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近代，由于日本养蚕缫丝技术落后，以及日本人喜欢丝织品，再加上生丝贸易有利可图，荷兰人便将生丝批量运往日本销售。文章结合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17—18世纪日荷生丝贸易的盛衰变化。在1640年德川幕府锁国前，日荷生丝贸易兴起并兴盛。17世纪中期日本锁国，荷兰人的商贸活动受限，生丝贸易受到不利因素影响。至18世纪，虽然荷兰一直向日本输入生丝，但其贸易额减少，相关贸易逐渐衰落。生丝无疑是日荷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通过观察这种商品，可以从宏观角度分析整个日荷贸易的盛衰，从而深入探索近代东西方的交流交往。
關键词：
日本;荷兰;生丝;贸易;盛衰;贸易额
中图分类号： F768.1;K313.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1）10-0095-06
引用页码： 101205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1.10.015（篇序）
Analysis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Japanese-Dutch raw silk trade in early modern time
ZHANG Lanxing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modern time， as Japan lagged behind in silkworm breeding and reeling technology， the Japanese people loved silk fabrics， and raw silk trade was profitable， the Dutchmen shipped raw silk to Japan.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Japanese-Dutch raw silk trade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efore Tokugawa Shogunate cut off their country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1640， raw silk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merged and 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lockdown of Japan restricted the Dutch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 raw silk trade was affected by unfavorable factors. By the 18th century， even though the Dutch had been importing raw silk into Japan， its trade volume decreased and relevant trade declined.Raw silk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ies in Japanese-Dutch trad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odity is conductive to analyz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entire Japanese-Dutch raw silk trade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reby deeply explor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Japan; Dutch; raw silk; trad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trade volume
收稿日期： 2020-12-15;
修回日期： 2021-09-15
基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年度项目（2020RYW012）
作者简介： 张兰星（1980），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东西交流史、海洋史的研究。
近代以来，日本人对生丝的需求量很大，无论是较早来到亚洲的葡萄牙，还是后抵东方的荷兰，都将其列为输入日本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德川幕府锁国（公元1640年）前，日荷生丝交易达到高潮，锁国后此类贸易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开始走下坡路。
生丝是帆船时代东西方商贸交流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出口商品，遂国内外史学界均有论著探讨相关问题，只是研究还不够全面。国内的研究包括有范金民[1]的《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王秋蕾[2]的《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以日本市场生丝贸易为例（1600—1683年）》等，但它们都集中于探讨中日间的生丝交易。国外的相关研究有C.R.博克舍的《澳门来的巨船》（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迈克尔·库珀[3]的《澳门长崎生丝贸易机制》（Michael Cooper，The Mechanics of the Macao-Nagasaki Silk Trade）等，其论述了16—17世纪的日葡生丝交易，却忽略了日荷的相关交易。另外，日本学者铃木康子著有《近代日兰贸易史的研究》，其中虽然提到生丝这种商品，但未能展开讨论。这样看来，系统梳理日荷生丝贸易的原因、过程，分析其意义是有价值的。 近代日荷商贸往来的时间并不短（公元17—19世纪），而且江户时期的日本仅与中、荷保持比较密切的商贸往来，应该说研究交易中重要的商品，特别是一些传统的重要商品（生丝等），有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分析近代日荷贸易及东西方交流。
1 生丝成为日荷贸易主要商货的原因
16世纪，欧洲商人逐渐掌握在东方开展贸易的“诀窍”，丝货（生丝及丝织品）历来是贸易往来中不可缺少的商品，日本人尤其喜欢各色生丝，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日本人的养蚕技术不熟练。相比中国，日本生丝的产量较低。对于日本人来说，制作生丝有一定困难。1） 要批量养蚕产丝的话，需要栽种大量桑树，以及拥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还要准备宽敞的空间和干净的环境。在日本，有这样条件的地方并不多。2） 缫丝这种工艺，即将蚕丝制成生丝是有一定难度的，日本缺乏此项技能。16世纪的日本也能制作少量生丝，但品质普通，颜色偏黄，比不上中国白丝好。学者苏萨就提到：“中国生丝的品种有很多，日本人却偏爱白丝。”[4]其次，日本对生丝的需求量很大。16世纪中期，一位西班牙商人曾谈到，日本人每年要消费2 205担（110 250 kg）生丝，但他们的产丝能力却很弱，即便在收成最好的年份，都只能产出1 260担（63 000 kg）生丝，这就意味着另外一半的数量需要进口。有资料提到：“（当时）即便将中国和马尼拉所有的生丝都运到日本，也不会嫌多。”[5]至17世纪初，日本更是每年要消费掉3 000～3 500担（150 000～175 000 kg）生丝，其中大部分依赖进口[6]。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日本（人）制作生丝的能力较弱，但他们织造丝衣丝物的技术并不落后[7]。其实在15世纪，日本京都就已经兴起丝绸织造业了。只不过（制作）好衣物需要好原料，生丝品质较次的话，就无法制出精美的丝织品。17世纪初，西班牙商人阿比拉·希隆在其著作《日本王国记》中描述了生丝被运至日本，以及日本人制作、消费丝织品的情况：
日本人喜欢华丽的东西。无论吃、穿、住，都讲究干净、华丽，他们的举止也非常端庄……这是因为在24年前，丰臣秀古阁下平定和征服了整个日本，人们安定下来后，生活水平稍有提高，相比以往，当时的日本人更加追求华美……在日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衣物，都有诸多款式，而且色彩丰富……各类生丝中，白丝最细腻，质地最优良，经验丰富的日本裁缝精心加工这些原材料，将其裁剪成为衣料，然后对其进行拼接、缝制，制作成素色衣物……总之，白丝就这样被制成精美华丽的丝织品了。当时日本的男女老少皆穿着各色丝衣[8]。
以上资料说明几个问题：当时日本需要的生丝大多从海外运来，其中以中国白丝最多[9];日本人有能力制作丝绸成品，也喜欢穿丝衣。海洋史学家C.R.博克舍提到过“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状态，就如欧洲人渴求英国呢绒一样”[10];外国商人将生丝运入日本，必定能够获利。
再次，生丝是一种利润较高的畅销货。日本学者朝尾直弘提到，生丝在日本市场售出后，其利润率在30～40%。以1600年为例，葡萄牙商人采购1担（50 kg）中國产白丝需花费4 kg白银，其被运到日本后，每担的市场价为7～7.5 kg，利润率有43%～47%，彩丝更有150%的利润。这还算保守说法，更有资料提到，将生丝运至日本后，商人能赚得采购价两倍以上的利润。
最后，对于荷兰人而言，生丝必定会成为其打入日本市场的砝码之一，这是因为：初抵东方的荷兰人是吃过亏的，日本人对毛织物、黄油、葡萄酒等西洋货没有太大兴趣，不愿意购买荷兰船运来的商品。这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必须找出符合东方人口味的商品（如生丝等）;荷兰虽然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有限，即便可以量产某类畅销货，但要同时满足东西方（两个）市场也很困难，也即是说，其倾销商品的能力较弱;荷兰海外扩张的主要方式为“转手贸易”（country trade，另译区间、区域贸易），就是把A地区的商品运到B地区获利，再把B地区的商货运到C地区盈利，成为世界“倒爷”或贸易中间人，来赚取其中差价。为了实现倒卖之目的，荷兰人潜心学习前辈葡萄牙人经验，很快发现生丝的巨大价值，并采取抢劫中外商船、强占（中国海）据点等方式，掠夺生丝等商品，再销往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政府越发感到天主教布道之威胁，遂开始禁教，这令葡萄牙人感到不适，因为他们既要经商也想传教，如果在日本的葡萄牙人不能断绝商教联系，就只能被驱逐。荷兰商人直觉灵敏，预测到葡人终将因传教被惩戒，日葡贸易也会衰退，届时便可从生丝贸易中获取暴利，因此一定要把握住生丝贸易。
2 锁国前日荷生丝贸易的兴盛
17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人均抵日经商，其中葡、荷的对日贸易开展得不错，西、英两国最终败走日本市场。荷兰人在平户建立商馆，成功开拓日本市场，并立足东方岛国，是因为找到了正确的贸易商品——生丝。在日本锁国前（1640年以前），产自中国的生丝绝对是日本市场的畅销货。最初，荷兰人无法获取足够生丝，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靠近中国的据点（占领台湾前），还无法撼动葡萄牙人对日本生丝市场的垄断。
1604年，幕府实行丝割符制度（即日本官方垄断买卖丝绸的制度），荷兰人看到了机会。当时，荷兰人暂时不受丝割符限制，可以自由买卖生丝。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受到的影响较大，他们必须接受“丝割符”制定的垄断丝价（价格低）。17世纪20年代，日荷生丝贸易兴起。通过海上掠夺和（亚洲）据点开发，荷兰人能够稳定地运送一批生丝到日本。英国商馆指挥官科克斯记载道：“荷兰船今年（1618年）运来一批生丝，赚得4 000两（200 kg）白银。”[11]1622年9月，英国人提到：“荷兰人再次运来生丝，其采买价为每担180两（9 kg）白银，在日本的售价为每担360～400两（18～20 kg）白银。每匹素花缎的进价为每担8两（0.4 kg）白银，日本售价为12两（0.6 kg）白银。1622年，荷兰总共运进价值1 008 000两（50 400 kg）白银的丝绸（生丝及丝织物），在日本卖得1 862 375两（93 118.75 kg）白银，总利润（率）为54%。”[12]1624年，荷兰在抢劫葡船的同时，还从据点帕塔尼进货，保证了输往日本的生丝量。在荷兰人运入日本的商品中，生丝与其他货物的比例约为9︰1。1628—1632年，日荷发生“美丽岛事件”[13]，日方为惩戒荷方，禁止荷兰人开展对日贸易。1632年，荷兰与幕府重新和好，此时的中国大陆正值明末清初的混乱时期，荷兰人与统治中国东南沿海的郑芝龙集团达成协议，大量采购走私货（包括生丝）。1634年，荷兰人向日本运入640担（32 000 kg）生丝[14]。1635年，日本朱印船停航后，荷兰人独霸了东南亚贸易，陆续在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地设据点，大肆收购生丝。表1为日荷生丝贸易的相关统计[15]。 综合分析表1、表2[16]，可发现几个问题：1624年以后，日荷生丝贸易量逐年递增（表1），不管荷兰人采取何种方式获取货物，每年都能保证日本市场的供货量;从生丝、丝织物占所有运入商品的百分比来看（表2），荷兰贯彻了以生丝商品为主的贸易政策，并取得成效;荷兰人的精明之处在于及时汲取葡人经验。17世纪30年代，葡人对丝商品的构成比例进行调整，从运进生丝（原料）逐步变为运进丝织物（成品）。荷兰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于是紧跟葡人脚步，改变贸易策略，从表2丝织物数量增多、生丝数量下降的趋势便可看出其中端倪。实践证明，荷商对当时的贸易走向再次做出正确判断。
日本锁国前，生丝贸易的主角是葡、荷（中国除外），英、西（班牙）虽然也对生丝感兴趣，但仅是配角。英国无法打开中国市场，更没有据点可以稳定地提供（采购）生丝。同时他们对本国生产的毛织物很有信心，运来大量呢绒。英国人对生丝这种商品的忽视造成了日英贸易的全盘皆输[17]。西班牙可以在马尼拉获得一定数量的中国生丝（来自福建），但这些生丝都被运往美洲，或者被菲律宾本地消费掉。况且西班牙人对日本市场并不重视，他们似乎更在意如何让传教士在日本扎根。生丝贸易的竞争直接反应了欧洲四国在日贸易的状况，相比葡、荷的贸易量，西、英的对日贸易（量）几乎可以忽略。就在17世纪30年代的最后几年，荷兰对日生丝贸易量猛增，并超越葡国的对日（生丝）交易量，成为日本生丝市场的主要供货商。
3 锁国后日荷生丝贸易的艰难维持
1640年葡萄牙人天主徒被逐出日本，德川幕府基本完成锁国，在西方国家中，日本仅与荷兰保持有限往来。与17世纪30年代相比，锁国后的最初几年（40年代），日荷生丝交易量基本在下滑。1646年9月12日，出岛商馆长记载道：“以往，兰船每年能向日本运来10 万kg左右的生丝，现在仅能运来400～500 kg左右，生丝交易量锐减，主要原因是荷兰人无法從中国海获取足够货源（生丝）。”[18]甚至有些时候荷兰船没能运来生丝，1648年4月23日、8月9日均有荷兰船抵日，但都没有生丝的相关记载。锁国初期，荷兰船向日本运入生丝的具体情况见表3[19]。
日本锁国前，葡萄牙是荷兰对日贸易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锁国后，葡人被逐，荷兰人（除了中国人）成为日本市场的第二大生丝供应商。尽管如此，日荷生丝交易的高潮并未持续很久，当时的情况为：17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中国大陆的战乱破坏了生丝的正常供应[20]。就在日荷生丝交易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荷兰人的生意突然被幕府强行纳入到“丝割符制度”中。双方的生丝交易量虽然居高不下，但利润逐年下降。荷兰人感叹道：“如果日本持续实行丝割符制度，那么以后不只是忍受的问题了，我们的贸易都可能结束。”[21]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荷兰失去了靠近大陆的重要据点，无法保证稳定的货源（生丝）。好在荷兰人早有准备，他们已经在寻找另外的（生丝）货源地了。荷兰人曾前往越南、孟加拉、波斯等地开发市场，采购生丝。
越南是中国邻国，日本称南亚、东南亚自产的生丝为“黄丝”[22]。英国人威廉·亚当斯曾在1619年提到：“将越南生丝运往长崎，同样获利。”[23]1626年，被日本逐回澳门的葡国传教士前往越南布道，发现越南在产丝的同时，还从中国买丝（这样外国商人便可间接从越南买中国丝）。17世纪前20年，日本市场还没有越南运来的生丝。1634年2月，唐朝船队向日本运去125 000 kg生丝，其中已有越南生丝。1636—1638年，葡人运到日本的越南丝（数量）已经超过中国丝。葡人被逐出日本后，葡越生丝交易一直持续到17世纪60年代。荷兰商人紧随葡人，前往越南调查，发现中、日商人都在这里买丝[24]。德川朱印船（官方船）被禁前（1636年），日本人每年从越南运走价值1 250～1 500 kg白银的生丝。这对荷兰商人无疑是个刺激。
17世纪中后期，越南丝市经历了短暂的盛衰过程[25]。若要细分，荷越丝绸交易有4阶段。第一阶段（1637—1640年）：1636年，幕府禁止本国朱印船出海，为荷兰插足越南市场提供了机会。1637年，荷兰从越南运走第一批生丝。荷越正式通商后，荷兰人的生丝采购量逐年增加。其中90%被运往日本，10%被运回荷兰。第二阶段（1641—1654年）：荷越生丝交易掀起高潮。由于日本市场仅剩荷兰一国（西方国家中），荷兰的生丝采购量剧增。越南生丝被运往日本后，可获利一倍多（1645年为140%）。第三阶段（1655—1670年）：越南生丝市场逐渐萧条，因为日本的生丝已经饱和，利润也降低了。荷兰人开始调整采购，生丝采购量减少，丝织物（成品）增加。第四阶段（1670年—18世纪初）：1670年，荷属巴达维亚总督规定，非官方荷兰船不得前往越南，目的是为限制个人的走私行为。此前由于缺乏管理，各类荷兰船均可到越南进货，导致运往日本的生丝过多，利润下降。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保障自身利益，限制了赴越荷兰船的数量和种类。英国人威廉·吉福德（Gyfford）谈到：“1670年以后，巴达维亚总督仅安排专用商船前往越南采购丝货，这些船必须返回巴城接受检查，确定没有走私货后，再开往日本。”[26]总督颁布的限令取得一定成效，越南航线的走私活动得到控制。
17世纪中后期，华商也到越南做生意，对荷越贸易构成威胁。在日本刚锁国的那几年，越南生丝几乎全被荷兰人买走。但在1647年，两艘唐船（中国船）抵越，一下子采购价值4 000 kg白银的货物，其中包括高价收购的20 000 kg生丝。华商抵越是因为中国处于战乱，大陆丝货无法运出[27]。华商的阔绰让荷商相形见绌，最好的生丝都被中国人买走。荷兰人只能在他们离开后，买些次品。1648年，华商再次从越南购走价值6 000 kg白银的货物，越南丝价被抬高。1649年，3艘唐船从长崎出发，前往越南买丝，荷兰人这才认识到华商的强大实力。赴越华商主要来自台湾及大陆东南沿海，包括台湾郑氏、大商人何斌、福清的魏之琰（1618—1689年）等人。他们有雄厚资金，掌控着越南丝价。以1650年为例，当年有6艘唐船抵越。华商竞相采购各色生丝，导致越南丝价攀高。荷兰人无力插足其中，更谈不上挑选其中的上品。1652年，荷兰人带上12 500 kg白银，雄心勃勃抵越，准备大展身手，采购喜爱的商品，但当年的华商（共5艘船）带来20 000 kg白银购货，荷商的积极性再次被打压。总督乔·马奇克尔（Joan Maetsuycker）不禁叹道：“如果华商长久如此下去，荷兰人就只能放弃越南了。”[27]果不其然，17世纪50年代中期，荷兰人从越南撤走了大量资金，以回避华商的竞争，他们继而将采购重点转移到南亚及西亚[27]。 到了17世纪80年代，荷兰人每年向日本运去86 183 kg生丝，利润率为80%～200%。这些生丝采购自中国、波斯及孟加拉。波斯也产生丝，但价格昂贵。不过，荷兰人每年都要购买固定数量的波斯生丝，目的不为赚钱，仅是讨好波斯统治者。绢（丝制成品或半成品）及香料是波斯特产，若荷兰人要采购此类商品，就必须附带购买54 431 kg生丝。日本人也不喜欢波斯生丝，荷兰人只能将其运回欧洲。
孟加拉生丝比波斯、中国生丝便宜。荷兰人将孟加拉生丝按品质分成6类。在孟加拉，每年11月的桑叶最鲜嫩，蚕丝质量最佳;3、4、10月的生丝较次;其他月份的生丝最次，价格最低。孟加拉丝绸通常被荷兰人运往日本、柬埔寨、暹罗等地，运到日本的是上品。有学者认为，孟加拉能够稳定地供应生丝，且价格适中，从而弥补了荷兰人在中国台湾、越南（生丝市场）的损失。荷兰人采购孟加拉生丝的价格为每磅7盾，运抵日本后的售价为每磅12盾，获利近一倍。1685年以后，荷兰人每年从孟加拉运走约18 144 kg生丝（价值12万盾），但利润有所下降。1690—1720年，孟加拉生丝的利润跌倒80%。1730年，荷兰向日本运去7 257 kg孟加拉生丝，最终仅获20%的利润。1752年，荷兰人采买了6 350 kg孟加拉生
丝，但并未将其运往日本。当时，日本生丝市场已经饱和，生丝无利可图，荷孟生丝交易到此为止。
4 日荷生丝贸易的衰败原因及影响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17世纪中后期，日荷生丝贸易已现颓势。生丝曾是日本人最喜爱的商品，也是荷兰输入日本最重要的商品，但两国生丝交易的高潮仅持续了半个世纪便走向衰落，其原因有：葡人离开日本后，荷兰并非唯一向日本供应生丝的商家，他们未能独占日本生丝市场。荷商范·达姆指出：“虽然葡人被逐，但中国人马上成为替补。这极大打击了荷兰参与贸易的积极性。”[28]17世纪40年代，曾担任过荷兰商馆翻译员的郑芝龙也在台湾开展对日贸易。上田贞二郎记载道：“日本锁国之际，正值中国明末清初。日清贸易额为22 500 kg白银，日荷贸易额为11 250 kg白银。中方每年有72艘帆船抵日，荷方仅有两艘抵日（不过吨位较大）。”[29]双方的贸易实力相差甚远;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荷兰人失去靠近中国大陆的据点，生丝供应链遭破坏。荷兰人随即开发了越南生丝市场，但实力雄厚的华商也到那里买丝。与中国人相比，荷兰人资金有限，最终败走越南;虽然荷兰人能在西亚、南亚购买生丝，但其品质、数量均不及中国生丝。而且日本生丝市场逐步饱和，各类生丝的利润都在下降;17世纪末，日本逐步自产生丝。在18世纪末，日本已经从生丝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其生丝反销海外（中国、欧洲等地）。生丝不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键贸易品，荷兰人仅将少量高档丝织物运入日本。
虽然生丝退出了日荷贸易的舞台，但这种商品曾是贸易中最受欢迎、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商品[30]。对于日荷双方来说，生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生丝是荷兰人得以立足日本的重要商品。初来乍到的荷兰人正确地认识到，生丝是打开日本市场的关键。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商品，荷兰才击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葡、英）。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生丝，荷兰船只能来回奔波于日本各港，做些无关紧要的小生意，再或伺机抢劫一些商船。若没有生丝贸易，他们的结果可能与英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主动退出日本市场。
其次，生丝贸易衰落后，荷兰人尝试将其他商品运入日本。他们必须开发出新商品代替生丝，以维持商馆运作。由生丝向其他商品的转型是日荷贸易的必经之路。令人遗憾的是，荷兰人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品，新商品虽有市场，却无利润，这似乎注定了日荷贸易将走向衰落。
再次，18世纪以前，日本的外贸政策基本上是针对生丝而定（以“丝割符”为典型）。因为当时的日本对舶来品依赖程度大，造成相关政策必须围绕核心商品而定。进入18世纪后，日本封建经济有所发展，他们逐步摆脱对外国商品（特别是生丝）的过分依赖，其外贸政策的重点也转移到出口商品上（限制金银銅的出口）。从这一点来看，日荷生丝贸易的盛衰也映射出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德川幕府外贸政策的变化。
最后，从生丝这种商品可以看出，荷兰人在亚洲仅擅长从
事“转手贸易”，从主产地来说，生丝是地道的中国货。荷兰人并没有向东方运入畅销、稳固的，可以维持贸易平衡的西欧货，其中原因有：荷兰人虽然擅于航海，称“海上马车夫”，其商业非常发达，制造业却发展得不够快、好，不能提供足够的出口货物;荷兰人也产纺织物、食品、一些西洋（奇）货，但东方人对它们不感兴趣，其只能满足少数东方权贵的需求;即便荷兰人也从越南、孟加拉、波斯等地运来不同于中国的生丝，其品质却得不到保证，交易量时多时少，受欢迎程度亦不如中国货。
5 结 语
从近代日荷生丝贸易的由盛到衰，可以窥视荷兰海外贸易的兴衰，甚至世界格局之变化。就贸易商货的品种、数量、重要性、意义上来说，欧洲（荷兰）人开辟的日本航线实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拓展，日荷贸易亦无法摆脱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以生丝为代表的中国货仍然是风帆船时代的代表商品。当荷兰人无法获取生丝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另外的贸易商品，来取代生丝（如砂糖、药材、珍宝等），尽管这些商品比不得生丝贸易量大、利润高，却能维系日荷贸易。荷兰人虽然较早发现了中国海贸易中区域间的易货买卖，但其太过依赖亚洲商品来维系其海外贸易圈，以至于有些忽略本国商品的生产、销售及工业化。工业革命强国英国逐渐掌握新的商品倾销、殖民掠夺、海外扩张方式，逐渐赶超荷兰，风帆船贸易也走向了最后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范金民. 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J]. 安徽史学， 2012（1）： 5-14.
FAN Jinmin. Changes of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ies[J]，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2012（1）： 5-14. [2]王秋蕾. 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 以日本市场生丝贸易为例（1600—1683）[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9.
WANG Qiulei. Commercial Competition between Zheng Group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Japanese Market Raw Silk Trade（1600-1683）[D].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9.
[3]COOPER M. The mechanics of the Macao-Nagasaki silk trade[J]， Monumenta Nipponica， 1972（4）： 423-433.
[4]SOUZA G B.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2.
[5]陈小冲.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扩张[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2）： 84-92.
CHEN Xiaochong. The VOC’s expansion o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986（2）： 84-92.
[6]AKIRA H， OSAMU 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600-1990（Volume Ⅰ）：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600-1859[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9.
[7]TAKEKOSHI Y， ASAKAWA K.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Ⅰ[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14.
[8]速水融， 宫本又郎. 日本经济史1： 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136.
AKIRA H， MIYAMOTO 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7th-18th Century[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36.
[9]STEGER F. De Nippon-Vaarders of Het Wedergeopende Japan： In Schetsen Uit de Bekenste Oudere en Nieuwere Reizen[M]. Rotterdam： Bolle， 1861： 52.
[10]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M].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1993： 91.
[11]COCKS 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 Vol.2[M]. London： Hakluyt， 2005： 64.
[12]村上直次郎. 西洋商業史[M]. 東京： 明治大學出版部， 1900： 204.
MURAKAMI Naojiro.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West[M]. Tokyo： The Press of Meiji University， 1900： 204.
[13]TAKEKOSHI Y.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 Ⅱ[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02.
[14]岩生成一. 日本の歴史·14·鎖国[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66： 258.
IWAO Seiichi. The History of Japan 14： Sakoku[M]. Tokyo： Chuokoron Shinsha， 1966： 258.
[15]加藤栄一. 連合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戦略拠点としての平戸商館[C]//田中健夫. 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87： 420-421.
KATO Eichi. Hirado Factory as a strategic point of VOC[C]//TANNAKA Takeo. The Early Modern Japan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87： 420-421.
[16]行武和博. 宽永後期における幕府の对外政策とオランダ船貿易[C]//藤野保. 近世国家の成立·展開と近代. 東京： 雄山閣出版， 1998： 41. YUKUTAKE Kazuhiro. Diplomatic policy of Tokugawa Shogunate and trade by Dutch ships from 1624-1643[C]//FUJINO Tamotsu.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 Tokyo： Yuzankaku Press， 1998： 41.
[17]張兰星. 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及其失败原因[J]. 史林， 2012（3）： 170-177.
ZHANG Lanxing. English factory at Japan and its failure in the 17th century[J]. Historical Review， 2012（3）： 170-177.
[18]村上直次郎訳. 出島蘭館日誌·下巻[M]. 東京： 文明協会， 1938： 52.
MURAKAMI Naojiro translated. Diary of Dutch Factory in Deshima： Vol.Ⅲ[M]. Tokyo： Civilization Association， 1938： 52.
[19]村上直次郎訳. 出島蘭館日誌·上中下巻[M]. 東京： 文明協会， 1938.
MURAKAMI Naojiro translated. Diary of Dutch Factory in Deshima： Vol.Ⅰ， Ⅱ， Ⅲ[M]. Tokyo： Civilization Society， 1938.
[20]JANSEN M B. 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M]. Cambridge： Harvard College， 1992： 30.
[21]TOJO N. The anxiety of the silent traders： dutch perception on the portuguese banishment from Japan[J].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2000（1）： 119-120.
[22]科野孝蔵. 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 日蘭貿易のルーツ[M]. 東京： 同文館， 1984： 82.
KOZO Shinano. Holland East India Company： the Root of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Dutch[M]. Tokyo： Dobunkan， 1984： 82.
[23]IIOKAI Naok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onkin-Nagasaki silk trad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YOKO Nagazumi. Large and Broad： the Dutch Impact on Early Modern Asia. Essays in Honor of Leonard Blusse.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47.
[24]SOUZA G B.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9.
[25]BLUSSE L.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J]. Modern Asian Studies， 1996， 31（1）： 51-76.
[26]CHAUDHURKN.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345.
[27]SHIMADA Ryuto. Siamese product in the Japanese market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C]//YOKO Nagazumi. Large and Broad： the Dutch Impact on Early Modern Asia. Essays in Honor of Leonard Blusse.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50-58.
[28]VEEN E V. VOC Strategies in the Far East（1605-1640）[J].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2001（3）： 85-105.
[29]上田貞二郎. 商業史教科書·日本之部[M]. 東京： 三省堂， 1905： 115.
UEDA Teijirou. The Textbook of Commercial History： the Volume of Japan[M]. Tokyo： Sanseido， 1905： 115.
[30]LU D J. Japan： A Documentary History[M].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7： 227.
關键词：
日本;荷兰;生丝;贸易;盛衰;贸易额
中图分类号： F768.1;K313.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1）10-0095-06
引用页码： 101205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1.10.015（篇序）
Analysis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Japanese-Dutch raw silk trade in early modern time
ZHANG Lanxing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modern time， as Japan lagged behind in silkworm breeding and reeling technology， the Japanese people loved silk fabrics， and raw silk trade was profitable， the Dutchmen shipped raw silk to Japan.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Japanese-Dutch raw silk trade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efore Tokugawa Shogunate cut off their country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1640， raw silk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merged and 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lockdown of Japan restricted the Dutch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 raw silk trade was affected by unfavorable factors. By the 18th century， even though the Dutch had been importing raw silk into Japan， its trade volume decreased and relevant trade declined.Raw silk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ies in Japanese-Dutch trad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odity is conductive to analyz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entire Japanese-Dutch raw silk trade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reby deeply explor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Japan; Dutch; raw silk; trad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trade volume
收稿日期： 2020-12-15;
修回日期： 2021-09-15
基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年度项目（2020RYW012）
作者简介： 张兰星（1980），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东西交流史、海洋史的研究。
近代以来，日本人对生丝的需求量很大，无论是较早来到亚洲的葡萄牙，还是后抵东方的荷兰，都将其列为输入日本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德川幕府锁国（公元1640年）前，日荷生丝交易达到高潮，锁国后此类贸易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开始走下坡路。
生丝是帆船时代东西方商贸交流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出口商品，遂国内外史学界均有论著探讨相关问题，只是研究还不够全面。国内的研究包括有范金民[1]的《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王秋蕾[2]的《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以日本市场生丝贸易为例（1600—1683年）》等，但它们都集中于探讨中日间的生丝交易。国外的相关研究有C.R.博克舍的《澳门来的巨船》（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迈克尔·库珀[3]的《澳门长崎生丝贸易机制》（Michael Cooper，The Mechanics of the Macao-Nagasaki Silk Trade）等，其论述了16—17世纪的日葡生丝交易，却忽略了日荷的相关交易。另外，日本学者铃木康子著有《近代日兰贸易史的研究》，其中虽然提到生丝这种商品，但未能展开讨论。这样看来，系统梳理日荷生丝贸易的原因、过程，分析其意义是有价值的。 近代日荷商贸往来的时间并不短（公元17—19世纪），而且江户时期的日本仅与中、荷保持比较密切的商贸往来，应该说研究交易中重要的商品，特别是一些传统的重要商品（生丝等），有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分析近代日荷贸易及东西方交流。
1 生丝成为日荷贸易主要商货的原因
16世纪，欧洲商人逐渐掌握在东方开展贸易的“诀窍”，丝货（生丝及丝织品）历来是贸易往来中不可缺少的商品，日本人尤其喜欢各色生丝，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日本人的养蚕技术不熟练。相比中国，日本生丝的产量较低。对于日本人来说，制作生丝有一定困难。1） 要批量养蚕产丝的话，需要栽种大量桑树，以及拥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还要准备宽敞的空间和干净的环境。在日本，有这样条件的地方并不多。2） 缫丝这种工艺，即将蚕丝制成生丝是有一定难度的，日本缺乏此项技能。16世纪的日本也能制作少量生丝，但品质普通，颜色偏黄，比不上中国白丝好。学者苏萨就提到：“中国生丝的品种有很多，日本人却偏爱白丝。”[4]其次，日本对生丝的需求量很大。16世纪中期，一位西班牙商人曾谈到，日本人每年要消费2 205担（110 250 kg）生丝，但他们的产丝能力却很弱，即便在收成最好的年份，都只能产出1 260担（63 000 kg）生丝，这就意味着另外一半的数量需要进口。有资料提到：“（当时）即便将中国和马尼拉所有的生丝都运到日本，也不会嫌多。”[5]至17世纪初，日本更是每年要消费掉3 000～3 500担（150 000～175 000 kg）生丝，其中大部分依赖进口[6]。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日本（人）制作生丝的能力较弱，但他们织造丝衣丝物的技术并不落后[7]。其实在15世纪，日本京都就已经兴起丝绸织造业了。只不过（制作）好衣物需要好原料，生丝品质较次的话，就无法制出精美的丝织品。17世纪初，西班牙商人阿比拉·希隆在其著作《日本王国记》中描述了生丝被运至日本，以及日本人制作、消费丝织品的情况：
日本人喜欢华丽的东西。无论吃、穿、住，都讲究干净、华丽，他们的举止也非常端庄……这是因为在24年前，丰臣秀古阁下平定和征服了整个日本，人们安定下来后，生活水平稍有提高，相比以往，当时的日本人更加追求华美……在日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衣物，都有诸多款式，而且色彩丰富……各类生丝中，白丝最细腻，质地最优良，经验丰富的日本裁缝精心加工这些原材料，将其裁剪成为衣料，然后对其进行拼接、缝制，制作成素色衣物……总之，白丝就这样被制成精美华丽的丝织品了。当时日本的男女老少皆穿着各色丝衣[8]。
以上资料说明几个问题：当时日本需要的生丝大多从海外运来，其中以中国白丝最多[9];日本人有能力制作丝绸成品，也喜欢穿丝衣。海洋史学家C.R.博克舍提到过“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状态，就如欧洲人渴求英国呢绒一样”[10];外国商人将生丝运入日本，必定能够获利。
再次，生丝是一种利润较高的畅销货。日本学者朝尾直弘提到，生丝在日本市场售出后，其利润率在30～40%。以1600年为例，葡萄牙商人采购1担（50 kg）中國产白丝需花费4 kg白银，其被运到日本后，每担的市场价为7～7.5 kg，利润率有43%～47%，彩丝更有150%的利润。这还算保守说法，更有资料提到，将生丝运至日本后，商人能赚得采购价两倍以上的利润。
最后，对于荷兰人而言，生丝必定会成为其打入日本市场的砝码之一，这是因为：初抵东方的荷兰人是吃过亏的，日本人对毛织物、黄油、葡萄酒等西洋货没有太大兴趣，不愿意购买荷兰船运来的商品。这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必须找出符合东方人口味的商品（如生丝等）;荷兰虽然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有限，即便可以量产某类畅销货，但要同时满足东西方（两个）市场也很困难，也即是说，其倾销商品的能力较弱;荷兰海外扩张的主要方式为“转手贸易”（country trade，另译区间、区域贸易），就是把A地区的商品运到B地区获利，再把B地区的商货运到C地区盈利，成为世界“倒爷”或贸易中间人，来赚取其中差价。为了实现倒卖之目的，荷兰人潜心学习前辈葡萄牙人经验，很快发现生丝的巨大价值，并采取抢劫中外商船、强占（中国海）据点等方式，掠夺生丝等商品，再销往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政府越发感到天主教布道之威胁，遂开始禁教，这令葡萄牙人感到不适，因为他们既要经商也想传教，如果在日本的葡萄牙人不能断绝商教联系，就只能被驱逐。荷兰商人直觉灵敏，预测到葡人终将因传教被惩戒，日葡贸易也会衰退，届时便可从生丝贸易中获取暴利，因此一定要把握住生丝贸易。
2 锁国前日荷生丝贸易的兴盛
17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人均抵日经商，其中葡、荷的对日贸易开展得不错，西、英两国最终败走日本市场。荷兰人在平户建立商馆，成功开拓日本市场，并立足东方岛国，是因为找到了正确的贸易商品——生丝。在日本锁国前（1640年以前），产自中国的生丝绝对是日本市场的畅销货。最初，荷兰人无法获取足够生丝，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靠近中国的据点（占领台湾前），还无法撼动葡萄牙人对日本生丝市场的垄断。
1604年，幕府实行丝割符制度（即日本官方垄断买卖丝绸的制度），荷兰人看到了机会。当时，荷兰人暂时不受丝割符限制，可以自由买卖生丝。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受到的影响较大，他们必须接受“丝割符”制定的垄断丝价（价格低）。17世纪20年代，日荷生丝贸易兴起。通过海上掠夺和（亚洲）据点开发，荷兰人能够稳定地运送一批生丝到日本。英国商馆指挥官科克斯记载道：“荷兰船今年（1618年）运来一批生丝，赚得4 000两（200 kg）白银。”[11]1622年9月，英国人提到：“荷兰人再次运来生丝，其采买价为每担180两（9 kg）白银，在日本的售价为每担360～400两（18～20 kg）白银。每匹素花缎的进价为每担8两（0.4 kg）白银，日本售价为12两（0.6 kg）白银。1622年，荷兰总共运进价值1 008 000两（50 400 kg）白银的丝绸（生丝及丝织物），在日本卖得1 862 375两（93 118.75 kg）白银，总利润（率）为54%。”[12]1624年，荷兰在抢劫葡船的同时，还从据点帕塔尼进货，保证了输往日本的生丝量。在荷兰人运入日本的商品中，生丝与其他货物的比例约为9︰1。1628—1632年，日荷发生“美丽岛事件”[13]，日方为惩戒荷方，禁止荷兰人开展对日贸易。1632年，荷兰与幕府重新和好，此时的中国大陆正值明末清初的混乱时期，荷兰人与统治中国东南沿海的郑芝龙集团达成协议，大量采购走私货（包括生丝）。1634年，荷兰人向日本运入640担（32 000 kg）生丝[14]。1635年，日本朱印船停航后，荷兰人独霸了东南亚贸易，陆续在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地设据点，大肆收购生丝。表1为日荷生丝贸易的相关统计[15]。 综合分析表1、表2[16]，可发现几个问题：1624年以后，日荷生丝贸易量逐年递增（表1），不管荷兰人采取何种方式获取货物，每年都能保证日本市场的供货量;从生丝、丝织物占所有运入商品的百分比来看（表2），荷兰贯彻了以生丝商品为主的贸易政策，并取得成效;荷兰人的精明之处在于及时汲取葡人经验。17世纪30年代，葡人对丝商品的构成比例进行调整，从运进生丝（原料）逐步变为运进丝织物（成品）。荷兰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于是紧跟葡人脚步，改变贸易策略，从表2丝织物数量增多、生丝数量下降的趋势便可看出其中端倪。实践证明，荷商对当时的贸易走向再次做出正确判断。
日本锁国前，生丝贸易的主角是葡、荷（中国除外），英、西（班牙）虽然也对生丝感兴趣，但仅是配角。英国无法打开中国市场，更没有据点可以稳定地提供（采购）生丝。同时他们对本国生产的毛织物很有信心，运来大量呢绒。英国人对生丝这种商品的忽视造成了日英贸易的全盘皆输[17]。西班牙可以在马尼拉获得一定数量的中国生丝（来自福建），但这些生丝都被运往美洲，或者被菲律宾本地消费掉。况且西班牙人对日本市场并不重视，他们似乎更在意如何让传教士在日本扎根。生丝贸易的竞争直接反应了欧洲四国在日贸易的状况，相比葡、荷的贸易量，西、英的对日贸易（量）几乎可以忽略。就在17世纪30年代的最后几年，荷兰对日生丝贸易量猛增，并超越葡国的对日（生丝）交易量，成为日本生丝市场的主要供货商。
3 锁国后日荷生丝贸易的艰难维持
1640年葡萄牙人天主徒被逐出日本，德川幕府基本完成锁国，在西方国家中，日本仅与荷兰保持有限往来。与17世纪30年代相比，锁国后的最初几年（40年代），日荷生丝交易量基本在下滑。1646年9月12日，出岛商馆长记载道：“以往，兰船每年能向日本运来10 万kg左右的生丝，现在仅能运来400～500 kg左右，生丝交易量锐减，主要原因是荷兰人无法從中国海获取足够货源（生丝）。”[18]甚至有些时候荷兰船没能运来生丝，1648年4月23日、8月9日均有荷兰船抵日，但都没有生丝的相关记载。锁国初期，荷兰船向日本运入生丝的具体情况见表3[19]。
日本锁国前，葡萄牙是荷兰对日贸易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锁国后，葡人被逐，荷兰人（除了中国人）成为日本市场的第二大生丝供应商。尽管如此，日荷生丝交易的高潮并未持续很久，当时的情况为：17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中国大陆的战乱破坏了生丝的正常供应[20]。就在日荷生丝交易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荷兰人的生意突然被幕府强行纳入到“丝割符制度”中。双方的生丝交易量虽然居高不下，但利润逐年下降。荷兰人感叹道：“如果日本持续实行丝割符制度，那么以后不只是忍受的问题了，我们的贸易都可能结束。”[21]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荷兰失去了靠近大陆的重要据点，无法保证稳定的货源（生丝）。好在荷兰人早有准备，他们已经在寻找另外的（生丝）货源地了。荷兰人曾前往越南、孟加拉、波斯等地开发市场，采购生丝。
越南是中国邻国，日本称南亚、东南亚自产的生丝为“黄丝”[22]。英国人威廉·亚当斯曾在1619年提到：“将越南生丝运往长崎，同样获利。”[23]1626年，被日本逐回澳门的葡国传教士前往越南布道，发现越南在产丝的同时，还从中国买丝（这样外国商人便可间接从越南买中国丝）。17世纪前20年，日本市场还没有越南运来的生丝。1634年2月，唐朝船队向日本运去125 000 kg生丝，其中已有越南生丝。1636—1638年，葡人运到日本的越南丝（数量）已经超过中国丝。葡人被逐出日本后，葡越生丝交易一直持续到17世纪60年代。荷兰商人紧随葡人，前往越南调查，发现中、日商人都在这里买丝[24]。德川朱印船（官方船）被禁前（1636年），日本人每年从越南运走价值1 250～1 500 kg白银的生丝。这对荷兰商人无疑是个刺激。
17世纪中后期，越南丝市经历了短暂的盛衰过程[25]。若要细分，荷越丝绸交易有4阶段。第一阶段（1637—1640年）：1636年，幕府禁止本国朱印船出海，为荷兰插足越南市场提供了机会。1637年，荷兰从越南运走第一批生丝。荷越正式通商后，荷兰人的生丝采购量逐年增加。其中90%被运往日本，10%被运回荷兰。第二阶段（1641—1654年）：荷越生丝交易掀起高潮。由于日本市场仅剩荷兰一国（西方国家中），荷兰的生丝采购量剧增。越南生丝被运往日本后，可获利一倍多（1645年为140%）。第三阶段（1655—1670年）：越南生丝市场逐渐萧条，因为日本的生丝已经饱和，利润也降低了。荷兰人开始调整采购，生丝采购量减少，丝织物（成品）增加。第四阶段（1670年—18世纪初）：1670年，荷属巴达维亚总督规定，非官方荷兰船不得前往越南，目的是为限制个人的走私行为。此前由于缺乏管理，各类荷兰船均可到越南进货，导致运往日本的生丝过多，利润下降。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保障自身利益，限制了赴越荷兰船的数量和种类。英国人威廉·吉福德（Gyfford）谈到：“1670年以后，巴达维亚总督仅安排专用商船前往越南采购丝货，这些船必须返回巴城接受检查，确定没有走私货后，再开往日本。”[26]总督颁布的限令取得一定成效，越南航线的走私活动得到控制。
17世纪中后期，华商也到越南做生意，对荷越贸易构成威胁。在日本刚锁国的那几年，越南生丝几乎全被荷兰人买走。但在1647年，两艘唐船（中国船）抵越，一下子采购价值4 000 kg白银的货物，其中包括高价收购的20 000 kg生丝。华商抵越是因为中国处于战乱，大陆丝货无法运出[27]。华商的阔绰让荷商相形见绌，最好的生丝都被中国人买走。荷兰人只能在他们离开后，买些次品。1648年，华商再次从越南购走价值6 000 kg白银的货物，越南丝价被抬高。1649年，3艘唐船从长崎出发，前往越南买丝，荷兰人这才认识到华商的强大实力。赴越华商主要来自台湾及大陆东南沿海，包括台湾郑氏、大商人何斌、福清的魏之琰（1618—1689年）等人。他们有雄厚资金，掌控着越南丝价。以1650年为例，当年有6艘唐船抵越。华商竞相采购各色生丝，导致越南丝价攀高。荷兰人无力插足其中，更谈不上挑选其中的上品。1652年，荷兰人带上12 500 kg白银，雄心勃勃抵越，准备大展身手，采购喜爱的商品，但当年的华商（共5艘船）带来20 000 kg白银购货，荷商的积极性再次被打压。总督乔·马奇克尔（Joan Maetsuycker）不禁叹道：“如果华商长久如此下去，荷兰人就只能放弃越南了。”[27]果不其然，17世纪50年代中期，荷兰人从越南撤走了大量资金，以回避华商的竞争，他们继而将采购重点转移到南亚及西亚[27]。 到了17世纪80年代，荷兰人每年向日本运去86 183 kg生丝，利润率为80%～200%。这些生丝采购自中国、波斯及孟加拉。波斯也产生丝，但价格昂贵。不过，荷兰人每年都要购买固定数量的波斯生丝，目的不为赚钱，仅是讨好波斯统治者。绢（丝制成品或半成品）及香料是波斯特产，若荷兰人要采购此类商品，就必须附带购买54 431 kg生丝。日本人也不喜欢波斯生丝，荷兰人只能将其运回欧洲。
孟加拉生丝比波斯、中国生丝便宜。荷兰人将孟加拉生丝按品质分成6类。在孟加拉，每年11月的桑叶最鲜嫩，蚕丝质量最佳;3、4、10月的生丝较次;其他月份的生丝最次，价格最低。孟加拉丝绸通常被荷兰人运往日本、柬埔寨、暹罗等地，运到日本的是上品。有学者认为，孟加拉能够稳定地供应生丝，且价格适中，从而弥补了荷兰人在中国台湾、越南（生丝市场）的损失。荷兰人采购孟加拉生丝的价格为每磅7盾，运抵日本后的售价为每磅12盾，获利近一倍。1685年以后，荷兰人每年从孟加拉运走约18 144 kg生丝（价值12万盾），但利润有所下降。1690—1720年，孟加拉生丝的利润跌倒80%。1730年，荷兰向日本运去7 257 kg孟加拉生丝，最终仅获20%的利润。1752年，荷兰人采买了6 350 kg孟加拉生
丝，但并未将其运往日本。当时，日本生丝市场已经饱和，生丝无利可图，荷孟生丝交易到此为止。
4 日荷生丝贸易的衰败原因及影响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17世纪中后期，日荷生丝贸易已现颓势。生丝曾是日本人最喜爱的商品，也是荷兰输入日本最重要的商品，但两国生丝交易的高潮仅持续了半个世纪便走向衰落，其原因有：葡人离开日本后，荷兰并非唯一向日本供应生丝的商家，他们未能独占日本生丝市场。荷商范·达姆指出：“虽然葡人被逐，但中国人马上成为替补。这极大打击了荷兰参与贸易的积极性。”[28]17世纪40年代，曾担任过荷兰商馆翻译员的郑芝龙也在台湾开展对日贸易。上田贞二郎记载道：“日本锁国之际，正值中国明末清初。日清贸易额为22 500 kg白银，日荷贸易额为11 250 kg白银。中方每年有72艘帆船抵日，荷方仅有两艘抵日（不过吨位较大）。”[29]双方的贸易实力相差甚远;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荷兰人失去靠近中国大陆的据点，生丝供应链遭破坏。荷兰人随即开发了越南生丝市场，但实力雄厚的华商也到那里买丝。与中国人相比，荷兰人资金有限，最终败走越南;虽然荷兰人能在西亚、南亚购买生丝，但其品质、数量均不及中国生丝。而且日本生丝市场逐步饱和，各类生丝的利润都在下降;17世纪末，日本逐步自产生丝。在18世纪末，日本已经从生丝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其生丝反销海外（中国、欧洲等地）。生丝不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键贸易品，荷兰人仅将少量高档丝织物运入日本。
虽然生丝退出了日荷贸易的舞台，但这种商品曾是贸易中最受欢迎、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商品[30]。对于日荷双方来说，生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生丝是荷兰人得以立足日本的重要商品。初来乍到的荷兰人正确地认识到，生丝是打开日本市场的关键。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商品，荷兰才击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葡、英）。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生丝，荷兰船只能来回奔波于日本各港，做些无关紧要的小生意，再或伺机抢劫一些商船。若没有生丝贸易，他们的结果可能与英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主动退出日本市场。
其次，生丝贸易衰落后，荷兰人尝试将其他商品运入日本。他们必须开发出新商品代替生丝，以维持商馆运作。由生丝向其他商品的转型是日荷贸易的必经之路。令人遗憾的是，荷兰人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品，新商品虽有市场，却无利润，这似乎注定了日荷贸易将走向衰落。
再次，18世纪以前，日本的外贸政策基本上是针对生丝而定（以“丝割符”为典型）。因为当时的日本对舶来品依赖程度大，造成相关政策必须围绕核心商品而定。进入18世纪后，日本封建经济有所发展，他们逐步摆脱对外国商品（特别是生丝）的过分依赖，其外贸政策的重点也转移到出口商品上（限制金银銅的出口）。从这一点来看，日荷生丝贸易的盛衰也映射出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德川幕府外贸政策的变化。
最后，从生丝这种商品可以看出，荷兰人在亚洲仅擅长从
事“转手贸易”，从主产地来说，生丝是地道的中国货。荷兰人并没有向东方运入畅销、稳固的，可以维持贸易平衡的西欧货，其中原因有：荷兰人虽然擅于航海，称“海上马车夫”，其商业非常发达，制造业却发展得不够快、好，不能提供足够的出口货物;荷兰人也产纺织物、食品、一些西洋（奇）货，但东方人对它们不感兴趣，其只能满足少数东方权贵的需求;即便荷兰人也从越南、孟加拉、波斯等地运来不同于中国的生丝，其品质却得不到保证，交易量时多时少，受欢迎程度亦不如中国货。
5 结 语
从近代日荷生丝贸易的由盛到衰，可以窥视荷兰海外贸易的兴衰，甚至世界格局之变化。就贸易商货的品种、数量、重要性、意义上来说，欧洲（荷兰）人开辟的日本航线实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拓展，日荷贸易亦无法摆脱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以生丝为代表的中国货仍然是风帆船时代的代表商品。当荷兰人无法获取生丝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另外的贸易商品，来取代生丝（如砂糖、药材、珍宝等），尽管这些商品比不得生丝贸易量大、利润高，却能维系日荷贸易。荷兰人虽然较早发现了中国海贸易中区域间的易货买卖，但其太过依赖亚洲商品来维系其海外贸易圈，以至于有些忽略本国商品的生产、销售及工业化。工业革命强国英国逐渐掌握新的商品倾销、殖民掠夺、海外扩张方式，逐渐赶超荷兰，风帆船贸易也走向了最后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范金民. 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J]. 安徽史学， 2012（1）： 5-14.
FAN Jinmin. Changes of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ies[J]，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2012（1）： 5-14. [2]王秋蕾. 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 以日本市场生丝贸易为例（1600—1683）[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9.
WANG Qiulei. Commercial Competition between Zheng Group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Japanese Market Raw Silk Trade（1600-1683）[D].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9.
[3]COOPER M. The mechanics of the Macao-Nagasaki silk trade[J]， Monumenta Nipponica， 1972（4）： 423-433.
[4]SOUZA G B.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2.
[5]陈小冲.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扩张[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2）： 84-92.
CHEN Xiaochong. The VOC’s expansion o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986（2）： 84-92.
[6]AKIRA H， OSAMU 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600-1990（Volume Ⅰ）：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600-1859[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9.
[7]TAKEKOSHI Y， ASAKAWA K.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Ⅰ[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14.
[8]速水融， 宫本又郎. 日本经济史1： 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136.
AKIRA H， MIYAMOTO 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7th-18th Century[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36.
[9]STEGER F. De Nippon-Vaarders of Het Wedergeopende Japan： In Schetsen Uit de Bekenste Oudere en Nieuwere Reizen[M]. Rotterdam： Bolle， 1861： 52.
[10]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M].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1993： 91.
[11]COCKS 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 Vol.2[M]. London： Hakluyt， 2005： 64.
[12]村上直次郎. 西洋商業史[M]. 東京： 明治大學出版部， 1900： 204.
MURAKAMI Naojiro.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West[M]. Tokyo： The Press of Meiji University， 1900： 204.
[13]TAKEKOSHI Y.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 Ⅱ[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02.
[14]岩生成一. 日本の歴史·14·鎖国[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66： 258.
IWAO Seiichi. The History of Japan 14： Sakoku[M]. Tokyo： Chuokoron Shinsha， 1966： 258.
[15]加藤栄一. 連合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戦略拠点としての平戸商館[C]//田中健夫. 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87： 420-421.
KATO Eichi. Hirado Factory as a strategic point of VOC[C]//TANNAKA Takeo. The Early Modern Japan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87： 420-421.
[16]行武和博. 宽永後期における幕府の对外政策とオランダ船貿易[C]//藤野保. 近世国家の成立·展開と近代. 東京： 雄山閣出版， 1998： 41. YUKUTAKE Kazuhiro. Diplomatic policy of Tokugawa Shogunate and trade by Dutch ships from 1624-1643[C]//FUJINO Tamotsu.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 Tokyo： Yuzankaku Press， 1998： 41.
[17]張兰星. 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及其失败原因[J]. 史林， 2012（3）： 170-177.
ZHANG Lanxing. English factory at Japan and its failure in the 17th century[J]. Historical Review， 2012（3）： 170-177.
[18]村上直次郎訳. 出島蘭館日誌·下巻[M]. 東京： 文明協会， 1938： 52.
MURAKAMI Naojiro translated. Diary of Dutch Factory in Deshima： Vol.Ⅲ[M]. Tokyo： Civilization Association， 1938： 52.
[19]村上直次郎訳. 出島蘭館日誌·上中下巻[M]. 東京： 文明協会， 1938.
MURAKAMI Naojiro translated. Diary of Dutch Factory in Deshima： Vol.Ⅰ， Ⅱ， Ⅲ[M]. Tokyo： Civilization Society， 1938.
[20]JANSEN M B. 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M]. Cambridge： Harvard College， 1992： 30.
[21]TOJO N. The anxiety of the silent traders： dutch perception on the portuguese banishment from Japan[J].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2000（1）： 119-120.
[22]科野孝蔵. 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 日蘭貿易のルーツ[M]. 東京： 同文館， 1984： 82.
KOZO Shinano. Holland East India Company： the Root of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Dutch[M]. Tokyo： Dobunkan， 1984： 82.
[23]IIOKAI Naok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onkin-Nagasaki silk trad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YOKO Nagazumi. Large and Broad： the Dutch Impact on Early Modern Asia. Essays in Honor of Leonard Blusse.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47.
[24]SOUZA G B.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9.
[25]BLUSSE L.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J]. Modern Asian Studies， 1996， 31（1）： 51-76.
[26]CHAUDHURKN.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345.
[27]SHIMADA Ryuto. Siamese product in the Japanese market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C]//YOKO Nagazumi. Large and Broad： the Dutch Impact on Early Modern Asia. Essays in Honor of Leonard Blusse.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50-58.
[28]VEEN E V. VOC Strategies in the Far East（1605-1640）[J].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2001（3）： 85-105.
[29]上田貞二郎. 商業史教科書·日本之部[M]. 東京： 三省堂， 1905： 115.
UEDA Teijirou. The Textbook of Commercial History： the Volume of Japan[M]. Tokyo： Sanseido， 1905： 115.
[30]LU D J. Japan： A Documentary History[M].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7：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