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认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一为长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的史料派；一为“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的唯物史观派。道不同，不相为谋，两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二00四年版）。
　　若从宏观层面讲，这一判断大体不误。但就此考察两派中个别史家之间的关系，则有更值得探讨的复杂性。顾颉刚与翦伯赞的学术关系即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证。

一、两次批判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北京大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客观存在。这里不仅是史料派的大本营，更是唯物史观派的主要发源地。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两大史学流派几乎同时诞生在北京大学，但二者的走向并非互不相扰。史料派率先压倒了唯物史观派以及其他史学流派，从北京大学迅速走向全国，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乃至笼罩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学界。
　　因此，唯物史观派若想走向前台取而代之，首要任务即在于将史料派作为主要假想敌，与之对抗斗争。这绝非武断之论。自唯物史观派登上历史舞台之初，便先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胡适之间的“井田制辩论”，继则是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不知所以然”的批判。如此来看，唯物史观派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对史料派的一种“反动”，就是在与史料派对立角逐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唯物史观派后来居上的人物，翦伯赞的学术生涯也是在与史料派的斗争中走过来的。与其他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一样，翦伯赞的斗争矛头所指，首当其冲的无疑也是胡适，从政论类的《读胡适〈新年的几个期望〉之后》，到学术类的《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无不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过胡适的弟子—顾颉刚。
　　从现有资料来看，翦伯赞在抗战期间主要对顾颉刚进行了两次针对性批判。第一次批判反映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之中。按照翦伯赞的夫子自道，这本书绝不是在讲什么“经院式的历史理论”，而是为了配合抗日战争“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更具体地说，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将“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几种理论体系”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行彻底的澄清。
　　顾颉刚的史学论、“历史的怀疑主义”无疑是这些“错误”历史理论中的一种。因此，翦伯赞在该书中专辟了“胡适、顾颉刚等的见解及其批判”一节，对其进行了集中的清算。其中有言：“顾颉刚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考据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代资料并批判了这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而结果只是编辑了一部断烂朝报的《古史辨》。”不仅如此，“他不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贯行程和乃师胡适一样，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是对于他自认为精通的中国古代史的认识也非常模糊”。不过，“他在中国古史这一笼统的题目之下，做了一些旧神话的新解释，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的”。遗憾的是，“他既不相信神话传说，而又拒绝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绝对出土的古代遗产之考证”。是故，这就“使得他对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只能把旧神话变成新神话而已”。总之，翦伯赞认为，顾颉刚虽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做出了一定的“功绩”，但根本的史学论是“错误”的。
　　一年半之后的一九四0年四月，批判再次开始。与第一次将顾颉刚与胡适“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不同，这次的批判完全是针对顾颉刚个人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辗转来到西南的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此文的结尾，他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由于此文所论触及了当时人人共同关注的民族救亡的历史重大问题，故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抗战期间有名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引起了翦伯赞的关注，他在看了顾颉刚答费孝通的文章后，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一九四0年第六卷第一期）的文章。他先是指出，顾颉刚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这样的提出似乎就不太正确”。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之后则认为顾颉刚的民族理论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分别是：“民族”与“民族意识”的混同，“民族”与“国家”的混同，“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种族”与“民族”的错误解释，以及未能看到“民族”形成的本质。总之，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但他的具体看法则存在很多的“错误”。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对唯物史观派的不断挑战，史料派往往都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与其他史料派代表人物一样，顾颉刚也没有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做出任何的回应。推论此中原因，可能是因为顾颉刚并没有看到《历史哲学教程》和《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退一步讲，即使顾颉刚看到了这些论著，也不会予以反击。因为，就《历史哲学教程》而言，顾颉刚不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本国史》，而且往往借助“甲骨金石文字”进行古史研究，故翦伯赞所言及的“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以及“拒绝研究甲骨金石文字”的说法，可谓无从谈起。再就《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来说，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顾氏观点的合理成分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个别论断也有点简单化。”（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见《民族研究》二00七年第三期）总之，面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非顾颉刚不答也，实在无须辩护也。

二、“礼尚往来”

　　然而，翦伯赞接下来的举动，却引起了顾颉刚的极大关注，此即《中国史纲》的出版。该书一经出版，旋即在当时的史学界產生了轰动。唯物史观派内部的赞誉自不待言，郭沫若在得知该书第一卷即将脱稿的消息后，致信翦伯赞：“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来自史料学派的态度更能证明这一点。容媛在《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专门对该书进行了绍介，并加以评论说，该书“推陈出新，为研究上古史者辟一新途径”。邓嗣禹在《近五十年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中认为，《中国史纲》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尝试”，“翦先生似乎蔑视他所有的前人，但他的确组织精密，有一些新思想”。就连史料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这次也有所回应。他在致白寿彝的信中颇为不服气地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联系这封信的上下文，所谓翦伯赞编的书，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史纲》。从置之不理或不屑回应，到与之争锋，顾颉刚对翦伯赞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当然，顾颉刚的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但我有理由推定，《中国史纲》在出版之后，便引起了顾颉刚的关注。这才有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的相识和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