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常常被那个叫作法镭的家伙搞得六神无主。比如，当我现在要下笔写一篇严肃的诗论时，法镭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这篇文章应当这样开头：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各种辉煌的理念毁灭成正义的幻影……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以这个时代的精英兄弟们而自豪。我本来想写的是另外一句话：在这个主流话语仍然以宏大的虚假希望主导着我们语言体系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诗人从空洞洪亮的合唱队中毅然撤离，发出自己异质的声音，这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希望所在。
　　我听见了法镭在远处的窃笑声。呃，好吧。的确，从百年前新诗的开端，经过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喧闹，一直到今天依旧强劲的诗歌主潮，诗人们对自我的确信也建立起了另一种神话：主体的神话。那些自我中心的抒情主体占据了诗歌写作的核心，仿佛主体的声音是全然自足的、绝对可信的。法镭，这是你想说的吧？那我就顺着你的思路继续。
　　这个主体从整一化自我的声音出发，致力表达情感和观念，无论是郭沫若式的天狗、徐志摩式的雪花，还是郭路生式的知青、王家新式的受难者;无论是朝向大海和天空，还是面对历史和社会。这在五四时代和后“文革”时代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文学必须从伦常社会或集体狂热中解放出来，回到自我的“真诚”表达。但事实是，抒情的“小我”总是不自觉地靠向作为他者的“大我”，并且依賴于“大我”的宏大理念：因为唯有“大我”才能保证“小我”的合法性。在我们当今的文学话语里，从来不缺“大我”的旗帜。当然，“大我”总是代表了正义，谁又敢说半个不字呢？
　　法镭从手机里探出头来打断我：其实，徐志摩还写过《变与不变》这样——用你们理论家常喜欢引用的巴赫金的行话来说——“众声喧哗”的诗。诗中除了树叶和星星，抒情主体甚至分裂成“答话”的“心”和“插话”的“灵魂”。就像你和我，他补充说。甚至，郭沫若的那首《天狗》里的“我”，就真的是一以贯之的单一自我吗？就算是，他好歹还要剥自己的皮，吃自己的肉呢，比你们这些自恋者强多了。
　　我吃了一惊，法镭知道的太多了。静下来一想，我更感兴趣的，却是鲁迅的那首《我的失恋》。虽说自称为打油诗，却一举消灭了所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新诗。是吗，法镭问道，为什么？我想了想，应该是因为诗中的“我”和鲁迅没有半点关系，鲁迅创造了一个面具化的荒诞主体，从而消解了那个可能会表达伟大爱情观念的现代主体。鲁迅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早的后现代主义者。写到这里，恰好看到张枣的一句话：“作为新诗现代性的写作者，胡适毫无意义，也无需被重写的文学史提及。我们新诗之父是鲁迅，新诗的现代性其实有着深远的鲁迅精神……”我想也许可以把“现代性”看作是“后现代性”，反正利奥塔认为现代必须首先是后现代的。在《狗的驳诘》里，鲁迅塑造了一个连狗都辩驳不了的贫乏主体。在《野草》的许多篇章里，鲁迅也应和了超现实主义对梦境的迷恋。
　　那么，也可以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梦境的。因为梦里超现实的我不必是现实的我。梦里的我不过是法镭罢了。刚说罢，法镭突然破窗而入，露出狰狞的牙齿，让我心惊胆战：那你呢？你无非是拿我当挡箭牌，仿佛你可以逃脱自我审视！我问：你到底是谁？法镭哈哈大笑：你臆造了我，居然不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