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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锷将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与“国势”八个方面，并从社会、军队两个层面以及精神、器物与制度三个维度提出其尚武思想的基本主张，即“军国民主义”与“平衡军备”，而其尚武思想的归结点在于“重塑国魂”。
【关键词】蔡锷 尚武思想 军国民主义 军备平衡
蔡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心系国家，积极探索救国图强、振兴中华的道路，不仅成功领导了辛亥云南起义，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为创建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不忘反思民族文化精神之弊，主张以尚武精神改造国民性、建设新军、实现民族复兴，为思想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其尚武思想依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蔡锷对中国尚武精神缺失的深度思索
反思其弊，是蔡锷尚武思想产生的第一步。在其《军国民篇》中，蔡锷将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与“国势”八个方面，其主要观点可作如下概括：
从教育、传统文化、文学、音乐等精神层面反思尚武精神。蔡锷认为教育乃立国之本，而中国的传统教育贻害无穷。仁义礼智、三纲五常、繁文缛节、靡靡词章的僵化教育把充满英气的青年塑造成了“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八十老翁”，他痛心地指出，中国的教育只不过是摧残青年之才力，最终造就一个合格的奴隶而已，以这样一种“腐坏不堪”的奴隶是根本无法与崇尚勇悍不羁精神的异国交战的。蔡锷还从传统文化入手，指出中国学派可析之为两大宗派，即孔派与老派，并指出“孔派含尚武之精神，老派含贱武之精神”①，但孔派之精神在传承过程中却受到刘、孔、韩、周、朱、程之流的篡改，以至于老派贱武势力泛滥天下，流毒万代。因此，蔡锷发出了“推翻伪孔而使真孔重睹天日”的呼喊，以拯救国民颓败的精神。文学音乐可于不知不觉中蕴育奋发精神，而在这一方面亦不如人。传统文学作品多才子佳人，非狐则妖，非鬼则神，缺乏生气；即便是军旅之作，亦多描写从军之苦战争之惨，而诸如“不破楼兰终不还”之雄武之作则如凤毛麟角；音乐也多郑声，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因而造成了文化风气的萎靡颓废，渐使“国民之气馁且溃矣”。
从国民体魄、武器装备等物质层面反思尚武精神。蔡锷通过对世界各国盛衰强弱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强健的体魄是尚武精神的本源，只有拥有“坚壮不拔”的体魄，才能产生不折不挠的精神和鬼神莫测的智略，从而负重致远、开拓世界。而反观四万万国人，“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除却妇女、嗜食鸦片者、老者、少者、“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堪”者，真正能够称得上完全无缺之人的，也就只有十分之一，而“此十分之一”者，也“难保其人人孔物可恃”。在他看来，以这样的军队与西方对峙，即便是欧美弃弹而战、空手搏斗，也难以抵挡，将“悉为所格杀”，更不用以刀枪之术抵抗欧美之枪炮了。同时，蔡锷痛感中国武器装备之落后，主张要发展尚武精神则必须从武器的革新开始。
从习俗、国势等社会层面反思尚武精神。首先，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无尚武之风。蔡锷指出，中国自古就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民谚，国人不以从军为荣，反以为耻，军人被视为“贱丈夫”，参军入伍者皆为社会闲散、品质低劣，无有出路之人，社会贱视军人，有志之士也不屑从军，如此而来，军队战斗力何来！其次，和平是尚武精神的锈蚀剂。尚武与国势密切相关，长久以来大一统的局面逐渐泯杀了国人的尚武精神。所谓天下一家，则安逸而绝争竞；当四分五裂之局，则人人有自危之念，濒危处境与忧患意识是尚武精神产生的内在动力，而中国自秦近两千年来，虽说边境时有骚扰，但其所谓敌国外患，并未能撼动泱泱大国根基。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的忧患心与竞争心随之逐渐泯灭。
蔡锷尚武思想的基本内涵
痛斥其弊之后，蔡锷从社会、军队两个层面以及精神、器物与制度三个维度提出其尚武思想的基本主张，即“军国民主义”与“平衡军备”。
“军国民主义”论。面对民族精神的日渐衰靡，蔡锷极力推崇“军国民主义”。蔡锷指出，军人的智识、精神、本领不应仅仅限于从戎者，而应拓展至全体国民，在全社会实行“军国民主义”教育不仅是培养民族尚武精神的关键，更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尚武之风。首先，应提高军人社会地位，重塑军人的社会形象。蔡锷颠覆传统，对军人多溢美之辞，认为军人能够弃绝一己私利，一心为公，甘于吃苦、远离享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仁”的最高典范。因此重新定位軍人的职业价值，给予军人崇高的社会地位及丰厚的物质回报，彻底改变军人在国民心目中“匹夫”、“兵痞”的形象，是养成社会尚武之风的关键。他同时指出，要改变军人在社会上的形象，则必须从军人自身做起，培养他们的道德精神和职业心理，使其成为国民的表率，国防力量的中坚，民族精神的象征。其次，蔡锷提出应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与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精神坚强与体魄坚强之国民。蔡锷以斯巴达为例，强调强健国民体魄，锻造勇武精神，实行军事化教育训练对于一个民族尚武之风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时，应注重培养国民“道德力”，即造就“军国民之人格”。第三，主张通过实行义务兵役制锻造尚武精神。蔡锷认为，要唤起中华民族的尚武观念，首当唤醒国人的国家意识，实行人人皆兵的义务兵役制是最好的制度保证。
“军备平衡”论。军备者，国家军事安全之物质与精神之准备。蔡锷提出应同时加强兵力、武器以及军人道德精神的培养，二者并重才是“尚武”之要义。武器是战斗力的硬性要素，德国战胜法国、美国战胜西班牙、八旗兵战胜汉兵，以及中日之役海、陆二战胜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武器良窳”；军人道德的培养能够让武器发挥威力，是一国军力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同时蔡锷指出，二者相生相倚，不可偏废，无尚武之精神，则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则会导致尚武精神摧抑消磨，难以振奋。在武器与精神二者当中，他更强调精神，“进步者，物质，所以进步者，非物质而精神也”，② “器之不良，非器之过也，非财之绌也，人谋职不臧也。精神不进步，而求其效果与物质，不可得也，虽得之必失之”。③对此，他提出锻造军人精神之主张。首先，军人要有求战意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④蔡锷举日本为例，日本民族之所以强大，乃在于其强烈的树敌意识。日本在明治期间，兵员尚不满万，而处心积虑与中国为敌，二十年而后济；甲午之后，兵不满万，而卧薪尝胆，与俄罗斯为敌，十年而后济。其次，军人应具备良好的军事道德。带兵之人应具备“良心”、“血性”，特别应具备“诚实”、“勇毅”的品质。蔡锷认为，军队能否有战斗力，全在于是否能达成“万众一心，同胞无间”，而维系这一关系则在于“诚”字。蔡锷还指出，军人应以“勇”为质，“勇”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是孟子所谓“小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孟子所谓“大勇”，真正的军人不能只有“匹夫之勇”，应具备“勇毅”的品质，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不必计较，才是军人之根本。
蔡锷尚武思想的归结点：陶铸“国魂”以兴中华
蔡锷在其《军国民篇》篇末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蔡锷指出，国魂乃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一个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有“国魂”作为民族精神的脊梁。如何陶铸国魂？他提出，国魂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然而国魂的铸就非一日之寒，其得之亦艰，而失之也匪易。在他看来，日本的武士道是日本之国魂；德国的国魂，从其《祖国歌》中可以读出；美国则有孟鲁主义；俄国有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等等。然而对于中华民族的“国魂”，蔡锷声称寻遍汉族四千年历史却寻找不出，但不否认“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其实，蔡锷详细描述但未明确指出的中国的所谓的“国魂”，就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迸发出的绝不做亡国奴、保持民族气节、拯救破碎河山的爱国尚武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军国民主义改造文弱不堪的国民性，激发民族活力与斗志，同时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加强军事准备来加以塑造。
蔡锷的尚武思想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一个有志之士在民族危亡时刻所迸发出的强烈危机意识与责任意识，体现出一个炎黄赤子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尽管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救陷入空前危机的中华民族，其痛贬民族文化与历史积弊也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强调尚武精神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外侮，以及军人应时刻保持警醒，增强忧患意识和备战观念，从精神与武器两方面做好战争准备的军事思想，对军人道德精神的至高要求等一系列思想仍具有重要价值。鉴于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局势的复杂变化，适时提出蔡锷的这一思想显得极富时代意义。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政治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②③④曾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页，第1287页，第1297页，第1274页。
【关键词】蔡锷 尚武思想 军国民主义 军备平衡
蔡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心系国家，积极探索救国图强、振兴中华的道路，不仅成功领导了辛亥云南起义，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为创建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不忘反思民族文化精神之弊，主张以尚武精神改造国民性、建设新军、实现民族复兴，为思想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其尚武思想依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蔡锷对中国尚武精神缺失的深度思索
反思其弊，是蔡锷尚武思想产生的第一步。在其《军国民篇》中，蔡锷将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与“国势”八个方面，其主要观点可作如下概括：
从教育、传统文化、文学、音乐等精神层面反思尚武精神。蔡锷认为教育乃立国之本，而中国的传统教育贻害无穷。仁义礼智、三纲五常、繁文缛节、靡靡词章的僵化教育把充满英气的青年塑造成了“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八十老翁”，他痛心地指出，中国的教育只不过是摧残青年之才力，最终造就一个合格的奴隶而已，以这样一种“腐坏不堪”的奴隶是根本无法与崇尚勇悍不羁精神的异国交战的。蔡锷还从传统文化入手，指出中国学派可析之为两大宗派，即孔派与老派，并指出“孔派含尚武之精神，老派含贱武之精神”①，但孔派之精神在传承过程中却受到刘、孔、韩、周、朱、程之流的篡改，以至于老派贱武势力泛滥天下，流毒万代。因此，蔡锷发出了“推翻伪孔而使真孔重睹天日”的呼喊，以拯救国民颓败的精神。文学音乐可于不知不觉中蕴育奋发精神，而在这一方面亦不如人。传统文学作品多才子佳人，非狐则妖，非鬼则神，缺乏生气；即便是军旅之作，亦多描写从军之苦战争之惨，而诸如“不破楼兰终不还”之雄武之作则如凤毛麟角；音乐也多郑声，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因而造成了文化风气的萎靡颓废，渐使“国民之气馁且溃矣”。
从国民体魄、武器装备等物质层面反思尚武精神。蔡锷通过对世界各国盛衰强弱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强健的体魄是尚武精神的本源，只有拥有“坚壮不拔”的体魄，才能产生不折不挠的精神和鬼神莫测的智略，从而负重致远、开拓世界。而反观四万万国人，“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除却妇女、嗜食鸦片者、老者、少者、“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堪”者，真正能够称得上完全无缺之人的，也就只有十分之一，而“此十分之一”者，也“难保其人人孔物可恃”。在他看来，以这样的军队与西方对峙，即便是欧美弃弹而战、空手搏斗，也难以抵挡，将“悉为所格杀”，更不用以刀枪之术抵抗欧美之枪炮了。同时，蔡锷痛感中国武器装备之落后，主张要发展尚武精神则必须从武器的革新开始。
从习俗、国势等社会层面反思尚武精神。首先，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无尚武之风。蔡锷指出，中国自古就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民谚，国人不以从军为荣，反以为耻，军人被视为“贱丈夫”，参军入伍者皆为社会闲散、品质低劣，无有出路之人，社会贱视军人，有志之士也不屑从军，如此而来，军队战斗力何来！其次，和平是尚武精神的锈蚀剂。尚武与国势密切相关，长久以来大一统的局面逐渐泯杀了国人的尚武精神。所谓天下一家，则安逸而绝争竞；当四分五裂之局，则人人有自危之念，濒危处境与忧患意识是尚武精神产生的内在动力，而中国自秦近两千年来，虽说边境时有骚扰，但其所谓敌国外患，并未能撼动泱泱大国根基。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的忧患心与竞争心随之逐渐泯灭。
蔡锷尚武思想的基本内涵
痛斥其弊之后，蔡锷从社会、军队两个层面以及精神、器物与制度三个维度提出其尚武思想的基本主张，即“军国民主义”与“平衡军备”。
“军国民主义”论。面对民族精神的日渐衰靡，蔡锷极力推崇“军国民主义”。蔡锷指出，军人的智识、精神、本领不应仅仅限于从戎者，而应拓展至全体国民，在全社会实行“军国民主义”教育不仅是培养民族尚武精神的关键，更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尚武之风。首先，应提高军人社会地位，重塑军人的社会形象。蔡锷颠覆传统，对军人多溢美之辞，认为军人能够弃绝一己私利，一心为公，甘于吃苦、远离享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仁”的最高典范。因此重新定位軍人的职业价值，给予军人崇高的社会地位及丰厚的物质回报，彻底改变军人在国民心目中“匹夫”、“兵痞”的形象，是养成社会尚武之风的关键。他同时指出，要改变军人在社会上的形象，则必须从军人自身做起，培养他们的道德精神和职业心理，使其成为国民的表率，国防力量的中坚，民族精神的象征。其次，蔡锷提出应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与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精神坚强与体魄坚强之国民。蔡锷以斯巴达为例，强调强健国民体魄，锻造勇武精神，实行军事化教育训练对于一个民族尚武之风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时，应注重培养国民“道德力”，即造就“军国民之人格”。第三，主张通过实行义务兵役制锻造尚武精神。蔡锷认为，要唤起中华民族的尚武观念，首当唤醒国人的国家意识，实行人人皆兵的义务兵役制是最好的制度保证。
“军备平衡”论。军备者，国家军事安全之物质与精神之准备。蔡锷提出应同时加强兵力、武器以及军人道德精神的培养，二者并重才是“尚武”之要义。武器是战斗力的硬性要素，德国战胜法国、美国战胜西班牙、八旗兵战胜汉兵，以及中日之役海、陆二战胜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武器良窳”；军人道德的培养能够让武器发挥威力，是一国军力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同时蔡锷指出，二者相生相倚，不可偏废，无尚武之精神，则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则会导致尚武精神摧抑消磨，难以振奋。在武器与精神二者当中，他更强调精神，“进步者，物质，所以进步者，非物质而精神也”，② “器之不良，非器之过也，非财之绌也，人谋职不臧也。精神不进步，而求其效果与物质，不可得也，虽得之必失之”。③对此，他提出锻造军人精神之主张。首先，军人要有求战意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④蔡锷举日本为例，日本民族之所以强大，乃在于其强烈的树敌意识。日本在明治期间，兵员尚不满万，而处心积虑与中国为敌，二十年而后济；甲午之后，兵不满万，而卧薪尝胆，与俄罗斯为敌，十年而后济。其次，军人应具备良好的军事道德。带兵之人应具备“良心”、“血性”，特别应具备“诚实”、“勇毅”的品质。蔡锷认为，军队能否有战斗力，全在于是否能达成“万众一心，同胞无间”，而维系这一关系则在于“诚”字。蔡锷还指出，军人应以“勇”为质，“勇”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是孟子所谓“小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孟子所谓“大勇”，真正的军人不能只有“匹夫之勇”，应具备“勇毅”的品质，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不必计较，才是军人之根本。
蔡锷尚武思想的归结点：陶铸“国魂”以兴中华
蔡锷在其《军国民篇》篇末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蔡锷指出，国魂乃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一个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有“国魂”作为民族精神的脊梁。如何陶铸国魂？他提出，国魂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然而国魂的铸就非一日之寒，其得之亦艰，而失之也匪易。在他看来，日本的武士道是日本之国魂；德国的国魂，从其《祖国歌》中可以读出；美国则有孟鲁主义；俄国有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等等。然而对于中华民族的“国魂”，蔡锷声称寻遍汉族四千年历史却寻找不出，但不否认“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其实，蔡锷详细描述但未明确指出的中国的所谓的“国魂”，就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迸发出的绝不做亡国奴、保持民族气节、拯救破碎河山的爱国尚武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军国民主义改造文弱不堪的国民性，激发民族活力与斗志，同时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加强军事准备来加以塑造。
蔡锷的尚武思想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一个有志之士在民族危亡时刻所迸发出的强烈危机意识与责任意识，体现出一个炎黄赤子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尽管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救陷入空前危机的中华民族，其痛贬民族文化与历史积弊也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强调尚武精神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外侮，以及军人应时刻保持警醒，增强忧患意识和备战观念，从精神与武器两方面做好战争准备的军事思想，对军人道德精神的至高要求等一系列思想仍具有重要价值。鉴于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局势的复杂变化，适时提出蔡锷的这一思想显得极富时代意义。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政治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②③④曾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页，第1287页，第1297页，第1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