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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婴岛，因为浙江省首个试点转型升级的新闻，再度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
截至2014年6月，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弃婴岛试点，共接收弃婴1400名，但试点结果令人沮丧。
广州、厦门、济南三地因接收弃婴过多不堪重负已经关闭或暂停试点，另有浙江衢州等地对弃婴的接受设置门槛，比如只接收孤儿和本地弃婴。开放时间也从之前的24小时开放改成了正常工作日开放，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关闭。
一方面，弃婴岛的超负荷运转，其背后是社会客观要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对设立弃婴岛的做法是否等同容忍甚至“鼓励”弃婴行为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但本着生命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弃婴岛则不可弃，因为弃婴问题已是当下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而给被弃婴儿提供救济则是伦理底线的要求。
让弃婴岛试点更多一些
李葳（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
设立弃婴岛，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一致，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并行不悖。只不过在保护弃婴生命权益的环节上有先后之分，法律重在预防，弃婴岛重在补救和应对。
广州在开放两个月、接收弃婴262名后宣布暂停试点，福州、济南也随后“闭岛”。这些城市弃婴岛超负荷运转的主因其实是试点不够多。如果在全国不同等级的城市全面推开，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补救之外，还应从源头解决弃婴现象的发生。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地目前设立的“弃婴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因此，更重要的是建立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对残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建立残疾儿童免费康复和特殊教育制度，以此健全儿童福利保障。
国家应投入人力和资金，加强婚前、孕前、孕期免费指导和检查，提高生育技术水平，通过源头治理，大幅降低婴儿遗传病和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人口质量。
要建立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通过发放补贴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加大政府对困境儿童和家庭的支持扶助力度，以预防家庭因无力治疗、照顾病残儿童或因贫困将孩子遗弃。
政府还应加大对儿童福利院（孤儿院）的投入，建立康复中心、特教中心等，完善各种康复、医疗、教学设施，以使“弃婴岛”接收的弃婴，尤其是有身体缺陷的弃婴在这里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治疗和教育。
获得法律授权是弃婴岛可持续的前提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对于一种制度，不解决其合法性，往往也就难以实现其可持续性。广州试点一个半月所接收的弃婴人数，几乎与德国10多年所收容弃婴的人数持平，而日本6个月才收容8名弃婴。这种巨大差异，或许也是我国“弃婴岛”试点受挫的直接原因。
美国的法律规制路径值得借鉴。1999年得克萨斯州首次设置婴儿避难所，并制定了《婴儿避难所法》。该法规定，对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婴儿避难所”的弃婴行为予以免责，以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种做法，将应受惩罚的弃婴和免责的弃婴明确划界，以州为单位次第推开，可以在保全弃婴权益的同时，解决伦理道德方面的诸多争议。
而从目前我国相关法规来看，设置“弃婴岛”，在客观上对可能构成刑法所严禁的遗弃罪之结果予以承认、支援，而且对遗弃者免予追责。要得出“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的结论并得到普遍认可，其实并非易事。
弃婴，既然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就应当致力于改变遗弃的结果。要认识到弃婴原因的复杂多样性，将为此提供最大限度的救助保障确立为政府的法定职责。目前设置“弃婴岛”及其试点，均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应当努力推进相关立法，为其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撑。
与其扩岛，不如布局社区儿童家庭服务体系
童小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首先，在世界范围来看，“弃婴岛”是一种必需的社会服务。
2011年6月，石家庄儿童福利院首开弃婴岛先例。2013年7月，民政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试点。既然定性为国家行为，当广州等经济发达、医疗水平较高的城市出现弃婴“井喷”、福利院不堪重负时，国家应有统一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协调机制。
弃婴岛自试点以来质疑不断，需要反思当下儿童福利制度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把关注点由以政府为中心的福利行政，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的福利服务。
与其建更多弃婴岛，不如从社区开始建立最基层的儿童家庭服务机构，并在机构中配备具备专业知识的儿童工作者。
除了服务机构的改善，还要建立一个综合预防机制。欧美发达国家都已经有这样一套完善的系统，从所有儿童的出生开始建立档案记录去跟踪和监测，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够及时进行救助、补贴和干预。
许多婴儿的残疾是由于产妇怀孕期间护理不到位、生产过程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因此，从长远来看，改善我国的医疗服务水平，加强环境治理，改善食品安全，从源头上减少婴儿残疾率，是解决弃婴问题的根本措施。
救助关口能否再前移
侯晓学（河南省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
所谓弃婴岛试点引发“弃婴潮”，只是一直存在的问题的显性化。事实上，在没有弃婴岛之前，各地福利院也一直在做弃婴接受和救治工作。被家长遗弃的婴儿，98%以上都有残疾或患有重病。自2008年我们福利院成立以来，弃婴的数量逐年增多，从2008年的150名到目前的近900名。
去年，弃婴岛要在6月试运行的消息传出后，1至4月，院内弃婴月平均新入30个以上，尤其是3月份在40个以上。
弃婴岛的设立并不是引导或鼓励遗弃，而是面对无法更改的事实，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救助关口的前移，是一种进步。
但这个关口还能不能再前移一步，移到孩子被抛弃之前甚至出生之前？毕竟我们的最高理想是没有弃婴。我们需要用政策、制度和服务给困境儿童搭建一座座无形的安全岛。
许多困境儿童家庭因缺乏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渐渐失去信心，甚至出现危机，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也愈加堪忧，这是出现弃婴和流浪儿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此，儿童福利院在做好弃婴和孤儿收养工作的同时，应积极扩大服务领域、主动拓展服务职能，提出了“六个中心一个体系”的发展理念，即把儿童福利院建成弃婴、孤儿的收养安置中心，残疾儿童的康教中心，家庭寄养的服务中心，社区家庭指导中心，社工人才培养中心，社会资源整合中心。
截至2014年6月，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弃婴岛试点，共接收弃婴1400名，但试点结果令人沮丧。
广州、厦门、济南三地因接收弃婴过多不堪重负已经关闭或暂停试点，另有浙江衢州等地对弃婴的接受设置门槛，比如只接收孤儿和本地弃婴。开放时间也从之前的24小时开放改成了正常工作日开放，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关闭。
一方面，弃婴岛的超负荷运转，其背后是社会客观要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对设立弃婴岛的做法是否等同容忍甚至“鼓励”弃婴行为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但本着生命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弃婴岛则不可弃，因为弃婴问题已是当下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而给被弃婴儿提供救济则是伦理底线的要求。
让弃婴岛试点更多一些
李葳（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
设立弃婴岛，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一致，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并行不悖。只不过在保护弃婴生命权益的环节上有先后之分，法律重在预防，弃婴岛重在补救和应对。
广州在开放两个月、接收弃婴262名后宣布暂停试点，福州、济南也随后“闭岛”。这些城市弃婴岛超负荷运转的主因其实是试点不够多。如果在全国不同等级的城市全面推开，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补救之外，还应从源头解决弃婴现象的发生。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地目前设立的“弃婴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因此，更重要的是建立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对残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建立残疾儿童免费康复和特殊教育制度，以此健全儿童福利保障。
国家应投入人力和资金，加强婚前、孕前、孕期免费指导和检查，提高生育技术水平，通过源头治理，大幅降低婴儿遗传病和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人口质量。
要建立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通过发放补贴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加大政府对困境儿童和家庭的支持扶助力度，以预防家庭因无力治疗、照顾病残儿童或因贫困将孩子遗弃。
政府还应加大对儿童福利院（孤儿院）的投入，建立康复中心、特教中心等，完善各种康复、医疗、教学设施，以使“弃婴岛”接收的弃婴，尤其是有身体缺陷的弃婴在这里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治疗和教育。
获得法律授权是弃婴岛可持续的前提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对于一种制度，不解决其合法性，往往也就难以实现其可持续性。广州试点一个半月所接收的弃婴人数，几乎与德国10多年所收容弃婴的人数持平，而日本6个月才收容8名弃婴。这种巨大差异，或许也是我国“弃婴岛”试点受挫的直接原因。
美国的法律规制路径值得借鉴。1999年得克萨斯州首次设置婴儿避难所，并制定了《婴儿避难所法》。该法规定，对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婴儿避难所”的弃婴行为予以免责，以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种做法，将应受惩罚的弃婴和免责的弃婴明确划界，以州为单位次第推开，可以在保全弃婴权益的同时，解决伦理道德方面的诸多争议。
而从目前我国相关法规来看，设置“弃婴岛”，在客观上对可能构成刑法所严禁的遗弃罪之结果予以承认、支援，而且对遗弃者免予追责。要得出“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的结论并得到普遍认可，其实并非易事。
弃婴，既然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就应当致力于改变遗弃的结果。要认识到弃婴原因的复杂多样性，将为此提供最大限度的救助保障确立为政府的法定职责。目前设置“弃婴岛”及其试点，均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应当努力推进相关立法，为其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撑。
与其扩岛，不如布局社区儿童家庭服务体系
童小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首先，在世界范围来看，“弃婴岛”是一种必需的社会服务。
2011年6月，石家庄儿童福利院首开弃婴岛先例。2013年7月，民政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试点。既然定性为国家行为，当广州等经济发达、医疗水平较高的城市出现弃婴“井喷”、福利院不堪重负时，国家应有统一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协调机制。
弃婴岛自试点以来质疑不断，需要反思当下儿童福利制度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把关注点由以政府为中心的福利行政，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的福利服务。
与其建更多弃婴岛，不如从社区开始建立最基层的儿童家庭服务机构，并在机构中配备具备专业知识的儿童工作者。
除了服务机构的改善，还要建立一个综合预防机制。欧美发达国家都已经有这样一套完善的系统，从所有儿童的出生开始建立档案记录去跟踪和监测，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够及时进行救助、补贴和干预。
许多婴儿的残疾是由于产妇怀孕期间护理不到位、生产过程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因此，从长远来看，改善我国的医疗服务水平，加强环境治理，改善食品安全，从源头上减少婴儿残疾率，是解决弃婴问题的根本措施。
救助关口能否再前移
侯晓学（河南省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
所谓弃婴岛试点引发“弃婴潮”，只是一直存在的问题的显性化。事实上，在没有弃婴岛之前，各地福利院也一直在做弃婴接受和救治工作。被家长遗弃的婴儿，98%以上都有残疾或患有重病。自2008年我们福利院成立以来，弃婴的数量逐年增多，从2008年的150名到目前的近900名。
去年，弃婴岛要在6月试运行的消息传出后，1至4月，院内弃婴月平均新入30个以上，尤其是3月份在40个以上。
弃婴岛的设立并不是引导或鼓励遗弃，而是面对无法更改的事实，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救助关口的前移，是一种进步。
但这个关口还能不能再前移一步，移到孩子被抛弃之前甚至出生之前？毕竟我们的最高理想是没有弃婴。我们需要用政策、制度和服务给困境儿童搭建一座座无形的安全岛。
许多困境儿童家庭因缺乏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渐渐失去信心，甚至出现危机，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也愈加堪忧，这是出现弃婴和流浪儿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此，儿童福利院在做好弃婴和孤儿收养工作的同时，应积极扩大服务领域、主动拓展服务职能，提出了“六个中心一个体系”的发展理念，即把儿童福利院建成弃婴、孤儿的收养安置中心，残疾儿童的康教中心，家庭寄养的服务中心，社区家庭指导中心，社工人才培养中心，社会资源整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