屯垦戍边”为国防要务。
唐代，据《资治通鉴》223卷载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有唐一代，在西域的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天山共设56屯，计2800顷耕地。
清朝前期，在西域的屯丁多达12.67万人，不仅有军屯、民屯、商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旗屯、回屯，24个垦区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开垦耕地20.13万公顷。
屯垦戍边之策，使得汉代的“天马来兮从西极”、唐代的“角声一动胡天晓”、清代的“二万舆图指掌通”，从浪漫主义的英雄放歌，化作绥靖烽燧的和平年代。
而更值得当今中国借鉴的，是历代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谋略之策。
汉代，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开疆拓土的初创期。
其时，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环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两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在西域中心之乌垒城（今轮台东）设军政合一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在此之外，还先后设立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扼西域南道交通咽喉）、戊己校尉府(治所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后移今高昌故城，扼西域北道交通咽喉)。此三处军政合一机构，形成控制西域腹地的三足鼎立之势。而在敦煌设校尉统兵，则为西域稳定奠定了后援支撑。
自汉代肇始，历朝治理西域渐成惯例，其鼎盛之时，多以西域中部焉耆、龟兹（今库车）为重心，而且呈南北分治之格局。以唐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为例，其于南疆龟兹（今库车）设安西大都护府，于庭州（今吉木萨尔）设北庭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南北。天山以南，安西统御；天山以北，北庭掌控，下辖众多羁縻府州。势力较弱之势，则退守西域门户，以其东部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等地为重心，待中原王朝重整山河，回归强大，再施收复西域之长策。
从中世纪和近代国际环境看，有一次重大的战役和一次剧变的局势，酿成了历史上的西域地缘政治的格局更改，从而形成今日新疆的政治和地理版图。基于这两次重大变革，对新疆的治理和稳定，中央政府也须审时度势，实施新的战略、战术之策。
首先看中世纪之西域。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建立。当太宗、高宗、武周强盛之时，在西域设置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疆域；在西域东部实施与内地等同的州县管理体制，对西域全境的统御大体实现了攻守之势平衡。
不过，大唐帝国西域的重心，其时还是在天山以南，即环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的南路和中路，由安西大都护府居中统辖，下设安西四军镇——疏勒、龟兹、于阗、碎叶。其中，碎叶军镇居于最西端，远在今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成为大唐帝国跨越葱岭西通中亚的前哨堡垒。
形势的逆转发生在750年。是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安西四镇及西域各羁縻府州6万联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战于怛罗斯（今塔拉斯河流域），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
从此，大唐帝国在西进战略上已处于守势，至8世纪末，葱岭以西中亚河中地区已被大食占据。下迄今日，古之西域、今之新疆的南疆区域，基本限制于帕米尔高原以东环塔里木盆地的范围之内。
再看近代建省前之西域。
公元15世纪前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安塔托利亚高原，并攻陷东罗马帝国都城拜占庭，由西域昆仑山北道、天山南道两条连接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被迫中断，而另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即西出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进入伊犁河谷、金山阿勒泰，经中亚腹地抵达欧洲东中西部的丝绸之路北道，肩负起了连通“欧亚大陆桥”的新使命。从地理概念上看，西域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北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中原宋、明两大王朝军事实力的孱弱不济、无力争锋，草原民族开始主导中国北部、西部辽阔陆域。西辽、蒙元相继称雄金山之麓、伊犁河谷，继而角逐东疆、南疆，西域地方政治之决定力、影响力的重心，亦转入北疆。
所以，当清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时，基于历史沿革形势，在伊犁河谷之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府，统辖西域全境。
这种以北疆伊犁统御西域全境的改弦易辙之策，其合理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得到印证——面对侵占南疆、东疆和北疆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的阿古柏匪徒，晚清国之栋梁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卓识远见——论地理形势，新疆之北疆可以控制南疆，而南疆却控制不了北疆，并制定“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决策，从而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继之，通过中俄谈判，使被沙俄占据的伊犁也重归祖国怀抱。
但是，此时的清王朝，已非康乾盛世之时的大清帝国了。此前，在沙俄武装东进的步步紧逼下，1864年，清廷被迫与沙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和1870年又订立《中俄科布多界志》、《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及《塔尔巴哈台界约》3个边界子约，使俄国吞并了伊犁河谷以西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样，在中华西部边疆，曾经以铁蹄铮铮纵横驰驱、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清帝国已完全处于守势，伊犁将军府所在的惠远城因处在了抵御沙俄的前沿边境，而将掌控西域全境的重心让位于乌鲁木齐。1884年新疆建省，定首府于乌鲁木齐，即是对这一改变了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确认。
至此，古之中华西域的新疆地理版图与政治格局大体确立，延续至今。
在西域，这种英雄、浪漫主义表现得更为昂扬、豪迈。
继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东汉班超又以“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豪情远志，书写了丹青史册一页“投笔从戎”的千古佳话。
延及唐代，陈羽的《从军行》“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一首首万古传唱的雄浑边塞诗，让我们感知着曾经发生在西域这片神奇大地上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当然，豪言是可贵的，史诗是美好的，而维系战争之后边疆的和平稳定大局，则必备一定的基础。
应该看到，无论是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的国防奇策，武则天撤销与恢复“安西四镇”的当朝廷议，还是大清晚期重臣李鸿章、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回眸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中国历代决策者对西域是重视有加的，并形成相对一致的国家战略构思：中华陆域国防重心，莫过于西北边疆。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但凡统一强大的中原王朝，无不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对西域多有作为。
西域的稳定，首先依赖于一定的经济保障。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初设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渠犁）、伊循城（楼兰）和车师前部交河城驻军镇守、屯田戍防肇始，历代王朝均以在西域实施“屯垦戍边”为国防要务。
唐代，据《资治通鉴》223卷载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有唐一代，在西域的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天山共设56屯，计2800顷耕地。
清朝前期，在西域的屯丁多达12.67万人，不仅有军屯、民屯、商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旗屯、回屯，24个垦区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开垦耕地20.13万公顷。
屯垦戍边之策，使得汉代的“天马来兮从西极”、唐代的“角声一动胡天晓”、清代的“二万舆图指掌通”，从浪漫主义的英雄放歌，化作绥靖烽燧的和平年代。
而更值得当今中国借鉴的，是历代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谋略之策。
汉代，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开疆拓土的初创期。
其时，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环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两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在西域中心之乌垒城（今轮台东）设军政合一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在此之外，还先后设立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扼西域南道交通咽喉）、戊己校尉府(治所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后移今高昌故城，扼西域北道交通咽喉)。此三处军政合一机构，形成控制西域腹地的三足鼎立之势。而在敦煌设校尉统兵，则为西域稳定奠定了后援支撑。
自汉代肇始，历朝治理西域渐成惯例，其鼎盛之时，多以西域中部焉耆、龟兹（今库车）为重心，而且呈南北分治之格局。以唐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为例，其于南疆龟兹（今库车）设安西大都护府，于庭州（今吉木萨尔）设北庭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南北。天山以南，安西统御；天山以北，北庭掌控，下辖众多羁縻府州。势力较弱之势，则退守西域门户，以其东部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等地为重心，待中原王朝重整山河，回归强大，再施收复西域之长策。
从中世纪和近代国际环境看，有一次重大的战役和一次剧变的局势，酿成了历史上的西域地缘政治的格局更改，从而形成今日新疆的政治和地理版图。基于这两次重大变革，对新疆的治理和稳定，中央政府也须审时度势，实施新的战略、战术之策。
首先看中世纪之西域。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建立。当太宗、高宗、武周强盛之时，在西域设置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疆域；在西域东部实施与内地等同的州县管理体制，对西域全境的统御大体实现了攻守之势平衡。
不过，大唐帝国西域的重心，其时还是在天山以南，即环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的南路和中路，由安西大都护府居中统辖，下设安西四军镇——疏勒、龟兹、于阗、碎叶。其中，碎叶军镇居于最西端，远在今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成为大唐帝国跨越葱岭西通中亚的前哨堡垒。
形势的逆转发生在750年。是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安西四镇及西域各羁縻府州6万联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战于怛罗斯（今塔拉斯河流域），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
从此，大唐帝国在西进战略上已处于守势，至8世纪末，葱岭以西中亚河中地区已被大食占据。下迄今日，古之西域、今之新疆的南疆区域，基本限制于帕米尔高原以东环塔里木盆地的范围之内。
再看近代建省前之西域。
公元15世纪前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安塔托利亚高原，并攻陷东罗马帝国都城拜占庭，由西域昆仑山北道、天山南道两条连接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被迫中断，而另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即西出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进入伊犁河谷、金山阿勒泰，经中亚腹地抵达欧洲东中西部的丝绸之路北道，肩负起了连通“欧亚大陆桥”的新使命。从地理概念上看，西域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北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中原宋、明两大王朝军事实力的孱弱不济、无力争锋，草原民族开始主导中国北部、西部辽阔陆域。西辽、蒙元相继称雄金山之麓、伊犁河谷，继而角逐东疆、南疆，西域地方政治之决定力、影响力的重心，亦转入北疆。
所以，当清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时，基于历史沿革形势，在伊犁河谷之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府，统辖西域全境。
这种以北疆伊犁统御西域全境的改弦易辙之策，其合理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得到印证——面对侵占南疆、东疆和北疆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的阿古柏匪徒，晚清国之栋梁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卓识远见——论地理形势，新疆之北疆可以控制南疆，而南疆却控制不了北疆，并制定“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决策，从而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继之，通过中俄谈判，使被沙俄占据的伊犁也重归祖国怀抱。
但是，此时的清王朝，已非康乾盛世之时的大清帝国了。此前，在沙俄武装东进的步步紧逼下，1864年，清廷被迫与沙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和1870年又订立《中俄科布多界志》、《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及《塔尔巴哈台界约》3个边界子约，使俄国吞并了伊犁河谷以西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样，在中华西部边疆，曾经以铁蹄铮铮纵横驰驱、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清帝国已完全处于守势，伊犁将军府所在的惠远城因处在了抵御沙俄的前沿边境，而将掌控西域全境的重心让位于乌鲁木齐。1884年新疆建省，定首府于乌鲁木齐，即是对这一改变了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确认。
至此，古之中华西域的新疆地理版图与政治格局大体确立，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