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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彼得堡的G20峰会到雅加达的APEC峰会，从中国的《人民日报》 到英国的《金融时报》，“新兴经济体”成为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个词组。确实，最近一二十年，新兴经济体取得的经济业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为令人欣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十分美好。但是，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如何维系较高的增长率
新兴经济体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换言之，如果它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新兴经济体也就名不副实了。
在美国经济萎靡不振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却能保持较快的增长。然而，最近一两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减速，国际上对新兴经济体未来增长前景的忧虑时有所闻。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7月27日）的一篇题为“新兴经济体的大减速”的文章写道：“当短跑冠军无法跑出最佳速度时，他应该花时间考虑一下什么原因：是暂时的状态不佳还是失去了昔日的优势。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21世纪世界经济的短跑冠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10年中，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全球的繁荣，并在金融危机中带领世界经济继续向前。然而，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却大减速了”。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大减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因素而言，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周期性变化、美国经济疲软和欧洲债务危机，都是非常不利的。就内部因素而言，增长模式的缺陷、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以及社会问题的掣肘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利于维系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7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兴经济体如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目前的经济模式，作出一些痛苦的决定。能够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将继续繁荣，反之则只能将过去的黄金时代当作记忆。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空气、水和土壤的质量可谓每况愈下，对许多人的体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会减少。这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技术进步会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二是民众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会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三是三次产业的组成会发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变化。
但是，这一理论上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可以无视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更不应该高枕无忧地等待收入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坚决不能在经济发展上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后再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令人欣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已认识到，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高度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决不能再走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自然资源、追求短期效益的老路，要彻底抛弃重经济增长而轻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第二，要彻底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但受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等因素的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司空见惯。第三，要制定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体系日臻完善，但是政府仍然有必要发挥积极作用，在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领域构建一个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如何应对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兴经济体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面临着多方面严重的社会问题。令人忧虑的是，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会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催化剂”。
毋庸置疑，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社会问题的。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尽相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差异。新兴经济体的社会问题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既与政府的发展理念有关，也与社会发展政策密切相连。
经济增长（效率）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时，也应该兼顾社会发展（公平）。一方面，体现公平与否的生产关系现状取决于体现效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力。因此，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动力和必要条件，但公平的缺失必然会使效率失去其意义，从而延缓社会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似乎更为重视效率，较少顾及公平。这一“先增长后分配”的理念使社会发展屈从于经济增长，最终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
在几乎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发展都造就了大量富翁。在国际上的多种财富排行榜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富翁越来越多。如在《福布斯》的“2013年世界亿万富翁排行榜”中，前50位中共有11人来自新兴经济体，雄踞榜首的是来自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事实上，斯利姆曾多年居于世界首富的宝座。
诚然，在每一个新兴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是，食不果腹和衣不蔽体的穷人为数不少。毋庸置疑，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仍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极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是绝对公平的。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因而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但目前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已大大超过所谓“国际警戒线”。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的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城乡差别大。在新兴经济体，农村居民的收入显然大大低于城镇居民。这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政府在农村的投入少于在城市的投入，农村居民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受到明显的歧视，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人为的分割状态，农产品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乏力。
第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收入阶层的成员争先恐后地将其子女送往发达国家求学时，低收入阶层的儿童却无法完成义务教育。此外，在一些落后地区，教室、教师和教材等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第三，税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这充分说明，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而非来自富人阶层。此外，在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税收征集体系不完善，税收道德水平较低，税收文化较差，因此富人的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
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通病”，发达国家有之，新兴经济体亦有之。但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排行榜中，进入前50名的新兴经济体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兴经济体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腐败不是快速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但快速发展的经济确实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从产品的推销到经营权的获取，从建筑工程的招标到银行信贷的发放，从房地产市场到股票市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更为可悲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官就是腐败分子，理应公正的公检法体系也受到了腐败的侵蚀。
新兴经济体腐败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世界银行在1997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写道：“国家拥有进行高压统治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既使其获得了一种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干预的权力，也使其拥有一种进行随意干预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与只有政府才能掌握而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为公共部门的官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获取自己的私利提供了良机，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很多。”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在反腐败领域的法制建设欠完善，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司空见惯，从而为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腐败问题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腐败既玷污了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形象，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既疏远了执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也加重了社会的不和谐；既削弱了社会公德，也影响了民众的经济利益。
如何维系较高的增长率
新兴经济体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换言之，如果它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新兴经济体也就名不副实了。
在美国经济萎靡不振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却能保持较快的增长。然而，最近一两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减速，国际上对新兴经济体未来增长前景的忧虑时有所闻。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7月27日）的一篇题为“新兴经济体的大减速”的文章写道：“当短跑冠军无法跑出最佳速度时，他应该花时间考虑一下什么原因：是暂时的状态不佳还是失去了昔日的优势。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21世纪世界经济的短跑冠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10年中，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全球的繁荣，并在金融危机中带领世界经济继续向前。然而，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却大减速了”。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大减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因素而言，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周期性变化、美国经济疲软和欧洲债务危机，都是非常不利的。就内部因素而言，增长模式的缺陷、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以及社会问题的掣肘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利于维系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7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兴经济体如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目前的经济模式，作出一些痛苦的决定。能够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将继续繁荣，反之则只能将过去的黄金时代当作记忆。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空气、水和土壤的质量可谓每况愈下，对许多人的体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会减少。这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技术进步会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二是民众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会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三是三次产业的组成会发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变化。
但是，这一理论上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可以无视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更不应该高枕无忧地等待收入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坚决不能在经济发展上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后再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令人欣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已认识到，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高度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决不能再走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自然资源、追求短期效益的老路，要彻底抛弃重经济增长而轻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第二，要彻底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但受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等因素的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司空见惯。第三，要制定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体系日臻完善，但是政府仍然有必要发挥积极作用，在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领域构建一个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如何应对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兴经济体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面临着多方面严重的社会问题。令人忧虑的是，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会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催化剂”。
毋庸置疑，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社会问题的。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尽相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差异。新兴经济体的社会问题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既与政府的发展理念有关，也与社会发展政策密切相连。
经济增长（效率）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时，也应该兼顾社会发展（公平）。一方面，体现公平与否的生产关系现状取决于体现效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力。因此，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动力和必要条件，但公平的缺失必然会使效率失去其意义，从而延缓社会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似乎更为重视效率，较少顾及公平。这一“先增长后分配”的理念使社会发展屈从于经济增长，最终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
在几乎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发展都造就了大量富翁。在国际上的多种财富排行榜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富翁越来越多。如在《福布斯》的“2013年世界亿万富翁排行榜”中，前50位中共有11人来自新兴经济体，雄踞榜首的是来自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事实上，斯利姆曾多年居于世界首富的宝座。
诚然，在每一个新兴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是，食不果腹和衣不蔽体的穷人为数不少。毋庸置疑，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仍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极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是绝对公平的。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因而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但目前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已大大超过所谓“国际警戒线”。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的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城乡差别大。在新兴经济体，农村居民的收入显然大大低于城镇居民。这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政府在农村的投入少于在城市的投入，农村居民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受到明显的歧视，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人为的分割状态，农产品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乏力。
第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收入阶层的成员争先恐后地将其子女送往发达国家求学时，低收入阶层的儿童却无法完成义务教育。此外，在一些落后地区，教室、教师和教材等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第三，税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这充分说明，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而非来自富人阶层。此外，在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税收征集体系不完善，税收道德水平较低，税收文化较差，因此富人的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
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通病”，发达国家有之，新兴经济体亦有之。但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排行榜中，进入前50名的新兴经济体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兴经济体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腐败不是快速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但快速发展的经济确实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从产品的推销到经营权的获取，从建筑工程的招标到银行信贷的发放，从房地产市场到股票市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更为可悲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官就是腐败分子，理应公正的公检法体系也受到了腐败的侵蚀。
新兴经济体腐败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世界银行在1997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写道：“国家拥有进行高压统治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既使其获得了一种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干预的权力，也使其拥有一种进行随意干预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与只有政府才能掌握而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为公共部门的官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获取自己的私利提供了良机，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很多。”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在反腐败领域的法制建设欠完善，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司空见惯，从而为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腐败问题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腐败既玷污了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形象，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既疏远了执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也加重了社会的不和谐；既削弱了社会公德，也影响了民众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