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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才有信心。”——近日，在互联网上这句话是和“翟久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主任，翟久刚刚经历了利比亚大撤离行动的不眠之夜。正式采访之前，他指着不同比例尺的海图向我们介绍了利比亚附近水域的复杂状况，展示了电脑屏幕上的实时监控系统，告诉我们我国亚丁湾护航军舰所在的位置。
在整个利比亚撤离行动中，超过半数的中方人员是通过海路撤离到第三国的，此外，“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开赴地中海为国人护航，也成了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特殊的机构——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海路撤离的指挥中心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总值班室是一间100多平米的大厅，一进门就感受到一股“大气”——迎面是一面巨大的电视墙和一张长达20米的V字型会议桌，墙壁上挂着世界海运全图，一旁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一沓不同比例尺、不同区域的海图。然而，整间办公室最引人瞩目的却是两套“精巧”的设备——实时更新信息的计算机系统。
“这个系统实际上是为亚丁湾护航建立的，我们可以实时监测到中国军舰的位置。这次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掌握参与撤离船舶动态的。在撤离的那几天，为国人护航的‘徐州’号护卫舰，以及我们租用的希腊等国邮轮的动态情况，在这个系统里全都看得到。”翟久刚告诉记者。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在接到撤离命令的第一时间，海上搜救中心就从中远、中海等部门协调了五艘货轮开赴利比亚附近海域，其中中远“天福河”号集装箱货轮于3月1日运载559名中方人员撤离。其余货船在港口外待命，一来为运输中方人员的邮轮实测风力与海浪情况，二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翟久刚说：“大家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船，就知道一旦局势有变，起码撤到船上就安全了。”
在利比亚班加西港、米苏拉塔港和首都的黎波里，有18000多名中国公民需要从海路撤离，为此，我国陆续从希腊、马耳他等国协调好六艘客船，投入到这次撤离行动中来。作为一次超常规的紧急任务，交通运输部和海上搜救中心也面临着很多困难。翟久刚回忆道：“我们最担心的，一是超载，二是天气。”
由于迫切想上船的人实在太多，很多艘次的撤离船舶都是超载运行。翟久刚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协调，而我们是在技术方面负责保证撤离人员的安全。”很多人觉得，上了船就等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交通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却是一路悬着心：船体的重心有多高？摇摆周期有多大？能抗多大风浪？当时，海上搜救中心一再提醒前方工作人员：注意超载，注意安全。而在天气方面，在海路撤离开始后的第二天，地中海就刮起了风，邮轮即便装满了乘客也不能起航，很多人都在等待风浪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晕船呕吐了。
除了调遣货船、租用邮轮之外，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徐州”号护卫舰也开到了地中海。翟久刚说：“从2008年12月第一批护航舰艇编队开赴亚丁湾算起，我国海军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已经两年多了，而这次的行动是空前的。虽然护航的路程并不长，但是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军舰都能开到眼前，说明我们的应急反应是全方位的。”
搜救力量的协调中心
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这间100多平米的大厅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坐在计算机前，不时接通电话。这番安静的景象，令人无法想象，就在不久前，这里曾协助过18000多名同胞撤离战火纷飞的利比亚。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成立于1989年，负责组织协调海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专业的救助人员、地方有关部门，各港口、企事业单位和航行于中国水域的商船、渔船……在重大的海上突发事件面前，海上搜救中心是这一切搜救力量的协调中心。2003年，交通部还在上海、大连、湛江、厦门等地建立了海上救助飞行队。自2009年起，随着亚丁湾护航舰队开始执行护航任务，这里又被赋予了防海盗的职能。
中国籍船舶、台港澳船舶和外国船舶的所有护航申请，都在这间屋子里被汇总、分批，编排成表格后传递给中国海军。“我们跟海军的蓝盾指挥所每天都要沟通。”翟久刚介绍说，“除此之外，一旦有船舶遭遇海盗袭击，我们一方面会指导公司组织营救，另一方面还负责联系我们国家的护航舰队、美国151特混舰队、欧盟的亚特兰大舰队、英国贸易代表处等国家的相关机构，协调各方力量来解救这些船舶。”
在茫茫大海中展开救助与陆地上截然不同，所以国际海上搜救公约规定，海上救助不分国籍、肤色、种族，必须一视同仁，因此格外强调各国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翟久刚解释道：“很多国家的船上都装有SOS键，打开防护盖，按住五秒钟自动发射求救信息，或是预设了E-mail，情况紧急时一按回车键就发出求救信。而现在的卫星通讯是点对点的方式，所以，我们国家的船，无论走到哪里，最先收到求救信号的都是我们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如果求救船舶在我们的搜救责任区，我们会派力量去救助，但如果是在别的国家的责任区内，我们也可以请别的国家去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长久保持着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合作，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机制，在这次撤离中，中国的海路撤离如此干脆漂亮。
在整个利比亚撤离行动中，超过半数的中方人员是通过海路撤离到第三国的，此外，“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开赴地中海为国人护航，也成了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特殊的机构——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海路撤离的指挥中心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总值班室是一间100多平米的大厅，一进门就感受到一股“大气”——迎面是一面巨大的电视墙和一张长达20米的V字型会议桌，墙壁上挂着世界海运全图，一旁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一沓不同比例尺、不同区域的海图。然而，整间办公室最引人瞩目的却是两套“精巧”的设备——实时更新信息的计算机系统。
“这个系统实际上是为亚丁湾护航建立的，我们可以实时监测到中国军舰的位置。这次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掌握参与撤离船舶动态的。在撤离的那几天，为国人护航的‘徐州’号护卫舰，以及我们租用的希腊等国邮轮的动态情况，在这个系统里全都看得到。”翟久刚告诉记者。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在接到撤离命令的第一时间，海上搜救中心就从中远、中海等部门协调了五艘货轮开赴利比亚附近海域，其中中远“天福河”号集装箱货轮于3月1日运载559名中方人员撤离。其余货船在港口外待命，一来为运输中方人员的邮轮实测风力与海浪情况，二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翟久刚说：“大家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船，就知道一旦局势有变，起码撤到船上就安全了。”
在利比亚班加西港、米苏拉塔港和首都的黎波里，有18000多名中国公民需要从海路撤离，为此，我国陆续从希腊、马耳他等国协调好六艘客船，投入到这次撤离行动中来。作为一次超常规的紧急任务，交通运输部和海上搜救中心也面临着很多困难。翟久刚回忆道：“我们最担心的，一是超载，二是天气。”
由于迫切想上船的人实在太多，很多艘次的撤离船舶都是超载运行。翟久刚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协调，而我们是在技术方面负责保证撤离人员的安全。”很多人觉得，上了船就等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交通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却是一路悬着心：船体的重心有多高？摇摆周期有多大？能抗多大风浪？当时，海上搜救中心一再提醒前方工作人员：注意超载，注意安全。而在天气方面，在海路撤离开始后的第二天，地中海就刮起了风，邮轮即便装满了乘客也不能起航，很多人都在等待风浪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晕船呕吐了。
除了调遣货船、租用邮轮之外，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徐州”号护卫舰也开到了地中海。翟久刚说：“从2008年12月第一批护航舰艇编队开赴亚丁湾算起，我国海军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已经两年多了，而这次的行动是空前的。虽然护航的路程并不长，但是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军舰都能开到眼前，说明我们的应急反应是全方位的。”
搜救力量的协调中心
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这间100多平米的大厅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坐在计算机前，不时接通电话。这番安静的景象，令人无法想象，就在不久前，这里曾协助过18000多名同胞撤离战火纷飞的利比亚。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成立于1989年，负责组织协调海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专业的救助人员、地方有关部门，各港口、企事业单位和航行于中国水域的商船、渔船……在重大的海上突发事件面前，海上搜救中心是这一切搜救力量的协调中心。2003年，交通部还在上海、大连、湛江、厦门等地建立了海上救助飞行队。自2009年起，随着亚丁湾护航舰队开始执行护航任务，这里又被赋予了防海盗的职能。
中国籍船舶、台港澳船舶和外国船舶的所有护航申请，都在这间屋子里被汇总、分批，编排成表格后传递给中国海军。“我们跟海军的蓝盾指挥所每天都要沟通。”翟久刚介绍说，“除此之外，一旦有船舶遭遇海盗袭击，我们一方面会指导公司组织营救，另一方面还负责联系我们国家的护航舰队、美国151特混舰队、欧盟的亚特兰大舰队、英国贸易代表处等国家的相关机构，协调各方力量来解救这些船舶。”
在茫茫大海中展开救助与陆地上截然不同，所以国际海上搜救公约规定，海上救助不分国籍、肤色、种族，必须一视同仁，因此格外强调各国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翟久刚解释道：“很多国家的船上都装有SOS键，打开防护盖，按住五秒钟自动发射求救信息，或是预设了E-mail，情况紧急时一按回车键就发出求救信。而现在的卫星通讯是点对点的方式，所以，我们国家的船，无论走到哪里，最先收到求救信号的都是我们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如果求救船舶在我们的搜救责任区，我们会派力量去救助，但如果是在别的国家的责任区内，我们也可以请别的国家去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长久保持着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合作，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机制，在这次撤离中，中国的海路撤离如此干脆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