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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中日本人形象通常被打上“3S”的符号——smile（微笑）、silent（沉默）、sleep（睡觉），政要们不是笑而不语就是犯困。随时随地的困意，是日本人对这个国家治安的信任，甚至被视为一种勤奋、可靠的标志，带来升职机会。
日本人不睡觉，每个日本人都这样说。
但这当然不是真的，日本人的睡眠艺术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学说法。“日本人不是在睡觉，也不叫‘打瞌睡’，他们在‘居眠’。”剑桥大学现代日本研究高级讲师布里奇特·斯蒂格博士说。
在地铁、公园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中，日本人除了看书，最常见的状态就是以双手交叠的姿势小憩。就算自己靠在陌生人肩上还淌着口水，双方也都并不在意。日剧里也经常看到，身着笔挺西装的白领们在电车里毫无顾忌地打盹。这种行为就是日本人自称的“居眠”。
大多数人会在厕所里眯会儿
斯蒂格观察到日本人这些有意思的睡姿，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日本正经历泡沫经济的顶峰，一个非常特殊的投机性繁荣阶段。人们的日常生活繁忙充实，工作和聚会填满了行程安排表，没有时间腾出来睡觉。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被一个广受欢迎的功能性饮料广告口号巧妙地总结出来：“谁能不停，24小时不停？商人！商人！日本商人！”
很多声音抱怨说：“我们日本人对工作简直太疯狂！”当然，也有人为这些努力的商务人士感到自豪，对日本民族来说，奋斗可以产生某种道德优越感。
斯蒂格每天在地铁通勤过程中发现，极其多日本人在车厢里打盹，有些人甚至站着睡，周围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惊讶。
2013年，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NSF）对墨西哥、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共6个国家民众的睡眠习惯做了调查，结果发现，日本人的平均睡眠时间最少，仅为6小时22分钟。
削减了夜间睡眠的日本人，在电车和地铁上得到了“温柔相待”。他们从不压抑自己的困意，随时随地入睡。诞生了“过劳死”一词的日本，至今保持着高强度的国民工作节奏。人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日本公司职员的本职就是要比社长早上班，比社长晚下班，至于在办公室里是醒着还是睡着，都没什么关系。”
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喜欢午休，但很难找到适合的场所，最后反而是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午休。日本的卫生间很干净，伴随着舒缓的音乐，睡上一觉也无妨。有项“日本人在厕所偷偷做的事”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人会在厕所里眯会儿。
野岛刚在《日本人的午觉》一文中说：“人在困的时候，无论是读书还是写稿，都完全没有效率。只要睡上30分钟，就会感觉自己得到了重生，工作起来也是效率倍增，就好像睡前和睡后有两个不同的‘野岛刚’存在一样神奇。”
安心感也是日本人在公共场所入睡的理由之一。一脸放松的睡相是日本人对国家治安的信任，醒来后，钱包和手机都完好地在你身边。此外，低分贝的安静环境也为日本人眯上一会儿提供了完美的条件。
“如果在床上或榻榻米上睡觉被认为是懒惰行为，那么为什么在工作期间打盹不被认为是好逸恶劳呢？允许学生熬夜学习以至于第二天可能在课堂上犯困，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印象和显著矛盾让斯蒂格好奇，日本人的睡觉谜题也成为她的博士研究项目。
“起初，我不得不和偏见做斗争，人们总是不愿意将睡眠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主题。”正是这种态度引起了斯蒂格的最初关注。“睡眠也可以搭载很多含义和观念价值。它是人们每天自然而然的活动，但人们并不指望它去揭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标准。”她说。
日本居眠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三方面原因：晚睡传统、早起偏好以及在公共场所入睡的适应能力。
人们往往认为，人类祖先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但实际上，不管在日本还是其他地区，人们的睡眠习惯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一件事。电灯发明之前，人们也会熬夜，聊天、饮酒，或者找些其他形式的乐子。
对于古代日本人，文人或年轻武士挑灯夜读是一种优秀品德，即使学习效率可能不高，既消耗油灯，而且又容易犯困。另外，清晨早起被誉为一种美德，至少从儒家和佛家思想被引入日本后便是如此。中世纪以来，早起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喜好，“晚睡早起”成为有文化有品德的象征。
共寝也是日本人的睡眠习惯。在英国，父母通常希望子女甚至婴儿都有自己的单独房间，以此培养独立睡眠，建立有规律的作息。而在日本，父母和医生都坚决主张与子女共寝直至学龄阶段。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给孩子更多的爱和安全感，不仅能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还有助于塑造成人后的独立人格。
或许正是这种文化习惯，让日本成年人在他人面前毫无心理负担地酣然入睡。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在有人陪伴时睡眠质量比独处时更好。2011年春天，日本海啸摧毁了不少沿海城镇，幸存者们挤在避难所里，数十甚至数百人共处同一屋檐下。他们表示，和众人一起睡觉更为舒适放松，并且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睡眠节奏。
淡定地眯会儿成了礼节
集体睡觉的行为并不能充分解释日本人对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打盹的极度宽容。多年的研究之后，斯蒂格意识到，某种程度上居眠并不等同于睡眠：“在日本人心目中，居眠不仅和夜晚的床上睡眠毫不相干，也与睡午觉有所区别。”
社会学家戈夫曼有关“社交场合参与”的理论能够解开居眠的社会意义：通过身体语言和口头表达，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当下所处的场合中，同时有能力将注意力分为主导和次要。
这种背景下，居眠可以被看作一种次要活动，和白日梦类似，人们可以久久沉浸在此，只要不打扰身边的社会情境。尽管居眠者精神上飘忽不定，但在需要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时，他们就能立刻返回所处的现实环境中。
工作场所中的居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原则上，员工工作时须态度专注、主动参与，此时睡觉会给人留下没精打采、逃避责任的印象。然而，打盹也会被看作工作疲劳的结果。
在被动参加的冗长会议上，员工非常容易入睡。实际上，参加会议本身比会议取得的成果更加重要，曾有人调侃道：“我们日本人非常具有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
“日本眯”来得随意，开会、上课和听讲座都是打盹的好时机。国际会议上，日本人的形象常被冠以“3S”的称号——smile（微笑）、silent（沉默）、sleep（睡觉），议中的日本政治家不是笑而不语就是在犯困。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成员曾被拍到在集体打盹。日本国会开会时，淡定地眯会儿普遍到成了参会礼节，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留下过一张在国会直播时打盹的经典照。
日本人认为，勤奋指长时间的尽全力工作，精疲力尽或者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仍然参加会议的人，表现出的是勤奋态度、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通过克服身体上的不适，一个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且充满正能量。
人们会觉得这类员工忠诚可靠，应当晋升。如果他们因为过度劳累、患上感冒或其他疾病而酣然入睡，大家也会原谅他们，并把责任推卸给附体的“睡魔”。
日本社会高度崇尚谦虚，没人会四处吹嘘自己工作勤奋，此时就需要采取某种套路获得社会认可。由于劳累和疾病往往被看作是过去努力工作所致，这时小憩甚至闭眼假装小憩，都会被认为是个人勤奋工作的标志。
这样看来，“日本眯”并不能和懒惰画上等号。相反，它是日本社会生活中不成文的特色，通过小憩的方式，让自己暂时从任务中抽离放松，从而确保在工作中表现出更专业的一面。如此，日本人不是在睡觉，也并非在打瞌睡，他们在居眠——这三者有天壤之别。
（高飞荐自《新周刊》）
日本人不睡觉，每个日本人都这样说。
但这当然不是真的，日本人的睡眠艺术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学说法。“日本人不是在睡觉，也不叫‘打瞌睡’，他们在‘居眠’。”剑桥大学现代日本研究高级讲师布里奇特·斯蒂格博士说。
在地铁、公园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中，日本人除了看书，最常见的状态就是以双手交叠的姿势小憩。就算自己靠在陌生人肩上还淌着口水，双方也都并不在意。日剧里也经常看到，身着笔挺西装的白领们在电车里毫无顾忌地打盹。这种行为就是日本人自称的“居眠”。
大多数人会在厕所里眯会儿
斯蒂格观察到日本人这些有意思的睡姿，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日本正经历泡沫经济的顶峰，一个非常特殊的投机性繁荣阶段。人们的日常生活繁忙充实，工作和聚会填满了行程安排表，没有时间腾出来睡觉。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被一个广受欢迎的功能性饮料广告口号巧妙地总结出来：“谁能不停，24小时不停？商人！商人！日本商人！”
很多声音抱怨说：“我们日本人对工作简直太疯狂！”当然，也有人为这些努力的商务人士感到自豪，对日本民族来说，奋斗可以产生某种道德优越感。
斯蒂格每天在地铁通勤过程中发现，极其多日本人在车厢里打盹，有些人甚至站着睡，周围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惊讶。
2013年，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NSF）对墨西哥、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共6个国家民众的睡眠习惯做了调查，结果发现，日本人的平均睡眠时间最少，仅为6小时22分钟。
削减了夜间睡眠的日本人，在电车和地铁上得到了“温柔相待”。他们从不压抑自己的困意，随时随地入睡。诞生了“过劳死”一词的日本，至今保持着高强度的国民工作节奏。人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日本公司职员的本职就是要比社长早上班，比社长晚下班，至于在办公室里是醒着还是睡着，都没什么关系。”
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喜欢午休，但很难找到适合的场所，最后反而是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午休。日本的卫生间很干净，伴随着舒缓的音乐，睡上一觉也无妨。有项“日本人在厕所偷偷做的事”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人会在厕所里眯会儿。
野岛刚在《日本人的午觉》一文中说：“人在困的时候，无论是读书还是写稿，都完全没有效率。只要睡上30分钟，就会感觉自己得到了重生，工作起来也是效率倍增，就好像睡前和睡后有两个不同的‘野岛刚’存在一样神奇。”
安心感也是日本人在公共场所入睡的理由之一。一脸放松的睡相是日本人对国家治安的信任，醒来后，钱包和手机都完好地在你身边。此外，低分贝的安静环境也为日本人眯上一会儿提供了完美的条件。
“如果在床上或榻榻米上睡觉被认为是懒惰行为，那么为什么在工作期间打盹不被认为是好逸恶劳呢？允许学生熬夜学习以至于第二天可能在课堂上犯困，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印象和显著矛盾让斯蒂格好奇，日本人的睡觉谜题也成为她的博士研究项目。
“起初，我不得不和偏见做斗争，人们总是不愿意将睡眠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主题。”正是这种态度引起了斯蒂格的最初关注。“睡眠也可以搭载很多含义和观念价值。它是人们每天自然而然的活动，但人们并不指望它去揭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标准。”她说。
日本居眠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三方面原因：晚睡传统、早起偏好以及在公共场所入睡的适应能力。
人们往往认为，人类祖先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但实际上，不管在日本还是其他地区，人们的睡眠习惯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一件事。电灯发明之前，人们也会熬夜，聊天、饮酒，或者找些其他形式的乐子。
对于古代日本人，文人或年轻武士挑灯夜读是一种优秀品德，即使学习效率可能不高，既消耗油灯，而且又容易犯困。另外，清晨早起被誉为一种美德，至少从儒家和佛家思想被引入日本后便是如此。中世纪以来，早起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喜好，“晚睡早起”成为有文化有品德的象征。
共寝也是日本人的睡眠习惯。在英国，父母通常希望子女甚至婴儿都有自己的单独房间，以此培养独立睡眠，建立有规律的作息。而在日本，父母和医生都坚决主张与子女共寝直至学龄阶段。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给孩子更多的爱和安全感，不仅能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还有助于塑造成人后的独立人格。
或许正是这种文化习惯，让日本成年人在他人面前毫无心理负担地酣然入睡。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在有人陪伴时睡眠质量比独处时更好。2011年春天，日本海啸摧毁了不少沿海城镇，幸存者们挤在避难所里，数十甚至数百人共处同一屋檐下。他们表示，和众人一起睡觉更为舒适放松，并且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睡眠节奏。
淡定地眯会儿成了礼节
集体睡觉的行为并不能充分解释日本人对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打盹的极度宽容。多年的研究之后，斯蒂格意识到，某种程度上居眠并不等同于睡眠：“在日本人心目中，居眠不仅和夜晚的床上睡眠毫不相干，也与睡午觉有所区别。”
社会学家戈夫曼有关“社交场合参与”的理论能够解开居眠的社会意义：通过身体语言和口头表达，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当下所处的场合中，同时有能力将注意力分为主导和次要。
这种背景下，居眠可以被看作一种次要活动，和白日梦类似，人们可以久久沉浸在此，只要不打扰身边的社会情境。尽管居眠者精神上飘忽不定，但在需要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时，他们就能立刻返回所处的现实环境中。
工作场所中的居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原则上，员工工作时须态度专注、主动参与，此时睡觉会给人留下没精打采、逃避责任的印象。然而，打盹也会被看作工作疲劳的结果。
在被动参加的冗长会议上，员工非常容易入睡。实际上，参加会议本身比会议取得的成果更加重要，曾有人调侃道：“我们日本人非常具有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
“日本眯”来得随意，开会、上课和听讲座都是打盹的好时机。国际会议上，日本人的形象常被冠以“3S”的称号——smile（微笑）、silent（沉默）、sleep（睡觉），议中的日本政治家不是笑而不语就是在犯困。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成员曾被拍到在集体打盹。日本国会开会时，淡定地眯会儿普遍到成了参会礼节，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留下过一张在国会直播时打盹的经典照。
日本人认为，勤奋指长时间的尽全力工作，精疲力尽或者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仍然参加会议的人，表现出的是勤奋态度、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通过克服身体上的不适，一个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且充满正能量。
人们会觉得这类员工忠诚可靠，应当晋升。如果他们因为过度劳累、患上感冒或其他疾病而酣然入睡，大家也会原谅他们，并把责任推卸给附体的“睡魔”。
日本社会高度崇尚谦虚，没人会四处吹嘘自己工作勤奋，此时就需要采取某种套路获得社会认可。由于劳累和疾病往往被看作是过去努力工作所致，这时小憩甚至闭眼假装小憩，都会被认为是个人勤奋工作的标志。
这样看来，“日本眯”并不能和懒惰画上等号。相反，它是日本社会生活中不成文的特色，通过小憩的方式，让自己暂时从任务中抽离放松，从而确保在工作中表现出更专业的一面。如此，日本人不是在睡觉，也并非在打瞌睡，他们在居眠——这三者有天壤之别。
（高飞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