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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亲身游历过“东方”的英国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在1813年-1816年间连续写成了《阿比徒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异教徒》（The Giaour）《海盗》（The Corsair）《莱拉》（Lara）《柯林斯的围攻》（The Siege of Corinth）和《巴里雪那》（Parisina）六部中篇叙事诗，后人将这六部叙事诗结集出版，合称为“东方故事诗”（Oriental Tales）。在这六部叙事诗中，拜伦勾画出一个清晰又富有乌托邦色彩的“东方”形象，展现了诗人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心世界。本文以《东方故事诗》的前两首《异教徒》和《海盗》为例，探究其诗中所构形象及生成原因。
关键词： 拜伦 东方故事诗 “东方” 形象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东方”充满了期待、怀疑与向往，他们对“东方”文明不乏赞美与鄙夷，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更是助长了西方人对遍地黄金、富饶繁华的“东方”的觊觎之心。作为亲身游历过“东方”的英国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在1813年—1816年间连续写成了《阿比徒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异教徒》（The Giaour）《海盗》（The Corsair）《莱拉》（Lara）《柯林斯的围攻》（The Siege of Corinth）和《巴里雪那》（Parisina）六部中篇叙事诗，后人将这六部叙事诗结集出版，合称为“东方故事诗”（Oriental Tales）[1]（1）。在这六部叙事诗中，拜伦以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视角热情又理性地展现了自己眼中“东方”世界的人、物、景、事，勾画出一个清晰而又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异域形象，展现了诗人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心世界。本文试以《东方故事诗》的前两首《异教徒》和《海盗》为例，探究其诗中所构“东方”形象及生成原因。
一、题解“东方”——“故事”发生地
拜伦《东方故事诗》中的“东方”与传统“东、西方”既具有地缘上的承袭关系，在具体文学文本及文化脉络上又略有差异。传统认为，“东方”与“西方”是以地中海为参照而划分的，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不仅具有地缘上的相对关系，而且在文化上暗示着欧洲人的文化偏见[2]。欧洲人为了在使用和区别“东方”上的便利，进一步将“东方”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其划分的依据则是距离欧洲的远近程度[3]。依照这个传统，拜伦《东方故事诗》中的“东方”大部分应当划分到“近东”这一地理的、文化的范畴之内。要阐述得更具体，应当包括地中海沿岸诸国及近东地区，覆盖希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和地区[4]。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在《东方故事诗》中，《异教徒》《海盗》等篇章多次涉及希腊和土耳其，拜伦既对希腊情有独钟，又对土耳其的侵略扩张感到厌恶。从这个意义来说，“东方”不仅是诗人拜伦对自身“东方之旅”行走轨迹所见所闻的记录与书写，更是他精神家园的寄居之所，即对古希腊民主与宗教宽容的向往。诗人拜伦渴望从“东方”世界借鉴古老的智慧，从而寻求在现代物质文明时代逼仄的生活中人们需要的启示及心灵救赎。
二、异域形象——“他者”建构的乌托邦
周宁先生在论及拜伦和雪莱笔下的东方时曾这样说道：“拜伦的东方是欧洲的东方，从希腊到土耳其，雪莱诗中的东方是世界的东方。他们的东方都是历史的过去或时间的起源，是由空旷的目的与废墟构成的永恒之地。”[5]在《异教徒》和《海盗》这两篇叙事诗中，拜伦以一个人（异教徒）及一类人（海盗们，当然是以其首领康纳德为代表）为描写和记叙的中心，建构了一个以拜伦自身文化积淀和隐形的、由潜意识建构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乌托邦。那么，在这两篇描写“东方”的故事诗中，拜伦究竟构建了一个怎样的“东方”形象呢？
（一）野蛮、杀伐遍地、清除“异端”——土耳其
拜伦一生对“希腊式”英雄情有独钟，拜伦认为希腊精神是不朽的，希腊成为拜伦理想的寄居之地。拜伦渴望自由、民主，反对侵略与杀戮，他呼唤古希腊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回归。《异教徒》的出版时间虽然比《阿比徒斯的新娘》略晚，但人们历来将其看成第一部“东方故事诗”，因此本身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故事的主线是一个异教徒（意大利的威尼斯人）和土耳其回教徒贵族哈桑的爱姬蕾拉相爱，事发后蕾拉被装进口袋扔进大海里，异教徒决心为她报仇而终于杀死哈桑，后来异教徒也殉情自杀。其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拜伦自身在“东方”游历经验的文学再造，拜伦曾对人谈及他在雅典时曾经援救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由于爱情不贞，按照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当时希腊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已经被缝进口袋，准备扔进大海[1]（2）。在拜伦的笔下，土耳其被描写为一个非文明的国度，从其将一个女子狠心沉入大海，便可窥见一斑：
哈桑多少也这样认为：
她还是那么温情，那么娇美，
对这女奴他已恩宠到如此地步，
她一旦背叛就应该把她送进坟墓。
就在那薄暮时分他却去了清真寺院，
从那儿又走到他的凉亭参加饮宴。[1]（28-29）
而那个“女奴”（即蕾拉）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难于诉说她的双眸如何乌黑迷人，
不过端详小羚羊的那双眼睛，
会有助于启发想象，打开你的心灵；
也那么大，也乌黑得令人神移魂荡，
那眼睑下閃烁出点点亮光，
她熠熠照人的灵魂就蕴含其间，
像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明亮耀眼[1]（29）。
双方对比之下，作者的倾向性立现。正如诗中所言“谁能从蕾拉的眼神明瞭她的心理？谁能遵从上帝的那部分教义，教义里说女人不过是尘土，不过是主子情欲的无灵魂的玩物”[1]（30）就是这样，让诗人衍生出一个“异教徒”冲击它，拯救那个“虐待”的希腊的代表——蕾拉。在这里，蕾拉可以说是古希腊政治、精神文明的代表。 （二）“拜伦式英雄”——意识形态与心灵的乌托邦
同样地，在《海盗》中，诗人拜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希腊海盗占据了海中孤岛，他们的首领康纳德根据探子提供的情况，决定率领部下从海上对土耳其异族统治者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以奇兵粉碎敌人准备搜捕和消灭他们的阴谋[1]（73）。
拜伦善于在诗中塑造被后人称之为“拜伦式英雄”的一群人，即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的那一群人：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现有制度，与社会恶势力势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如此看来，《海盗》中的海盗首领康纳德则是“拜伦式英雄”的典型代表人物了。在《海盗》中康纳德是一个有勇有谋、爱憎分明的勇士形象。他敢于同异族统治者抗争，很爱妻子米多娜，在打探消息时，亲自装扮成一个僧勇探总督大臣（即诗中的“王爷”）的府邸，而当战斗正酣，海盗们处于优势地位时，他们并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敌人，而是忙于拯救处在战火中有生命危险的宫女和王妃。康纳德则亲手救出王妃葛娜拉，并且把她妥当安顿。当他们处于劣势，甚至康纳德被生擒，王妃葛娜拉想要设法救出他时，康纳德却表示拒绝，表明了自己对于爱情的坚定立场。在葛娜拉买通了狱卒，秘密会见康纳德，亲诉衷情，并与之密谋刺杀总督大臣时，康纳德义正严词地拒绝了他，因为他认为谋杀有损英雄本色。当葛娜拉谋杀了睡梦中的“王爷”并与从囚室外逃的康纳德不期而遇时，康纳德却是从心里鄙视葛娜拉的，认为她的行为是极其不道德的。在康纳德回到自己占领的孤岛以后，看到米多娜已经香消玉殒后，他自己也于第二天在大海中永远失踪。
总之，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到，在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但凡关于希腊的形象，总是积极的、正面的，而关于土耳其的形象总是消极的、反面的。另一方面，《东方故事诗》里面的人物的语言都带有拜伦个人的性格及人生的特点，或者说带有英国意识形态色彩，这将是我在下一部分着重探讨的内容。
三、缘何如此——生成语境探究
为何在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会生成这样的形象呢？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5]探究拜伦《东方故事诗》中“东方”形象的生成语境可以从“存在”入手，抽丝剥茧。其生成原因有以下诸般：
（一）对东方的向往——拜伦的东方情结
西方传统上就对“东方”遍地金银、富饶繁华的传述，特别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对东方繁华的“大肆宣扬”，加剧了西方人对“东方”的觊觎。另外，拜伦从小就对“东方”充满期待，他曾在给其好友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的信中写道：“把握住东方，神的旨意，斯达尔夫人，告诉我，唯有如此才是写诗的策略。”[6]事实上，在亚伯丁读书时，拜伦就十分喜欢东方历史，其中，有一本土耳其历史是他最欣赏的。他说：“它是我童年时期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或许是它使我的诗增加了一点东方的色彩！”除了历史之外，他也喜欢读航海和冒险故事，如《一千零一夜》和《堂吉诃德》等[7]（13）。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在他的《东方故事诗》中有海盗形象，有航海和冒险故事了——这是其童年时期记忆和兴趣的延续。
拜伦曾申请过前往印度等东方国度，然而在当时情形下并未得到允准。因而，对“东方”极度向往的拜伦只得退而求其次，把目光放到“近东”的一些国家上，如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当时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他的旅途开始于1809年6月，终于1811年7月[8]。
拜伦的东方情结还与其广泛涉猎的各种东方典籍有重大关系。《旧约》《天方夜谭》《可兰经》《忧郁的解剖》，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以及土耳其的历史书籍是构成拜伦认识东方的基础。
（二）英国的绅士传统与贵族精神——投射效应
曾有资料显示，拜伦发怒的时候就是《海盗》中的康纳德，这是不无道理的。英伦贵族精神的核心上继骑士精神，其中包含很多令人称颂的美德，可以将其归纳为八个方面的美德：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它构成了西欧所谓的“绅士精神”，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总之，它使现代欧洲人性格中既含有优雅的贵族气质成分，又兼具信守诺言，乐于助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品格。
在《异教徒》和《海盗》这两篇故事诗中，均有解救女子的故事情节，都有为荣誉而戰，主人公都英勇善战，这与拜伦的贵族身份及绅士涵养是密不可分的，是现实中的拜伦在文学形象上的投射。在《海盗》中，康纳德认为谋杀有失英雄本色，并对谋杀了总督大臣的葛娜拉从内心发出鄙视，正是和拜伦的这种涵养相关。
（三）社会环境的逼仄与自身情绪的规避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对于“东方”的描述也是拜伦自我理想的阐释，这种阐释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拜伦一直处于国内政治斗争和流言蜚语的中心，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对本国现实的无可奈何。更直接的原因是，1816年离开英格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妻子的性虐待及他和隔山姐姐的乱伦关系的流言。当时的拜伦在人民大众心目中成了撒旦式人物，犯下了累累罪恶[9]。这使得当时拜伦心理压力过大，为了寻求释放渠道，使拜伦将眼光转向异国。在游历过程中，他接触到各类人物。英国人文环境的压抑和个人情感的波折引起了他对异国的追寻。
“我们在国外已将近一年了，我也希望在这些绿意盎然的地方，多看看那些与国内不一样的景色……等我回去后，希望你会发觉我和以前已不相同——不是体型方面，而是气度、气质方面的改变。因为，我开始了解：在这世界上，只有本着‘道德’而为，才行得通……我希望回去以后，能远离那些使我败坏的朋友、酒和荒淫，专心在政治和社交方面去求发展……”[7]（72）
在拜伦的诗中，他将非人性的、暴力的视作自己的敌人，比如《异教徒》中的哈桑、《海盗》中的总督郗德王爷等。反之，涉及希腊，拜伦鼓励希腊人民起来反抗异族的统治。他也曾远赴希腊亲自参加反抗侵略的斗争，用生命阐释了自由的含义。
四、结语
在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的扉页，有两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10]足见萨义德对深谙形象学的真谛。依照西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5]及本国“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色彩”[11]，拜伦笔下的“东方”是在“他者”之上深深烙下了自己的印记，构成了一个启示与救赎的“东方”世界，他是诗人自我救赎的一个参照系，是心灵寄寓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英]拜伦，著.李锦秀，译.东方故事诗（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王倩.欲望之境：论荷马史诗中的“东方”形象[J].中国比较文学，2014（1）.
[3]黄倩.他者镜像中的自我言说：拜伦笔下的东方[J].名作欣赏，2012（21）.
[4]周宁.孔教乌托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5][德]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Rutherford， Andrew. Byron： A Critical Study[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37.
[7]丛书编委.拜伦[M].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8]陈彦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现实主义东方书写”[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9]温晓梅.浅析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想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0][美]萨义德.东方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1][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关键词： 拜伦 东方故事诗 “东方” 形象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东方”充满了期待、怀疑与向往，他们对“东方”文明不乏赞美与鄙夷，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更是助长了西方人对遍地黄金、富饶繁华的“东方”的觊觎之心。作为亲身游历过“东方”的英国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在1813年—1816年间连续写成了《阿比徒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异教徒》（The Giaour）《海盗》（The Corsair）《莱拉》（Lara）《柯林斯的围攻》（The Siege of Corinth）和《巴里雪那》（Parisina）六部中篇叙事诗，后人将这六部叙事诗结集出版，合称为“东方故事诗”（Oriental Tales）[1]（1）。在这六部叙事诗中，拜伦以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视角热情又理性地展现了自己眼中“东方”世界的人、物、景、事，勾画出一个清晰而又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异域形象，展现了诗人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心世界。本文试以《东方故事诗》的前两首《异教徒》和《海盗》为例，探究其诗中所构“东方”形象及生成原因。
一、题解“东方”——“故事”发生地
拜伦《东方故事诗》中的“东方”与传统“东、西方”既具有地缘上的承袭关系，在具体文学文本及文化脉络上又略有差异。传统认为，“东方”与“西方”是以地中海为参照而划分的，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不仅具有地缘上的相对关系，而且在文化上暗示着欧洲人的文化偏见[2]。欧洲人为了在使用和区别“东方”上的便利，进一步将“东方”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其划分的依据则是距离欧洲的远近程度[3]。依照这个传统，拜伦《东方故事诗》中的“东方”大部分应当划分到“近东”这一地理的、文化的范畴之内。要阐述得更具体，应当包括地中海沿岸诸国及近东地区，覆盖希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和地区[4]。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在《东方故事诗》中，《异教徒》《海盗》等篇章多次涉及希腊和土耳其，拜伦既对希腊情有独钟，又对土耳其的侵略扩张感到厌恶。从这个意义来说，“东方”不仅是诗人拜伦对自身“东方之旅”行走轨迹所见所闻的记录与书写，更是他精神家园的寄居之所，即对古希腊民主与宗教宽容的向往。诗人拜伦渴望从“东方”世界借鉴古老的智慧，从而寻求在现代物质文明时代逼仄的生活中人们需要的启示及心灵救赎。
二、异域形象——“他者”建构的乌托邦
周宁先生在论及拜伦和雪莱笔下的东方时曾这样说道：“拜伦的东方是欧洲的东方，从希腊到土耳其，雪莱诗中的东方是世界的东方。他们的东方都是历史的过去或时间的起源，是由空旷的目的与废墟构成的永恒之地。”[5]在《异教徒》和《海盗》这两篇叙事诗中，拜伦以一个人（异教徒）及一类人（海盗们，当然是以其首领康纳德为代表）为描写和记叙的中心，建构了一个以拜伦自身文化积淀和隐形的、由潜意识建构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乌托邦。那么，在这两篇描写“东方”的故事诗中，拜伦究竟构建了一个怎样的“东方”形象呢？
（一）野蛮、杀伐遍地、清除“异端”——土耳其
拜伦一生对“希腊式”英雄情有独钟，拜伦认为希腊精神是不朽的，希腊成为拜伦理想的寄居之地。拜伦渴望自由、民主，反对侵略与杀戮，他呼唤古希腊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回归。《异教徒》的出版时间虽然比《阿比徒斯的新娘》略晚，但人们历来将其看成第一部“东方故事诗”，因此本身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故事的主线是一个异教徒（意大利的威尼斯人）和土耳其回教徒贵族哈桑的爱姬蕾拉相爱，事发后蕾拉被装进口袋扔进大海里，异教徒决心为她报仇而终于杀死哈桑，后来异教徒也殉情自杀。其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拜伦自身在“东方”游历经验的文学再造，拜伦曾对人谈及他在雅典时曾经援救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由于爱情不贞，按照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当时希腊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已经被缝进口袋，准备扔进大海[1]（2）。在拜伦的笔下，土耳其被描写为一个非文明的国度，从其将一个女子狠心沉入大海，便可窥见一斑：
哈桑多少也这样认为：
她还是那么温情，那么娇美，
对这女奴他已恩宠到如此地步，
她一旦背叛就应该把她送进坟墓。
就在那薄暮时分他却去了清真寺院，
从那儿又走到他的凉亭参加饮宴。[1]（28-29）
而那个“女奴”（即蕾拉）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难于诉说她的双眸如何乌黑迷人，
不过端详小羚羊的那双眼睛，
会有助于启发想象，打开你的心灵；
也那么大，也乌黑得令人神移魂荡，
那眼睑下閃烁出点点亮光，
她熠熠照人的灵魂就蕴含其间，
像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明亮耀眼[1]（29）。
双方对比之下，作者的倾向性立现。正如诗中所言“谁能从蕾拉的眼神明瞭她的心理？谁能遵从上帝的那部分教义，教义里说女人不过是尘土，不过是主子情欲的无灵魂的玩物”[1]（30）就是这样，让诗人衍生出一个“异教徒”冲击它，拯救那个“虐待”的希腊的代表——蕾拉。在这里，蕾拉可以说是古希腊政治、精神文明的代表。 （二）“拜伦式英雄”——意识形态与心灵的乌托邦
同样地，在《海盗》中，诗人拜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希腊海盗占据了海中孤岛，他们的首领康纳德根据探子提供的情况，决定率领部下从海上对土耳其异族统治者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以奇兵粉碎敌人准备搜捕和消灭他们的阴谋[1]（73）。
拜伦善于在诗中塑造被后人称之为“拜伦式英雄”的一群人，即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的那一群人：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现有制度，与社会恶势力势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如此看来，《海盗》中的海盗首领康纳德则是“拜伦式英雄”的典型代表人物了。在《海盗》中康纳德是一个有勇有谋、爱憎分明的勇士形象。他敢于同异族统治者抗争，很爱妻子米多娜，在打探消息时，亲自装扮成一个僧勇探总督大臣（即诗中的“王爷”）的府邸，而当战斗正酣，海盗们处于优势地位时，他们并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敌人，而是忙于拯救处在战火中有生命危险的宫女和王妃。康纳德则亲手救出王妃葛娜拉，并且把她妥当安顿。当他们处于劣势，甚至康纳德被生擒，王妃葛娜拉想要设法救出他时，康纳德却表示拒绝，表明了自己对于爱情的坚定立场。在葛娜拉买通了狱卒，秘密会见康纳德，亲诉衷情，并与之密谋刺杀总督大臣时，康纳德义正严词地拒绝了他，因为他认为谋杀有损英雄本色。当葛娜拉谋杀了睡梦中的“王爷”并与从囚室外逃的康纳德不期而遇时，康纳德却是从心里鄙视葛娜拉的，认为她的行为是极其不道德的。在康纳德回到自己占领的孤岛以后，看到米多娜已经香消玉殒后，他自己也于第二天在大海中永远失踪。
总之，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到，在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但凡关于希腊的形象，总是积极的、正面的，而关于土耳其的形象总是消极的、反面的。另一方面，《东方故事诗》里面的人物的语言都带有拜伦个人的性格及人生的特点，或者说带有英国意识形态色彩，这将是我在下一部分着重探讨的内容。
三、缘何如此——生成语境探究
为何在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会生成这样的形象呢？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5]探究拜伦《东方故事诗》中“东方”形象的生成语境可以从“存在”入手，抽丝剥茧。其生成原因有以下诸般：
（一）对东方的向往——拜伦的东方情结
西方传统上就对“东方”遍地金银、富饶繁华的传述，特别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对东方繁华的“大肆宣扬”，加剧了西方人对“东方”的觊觎。另外，拜伦从小就对“东方”充满期待，他曾在给其好友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的信中写道：“把握住东方，神的旨意，斯达尔夫人，告诉我，唯有如此才是写诗的策略。”[6]事实上，在亚伯丁读书时，拜伦就十分喜欢东方历史，其中，有一本土耳其历史是他最欣赏的。他说：“它是我童年时期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或许是它使我的诗增加了一点东方的色彩！”除了历史之外，他也喜欢读航海和冒险故事，如《一千零一夜》和《堂吉诃德》等[7]（13）。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在他的《东方故事诗》中有海盗形象，有航海和冒险故事了——这是其童年时期记忆和兴趣的延续。
拜伦曾申请过前往印度等东方国度，然而在当时情形下并未得到允准。因而，对“东方”极度向往的拜伦只得退而求其次，把目光放到“近东”的一些国家上，如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当时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他的旅途开始于1809年6月，终于1811年7月[8]。
拜伦的东方情结还与其广泛涉猎的各种东方典籍有重大关系。《旧约》《天方夜谭》《可兰经》《忧郁的解剖》，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以及土耳其的历史书籍是构成拜伦认识东方的基础。
（二）英国的绅士传统与贵族精神——投射效应
曾有资料显示，拜伦发怒的时候就是《海盗》中的康纳德，这是不无道理的。英伦贵族精神的核心上继骑士精神，其中包含很多令人称颂的美德，可以将其归纳为八个方面的美德：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它构成了西欧所谓的“绅士精神”，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总之，它使现代欧洲人性格中既含有优雅的贵族气质成分，又兼具信守诺言，乐于助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品格。
在《异教徒》和《海盗》这两篇故事诗中，均有解救女子的故事情节，都有为荣誉而戰，主人公都英勇善战，这与拜伦的贵族身份及绅士涵养是密不可分的，是现实中的拜伦在文学形象上的投射。在《海盗》中，康纳德认为谋杀有失英雄本色，并对谋杀了总督大臣的葛娜拉从内心发出鄙视，正是和拜伦的这种涵养相关。
（三）社会环境的逼仄与自身情绪的规避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对于“东方”的描述也是拜伦自我理想的阐释，这种阐释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拜伦一直处于国内政治斗争和流言蜚语的中心，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对本国现实的无可奈何。更直接的原因是，1816年离开英格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妻子的性虐待及他和隔山姐姐的乱伦关系的流言。当时的拜伦在人民大众心目中成了撒旦式人物，犯下了累累罪恶[9]。这使得当时拜伦心理压力过大，为了寻求释放渠道，使拜伦将眼光转向异国。在游历过程中，他接触到各类人物。英国人文环境的压抑和个人情感的波折引起了他对异国的追寻。
“我们在国外已将近一年了，我也希望在这些绿意盎然的地方，多看看那些与国内不一样的景色……等我回去后，希望你会发觉我和以前已不相同——不是体型方面，而是气度、气质方面的改变。因为，我开始了解：在这世界上，只有本着‘道德’而为，才行得通……我希望回去以后，能远离那些使我败坏的朋友、酒和荒淫，专心在政治和社交方面去求发展……”[7]（72）
在拜伦的诗中，他将非人性的、暴力的视作自己的敌人，比如《异教徒》中的哈桑、《海盗》中的总督郗德王爷等。反之，涉及希腊，拜伦鼓励希腊人民起来反抗异族的统治。他也曾远赴希腊亲自参加反抗侵略的斗争，用生命阐释了自由的含义。
四、结语
在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的扉页，有两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10]足见萨义德对深谙形象学的真谛。依照西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5]及本国“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色彩”[11]，拜伦笔下的“东方”是在“他者”之上深深烙下了自己的印记，构成了一个启示与救赎的“东方”世界，他是诗人自我救赎的一个参照系，是心灵寄寓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英]拜伦，著.李锦秀，译.东方故事诗（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王倩.欲望之境：论荷马史诗中的“东方”形象[J].中国比较文学，2014（1）.
[3]黄倩.他者镜像中的自我言说：拜伦笔下的东方[J].名作欣赏，2012（21）.
[4]周宁.孔教乌托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5][德]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Rutherford， Andrew. Byron： A Critical Study[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37.
[7]丛书编委.拜伦[M].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8]陈彦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现实主义东方书写”[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9]温晓梅.浅析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想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0][美]萨义德.东方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1][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