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晟“三假干部”戏局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inzhenxi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赵利,2005年任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时,被举报为“三假干部”,为此,广东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专案组查了几个月,给出了存在“假干部”、“假学历证明”、“假户口”的结论和处理意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据此给予赵利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其总经理职务同时被撤销。
  2009年赵利又被重新任命为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而日前赵利获得了新的任命:亚洲国际大酒店董事长。
  亚洲国际大酒店是广东省最大的竞争性行业全资国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旗下的五星级酒店,资产近20亿元。
  一名7年前被有关部门认定的国企高管“三假干部”,如今再次得到重用,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隐情?
  专案组作出“三假”结论
  档案资料显示为1960年出生,但专案组结论认定为1958年出生的赵利,在1982年顶其母亲的班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根据广晟资产公司2005第21号文件和广晟纪监2005年第1号文件的记载,1999年12月,赵利“以北影厂干部身份调入广州军区联勤部人事劳动处”。而根据专案组前往北京的调查,为了能调入广州军区工作,赵利的两份《干部履历表》和8份工资调整审批表均系伪造。专案组查阅北影厂历年的干部录用正式批文均无赵利的名字,虽然据北影厂反映,赵利工作的制片岗位是属于干部岗位,但赵利是“以工代干”。
  
  专案组在结论中写道:“即使是北影厂以干部身份为赵利办理了调动手续,也不能改变赵利是一名普通工人的事实。”
  第二“假”是学历证明。赵利档案中装有一份北影厂人事处于2001年4月出具的大专学历证明:“赵利同志1986年至198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电影发行制片专业学习,属大专学历,毕业证因搬家不慎丢失”。
  而经专案组向北京电影学院调查证实,1986年至1987年,该院根本没有办过这个班,也没有赵利这个学生。“因此,这张证明是伪造的。”
  第三“假”是户口。1999年,赵利请其妻姐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育林乡给赵利买了一个非农业户口,并随后伪造了1979年吉林省劳动厅《固定工调配证》和《非农业户口申请落户审批表》,1999年11月24日将公主岭的这个户口迁入长春市。2000年1月21日,赵利凭广州军区联勤部人事劳动处开出的调函,将本人户口由长春市迁入广州市。而他的真实户口却一直以待业身份留在北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住北京电影制片厂分给他已去世母亲的一套房改房。
  造假跟我没关系
  赵利本人对前两项造假认定均不认可。他向本刊记者说道:“什么叫造假?我认为就是我改的涂的什么东西那才叫造假。组织上承接不上的东西,比如你该上报的没报,你忘了,那是组织上的事。但是,我一直在制片室工作,我就是干部身份,而且你给我出的东西也是干部,这个是大钢印子盖的。要是我自己在外面造假,那我就承认。但是你八九十年代管理乱,跟我没关系啊。”
  他坚持说自己80年代的确参加过北京电影学院非全日制的那种培训班,这个班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发给了他专科的学历证书。而时隔20多年了,他也根本找不到当时一起参加过那个班的同学。
  赵利唯一承认的是户口造假问题,可他认为这并不算什么大错。“我当时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找关系从另外的地方拿了一个指标,迁到广州的户口的确是长春的。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我母亲分的房子。这个算是我自私自利吧。但是户口迁过来之后,北京的户口也取消了,房子也没有了。”
  赵利认为,就算是所有的造假都成立,那这个结果他也已经承担了。他说,“这件事已经了结了。”
  2005年10月12日,基于以上的“所犯错误事实”,广晟公司分别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给予赵利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不久之后,广晟酒店集团的董事长,向集团员工宣布了撤销赵利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职务的决定。
  他来了就盈利,他走了就亏损
  被撤销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职务后,赵利被广晟酒店集团派往西藏林芝管理集团在那里的扶贫酒店项目。后来,这个项目因为各种原因下马了,赵利便没了实职,直到2008年被任命为酒店集团副总经理,2009年又被重新任命为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
  “让他再回来担任亚洲国际大酒店总经理是我们研究决定的。”广东省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贺邦富对《望东方周刊》说,“赵利同志走了以后,整个酒店的经营就大幅滑坡,2007、2008年这两年酒店连续亏损,最多亏损达到1000多万元。”
  2009年重新起用赵利之后,亚洲国际大酒店很快又扭亏为盈,“就与赵利2004年接手亚酒时的情况一样”。
  广晟资产经营公司纪委书记邓锦先也对本刊记者说:“这也是怪了,是他运气问题还是能力问题?他当总经理两年时间,效益明显就上来了,后来因为那个事情处理他,他走了,他的团队也跟着离开了,就马上亏损;他回来后又开始盈利,而且这几年,亚洲国际大酒店增长还挺不错。”
  虽然贺邦富、邓锦先都认可赵利善于用人和管理,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赵利是什么“经营奇才”。只是有一点,这两个转业军人都很直接地向本刊记者表达:“赵利工作上坚持原则,管理严格,堵住了一些‘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漏洞,也得罪了一些同事甚至上级领导。”
  邓锦先说,2005年在处理赵利的时候,广晟的一把手也觉得有些难受,有些无奈。有关部门都出面了,总要有个结果,有个说法。
  贺邦富告诉本刊记者,作为国企的亚洲国际大酒店,有一些国企特色的弊病,内部情况也“相当复杂”。他打了个比方说:“你别看就算是一个扫地的,你以为我作为集团董事长能随便动他吗?如果我说他地扫得不好,今天开会做了决定要让他走,可能明天就有电话来了,说他家庭条件怎么怎么样,不能开除他……”
  他认为,国有企业内部,招聘来的人往往是做事的人,属于“精英”,但也免不了要安排一些素质、能力偏差的人。
  邓锦先更是直斥亚洲国际大酒店存在的“风气不正”,“这个公司组建的时候成分就比其他国企更复杂,所以长期以来,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的现象一直存在,一遇到有人事选拔调整就有人开始搞小动作,包括匿名举报、无中生有、各种是非。”他对赵利比较欣赏的一点恰恰是他“不搞是是非非”。
  他指着自己的办公桌对本刊记者说:“你看,这里刚刚任命了另外一个干部,还在考察期内,告他经营方面有问题的材料就来了……”
  用这个问题把人家一棍子打死?
  对于诸如“‘三假干部’为什么还能再获得提拔”、“广晟领导是不是欺上瞒下护短”等质疑,邓锦先说:“当时的处理上级是认可的,按照组织原则,一年之内不得晋升提拔,也过了那个期限了。他表现好难道不能提拔吗?每次提他就有人说‘三假问题’,难道就要用这个问题把人家一棍子打死?这好像也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啊。而且干部选拔需要推荐的,要有票数来决定的,如果大家都反对他,我们也不能让他上的嘛。”
  贺邦富说:“如果赵利是个公务员,可能这样的问题会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从企业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这些不是太严重,而且已经处罚过了。”
  虽然曾经很想离开且不愿意回到亚洲国际大酒店,但赵利对广晟的归宿感依旧根深蒂固,他对本刊记者说:“我是广晟的人,吃广晟的粮。我没有什么假身份,我在广晟12年,从助理员干起到部长到董事长。”
  他还说,“如果是假的,那你说我是什么人?我当时是想申诉的,领导说算了,又不是什么大的影响,这个也不抓人,就是恶心你一下。”他甚至说:“一个专案组查我几个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果,那简直说明我更清白了。”
  而他相信,因为早都已经处理过,这一次任命董事长之后,如果还有用“三假干部”问题来“恶心”他的什么举报,肯定不会再给他招来各种调查了。
  而对“假干部身份”这种概念,在他看来,现今的企业制度之下已然消解了其意义。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国企市场化了,都按劳动法走,最大的“官”也是一样,在这个位置上的都是“真的”,现在叫“企业高管”,没有什么“体制内体制外有编制无编制”之分,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跟公务员不一样,就是签劳动合同,然后三年转成长期劳动合同,然后退休走社保……
其他文献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了进士,又点了翰林。这年年底他请假回家,在老家呆了一年。这一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四处拜客,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  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那时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朝廷不给报销。再说,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甚
2012年春节长假前,沪深股市迎来市场渴望已久的反弹:1月4日至1月20日,上证指数上涨5. 44%,沪深300指数上涨6. 75%。在经历了2011年的惨烈下跌之后,2012年的良好开端在众多投资者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  然而,对于农银汇理基金公司的很多持有人来说,这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的表现却令他们比较失望:截至1月20日,农银汇理策略价值、农银汇理中小盘今年以来的收益率分别为- 10. 15%
国庆期间,我去当地一家景点游玩,见有外地游客手持景点的宣传单在对照游览。  宣传单上罗列了许多景致,什么文艺演出、荷花展览及一些水上运动项目。可现在由于天气转凉,季节性的荷花塘早已成为残枝败叶,哪里还能寻找到荷花的笑靥?而文艺演出团队也只在特定的节假日期间才进行表演,并非平时项目。水上运动也因为天气转凉,早已偃旗息鼓回家休息了。但外地游客却由于缺乏一些认识而并不知情,他们无疑被漂亮花哨的过期宣传单
正对办公桌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三人沙发见宽的外滩夜景图,外滩是上海市黄浦区的一线风景。见到上海客人,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就会从外滩一字排开的建筑中随手指一座,“我考考你,这是什么地方?”这位黄浦区原区委书记,对辖地的熟悉程度,可以将一幅风景图当成政区图来看。  他对南昌市的情况,也在上任一年间摸得一清二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进入-深入-融入”三阶渐入角色。这幅华美到可以直接做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夜
晚上快九点了,一位戴贝雷帽的中年人进了已成其他卖场的邮局营业大厅,他要“特快专递”,给他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外甥寄一张三天后从上海回宜春的火车票。外甥在上海买不到票,打电话要家人找关系到宜春火车站票房去买。舅舅拿到票后第一时间奔到邮局。邮局已下班。大厅里也没几个人,“贝雷帽”见人就问咋办,怕车票过期。  我提醒他打114,找“特快专递”的号码。他倒是打了,但那边是语音提示:“查询请按1,语音选择请按2
记得大学时初到韩国,独自一人游走在延世大学附近的“新村站”街口,品尝路边小摊“包装马车”(韩语)里“阿朱妈”做的炒年糕,那辣得我差点流泪的味道,至今仍流连在唇齿之间。  时隔三年,我以记者身份来到朝鲜,又是另一番激动的心情。  外事专业培训的服务员  刚到平壤,给我接风的同事带我来到牡丹峰餐厅。这家餐厅位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附近,装潢颇为西式,白色桌椅,刀叉餐巾干净整洁,屏风隔离出独立的空间。  打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博科娃反复强调:“我不认为中国仍是一个跟随者,或许过去曾经是,但显然今非昔比。”  2012年,中国向UNESCO缴纳的会费从3.2%升至5.15%,成为第六大缴纳国。而就在此前一年,美国政府宣布,作为对UNESCO投票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的回应,中止向该组织缴纳6000万美元会费。  不过,如果仅从排位第六的会费来衡量,恐怕
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大幅增长。这是2001年以来,中国暴力犯罪量首次调头向上。  蓝皮书撰写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分析,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加大暴力犯罪打击力度有关。    法律的效率、公正
我们的近邻韩国是个能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几乎不产一滴石油,能源主要依赖进口,是全球第二大煤炭进口国和第四大石油进口国。  与此同时,韩国又是个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出口主打产品汽车、钢铁、造船、家用电器、半导体、水泥,都是高耗能、碳排放量大的产业。  大约正因为这样的“严峻形势”,韩国人对于节能减排有着比我们强烈得多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除了制定《国家能源基本计划》,从政策层面减排、发展清洁能源之外,
2011年10月19日,宁波国际服装节迎来十五周年,当天晚上,宁波大剧院座无虚席,一场名为“雅戈尔之夜”的晚会拉开序幕,雅戈尔、杉杉和GXG等宁波本土服装品牌纷纷亮相,毛阿敏压轴献唱,晚会瞬间到达高潮,全场掌声雷动。  作为晚会的最大赞助商,雅戈尔当仁不让地彰显其宁波服装界龙头老大的地位。尽管旗下的产业已经多元化,但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却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惟有服装主业可以成就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