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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是定型的，革命具有天然的神圣性，革命者也都是笼罩着光环的英雄。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特别是在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中，革命和革命者不再是单一的关系模式，而是处在多重的牵制和悖反之中，这种多重的关系最终使黏附于那些被扭曲的“革命”中的神圣，崇高，正义被消解。鲁迅的《药》可引发更多的思考。
关键词： 《旧址》《银城故事》革命 革命者 消解
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虽然创作时间相隔近十年，却贯穿了从1910年辛亥革命之前到“文革”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空，以银城这座城市为背景，展开了对历史与革命的追问。李锐无心重构恢弘的大历史，而在意于历史时空中人物真正的浮沉和挣扎，作为在正史中被描述为推动历史的革命和革命者，在李锐的笔下，出现了偏差。
一、投机革命：个人私欲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人物多为“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们的头上往往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他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不仅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人格魅力。但是，在新历史小说中，革命者不再是这种接近神的英雄，而是具体的，有着不同欲望和动机的真实的个体，这无疑消解了革命者的神圣的光环，因而也就消解了革命的神性传说。
在《旧址》中，作为农民赤卫队队长的陈狗儿之所以参加革命，发起暴动，在于他对地主老财长期以来压迫的仇恨，所以他的革命，是以个人的怨恨为出发点的，而四邻八乡的农民也是因为革命可以杀老财分浮粮才跟着他的，他们并不理解“啥子布尔克、苏维埃”，只在乎“革命”能让他们得到些什么。队长陈狗儿对待老财家的男人是杀光，对待太太小姐甚至女仆，都是自己先挨个“尝一遍”，然后让队员们分享。在这里，陈狗儿是为了金钱和性欲参加“革命”，他所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也就成为一支为了满足私欲而奸淫掳掠无所不能的队伍，这完全颠覆了大写的革命史给我们的印象。
二、献身革命：现实悲剧性对革命崇高的消解
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下正统的革命寓言，是用胜利情节构筑的理想的乌托邦”，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不再是不败的乌托邦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泪、挣扎、脆弱、煎熬的现实人间图景。在这里，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化、客观的历史被主观化，“观照个体、观照生命，细化出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战争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时的彷徨与战栗的痛苦心理蜕变过程”[1]成了小说家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事件和结局，而成了对人性的一次次艰难悲悯和探寻。
革命与变节。在《银城故事》中，革命者欧阳朗云和刘兰亭都是一开始满腔热血投身革命，而到头来却因无法抵抗现实的残酷而悲剧收场。欧阳朗云投弹炸死桐江知府袁雪门本是一件体现男儿热血的革命事件。在刺杀知府之前他就已写下了绝命书，欧阳朗云对革命无疑是无比忠诚的，这是一个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命者。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因为他不忍每天有三个无辜的百姓站在笼子里替他去死，他的良知受不了，他没有正史中的革命者那种“忍小局，顾大局”的坚韧的“意志”，所以他向聂芹轩自首，本来这也是悲歌慷慨的行为，是革命者敢作敢为的表现，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又忍受不了聂芹轩“火边子牛肉”式千刀万剐的酷刑，在惨叫与挣扎中，临死前他最终无奈地泄露了革命举事的日期，最终导致了整个起义的失败。欧阳朗云的理想与他的悲剧，体现了个人在历史中无力的挣扎与沉沦，欧阳朗云成了一个在伟大的革命家与被唾弃的背叛者之间永远徘徊不定的幽灵，这就是现实给予的心酸。而历史上，作为这样最终变节的“革命者”是不会进入正史的，而只能被无限的抹黑和唾骂。
革命与教育。当刘兰亭意识到搞革命和办学校放在一起是一种两难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作为银城暴动的指挥者，欧阳朗云的暴露使他感到了举事的艰难，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他必须提前取消暴动；作为一个校长，他想保护自己的学校不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就必须取消暴动。当他真正取消了暴动之后，他却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舍不得亲手办起的学校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让革命黯然流产。他无法说清这一切。他痛感当初不该把革命和办学联系在一起，这两件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事业，却让刘兰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两者都舍不得，而最终两者都保不住。刘兰亭的内心是艰难的，所以，他自杀了，留下了四个字：无颜以对。刘兰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有革命的理想，又有世俗的欲望，他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学校。本来，刘三公已经为他买通了聂芹轩，他完全可以活下去，但他选择了自杀。他既拒绝了做一个懦弱的人，又拒绝了做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死，就不再是一个大写的革命者的死，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困境中艰难的自我选择。
革命与亲情。在来银城的路上，刘振武起义的队伍遇到了岳义天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双方打起来，混乱中，岳义天和岳新寿死了，刘振武并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哥哥。当他来到银城，义兄刘兰亭自杀了。他决心在宴会上杀掉聂芹轩，发起暴动。但聂芹轩让刘三公作为人质出现在宴会上，他可以发动暴动，可以让革命成功，但是必须牺牲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刘三公。在革命大义与亲情之间，该如何选择，刘振武面如死灰，放弃了暴动。他不得不放弃，这是现实对革命的又一次嘲弄。当放弃革命的刘振武在三公的安排下决定远走他乡，却在船上遇到了前来报仇的哥哥岳新年，同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岳新年一刀刺进了刘振武的心脏杀死了他。
在《银城故事》里，李锐给我们展現了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困境。他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到头来都走进了死胡同，都是没有出路的。”[2]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三个都是心怀理想的革命者，但最后都在无理性的现实面前遭到了嘲弄，历史不是以革命者的意志为意志的，现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就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他们“伟大的”革命理想，把他们推入了无法呼喊的深渊，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是被正史忽略的一群人，但同时是曾经真实生存、奋斗、挣扎过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一点上，李锐表达了看法：“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3] 三、被“革命”迫害的革命者：革命谎言对革命正义性消解
《旧址》中，李乃之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革命上，当革命胜利的时候，革命黨人以“反革命”这个响当当又无比“正义”的名义屠杀了银城李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这个结局不能说李乃之之前没有想到，正相反，他应该是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革命所要付出的东西，包括家族的生死存亡和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全然不顾。革命成功了，银城李氏家族被连根拔起，李乃之此时“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4]。抛弃了家族沉重包袱的李乃之以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未来。但是，历史的荒谬再一次清晰地呈现。李乃之作为1939年银城起义中唯一没有死的革命者，不断遭到极左政治审查，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的李乃之，却成为“继续革命”清理的对象，最终“成功地”在自己人的迫害下凄凉死去。死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空白处填满了“革命”两字的《人民日报》。可见李乃之生前的困惑。
李乃之的妻子白秋云，在他死前就自杀了，因为不堪无尽的极左批斗和侮辱。农场队长张财骂她是狗屎堆，安排她的工作就是把这边粪池的粪挑过去倒在另一个粪池。她可以忍受极度的恶臭和无数苍蝇对人的侵袭，但是，她无法忍受这种对李乃之的诬陷，无法忍受要求他与丈夫划清界限的勒令：“彻底和大叛徒、大特务划清界限，揭发检举。”[5]她丢下了身边孤苦无依的只有10岁的小儿子，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成功地”“自绝于人民”。
李乃之，白秋云的死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最无情的嘲弄。曾经抛弃了一切奔赴革命的革命者，最终却死于“革命”堂而皇之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污蔑和迫害，这种悲凉，早已渗透在那张写满了“革命”字样的《人民日报》中，而李乃之的困惑，也成了我们的困惑，“革命”何以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否定一个个革命者的忠诚乃至性命？难道那些革命者一直孜孜追求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种面目？这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诘局。
林贤治先生在思考某些“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时指出：“革命否定了革命者，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与此同时，他也否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6]革命者摧毁了旧世界，而那些被扭曲的“革命”本身则最终残暴地摧毁了革命者，这是极度的悲凉。在此，那些“革命”变成了一个与元初的意义上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谎言，这个谎言把那些革命的最后一点正义性也消解掉了。
在《银城故事》的后记里，李锐谈到：“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7]通过《旧址》和《银城故事》，李锐确实多少让我们感受了鲁迅《药》中对不彻底“革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娟，冯见彩.革命的重构与想象书写[J].当代小说（下），2009（3）.
[2]李锐，王尧.生命的歌哭[J].作家杂志，2004（1）.
[3]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02.
[4]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
[5]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86.
[6]林贤治.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J].上海文学，2000（10）.
[7]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04.
关键词： 《旧址》《银城故事》革命 革命者 消解
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虽然创作时间相隔近十年，却贯穿了从1910年辛亥革命之前到“文革”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空，以银城这座城市为背景，展开了对历史与革命的追问。李锐无心重构恢弘的大历史，而在意于历史时空中人物真正的浮沉和挣扎，作为在正史中被描述为推动历史的革命和革命者，在李锐的笔下，出现了偏差。
一、投机革命：个人私欲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人物多为“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们的头上往往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他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不仅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人格魅力。但是，在新历史小说中，革命者不再是这种接近神的英雄，而是具体的，有着不同欲望和动机的真实的个体，这无疑消解了革命者的神圣的光环，因而也就消解了革命的神性传说。
在《旧址》中，作为农民赤卫队队长的陈狗儿之所以参加革命，发起暴动，在于他对地主老财长期以来压迫的仇恨，所以他的革命，是以个人的怨恨为出发点的，而四邻八乡的农民也是因为革命可以杀老财分浮粮才跟着他的，他们并不理解“啥子布尔克、苏维埃”，只在乎“革命”能让他们得到些什么。队长陈狗儿对待老财家的男人是杀光，对待太太小姐甚至女仆，都是自己先挨个“尝一遍”，然后让队员们分享。在这里，陈狗儿是为了金钱和性欲参加“革命”，他所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也就成为一支为了满足私欲而奸淫掳掠无所不能的队伍，这完全颠覆了大写的革命史给我们的印象。
二、献身革命：现实悲剧性对革命崇高的消解
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下正统的革命寓言，是用胜利情节构筑的理想的乌托邦”，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不再是不败的乌托邦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泪、挣扎、脆弱、煎熬的现实人间图景。在这里，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化、客观的历史被主观化，“观照个体、观照生命，细化出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战争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时的彷徨与战栗的痛苦心理蜕变过程”[1]成了小说家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事件和结局，而成了对人性的一次次艰难悲悯和探寻。
革命与变节。在《银城故事》中，革命者欧阳朗云和刘兰亭都是一开始满腔热血投身革命，而到头来却因无法抵抗现实的残酷而悲剧收场。欧阳朗云投弹炸死桐江知府袁雪门本是一件体现男儿热血的革命事件。在刺杀知府之前他就已写下了绝命书，欧阳朗云对革命无疑是无比忠诚的，这是一个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命者。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因为他不忍每天有三个无辜的百姓站在笼子里替他去死，他的良知受不了，他没有正史中的革命者那种“忍小局，顾大局”的坚韧的“意志”，所以他向聂芹轩自首，本来这也是悲歌慷慨的行为，是革命者敢作敢为的表现，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又忍受不了聂芹轩“火边子牛肉”式千刀万剐的酷刑，在惨叫与挣扎中，临死前他最终无奈地泄露了革命举事的日期，最终导致了整个起义的失败。欧阳朗云的理想与他的悲剧，体现了个人在历史中无力的挣扎与沉沦，欧阳朗云成了一个在伟大的革命家与被唾弃的背叛者之间永远徘徊不定的幽灵，这就是现实给予的心酸。而历史上，作为这样最终变节的“革命者”是不会进入正史的，而只能被无限的抹黑和唾骂。
革命与教育。当刘兰亭意识到搞革命和办学校放在一起是一种两难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作为银城暴动的指挥者，欧阳朗云的暴露使他感到了举事的艰难，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他必须提前取消暴动；作为一个校长，他想保护自己的学校不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就必须取消暴动。当他真正取消了暴动之后，他却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舍不得亲手办起的学校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让革命黯然流产。他无法说清这一切。他痛感当初不该把革命和办学联系在一起，这两件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事业，却让刘兰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两者都舍不得，而最终两者都保不住。刘兰亭的内心是艰难的，所以，他自杀了，留下了四个字：无颜以对。刘兰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有革命的理想，又有世俗的欲望，他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学校。本来，刘三公已经为他买通了聂芹轩，他完全可以活下去，但他选择了自杀。他既拒绝了做一个懦弱的人，又拒绝了做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死，就不再是一个大写的革命者的死，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困境中艰难的自我选择。
革命与亲情。在来银城的路上，刘振武起义的队伍遇到了岳义天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双方打起来，混乱中，岳义天和岳新寿死了，刘振武并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哥哥。当他来到银城，义兄刘兰亭自杀了。他决心在宴会上杀掉聂芹轩，发起暴动。但聂芹轩让刘三公作为人质出现在宴会上，他可以发动暴动，可以让革命成功，但是必须牺牲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刘三公。在革命大义与亲情之间，该如何选择，刘振武面如死灰，放弃了暴动。他不得不放弃，这是现实对革命的又一次嘲弄。当放弃革命的刘振武在三公的安排下决定远走他乡，却在船上遇到了前来报仇的哥哥岳新年，同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岳新年一刀刺进了刘振武的心脏杀死了他。
在《银城故事》里，李锐给我们展現了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困境。他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到头来都走进了死胡同，都是没有出路的。”[2]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三个都是心怀理想的革命者，但最后都在无理性的现实面前遭到了嘲弄，历史不是以革命者的意志为意志的，现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就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他们“伟大的”革命理想，把他们推入了无法呼喊的深渊，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是被正史忽略的一群人，但同时是曾经真实生存、奋斗、挣扎过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一点上，李锐表达了看法：“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3] 三、被“革命”迫害的革命者：革命谎言对革命正义性消解
《旧址》中，李乃之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革命上，当革命胜利的时候，革命黨人以“反革命”这个响当当又无比“正义”的名义屠杀了银城李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这个结局不能说李乃之之前没有想到，正相反，他应该是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革命所要付出的东西，包括家族的生死存亡和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全然不顾。革命成功了，银城李氏家族被连根拔起，李乃之此时“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4]。抛弃了家族沉重包袱的李乃之以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未来。但是，历史的荒谬再一次清晰地呈现。李乃之作为1939年银城起义中唯一没有死的革命者，不断遭到极左政治审查，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的李乃之，却成为“继续革命”清理的对象，最终“成功地”在自己人的迫害下凄凉死去。死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空白处填满了“革命”两字的《人民日报》。可见李乃之生前的困惑。
李乃之的妻子白秋云，在他死前就自杀了，因为不堪无尽的极左批斗和侮辱。农场队长张财骂她是狗屎堆，安排她的工作就是把这边粪池的粪挑过去倒在另一个粪池。她可以忍受极度的恶臭和无数苍蝇对人的侵袭，但是，她无法忍受这种对李乃之的诬陷，无法忍受要求他与丈夫划清界限的勒令：“彻底和大叛徒、大特务划清界限，揭发检举。”[5]她丢下了身边孤苦无依的只有10岁的小儿子，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成功地”“自绝于人民”。
李乃之，白秋云的死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最无情的嘲弄。曾经抛弃了一切奔赴革命的革命者，最终却死于“革命”堂而皇之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污蔑和迫害，这种悲凉，早已渗透在那张写满了“革命”字样的《人民日报》中，而李乃之的困惑，也成了我们的困惑，“革命”何以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否定一个个革命者的忠诚乃至性命？难道那些革命者一直孜孜追求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种面目？这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诘局。
林贤治先生在思考某些“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时指出：“革命否定了革命者，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与此同时，他也否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6]革命者摧毁了旧世界，而那些被扭曲的“革命”本身则最终残暴地摧毁了革命者，这是极度的悲凉。在此，那些“革命”变成了一个与元初的意义上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谎言，这个谎言把那些革命的最后一点正义性也消解掉了。
在《银城故事》的后记里，李锐谈到：“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7]通过《旧址》和《银城故事》，李锐确实多少让我们感受了鲁迅《药》中对不彻底“革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娟，冯见彩.革命的重构与想象书写[J].当代小说（下），2009（3）.
[2]李锐，王尧.生命的歌哭[J].作家杂志，2004（1）.
[3]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02.
[4]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
[5]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86.
[6]林贤治.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J].上海文学，2000（10）.
[7]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