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诗派:本土写作的两种文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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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提出以“本土、自然、创新”作为“南昌诗派”的艺术主张,并强调“‘南昌诗派’以诗人地域的一致性,带有明显南方生活的写作特征,承继江西田园诗及江西诗派的江右诗歌精神,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作出有探索性的多样化的有效诗歌写作”开始,就一直在从南昌诗派作品到理论构建,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发现。其实,核心是本土文化写作,是南昌诗派作品的构建所涉及的豫章本土文化的血脉与骨肉的鲜活生命的文化延续。
  南昌,既是一座快速崛起的现代化综合型城市,更是一座环境优美的有着22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的商业文化繁荣交相辉映,并以自身的优势彰显出独特的文脉、人脉、水脉,这种渊源因为南昌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的时间跨度与自成一体的深邃空间,而这些先天就具备了的厚重性和普遍性的文化视域,在以“本土、自然、创新”作为“南昌诗派”的艺术主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南昌诗派作品的写作,注重以“本土”为描写对象,以南昌为中心在作品中去体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本土文化审美观照,并告诉读者,“南昌深厚的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人文魅力”。所以说,呈现本土文化精神,这是南昌诗派作品创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当然,南昌的本土文化只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南昌诗派的本土诗人,对南昌的自然景物、人文景观、历史遗迹、名人先烈、风土人情以及现代商业文明等都特别熟悉,自身的本土文化素质和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的审美观照,均已成为南昌诗派作品創作是否成功最关键的内部因素。
  关于“南昌诗派”,有几个概念在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一是南昌的区域。即有华夏文明体系传承延续生存空间的江右地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核心区域;二是南昌的文化。即南昌这块土地上那些存在自己独特的根性文化的区域。比如“豫章十景”“江南名楼滕王阁”“千年古刹佑民寺”“唐朝水观音亭”“宋朝百花洲”以及“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起义旧址等等;三是南昌的诗歌。即以南昌的本土文化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在吸收和借鉴外来先进现代文化的辅助上展开的一种汉语表达的现代诗歌创作。同时,诗歌创作所呈现的是语言深处浓密的江右文化气息,这类诗歌作品首先必须是江右文化形态的诗歌,其次才是南昌诗派作品本身;四是南昌的诗人。即站在南昌这块写作根据地上或不站在南昌这块写作根据地上,但受南昌本土文化传承或熏染很深,并有朝这个方向创作且注重把诗歌创作的题材从单维度向多维度进行推进,而诗歌创作的行为中始终有江右厚重的本土文化为依托的诗人;五是南昌的自然生态。诗歌创作者所写的作品是基于南昌的一种自然生态文化的诗性托出,在语言上要散发出奇异的自然;六是南昌的自然诗性。南昌的自然诗性是天然的,在知识上是再创新的,在诗歌创作中延续天然的原味因素并进行创新。
  南昌诗派在它最初提出的时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在提出这个符号之前并没有在诗歌创作中进行过总结、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在诗歌理论体系中形成独特的价值,以及诗歌创作的表现内容、创作的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和艺术手法等。南昌作为省会城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聚集了各类优秀人才,在诗歌创作中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他们在南昌诗派的形成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并在本土写作中形成了两种文化向度。其中,以程维、陈安安、陈政、褚兢、蒋为农、邓涛等诗人为代表的诗歌写作的文化向度倾向于古典的、历史的、传统的,是向后看的。但是,他们的诗歌写作的文化向度又是双重的,有时他们的诗歌写作又会倾向于另外一种文化向度,而这种文化向度则是指向当下的、现实的、未来的,是向前看的。关于这种向前看的文化向度的诗歌写作,比较突出的代表诗人还有左一兵、颜溶、杨瑾、老德、牧斯、水笔等。
  (一)古典与传统的文化向度
  现在让我们回到南昌诗派上来。
  在当前江西诗坛中能自成风格并影响全国诗坛的,诗人程维最具代表性,他创作的具有古典中国风的现代诗歌不仅使他收获了在中国诗坛的声誉,也奠定了他在江西诗坛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江西诗坛领军人物之一。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写作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风格的形成乃艺术生命成熟的标志,他的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写作影响了一大批诗歌创作者。程维的诗歌都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歌吟,他以饱含古典韵味和现代情感的诗性语言倾诉了自己对历史的追忆与反思、对和平的祈祷与渴望、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对正义的崇敬与赞美、对人性的审视与拷问、对生命的理解与感喟,创建了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艺术宫殿。按常理,作为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写作的开创者,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创作风格轻松延续下去。但是,程维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创作成就,而是一直在创新中寻求突破。近年,程维不断推出《江右书》系列诗作不仅是典型的本土写作,也是一批直接楔入现实粗糙生活,正视当下人物命运的撼人诗作,它以人物命运质疑着现实存在,拷问世界。《江右书》系列写作的文化向度是指向当下、现实与未来的,是对他以前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的自我颠覆。而且程维所取得的诗歌成就,以及他在南昌诗派中的地位是既有江右诗歌的历史依据,亦符合当下诗歌的创作状态。
  在20世纪70年代,理想和现实情结的产生与诗人陈安安的文学素养有着直接的关联,应该说他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传统诗的熏陶。他在传统诗中不仅学习了某种艺术表现手法,领悟到了其直觉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传统诗的思维和气质,并用新的手法进行了某种创新和突破。这些传统诗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他虽然是尝试着用新的手法写传统诗,但他的血管里仍然流淌着传统诗的血液。他在诗歌创作中避免了某些材料的罗列和简单的陈述,防止了逻辑性思辨和说教。而且他的诗作的特殊点在于,它是情绪色调及其鲜明的艺术思维,而情绪思维又是这些诗歌作品的本质。诗作中的观念和道德等内容被诗人的情感所浸润,同时诗人还运用了比较丰富有感官性和形象性的方式,在情势的推动下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在诗歌作品中。
  陈政的诗歌,从整体风格上来看,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对乡土田园诗歌进行创作。作品的题材都是山乡风貌和现实生活,追求的是一种特有的具有古典韵味的田园牧歌式的美。这些诗歌以其恬静的山村田园风光、浓郁的乡土气息、童话般优美的诗歌意境吸引着读者。但可惜的是,这种美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俯拾皆是,靠回忆也不能取之不竭。美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在诗歌作品中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从技术层面看,他的诗歌作品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生动、形象,并具有哲理情趣。陈政诗歌创作的核心追求是意境的营造,不断剪裁,精心布局且打磨诗句。抓住某个动情的事物,反复思索,提炼出新鲜且美好的立意。然后,再将那一种情思,寄托于一首诗歌,作品虚实相生,情景交融。为创作出意境深远的隽永,陈政还十分重视那种小中见大、以有限写无限的艺术传统。另外,他有些诗作是早年挖掘的美好、纯粹,又略显无奈的生活观照和心灵写真,现在读来,让人切实感受到那沐浴在诗行中的真与善、爱与美的弥足珍贵。品读这样浸透自身感悟的诗歌,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给人以启迪和对美好生活充满信心的力量。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陈政是一个本真的诗人,他的诗歌就是生活,很真实。因此,他的诗作始终在关注并承受着现实生活给予他的艰辛。对于过去生活的艰辛和现在过好当前生活这两者,陈政都无法摆脱诗歌带给他的梦想,并把这些“虚幻”都置换成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并非转换了角色,而是转换了自己处世的态度,转换了看待日常事物的方式,也转换了对世俗生活的看法。   对于诗人褚兢,他的诗歌创作的文化向度明显倾向于古典的、历史的,他的作品大都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的。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用质地坚实而凝重的创作材料,构建起他的诗歌作品。截取生活的细节,将自然、人生与自己的生活、情感进行融合,营造优美的意境,让人从中读出作品中鲜明的主题。另外,在作品的创作构思上,褚兢习惯采用纵向的线性思维,以及历史与现实交织、逆境与顺境互转的结构框架。在描写技法上,褚兢则注重虚实相间,直接展示抒情中的精神状态,在诗作中形成一种情感境界,并擅长情感与气氛的渲染,对那些瞬息万变的事物的描写,尤其精彩,寥寥几句,便诗意盎然。近几年来,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思考,以及激情的抒发,其审美视角与境界,都有新的拓展。褚兢的诗歌有自己特色的,这是他认为的“新咏史”诗歌创作。比如组诗《宣纸上的记忆》,崇尚从宣纸上进行反思,以历史人物为着眼点来描述现实,并以此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回归。从褚兢这个层面上来说,诗人崇尚对于历史记忆的关注和敬重。不过,当诗人在现实社会中失去自己的核心价值取向时,宣纸也就成为他们慰藉心灵的栖息之所,并在与笔墨的自我交流中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另外,《宣纸上的记忆》与历史人文互动相生,同时对陶渊明、苏东坡、王羲之、欧阳修等人物的描绘,运用了古典工笔写作技法。当然,诗人还有一些诗歌是通过直面虚无来进行深度挖掘的,他在作品中展示给大家的是现实的浮现和幻想的飘散。他对世俗的虚荣和浮浅的克服,使自己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达到的一种深度,但蕴藏在诗人身上的诗性的精神与虚无的理想以及禅道的思维融汇在一起,便形成了诗歌中呈现的潜意识的幻想以及人生意义和时空的超越。
  同样,文化向度明显倾向于古典与传统的诗人还有蒋为农和邓涛。蒋为农的许多诗歌,现代情趣中透溢着古色古香的韵味,整体上情感朴素、心灵宁静、思绪透明、爱意绵绵,这是对生活历练的发现,诗行中充满着内在思想的张力。看得出,诗人是在努力追求现代生活中的古典意蕴,在诗歌中使用了古典诗词中那种简约的白话语言,并从中提取古典意蕴来构建作品的精神世界。因此,她的这些诗歌语言收放自如,一种现代情趣与古典意蕴被隐约地融合在作品当中。她的诗作描写的是一种陶冶性情的传统文化,因为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使我们心态变得浮躁和骚动不安,而这样的诗歌创作可以让我们安稳、平静、舒缓下来,使疲惫的身心得到放松。这种古典意蕴的再造与现代意识的透视,抒写了诗人明丽淡远的心境;也抒写了诗人对現代人体验的强调,对人性关爱的挖掘,传递出诗人的独特观照。而邓涛的诗歌则鲜明地体现了比较强的本土文化审美观照,读者可以从作品的本土文化中探寻诗人的传统文化精神。从他的一些诗作的色彩上来看,已经超越了诗人所构筑的精神家园,同时在本土文化的记忆深处,在诗人的灵魂高处,也已经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地域性精神气场和一个诗人的想象力空间,以及一个融入了诗人对当地自然、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与生命存在的至深体验的地方。邓涛的诗歌,在创作上突出意境,显现传统文化的情怀。他的许多作品主要从诗性的角度来认识观照当地的自然景物、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等,作品的语言富美华丽而空灵,且擅长各类修辞等写作技巧,从而使他的诗歌作品韵味悠长、意境优美、画面感强、色彩幽丽和富有诗意。
  (二)现实与未来的文化向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诗人左一兵的内心深处便已隐隐约约萌动着后来80年代“主体意识”的东西。由于经历丰富,加上他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和深刻的思想,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成为当时南昌诗派的领军人物,带出了一大批诗人,也奠定了他在诗坛的重要地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部分都是“冷静如铁和锐利如刀”的说理与“热情如火或柔情似水”的抒情并重的作品。他的诗作融说理、叙事和抒情于一体,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借辨析事物的抒情方式,来寄寓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生命的喟叹。对左一兵来说,平时生活的积累如云层电荷的积聚,只要有一次偶然的撞击,便会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并经过理性的筛选,提炼出诗作的主题。于是,他再围绕主题在诗意的海洋自由航行,用一条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深刻的思想内涵,赋予了诗人鲜活的生命和光彩,而丰富的人生,又使诗人在创作中说理和抒情。左一兵的诗歌创作,其方式多用边说理边抒情,在生动流畅的理性叙说和抒情中进入优美的诗歌世界。在创作中,一方面他将视角转向人性、人生、人情、生命,以及人在宇宙时空中的位置和命运等;另一方面,他又将视角瞄准当下社会世相,针砭时弊,抒写现实生活,并进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和追问,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忧患意识。他的诗作所关注的人群非常广,而且他的视野也很开阔,涉及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写了近五十年的诗,到现在仍然宝刀不老,创作旺盛。他诗歌创作现实感比较强,他的目光经常投放到底层民众身上,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对那些普通民众的理解与关注。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怀,也是一个真正诗人应有的人性良知。这样的诗歌,彰显了诗人的良知和美德。这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诗歌真谛的表达。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作品具有一种穿透疼痛与命运的光芒,并抵达血性的精神高度。
  颜溶的诗歌给我们整体感受是,在隽永优美的意境里,蕴含着人生的感悟和生活的百味,既有深刻的理性思维,又有浓郁的艺术感觉。这一创作基调贯穿在他的诗作中,而且,随着诗人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文化素养的不断积淀,思想艺术的不断磨砺,更得以陶冶和熔炼,日臻妙境。他这些年来创作的作品,不论是描写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当下社会现实,都被岁月淬炼得更加深刻而灵秀。这是诗艺与生活的融合。因此,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诗歌,寻摸到这个时代的印记。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一般都是超越世俗之上的,无论在哪里都能聆听到诗性的召唤。不过,生活又是无边无际的,到处都有的,我们不能把生活理解得过于狭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诗人一般都会在生活中展开自己,因为并不是生活造就的都是诗人。比如颜溶写的《无段落》这组作品,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也都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但也只有他才会去用诗歌的形式把这点点滴滴写出来。在这组作品中,真正具有“诗性”并让我们感动的东西,不是日常生活的表象,而是诗人对当下日常生活的感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的一种无奈感。作为一组现实感非常强的诗歌,在其中充满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和意象,但是最根本的东西是对这种生活的反观。颜溶通过一系列对抗意象在作品中所产生的张力,把握了现实生存中诗歌意境的贫乏,当然这不只是诗歌意境中的贫乏,更重要的是描摹了当下生活的困窘和贫乏。颜溶的诗歌,其意义不是单一的,它的形式与内容、结构与语言、内涵与外延都是多元的。作品不是对人和事某个片段的简单陈述,而是诗人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复杂的象征性的表达。也就是说,他的诗容量很大,内在的意蕴可以站在不同角度不断延伸。颜溶创作的这些作品,是诗人对作品的艺术感觉、直觉、联想等能力的强化给人很深的启迪。   对杨瑾的作品,有些讀者可能比较难以接受,这就在于诗人所经历的这一诗歌蜕变可以说前所未有。他提出的“无限制写作”,并不仅仅是在观念、形式、手法和趣味上的不同,而且还是诗人生活的方式、对待诗歌的方式、创作诗歌的方式与当前一些创作观念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诗歌领域和诗歌本身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写作主体,有着根本差异的诗人,意味着诗歌创作的多样化。杨瑾的诗歌,可以这样说,不管是何种风格,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能够确切地完全揭示并解剖他的作品的艺术构思的秘密,因此,揭示并解剖他的诗歌构思的秘密也就更加困难了。他的诗在构思这个核心问题上,赋予了个性化情感和个性化节奏、韵律与形式。他描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人和事或者场景,表面的平常独立让位于对平时生活的细微体悟,作品中朴实的情感与创作的技巧非常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诗作的简单朴素,并由此凸显出一种淳厚和感人的诗歌意境。阅读他的诗歌,可以在作品中发现自己,从而产生共鸣。因为在诗歌中既有一种跟大家不一样的独具匠心的艺术品质,却又是简单朴素而安宁平和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能够深入读者心灵的诗歌。
  与杨瑾创作风格相近的还有诗人老德、水笔、庞华等,他们的诗歌有着特殊的魅力,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原始的冲击力。当然,他们的诗作,不管是否认同,但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远离主流的诗人本人的体验反映了某个时间段的生活特质。正是有了像老德这样一群诗人以赤裸裸的方式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才使得我们由此反观主流诗人和现实主义规范中的诗歌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其实质是一种被既定符号秩序整合过的一体化的生活。诗人虽不乏其个人体验和对个人生存方式的关怀,但意识形态的创作原动力总是来自于对缪斯的敬仰和对真理的感悟,以国家民族的大问题为旨归,个人的生存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他们的诗歌作品不矫饰,不卖弄,而且刻意地在躲避语言的修饰。他们的诗作从开始到结束,句子都比较短,很少有长的,而且都很完整,就算有特别长的,也会断开成两行,不过连接起来就会很饱满。当然,诗作中的句子连起来,不是像树杈那种分支然后连接的,而是先简单再复杂,先零散再集中。然而,就是这样既简单复杂而又自然集中的诗行,让人反而感觉更为真实,更加朴拙。
  对于诗人牧斯,他是在用自己对现实的锐利感受来思考这个世界的,这样的努力使得他的部分作品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镜像。在他的诗作中,关注和理解的都是“从最小的事物出发,通过无法知晓的孕育,又从最强悍的事物中分裂出来”。在创作中,牧斯的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可释怀的诗歌感觉,在方块字的肆意组合中总能游刃有余且如鱼得水,诗性的浸润洇染开来,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生活的宽广和历史的纵深感。他在作品中的诗性言说,有着自己对当下生活的独特思考,在思考与抒情的基调中,书写着自己眼中的事物。他那忧郁的情怀、诗性的感叹、哲思的凝注和低调的处世,都被他淹没在这些诗作中。牧斯的诗,没有浮躁之气。这些年里,他总是默默地写,静静地爱,积聚的都是日月精华,于是使得他的作品沉稳内敛且具有底蕴。在牧斯的诗歌中,大多数作品里的意象,是经过他的思想和想象的重新把握与处理的,而且运用得也都非常准确。也许有的作者认为,诗歌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服务它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而诗作中意象以及对意象的运用也只是形式和技巧上的。但是,在诗歌的创作中,内容和形式其实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有的时候,诗歌的形式比内容还重要。意象、明喻、隐喻,以及象征的运用都是诗人对现实世界的思考,牧斯的作品也有纷繁的意象与思考。我们也知道,诗歌在表现中创新了语言,于是语言便带动了思维的创造,而思维的创造就能使社会不断进步。这也是诗歌与诗人的关系。优秀的诗篇总是说出人们想说而又一时没说出来的话,表达人们最想表达的情感。牧斯的诗作在语言的词句中营造诗性的世界,这是诗人情感的冲动,也是诗人心灵喷发向往的火花。可以说,牧斯作品中的语言,语言风格是个性化的,思想内核也是个性化的。他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意象群。
  综上所述,他们的创作有着双重文化向度,虽然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各擅其长,各具特色,但又符合“南昌诗派”的艺术主张“本土、自然、创新”。因为他们心中永远有着诗性灵光的照耀,他们为诗歌痛并快乐着。历史也将证明,他们的痛就是另一种幸福和快乐。而且,他们自身的血液也将会不断更新,在更新中寻求突破,这种更新中的突破显示了时代在不断向前推进。当然,他们的这种更新中的突破只限制在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们对诗歌的追求全在这里。他们将引领南昌的诗人们,不断将“南昌诗派”推向成熟的高峰。因为他们的存在和诗歌的存在,有着现实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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