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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方慧容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与诉苦运动做口述调查和研究时，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无事件境”（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她指出，在国家以强制性塑造记忆的方式向村庄渗透权力之前，村民的历史记忆是“无事件”状态的。农村社区的日常，是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琐事、邻里关系、民间娱乐，而历史叙事中众所周知的战争、党争、阶级等重大事件却是隐没的。“无事件”与“似事件”及“历史入侵”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被构建的历史图景。概言之，“叙事”构成了村民的集体记忆，他们在历史叙事者的讲述中，重塑了对世界的感知。
“无事件境”及历史叙事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这几乎也构成了我阅读二十年代《张泰荣日记》最初、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在常识性的历史认知中，彼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洗礼，“新文化”从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发源，并一路次第传布。湖南、浙江这些地区率先受到“五四”辐射，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由萌发进而腾涌。《新青年》及其肇端的全面反传统构成“五四”叙事的关键词语。然而，在张泰荣—一个奉化普通小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阅读记录中，其实很难看到这种“激进主义”大历史的痕迹。
张泰荣（一九○二至一九七八），奉化大桥镇人，十二岁入高小读了三年半书，后随叔父辗转江西、北京各地，十八岁回奉化任小学教员，二十一岁就读宁波斐迪中学（教会学校）初中部，翌年复任教职，二十四岁执教排溪村蓬麓小学，次年在奉化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张泰荣与奉化名绅孙表卿、庄崧甫等人筹划募集资金，成立了私立奉化孤儿院，任院务主任。直至五十年代，因病退职，几乎终身在奉化服务乡梓。
二十年代，大历史是“后五四时代”，而小镇青年，他接触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读些什么书？阅读与日常，与立志、行事如何交融？青年张泰荣的阅读世界奠定着他一生的生命轨迹和生命立意，也勾勒出了一个后五四时代的“一般思想界”，一个大历史之外的更寻常、更普遍的生活世界。
为叙述方便，我们把阅读做新、旧的简略判分，张泰荣的“新式阅读”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用《英文尺牍》《海外轩渠录》《天方夜谭》《翻译金对》《增广英文法》《纳氏文法》这些简单的英文书籍来练习英文；不定期购买、借阅《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社会周刊》《学生杂志》《学灯》《庸言》《小说月报》《浙江月报》，也阅读奉化地方改良组织剡社的机关刊物《新奉化》，这些零星阅读的新式期刊，构成了知识更新的主要来源。他也读一些“新文学”，比如冰心、苏曼殊，“为之下泪”；读张资平《不平衡的力》 《珍儿旅行记》 《永久的恋爱》，读郁达夫的《茑萝集》，颇有滋味，“不肯放手”；也读一点点翻译小说，《少年旅行记》《鲁滨孙漂流记》《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个十分有限的“新文学”书单，主要由世情与恋爱小说构成。但也见到鲁迅的《呐喊》、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在张氏日记中出现。而《少年丛书》，几乎每读一篇，张泰荣都会记录下这些世界伟人对他的精神砥砺—林肯：“英气蓬勃，艰苦卓绝，宜乎为世界伟人。”德谟士：“此种爱国之热忱与个人之修养，令人崇拜其人格无已。”华盛顿：“敬之，慕之。”玄奘：“其坚卓之心志，耐苦之精神，诚足慕焉。”俾斯麦：“英雄之事业，真可钦佩。”这些书，除了少数是在书局（诸如奉化本地的明星书局、世界书局、大桥书局，亦有宁波、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学会社、崇新书局等）购买，多数是在当地相熟的学校、劝学机构、阅报社、会馆，以及友朋亲戚之间借阅的。
而“新阅读”的主体，出现频率更多的是孙中山的著作：《建国方略》《中山先生思想概要》《三民主义》《中山全书》《中山先生丛书》《不平等条约》《关税问题》。这也是张氏日记中为数不多的，会记录体验与感想的阅读。一九二五年读《中山先生思想概要》：“一番刻苦精神，余当知所模范矣。”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记《建国方略》：“伟哉先生！宜其举国崇拜，名振全球也。”两天后，三月十二日，恰逢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记中录：“曾忆本月七日，余还在城，各校集议会开筹备会，定今日举行纪念，想今日大有一番热闹也。然以先生之功而论，此纪念不惟周年、十年，吾恐万世亦不没绝也。”次年二月，《建国方略》“之一”全篇阅终，记：“中山先生之精神，真足取法，要当勉力效之也。”中山著作，是张泰荣的案头常备，读其书，益佩服其为人，张泰荣甚至认为孙中山乃是“救中国和普救全世界弱小国家之神人”。一九二六年张泰荣在奉化加入国民党，他对中山先生的尊崇，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算知识更新，更多是他的党派与身份带来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是张泰荣眼中，小镇之外，那个更大的世界，一个从阅读中体验而来的关乎家、国前景的蓝图。“先总理”对未来中国的规划与希冀成为张泰荣服务乡邦、创办孤儿院的人生经历中，对于以一己之身、一己之力如何投入国家前途的一种引领。
与“新”相比，张泰荣的日常书单，占更大多数篇幅与时间的，则是对中国传统经、史的阅读。经史，诸如《老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經》《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纲鉴易知录》《文献通考》《阳明全集》《张文端公文集》（张鹏翮）等；文学，诸如《古文辞类纂》《古文选读》《古文观止》《古文十八篇》《诗三十六首》《三国》《石头记》《西厢》《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花月痕》《明清轶闻大观》《岳传》《阅微草堂笔记》《右台仙馆笔记》《菜根谭》《今古奇观》《民国野史》等。可以看到，是一些基本的经史与消闲读物。张泰荣初级中学毕业，之后就辗转在小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以后专心于孤儿院事业，并没有在学问上更多要求，以修身、养性为主要的阅读诉求。
在张泰荣的阅读书单及其零散记录的感受中，曾国藩是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曾文正公家书》与《曾文正公学案》《曾文正公年谱》《求阙斋日记》，这些阅读在整个二十至四十年代贯穿了他的青年至壮年时代，对其品格及行事影响至深。一九三五年，张泰荣在上海文明书局购买了一套《曾文正公全集》，计价洋十七元，“此系予酷嗜之物，故虽经济窘迫，亦所不惜也”。以艰困的家计来看，这笔钱投入不小，也正可看出曾文正对他的至关重要。一九二三年，初读文正家书，张泰荣便感叹：“观其平日为人之谨慎、之勤勉，实古今所罕觏。”逆旅苦闷，读《家书》，便感觉心志纯一，静极生趣。读《家书》之言“专”一词，专门写信给弟弟，劝其既学一事，务必专精。曾公敦品励志之言，“语语足以激动吾心”。及待阅完，“仰慕之忱，实令人无时或已”。此后，张泰荣亦时常会拿出《家书》反复环诵，虽为旧读，但“语语金科玉律”，“其言行操守在在当作吾人模范也”。一九二六年底买得《曾文正公学案》，几乎日日诵读，“能仿行一二，便不愧虚生一世”。读《曾文正公年谱》及各省督抚奏状后，“奋勇之气，油然而生矣”。与《中山先生丛书》一起，这两部书包含了两位伟人的“一生精血”，“能于此二书继之以恒，则新智识、旧道德，相互受益，实属一生受用不尽”。对张泰荣来说，中山先生代表了新的知识与新的思想，而曾文正公则是旧道德的楷模，“要想稍稍仿效曾公，或者可冀成功于万一”。他希望吸取“新智识”，却保留“旧道德”。一九三○年，在目睹并且亲身遭逢地方党派的纷争与纠葛后，张泰荣曾感叹说，必当学习曾文正所谓打脱门牙和血吞的精神，予今只有力自忍耐，徐图自新，“私人，关于我意气不平者亦有人，予亦相当勉励，随地留心。待人更宜和平，此外亦惟徐图自修而已”。读 《学案》，至“‘自昔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二语，余平日自隳之勇气得以复炽，真上达之良剂也”。张泰荣读书纯真，做事也纯真，动心与忍性是曾国藩这样充满了忍耐与坚毅的理学正人，给世事纷扰中的后生们带来的精神力量。晨起功课，午夜灯下，常是这位先贤相伴。许他以平静，亦给予其勇毅。而他也由此认定，新的思想只有与“旧道德”融合，才使一生受用不尽。这不是张泰荣一则孤例，曾国藩鼓舞了他身后许多世代的读书人、革命者，诸如著名的蒋公与毛公。而在张泰荣这个“小人物”身上，在“后五四”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记录为我们保留了更加鲜活的时代印迹。 对曾文正公的阅读及感悟，几乎贯穿了成年后张泰荣的全部生命历程。也在实际上奠定了他一生对命运与志业的选择。一九二三年，张泰荣正处在人生的艰难时世：家计困窘，前途渺茫，却在此时，他立定了有关一己，有关国、家的志向：
一，对于国际。天下兴亡，匹夫应负其责，将此沦亡之秋，急起直追，此其时矣。古来圣贤既为一己修身，而亦未见不为国家效劳者也。夫中国之所以如此衰败者，大半由国民欠坚持心，往往蹈五分钟热度。自今以往，余不论事何结局，对于一己，誓不复买日货。可为国家效劳之处，万苦不辞。即使英美各国洋货，亦当知不使利权外溢，保存国粹。今日之言，慎毋虎头蛇尾也。
二，关于一己之事业。吾张氏自嵊迁奉以来，向未有祠之建，使祖宗之灵常受风霜侵蚀之破屋残椽中。建祠与血食，子孙之应尽责任，应毅力行之。又思吾奉，地处陋隘，风气仍是闭塞不开，所以对于公益事业，为国家效劳者，稀有所闻，此后宜毅力进行。将来在城区办一模范小学，聘请热心教员以造就人才，则有益亦非浅鲜，此亦余之志也。夫此二事，在在需经费着手，以余之家境、之遭遇，焉能达此目的呢？所望现在卧薪尝胆，困心苦励，始终不负初志，努力进行。（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仔细阅读其中文字，不买日货、不使利权外溢，这些看似现代民族主义的东西，在张泰荣这里，并非新学家、革命派日日鼓吹而来，却是来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古圣贤们的修身功夫鼓舞了他，让他立定脚跟，以“保存国粹”为职志。他还曾提到过王阳明，“中国之圣人，观其少时之志趋与努力，所以有此成功，人岂可自暇逸哉”！以《大学》“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为激励，言静之功用，“余当知所适从”。读《明清轶闻》，感受到的是“忠孝淋漓”，读之殊壮吾志。读 《四朝先哲言行录》，思决计立志。读 《岳传》，武穆之为人，令其“钦慕不已”；曲园《右台仙馆笔记》，以为修身提供范本。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处境中体察，这些细节变得更加鲜明。在抵抗英美日、“利权”这些时代性字眼的隐伏处，是儒家士夫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天下观贯穿其间，支撑着读了新学堂、念过教会学校的小镇知识分子，使他们从狭小的生活空间中走出来，关注发生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与他们的生活并不相关的“国家大事”。中山先生是现世伟人，而曾文正则是相隔不远的圣人。张泰荣一生，不谙亦自觉远离党派纷争，一心只以关怀孤零为职志，不顺遂，他会在心中默念曾国藩的忍与耐。在纷乱现世中支撑他的，依然是千年逶迤而来的古代精神。传统力量的坚执延续，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现代巨大的政治、文化转型背面，那些隐而不彰的故事。这也是属于“五四”的故事，非蓬蓬然、冲决网罗，但自有一股沉厚的力道。它也构成了一种“无事件境”。大历史看似入侵了所有人的日常，但生活和思想仍保持固有的方向。这种顺势而下，是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由阅读，再稍稍列举张泰荣的日常修身。一九三○年，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修养标准：
敦品类：《学案》及其他；实行。
学识类：演说（群）、《古文》《老子》《东方》、各种杂志、报纸农艺、哲学、小说。
体育类：早操、新呼吸、补剂、运动、习静、调养。
并排定每日做事单之纲：
这与明清士大夫的修身、记录功过格，几乎是异曲同工的。“敦品”在张泰荣的各类修养功夫中，仍然居首列。五四激烈反孔运动之后，这个小镇“新青年”照旧领着学生们行庄严的祀孔之礼：“今日为孔子圣诞，晨率学生至圣像前行礼，唱尊孔歌以作纪念。”日记中，往孔庙祭拜亦是他的日常。以及，为修缮孔庙长年累月地奔走募款。对待学生，立志附孔子循循善诱、教而不倦之骥尾；遇烦难，他以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的故事对自己痛下针砭。孔学与圣人之教，仍然是这个我们可以将之标签为“新青年”的小知識分子的安心立命所在。一九二三年立志中提及为祖先建祠事，一九二五年又起兴叹：“建祖祠，荣宗光，固子孙之唯一分内事，余其努力之，切志之，悬悬此想”，慎终追远，这同样也是出自“圣教”，是新文化、反孔与革命无法抹灭的中国人的日常。
孔庙之外，日常流连、祭祷最多的是关圣殿。遇事，则至关圣殿一走，卜张签，问问时运；遇家人病，拜关帝，求香灰；烦闷时，亦赴关圣殿一行，“藉资游览而舒胸襟”；瞻关帝像，“觉其忠义之气，犹奕奕眉间也。观其三国所载，忠心耿耿，义气凛凛，宜其俎豆千秋，名传不朽也。今对此赫赫遗像、屹屹丰碑，不禁肃然敬仰者久之”。此间，时空的界线似乎消隐了，帝制与共和、圣教与反孔的对峙也一并黯淡，旧时中国化在信仰和仪式的日常中，如亘古的月色，照拂生民。再及，自晚清以降，外间已有如火如荼的破除迷信，国民革命肇端与正式发动的年代，也正是国共两党在地方上大量展开“打倒土豪劣绅”、打菩萨运动的时节。然而，在张泰荣的日常中，则充满了卜筮、卜签、问签、批命等事，“阅《人鬼交通》，理论均由科学，似鬼物甚可信也”。显然，理性主义的大历史并未全然入侵小人物张泰荣的生活世界，他不仅笃信命理，甚至以“科学”附会“鬼物”，以解决其合理性问题。
凡此等等，由阅读发散的零星细碎的生活实践，这里面，既有“无历史”，亦有“大历史”；既“无事件”，亦可看到传统资源与现代转折在个人生命史中的交融。这种交融与混杂，既非“历史”对“个人”的入侵，也并不意味着，个人可独立于历史之外。“旧道德”在时代潮流中，自有其不冲突的意义，“无事件”亦自成一个好世界。
这个微小人物的阅读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日常，比任何大历史的叙述都更加鲜活、具体，或许，也更接近时间的本真状态。一个人、一个村子、一个城镇，如何为自己构建一段绵延不绝的社区史；在这个历史中，个人的活动，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又怎样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历史记忆与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做法，通常是推论和概括，而历史，其实是更具体的东西。任何损失了细节的推论，都有滑向褊狭的危险。个人活动、日常叙述与历史情境，共同构成了“过去”，这提醒了历史学，在叙述所有这些有关过去时间的形象时，不应当仅服务于现存秩序的合理化。世代如落叶，历史，亦如同生命，很繁复。
（《张泰荣日记》，奉化市档案馆编，宁波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无事件境”及历史叙事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这几乎也构成了我阅读二十年代《张泰荣日记》最初、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在常识性的历史认知中，彼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洗礼，“新文化”从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发源，并一路次第传布。湖南、浙江这些地区率先受到“五四”辐射，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由萌发进而腾涌。《新青年》及其肇端的全面反传统构成“五四”叙事的关键词语。然而，在张泰荣—一个奉化普通小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阅读记录中，其实很难看到这种“激进主义”大历史的痕迹。
张泰荣（一九○二至一九七八），奉化大桥镇人，十二岁入高小读了三年半书，后随叔父辗转江西、北京各地，十八岁回奉化任小学教员，二十一岁就读宁波斐迪中学（教会学校）初中部，翌年复任教职，二十四岁执教排溪村蓬麓小学，次年在奉化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张泰荣与奉化名绅孙表卿、庄崧甫等人筹划募集资金，成立了私立奉化孤儿院，任院务主任。直至五十年代，因病退职，几乎终身在奉化服务乡梓。
二十年代，大历史是“后五四时代”，而小镇青年，他接触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读些什么书？阅读与日常，与立志、行事如何交融？青年张泰荣的阅读世界奠定着他一生的生命轨迹和生命立意，也勾勒出了一个后五四时代的“一般思想界”，一个大历史之外的更寻常、更普遍的生活世界。
为叙述方便，我们把阅读做新、旧的简略判分，张泰荣的“新式阅读”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用《英文尺牍》《海外轩渠录》《天方夜谭》《翻译金对》《增广英文法》《纳氏文法》这些简单的英文书籍来练习英文；不定期购买、借阅《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社会周刊》《学生杂志》《学灯》《庸言》《小说月报》《浙江月报》，也阅读奉化地方改良组织剡社的机关刊物《新奉化》，这些零星阅读的新式期刊，构成了知识更新的主要来源。他也读一些“新文学”，比如冰心、苏曼殊，“为之下泪”；读张资平《不平衡的力》 《珍儿旅行记》 《永久的恋爱》，读郁达夫的《茑萝集》，颇有滋味，“不肯放手”；也读一点点翻译小说，《少年旅行记》《鲁滨孙漂流记》《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个十分有限的“新文学”书单，主要由世情与恋爱小说构成。但也见到鲁迅的《呐喊》、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在张氏日记中出现。而《少年丛书》，几乎每读一篇，张泰荣都会记录下这些世界伟人对他的精神砥砺—林肯：“英气蓬勃，艰苦卓绝，宜乎为世界伟人。”德谟士：“此种爱国之热忱与个人之修养，令人崇拜其人格无已。”华盛顿：“敬之，慕之。”玄奘：“其坚卓之心志，耐苦之精神，诚足慕焉。”俾斯麦：“英雄之事业，真可钦佩。”这些书，除了少数是在书局（诸如奉化本地的明星书局、世界书局、大桥书局，亦有宁波、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学会社、崇新书局等）购买，多数是在当地相熟的学校、劝学机构、阅报社、会馆，以及友朋亲戚之间借阅的。
而“新阅读”的主体，出现频率更多的是孙中山的著作：《建国方略》《中山先生思想概要》《三民主义》《中山全书》《中山先生丛书》《不平等条约》《关税问题》。这也是张氏日记中为数不多的，会记录体验与感想的阅读。一九二五年读《中山先生思想概要》：“一番刻苦精神，余当知所模范矣。”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记《建国方略》：“伟哉先生！宜其举国崇拜，名振全球也。”两天后，三月十二日，恰逢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记中录：“曾忆本月七日，余还在城，各校集议会开筹备会，定今日举行纪念，想今日大有一番热闹也。然以先生之功而论，此纪念不惟周年、十年，吾恐万世亦不没绝也。”次年二月，《建国方略》“之一”全篇阅终，记：“中山先生之精神，真足取法，要当勉力效之也。”中山著作，是张泰荣的案头常备，读其书，益佩服其为人，张泰荣甚至认为孙中山乃是“救中国和普救全世界弱小国家之神人”。一九二六年张泰荣在奉化加入国民党，他对中山先生的尊崇，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算知识更新，更多是他的党派与身份带来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是张泰荣眼中，小镇之外，那个更大的世界，一个从阅读中体验而来的关乎家、国前景的蓝图。“先总理”对未来中国的规划与希冀成为张泰荣服务乡邦、创办孤儿院的人生经历中，对于以一己之身、一己之力如何投入国家前途的一种引领。
与“新”相比，张泰荣的日常书单，占更大多数篇幅与时间的，则是对中国传统经、史的阅读。经史，诸如《老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經》《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纲鉴易知录》《文献通考》《阳明全集》《张文端公文集》（张鹏翮）等；文学，诸如《古文辞类纂》《古文选读》《古文观止》《古文十八篇》《诗三十六首》《三国》《石头记》《西厢》《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花月痕》《明清轶闻大观》《岳传》《阅微草堂笔记》《右台仙馆笔记》《菜根谭》《今古奇观》《民国野史》等。可以看到，是一些基本的经史与消闲读物。张泰荣初级中学毕业，之后就辗转在小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以后专心于孤儿院事业，并没有在学问上更多要求，以修身、养性为主要的阅读诉求。
在张泰荣的阅读书单及其零散记录的感受中，曾国藩是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曾文正公家书》与《曾文正公学案》《曾文正公年谱》《求阙斋日记》，这些阅读在整个二十至四十年代贯穿了他的青年至壮年时代，对其品格及行事影响至深。一九三五年，张泰荣在上海文明书局购买了一套《曾文正公全集》，计价洋十七元，“此系予酷嗜之物，故虽经济窘迫，亦所不惜也”。以艰困的家计来看，这笔钱投入不小，也正可看出曾文正对他的至关重要。一九二三年，初读文正家书，张泰荣便感叹：“观其平日为人之谨慎、之勤勉，实古今所罕觏。”逆旅苦闷，读《家书》，便感觉心志纯一，静极生趣。读《家书》之言“专”一词，专门写信给弟弟，劝其既学一事，务必专精。曾公敦品励志之言，“语语足以激动吾心”。及待阅完，“仰慕之忱，实令人无时或已”。此后，张泰荣亦时常会拿出《家书》反复环诵，虽为旧读，但“语语金科玉律”，“其言行操守在在当作吾人模范也”。一九二六年底买得《曾文正公学案》，几乎日日诵读，“能仿行一二，便不愧虚生一世”。读《曾文正公年谱》及各省督抚奏状后，“奋勇之气，油然而生矣”。与《中山先生丛书》一起，这两部书包含了两位伟人的“一生精血”，“能于此二书继之以恒，则新智识、旧道德，相互受益，实属一生受用不尽”。对张泰荣来说，中山先生代表了新的知识与新的思想，而曾文正公则是旧道德的楷模，“要想稍稍仿效曾公，或者可冀成功于万一”。他希望吸取“新智识”，却保留“旧道德”。一九三○年，在目睹并且亲身遭逢地方党派的纷争与纠葛后，张泰荣曾感叹说，必当学习曾文正所谓打脱门牙和血吞的精神，予今只有力自忍耐，徐图自新，“私人，关于我意气不平者亦有人，予亦相当勉励，随地留心。待人更宜和平，此外亦惟徐图自修而已”。读 《学案》，至“‘自昔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二语，余平日自隳之勇气得以复炽，真上达之良剂也”。张泰荣读书纯真，做事也纯真，动心与忍性是曾国藩这样充满了忍耐与坚毅的理学正人，给世事纷扰中的后生们带来的精神力量。晨起功课，午夜灯下，常是这位先贤相伴。许他以平静，亦给予其勇毅。而他也由此认定，新的思想只有与“旧道德”融合，才使一生受用不尽。这不是张泰荣一则孤例，曾国藩鼓舞了他身后许多世代的读书人、革命者，诸如著名的蒋公与毛公。而在张泰荣这个“小人物”身上，在“后五四”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记录为我们保留了更加鲜活的时代印迹。 对曾文正公的阅读及感悟，几乎贯穿了成年后张泰荣的全部生命历程。也在实际上奠定了他一生对命运与志业的选择。一九二三年，张泰荣正处在人生的艰难时世：家计困窘，前途渺茫，却在此时，他立定了有关一己，有关国、家的志向：
一，对于国际。天下兴亡，匹夫应负其责，将此沦亡之秋，急起直追，此其时矣。古来圣贤既为一己修身，而亦未见不为国家效劳者也。夫中国之所以如此衰败者，大半由国民欠坚持心，往往蹈五分钟热度。自今以往，余不论事何结局，对于一己，誓不复买日货。可为国家效劳之处，万苦不辞。即使英美各国洋货，亦当知不使利权外溢，保存国粹。今日之言，慎毋虎头蛇尾也。
二，关于一己之事业。吾张氏自嵊迁奉以来，向未有祠之建，使祖宗之灵常受风霜侵蚀之破屋残椽中。建祠与血食，子孙之应尽责任，应毅力行之。又思吾奉，地处陋隘，风气仍是闭塞不开，所以对于公益事业，为国家效劳者，稀有所闻，此后宜毅力进行。将来在城区办一模范小学，聘请热心教员以造就人才，则有益亦非浅鲜，此亦余之志也。夫此二事，在在需经费着手，以余之家境、之遭遇，焉能达此目的呢？所望现在卧薪尝胆，困心苦励，始终不负初志，努力进行。（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仔细阅读其中文字，不买日货、不使利权外溢，这些看似现代民族主义的东西，在张泰荣这里，并非新学家、革命派日日鼓吹而来，却是来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古圣贤们的修身功夫鼓舞了他，让他立定脚跟，以“保存国粹”为职志。他还曾提到过王阳明，“中国之圣人，观其少时之志趋与努力，所以有此成功，人岂可自暇逸哉”！以《大学》“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为激励，言静之功用，“余当知所适从”。读《明清轶闻》，感受到的是“忠孝淋漓”，读之殊壮吾志。读 《四朝先哲言行录》，思决计立志。读 《岳传》，武穆之为人，令其“钦慕不已”；曲园《右台仙馆笔记》，以为修身提供范本。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处境中体察，这些细节变得更加鲜明。在抵抗英美日、“利权”这些时代性字眼的隐伏处，是儒家士夫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天下观贯穿其间，支撑着读了新学堂、念过教会学校的小镇知识分子，使他们从狭小的生活空间中走出来，关注发生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与他们的生活并不相关的“国家大事”。中山先生是现世伟人，而曾文正则是相隔不远的圣人。张泰荣一生，不谙亦自觉远离党派纷争，一心只以关怀孤零为职志，不顺遂，他会在心中默念曾国藩的忍与耐。在纷乱现世中支撑他的，依然是千年逶迤而来的古代精神。传统力量的坚执延续，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现代巨大的政治、文化转型背面，那些隐而不彰的故事。这也是属于“五四”的故事，非蓬蓬然、冲决网罗，但自有一股沉厚的力道。它也构成了一种“无事件境”。大历史看似入侵了所有人的日常，但生活和思想仍保持固有的方向。这种顺势而下，是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由阅读，再稍稍列举张泰荣的日常修身。一九三○年，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修养标准：
敦品类：《学案》及其他；实行。
学识类：演说（群）、《古文》《老子》《东方》、各种杂志、报纸农艺、哲学、小说。
体育类：早操、新呼吸、补剂、运动、习静、调养。
并排定每日做事单之纲：
这与明清士大夫的修身、记录功过格，几乎是异曲同工的。“敦品”在张泰荣的各类修养功夫中，仍然居首列。五四激烈反孔运动之后，这个小镇“新青年”照旧领着学生们行庄严的祀孔之礼：“今日为孔子圣诞，晨率学生至圣像前行礼，唱尊孔歌以作纪念。”日记中，往孔庙祭拜亦是他的日常。以及，为修缮孔庙长年累月地奔走募款。对待学生，立志附孔子循循善诱、教而不倦之骥尾；遇烦难，他以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的故事对自己痛下针砭。孔学与圣人之教，仍然是这个我们可以将之标签为“新青年”的小知識分子的安心立命所在。一九二三年立志中提及为祖先建祠事，一九二五年又起兴叹：“建祖祠，荣宗光，固子孙之唯一分内事，余其努力之，切志之，悬悬此想”，慎终追远，这同样也是出自“圣教”，是新文化、反孔与革命无法抹灭的中国人的日常。
孔庙之外，日常流连、祭祷最多的是关圣殿。遇事，则至关圣殿一走，卜张签，问问时运；遇家人病，拜关帝，求香灰；烦闷时，亦赴关圣殿一行，“藉资游览而舒胸襟”；瞻关帝像，“觉其忠义之气，犹奕奕眉间也。观其三国所载，忠心耿耿，义气凛凛，宜其俎豆千秋，名传不朽也。今对此赫赫遗像、屹屹丰碑，不禁肃然敬仰者久之”。此间，时空的界线似乎消隐了，帝制与共和、圣教与反孔的对峙也一并黯淡，旧时中国化在信仰和仪式的日常中，如亘古的月色，照拂生民。再及，自晚清以降，外间已有如火如荼的破除迷信，国民革命肇端与正式发动的年代，也正是国共两党在地方上大量展开“打倒土豪劣绅”、打菩萨运动的时节。然而，在张泰荣的日常中，则充满了卜筮、卜签、问签、批命等事，“阅《人鬼交通》，理论均由科学，似鬼物甚可信也”。显然，理性主义的大历史并未全然入侵小人物张泰荣的生活世界，他不仅笃信命理，甚至以“科学”附会“鬼物”，以解决其合理性问题。
凡此等等，由阅读发散的零星细碎的生活实践，这里面，既有“无历史”，亦有“大历史”；既“无事件”，亦可看到传统资源与现代转折在个人生命史中的交融。这种交融与混杂，既非“历史”对“个人”的入侵，也并不意味着，个人可独立于历史之外。“旧道德”在时代潮流中，自有其不冲突的意义，“无事件”亦自成一个好世界。
这个微小人物的阅读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日常，比任何大历史的叙述都更加鲜活、具体，或许，也更接近时间的本真状态。一个人、一个村子、一个城镇，如何为自己构建一段绵延不绝的社区史；在这个历史中，个人的活动，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又怎样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历史记忆与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做法，通常是推论和概括，而历史，其实是更具体的东西。任何损失了细节的推论，都有滑向褊狭的危险。个人活动、日常叙述与历史情境，共同构成了“过去”，这提醒了历史学，在叙述所有这些有关过去时间的形象时，不应当仅服务于现存秩序的合理化。世代如落叶，历史，亦如同生命，很繁复。
（《张泰荣日记》，奉化市档案馆编，宁波出版社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