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作家，任晓雯近年的表现令人瞩目，她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以一个“没用”小人物的命运折射着一个城市的面目，一段历史的镜像，被称为“实力”之作。她的小说看似淡然，却在无比平静、节奏均衡的叙述里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张力。
　　《换肾记》也同样如此。这篇小说的框架不大，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但它所讲述的又并非中国传统家庭里常见的一地鸡毛。小说开篇就以利落的“前一日，梁真宝喝多了水”引出丈夫的尿毒症，以及妻子陈佩佩严密的饮食监控。关于他的治疗，如能保持透析和良好生活习惯应无大碍，但说到底，换肾才是上上之策。
　　这是一个“小”家庭里的“大”问题。说“小”，是因为这个家庭几乎就是当下中国一个微缩的家庭模板；说“大”，是因为这个问题无关乎日常，无关乎温饱，而直逼生死这一终极命题。
　　这又是一个以“轻”的手法来处理“重”的问题的示范。任晓雯既轻又巧地将这一个问题抛出来，连带着中国家庭常见又永恒的琐屑问题：婆媳矛盾。
　　陈佩佩怂恿梁真宝换肾，换何人的肾？婆婆严素芬。小说开始，夫妻二人关于“严素芬”的争吵已经悄然揭开了家庭矛盾的一角。换肾问题提出来后，日常矛盾就上升为了各人揣着小心思的错综复杂的格局。由于严素芬和梁真宝配型合适，夫妻两人自是一心想用上她的肾；而严素芬自觉辛苦一生，正是享福的年纪，难不成还要为儿子再死一次？就在这各人的算盘和盘算中，一场关于“肾”的拉锯站开始了。
　　任晓雯将这场“战争”写得触目惊心，但它来得并不突兀，也不生涩，因为陈佩佩的坚持、梁真宝的附和、严素芬的躲避，都是在这个家庭内部的细小博弈中展开的。最严重处，莫过于严素芬因不答应换肾而被陈佩佩锁在屋子里，她跑到阳台上喊“救命”也被媳妇诬为“老年痴呆症”。
　　读及此处，读者难免心寒。纵然我们已经洞悉了生命除旧布新的本质，纵然我们在内心暗暗赞同陈佩佩说的“我们年轻，生活没开始呢。不像那老太婆……”但我们依然会为严素芬那艰辛难堪的无处躲避而感受到无奈的心酸和挣扎的绝望。在“生与死”面前，她的自私、卑琐、逃避、反复无常都是可以原谅的。在小说最后，当她以一种与人间永别的心态梳妆打扮之后，被儿子媳妇强行押到医院时，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想逃，可是一转角就被一辆像玩具车似的奇瑞QQ撞倒了。她出门前为自己精心选择的磨砂皮黄色船鞋飞了出去，沾灰蒙尘，“像只破碎的肾”，这最后的比喻在巧妙的对应中饱蘸着浓重的悲凉。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常常与国族、时代、社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当代文学中，在史铁生、贾平凹、苏童、阎连科等人那里，“疾病”依然与历史的维度、国家的巨变、村庄的沉沦等宏大命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70后”笔下，“疾病”携带着的象征越来越个体，也越来越微观。而在《换肾记》中，“疾病”就是“疾病”，它没有隐喻，没有承担溢出其边界的多余功能，它与“健康”一样就是人类生存的正常状态，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检验人性、关系、情感的“试验剂”。
　　任晓雯显然更“狠”一些。她要用这“试验剂”去检验人性的限度，检验亲情所能承受的重量。于是，她绷着一股子劲儿，将“疾病”朝着“死亡”的方向推去。严素芬在逃避儿媳妇换肾建议的过程中，就一直以“死亡”的可能性结果作为借口。她认为自己和儿子两个人会同时死在手术台上，家产会落入儿媳妇手中。她在这种想象中恐惧、自怜、愤怒。但意料之外的是，导致她死亡的不是换肾，而是换肾之前因逃避换肾仓皇出逃遇上的车祸。
　　这是一个叙事按照自身的逻辑往下运行的故事或者说事故。可是，在这场悲剧里，无人可以指责。也就是说，这里只有悲剧，而无对错。我以为，这正是任晓雯能够将故事不断推演下去的内在动力。每个人都没有错，车祸就在他们“无心之举”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无可选择地碾平了一个人的命。她的命，本来可以换回儿子的健康生存。或许，在作者看来，这种由“無心之举”导致的“无心之过”才是最大的“悲”。
　　如果换了一个作家，或许不会让车祸发生，而代之以“大团圆”、“大欢喜”的结局，那也无可厚非，符合中国家庭的叙事伦理。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任晓雯的这种“残酷”设置、毫不手软的推进，似乎来得更加自然，更加真实。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