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一桩发生在19年前的校园投毒案，最近一个多月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受到的广泛关注度及其所激发的要求重启调查的民意压力，大大超过了当下发生的其他热点事件。尽管目前缺乏公开的直接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但众多网民已根据所了解的各方真假混杂信息，基于案情诸多疑点和相关人士蹊跷表现，通过常识判断和自由心证，认定朱令的同学兼室友孙某就是罪犯。
　　这些群情激愤的做法，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批评者直指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不利于法治精神的生长。连岳先生甚至严厉斥责此类行为“很低劣、很猥琐、很冷血”。相反，辩护者则认为，“无罪推定”仅仅是刑事司法审判的原则，民众就重大案件中谁是罪犯做出自己的认定，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若侵犯了相关者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可。
　　怎么看待这一争论？到底哪一方说得更有道理？
　　朱令案件的事实因各种人为因素，已变得扑朔迷离。简单案件复杂化，必然激活各种猜测和想象，进而激化不同立场间的冲突。然而，被许多争论者所忽略的是，他们用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概念和原理本身，同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其中涉及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如此。
　　我们现在惯用的“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概念，更准确的翻译应是“无罪假定”。首先，无罪推定包含一套可操作的法律技术，其核心是要有证据支撑。不够相关证据条件的，就必须疑罪从无，假定被指控者无罪。这已成为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他没有义务自证其罪。但所谓“假定”，只是法律的认定，并不意味着嫌疑人真的无罪或有罪。
　　其次，无罪推定既然并非道德表述，而是法律原则，故要求产生必要的法律后果，即被指控者免于刑事追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对嫌疑人进行刑事追究是一种公权，排除了普通民众进行私力救济的权力。无罪的假定，只能指所有公共当局都有义务“不对审判结果做出任何预先判断”。而一般人呢？即便做出有罪的断定，又能如何？不过是一种道德评判而已。在其根本无法启动刑事法之效果的意义上，反对普通人对某人进行“有罪推定”，不过是说了白说的废话。
　　说到底，法律根本不可能禁止公众从自己的直觉、认知、常识、感情、立场、利益等出发，就某个人是不是罪犯做出主观判断。尤其是在朱令案这一特殊的案件面前，在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的民众都指认某人就是投毒罪犯的情形下，说其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确实是一种没有法律意义的概念误用。
　　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普通民众的有罪推定，不过是在表达他们对于那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暴戾的民粹倾向的忧虑和厌恶之情。然而，姑且不说这种指责中包含了多少夸大和情绪，至少就朱令案的公共论战来看，我观察到的大多数对孙某持有罪认定的人，并非真的暴力和冷血，相反，他们恰恰是因为朱令的悲惨遭遇，触动了内心最柔弱的同情和良知，而在正义激情的驱使下，发出要求公开信息、重启调查的诉求。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认定孙某就是罪犯，但平心而论，这种判断并不离谱和怪异，基本是在常识常理常情的范围内。
　　有些人质疑：“如果那些认定孙某有罪的人错了，他们岂不是冤枉了一个好人，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这一质疑的前半部分很有道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的确有可能出现判断错误。但这一质疑的后半部分实在夸大其词，民众又不是有司，他们认定有罪，不过就是一个道德和常识判断，毫无实体法的效果，而司法的有罪推定，才会直接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再者，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的基本理念“让同等人审判”，不就是要强调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吗？所以，常识判断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意诉求，非常值得政府认真对待并做出严肃回应，而不能简单以一个“非理性”打发之，更何况其中也许包含更大的理性。朱令案引发的真正公共危机，正在于此。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