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8·10騷乱”

　　觉得痛失认购证乍富机会的不仅是方泉，还有全国才刚觉醒金融意识的许多人。机会第二次出现：深圳发行股票认购表。
　　深圳宣布8月9日发行第一批500万张新股认购表，每张100元，每个身份证限购10张;按表抽签购买6只总计5亿份新股，每张认购证可买1000股，中签 率恰是10%。
　　于是，常住人口60万的深圳，一下子涌进150万人。而涌进来的身份证，更是数不清的巨量，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里面是2800张身份证。
　　8月7日起十几家售卖点就开始排队，两天两夜，到9日早晨所有售卖点前都排起了见头不见尾的长龙。其中不少是受雇来的民工。民工以小时计的报酬是10-15元。
　　九点半开售，但多数网点不到中午就宣布售罄。而售出的或私下流出的认购表，马上就在售卖点被炒到了300元一张。一大半还排队的人急眼了，拥挤，喧闹，长龙骤然挤巨蟹。有人喊认购表都被“走后门了”，群情激愤，吵骂混乱。许多人开始向市政府聚集，要找政府“评评理”。
　　8月10日，找市政府“评评理”的人越聚越多，煽呼口号反腐败。于是，警车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折腾到半夜，深圳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表态严查私自截流认购表行为，同时宣布售卖明年计划的第二批500万张认购表，保持10%中签率不变。
　　听到电视讲话，示威人群呼啦啦散去，人们重又跑回售卖点，排起了长队。
　　“8·10骚乱”让人发现发个股票就能导致如此的社会不稳定？中央惊动了，中央决定强化股票市场的集中统一管理。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成立，副总理朱镕基兼主任，副主任刘鸿儒任证券委下设的中国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成立，专事证券市场研究设计的联办，三分之二员工成为证监会80%的官人。高西庆、汪建熙、李青原、陈大刚、宋丽萍……乃至司机打字员。彼时正在上海股市上蹿下跳且乐此不疲的方泉，显然是错过了一次当官的机会。

九：文化广场

　　1992年7月，上交所只吸收了80家会员，而外地会员在上海基本上没有营业部。外地会员更乐得发展大户室，反正每家分到的交易电话线也就几条。券商间流行“抢跑道”说法，即每天能为客户在某个价位抢先买卖成功，这一般也得收市清算时才能确认。物以稀为贵，跑道少，券商帮哪个客户抢先买卖便有了弹性空间。因而收市后总有大户请券商吃饭、唱歌、桑拿。而普通散户只能去本地券商有限的营业部排队下单，排几分钟十几分钟后，股价早变了。
　　股票又严重供不应求，限1%涨跌幅和0.3%流量交易引致的单边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
　　5月21日，上海放开涨跌幅和流量限制，当天指数即从600多点涨到1200多点，并且持续数日上涨。老百姓想买却没处买到股票成了大问题，这是涨势;如果跌势，老百姓想卖而卖不出去，会恐慌出社会稳定问题。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发展会员建立新的营业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急茬儿……尉文渊挖空心思后灵机一动：“完全可以像买卖白菜一样，搞个股票大卖场。”这是他后来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土就土吧，先得救急。”
　　接通20条电话专线后，6月1日上交所组织20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出发点是抑制投机过热，20条专线只接受卖单。只能卖不能买，又无法看到或听到即时行情，那就抢着卖吧。人声鼎沸，挤在一起又互相影响，很快卖单汹涌，股市暴跌。文化广场开通半个多小时即宣布暂停。
　　一周后重开，加进8家新会员，买卖皆可，并且每5分钟广播一次即时行情。依然是人山人海，最多时挤来4万人，但交易总算正常了。后来，所有会员都逐步开通文化广场专线时，需露天排队排到简易棚席位下单的人，才渐稀少。
　　1993年12月24日，文化广场股票大卖场关闭。这时，上交所已分批接纳了122家新会员，上海的证券营业部已遍布各个地区，而异地营业部也建立了108家。

　　其实，迅猛扩张的中国股市，总会出现像认购证抽签、文化广场等诸多发行和交易方面来不及细想的“土法上马”，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些“土法上马”，包括它们的发明者第一代证券人，总会适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1992年采访尉文渊时，他说过一句话：“面对巨大无边、急剧发展的市场，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力。我们注定会成为铺路的石子。”
　　一语成谶。三年后因“3·27事件”，尉文渊“被”辞职，销声匿迹于股票江湖。
　　但，坚实的铺路的石子，江湖上一直会有你的传说，尽管你已远离。

十：三大政策

　　刘鸿儒上任证监会主席，在第一次全体会上就这样说过：“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了;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不跌，上下都有意见，人家说你办的不像市场。”
　　这道出了监管者的苦衷。但，这也是一种推不掉的责任。因为监督之外，中国的证监会还管理着市场供求，而股票供求更是决定一个阶段市场趋势的关键因素;因为，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股市并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其实涨快了跌多了，监管者都会不安，都是怕影响社会安定。
　　曾经1993年2月的某天 ，上海股市急跌近百分之十，尉文渊背着手在场内巡视，随便说一句“没什么嘛。”
　　没---什---么---嘛---话音刚落，股市迅速反弹，当天竟涨回百分之十。
　　进入1994年，股市持续低迷。3月11日刘鸿儒来上海视察，次日发表提振人气的讲话，股市应和反弹，幅度也达百分之十。
　　但，尉文渊和刘鸿儒的讲话都改变不了市场趋势，市场短期反弹后复又继续下滑。因为，市场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措施，不仅是安抚态度。
　　1994年7月29日，股市跌至325点的历史新低，国务院出台“三大政策”救市。股市拔地而起，次日就涨到448点，10天后涨到750点，一个月后突破1000点。
　　“三大政策”是：第一，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前两点是减少供股，后一点是加大供资;前两点立竿见影，后一点拖到5年后才予落实。
　　“干货政策”之外，股民还看中政策态度，即政府是否真的着急了。
　　“三大政策”之前，确实是政府着急了。刘鸿儒后来披露，7月23日，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联名给中央电报，说股市从1400点跌到360点，投资者损失惨重，社会反映强烈;要求中央采取措施救市。朱镕基副总理将电报转批给证监会，证监会加班加点促成“三大政策”出台。
　　其实放更长的时间来看，迁就市场而“救市”的改变中短期市场供求关系的措施，依然改变不了市场的长期趋势。“三大政策”致强劲反弹后，股市还是回到了下行通道。直到1996年宏觀经济政策全面转暖后，一轮大牛市才从500多点重新起步。
　　不错，中国股市没有成为宏观经济态势的睛雨表，但却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冷热、特别是与金融政策的紧松，存在着相当紧密的正相关。
　　政策救市，终究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