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的痕迹。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