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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充当红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某日下午，昔日湖郡女校同学朱曦突然造访，同时告诉我，她姑丈秉三先生（熊希龄，字秉三）于前日由北平来上海，住在她家，要我明天去看他。我一向尊敬秉公，探望长者是一种礼貌，三四天后即找一下午去朱家，朱曦坚留我吃晚饭，秉公同席。
第二天朱曦又来复旦和我长谈。可是所谈的都是有关她姑父的一切，谈了一个下午方告辞。隔一天她又来了，开始又是谈姑父，慢慢的谈话范围缩小，最后说出她真正目的，那就是替姑父说亲事，我吓一跳，说：“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朱曦的辩驳是，秉公和我没有亲戚关系，所谓老伯不过叫叫而已。于是她又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而且要我立刻答应，我坚持不可，她再三说不能令姑父失望，又说我既不肯在她面前答应，那么，请姑父亲自求婚好了。第二天下午秉公果然来复旦女生宿舍会客室，这使我非常的窘，因为女学生看了这样一位男客，一定会引起注意及好奇心。秉公去后，我即急急打电话给朱曦，请她转告秉公勿再来复旦。她说：“姑父不去复旦可以，但你必须来我家。”
女儿代父求婚
随后熊氏每日来信，内附诗词情意浓厚，措词恳切。同时发动数位热心亲友劝说。
说亲事越来越认真，因我未答应，朱曦打电报给在北平的秉公长女熊芷，要她赶来上海协助办理。熊芷那时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有一天她忽然来复旦看我，开口便说：“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我和熊芷不熟，一时真不知如何应付她，只觉得有些滑稽。我暗示要求婚应是他自己来，熊芷会意。于是秉公由朱家搬至静安寺路沧州饭店暂住，不时接我至沧州饭店晤谈，同时几乎每天写信或填词给我。如是两个多月，我被朱曦等人包围，弄得六神无主。
经过数月，受各方亲友恳切劝导及熊氏真情感召，终于应允。
熊氏与我即将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各报纷纷登载，说我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一条是要他剃去多年留蓄的美须，其实我任何条件也没有提，一切均属虚构。
熊氏为我戴上钻戒一枚，表示正式订婚。婚期定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2月9日举行。正要将喜帖发出，忽接江山家中电报，惊悉母亲已于1月23日病故，悲痛万分！母亲久病四年，忽于我将结婚时仙逝，这是否不祥之兆？我坚决要奔丧，匆匆回家亲视含殓。熊氏电商父亲，婚事要否延期？父亲复电主张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是要封锁消息。
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
民国二十四（1935）年2月9日下午3时，熊秉三先生与我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基督婚礼。来宾500余人，加上二三百只花篮，把慕尔堂挤得水泄不通。6时在北四川路新亚酒楼举行喜宴，有30余桌，热闹异常。席间有人提议要新郎、新娘报告恋爱经过及新郎剃须动机。熊说：“盖一个人仅此须发而不能牺牲，则何能为社会为国家做事？所以我毅然肯牺牲此随吾数十年之长须而与毛女士结婚。”
熊说毕坐下，而众宾客尚坚请继续报告恋爱经过。熊说：“自朱夫人于四年前逝世后，深感内助无人，近一年来养病青岛及上海，事务多难料理，始有续弦之意。因吾内侄女朱曦之介绍，遂与毛女士缔交。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其挚爱儿童，可协助吾办香山慈幼院。她与吾内侄女等同学，从来为一家人，此次经内侄女说合，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
我们结婚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报章竞相登载。原因是当时我们年龄相差很多，为了好奇心起见，作种种揣测。尤其结婚消息尚未正式宣布时，天津《大公报》捷足先登，提前发表，并说：“新郎六十六岁，新娘三十三岁。”上海其他各报记者，觉得没有面子，为了扳回阵地，更多方刺探，添油加醋，消息源源不绝。登载报端陆陆续续有数月之久才停止。
刚结婚时，我不知如何称呼丈夫。我们并不是先恋爱而后结合。我只认熊氏正人君子，可托终身，至于是否能彼此真心相爱，犹如少年夫妻的热情，便不得而知了。当时我犹有几分矜持，不好意思直呼其名。他嬉说，我叫他“秉爱”，他叫我“彦爱”，我叫不出口，改称“秉”，也觉得他年长很多，忽然叫起名字来也不合适。初婚几天，跟他的外孙叫“爷爷”，他不高兴，我试叫“秉”，很不自然，因为我对他仍旧很尊敬。可是这道障碍没有多久便给他的挚爱拆除了，使我内心感到他是我最亲爱的丈夫，我俩真正成为一体，他不再是长者，因之叫“秉”便很顺口而亲切。
婚后我偕秉回南京，参加母亲逝世“三七”纪念，住一星期。秉对我家长辈执礼甚恭，对所有亲友亲切接待。一时江山城中，无论老幼，莫不以一睹新姑爷为快，对秉的谦恭有礼，交相赞誉。此行秉有一诗纪实：“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同挽鹿车归故里，市人争看说奇缘。”
夫唱妇随共营慈善事业
秉系一极聪敏的人，幼时有神童之称，中年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民国初建，早期在政府内建树甚多。那时，北洋军阀翻云覆雨，政治混乱，使他满腹经纶，无从发展，因之对宦途灰心，急流勇退，从事教育。所以创办香山慈幼院，从救助孤儿开始，用他半生心血，从事此一事业。香山慈幼院是当年国内唯一最完善，也是最早设立的慈幼教育机构。初仅限于幼儿教育，嗣后逐渐发展而有初中、高中、职业训练班及各种实习工场等，最后并计划创办大学。建校基地预定清华大学附近，建筑事项亦在筹备中。卢沟桥战争爆发，这个计划遂无从实现。
至于香山慈幼院的详细办理情形，在此不及细述。我只看见秉在院内常与各部门主管座谈，让他们充分自由发展教学，又常巡视各部儿童作业，与他们亲切交谈与指导。秉很爱儿童，常说：“孩子是真心爱我，把我当他们父母，我也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终身的志愿了。”秉要续弦，多半为慈幼院找继承人，他认为我有协助他办理此事业的能力、热情与爱心，故追求不舍，终达愿望。他既为此属望于我，我便不得不对慈幼院办理情形及有关全院福利加以注意。所以无论秉处理大小院务，我都细心学习，他常对我奖励有加。 国情悲切，与世长辞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回到上海。不久，“八一三”沪战打响。在沪战三个月中，秉率领世界红十字会人员从事救护工作，当时设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处，抢救伤兵六千余名，收容难民二万余。秉整天奔走于伤兵医院及难民收容所之间，稍有余暇，即撰文向当局建议种种救亡意见。同时我家客厅变成工厂，秉召集一批女工来缝制丝绵背心送前线士兵御寒，又制“光饼”（用面粉做成，烘干，圆形，犹如馒头大小，当中有小孔，可用线串起来，挂在头上），为士兵充饥。那时秉忘了自身安危，日机掠头而过，炸弹爆炸之声不绝于耳，他还是外出奔波，令我提心吊胆。一天傍晚，他又冒险出去，我等他走后，去邻家躲起来，等他夜间回来不见我，问佣人：“太太在哪儿？”答：“不知道。”这可使他着慌了，立即向各亲友处查询，最后始知我在邻家，倍加责怪，说我不应冒险外出。我说：“你每次在枪林弹雨中进出，你知道我是如何的焦急与惊惧？今夜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秉关心国事，胜于自己生命，南京沦陷，他痛哭失声！第二天，他即要去香港转长沙，主持香山慈幼院分院事宜。他怕冷，那时天气已很冷，我劝他等天气较暖时再走，他坚不允。于是1937年12月16日我们二人带了简单行李，黯然登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在头等舱上遇到的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所谈的都是战事。大家莫不既愤慨，又悲观，都觉得前途茫茫。秉曾担任过政府最高职位（国务总理），心情沉重，自不待言。
当时香港各大旅馆皆人满为患。事先与熊家有亲戚关系的许地山君费了大力为我们在九龙Arlington Hotel订下了一卧房。因旅馆只有一间房太局促，24日我们又租下香港凤辉台一房屋，预备第二天迁往，不料当夜秉即出事，此屋竟成治丧处所！
秉多年来有就寝前打一小时坐的习惯。打坐时将灯熄灭，不要人在身旁。但此时的旅馆只有一卧室，他打坐时我只好退至浴室，每次他打完坐就叫我出来。24日夜我等了好久没有听见叫，打开浴室门一看，秉睡在床上，我有些不高兴说：“为什么不叫我出来？我等得不耐烦。”他说：“我头痛。”刚说完就呕吐，吓得我手足无措。这时他勉强用僵硬的声音说：“中……风……”虽说不清楚，但听得懂。
不久救护车来了，把秉抬上担架送往九龙医院。送至医院，秉又吐一次。送入病房，医生在他头上放了冰袋，他好像熟睡一样大打其呼。此时许地山等都已赶到。他们劝我不要过分焦急，说要去打电报给熊芷等，并去另请医生会诊，其实他们已知病人无救，都去预备后事了，只是不肯告我实情。
不久，秉忽停打呼，我立刻要特别护士找医生。医生一到即命令护士用氧气，可是秉已没有呼吸，我急着要医生打强心针，医生不理，大家都僵在那儿，一会儿医生轻声说：“He is gone！”（他已经走了！）我疯狂似的呼天抢地，不能自持，好像这就是世界末日。
晴天霹雳，秉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5日清晨6时撒手尘寰了！享年六十有八。
丧事完毕，我孤零零一人回到上海，一进门便痛哭失声！家中一草一木皆令我伤心。这个家庭是秉与我共同建设起来的，在这儿有甜蜜的回忆，无尽的相思。一个月前双双携手离家，一个月后我变成畸零人！此景此情，将何以堪？终日恍恍惚惚沉沦于哀痛深渊，无以自拔。几次想追随秉于地下，藉以解脱。只是那时香山慈幼院董事会在上海举行临时会议，议决院长一席聘我继任。聘书送到时，我不知如何决定。倘接受聘书，当时国家正在水深火热中，自己能否活下去，尚不得而知，哪有心情为慈幼院效劳？倘不接受聘书，似有违当年秉与我结婚时的愿望（即秉要找一位能代他继续办理慈幼院的妻子）。几经考虑，为了秉的事业，为了数百名需要扶养的儿童，终于接下这副重担，勉强振作，竭尽所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某日下午，昔日湖郡女校同学朱曦突然造访，同时告诉我，她姑丈秉三先生（熊希龄，字秉三）于前日由北平来上海，住在她家，要我明天去看他。我一向尊敬秉公，探望长者是一种礼貌，三四天后即找一下午去朱家，朱曦坚留我吃晚饭，秉公同席。
第二天朱曦又来复旦和我长谈。可是所谈的都是有关她姑父的一切，谈了一个下午方告辞。隔一天她又来了，开始又是谈姑父，慢慢的谈话范围缩小，最后说出她真正目的，那就是替姑父说亲事，我吓一跳，说：“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朱曦的辩驳是，秉公和我没有亲戚关系，所谓老伯不过叫叫而已。于是她又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而且要我立刻答应，我坚持不可，她再三说不能令姑父失望，又说我既不肯在她面前答应，那么，请姑父亲自求婚好了。第二天下午秉公果然来复旦女生宿舍会客室，这使我非常的窘，因为女学生看了这样一位男客，一定会引起注意及好奇心。秉公去后，我即急急打电话给朱曦，请她转告秉公勿再来复旦。她说：“姑父不去复旦可以，但你必须来我家。”
女儿代父求婚
随后熊氏每日来信，内附诗词情意浓厚，措词恳切。同时发动数位热心亲友劝说。
说亲事越来越认真，因我未答应，朱曦打电报给在北平的秉公长女熊芷，要她赶来上海协助办理。熊芷那时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有一天她忽然来复旦看我，开口便说：“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我和熊芷不熟，一时真不知如何应付她，只觉得有些滑稽。我暗示要求婚应是他自己来，熊芷会意。于是秉公由朱家搬至静安寺路沧州饭店暂住，不时接我至沧州饭店晤谈，同时几乎每天写信或填词给我。如是两个多月，我被朱曦等人包围，弄得六神无主。
经过数月，受各方亲友恳切劝导及熊氏真情感召，终于应允。
熊氏与我即将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各报纷纷登载，说我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一条是要他剃去多年留蓄的美须，其实我任何条件也没有提，一切均属虚构。
熊氏为我戴上钻戒一枚，表示正式订婚。婚期定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2月9日举行。正要将喜帖发出，忽接江山家中电报，惊悉母亲已于1月23日病故，悲痛万分！母亲久病四年，忽于我将结婚时仙逝，这是否不祥之兆？我坚决要奔丧，匆匆回家亲视含殓。熊氏电商父亲，婚事要否延期？父亲复电主张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是要封锁消息。
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
民国二十四（1935）年2月9日下午3时，熊秉三先生与我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基督婚礼。来宾500余人，加上二三百只花篮，把慕尔堂挤得水泄不通。6时在北四川路新亚酒楼举行喜宴，有30余桌，热闹异常。席间有人提议要新郎、新娘报告恋爱经过及新郎剃须动机。熊说：“盖一个人仅此须发而不能牺牲，则何能为社会为国家做事？所以我毅然肯牺牲此随吾数十年之长须而与毛女士结婚。”
熊说毕坐下，而众宾客尚坚请继续报告恋爱经过。熊说：“自朱夫人于四年前逝世后，深感内助无人，近一年来养病青岛及上海，事务多难料理，始有续弦之意。因吾内侄女朱曦之介绍，遂与毛女士缔交。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其挚爱儿童，可协助吾办香山慈幼院。她与吾内侄女等同学，从来为一家人，此次经内侄女说合，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
我们结婚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报章竞相登载。原因是当时我们年龄相差很多，为了好奇心起见，作种种揣测。尤其结婚消息尚未正式宣布时，天津《大公报》捷足先登，提前发表，并说：“新郎六十六岁，新娘三十三岁。”上海其他各报记者，觉得没有面子，为了扳回阵地，更多方刺探，添油加醋，消息源源不绝。登载报端陆陆续续有数月之久才停止。
刚结婚时，我不知如何称呼丈夫。我们并不是先恋爱而后结合。我只认熊氏正人君子，可托终身，至于是否能彼此真心相爱，犹如少年夫妻的热情，便不得而知了。当时我犹有几分矜持，不好意思直呼其名。他嬉说，我叫他“秉爱”，他叫我“彦爱”，我叫不出口，改称“秉”，也觉得他年长很多，忽然叫起名字来也不合适。初婚几天，跟他的外孙叫“爷爷”，他不高兴，我试叫“秉”，很不自然，因为我对他仍旧很尊敬。可是这道障碍没有多久便给他的挚爱拆除了，使我内心感到他是我最亲爱的丈夫，我俩真正成为一体，他不再是长者，因之叫“秉”便很顺口而亲切。
婚后我偕秉回南京，参加母亲逝世“三七”纪念，住一星期。秉对我家长辈执礼甚恭，对所有亲友亲切接待。一时江山城中，无论老幼，莫不以一睹新姑爷为快，对秉的谦恭有礼，交相赞誉。此行秉有一诗纪实：“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同挽鹿车归故里，市人争看说奇缘。”
夫唱妇随共营慈善事业
秉系一极聪敏的人，幼时有神童之称，中年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民国初建，早期在政府内建树甚多。那时，北洋军阀翻云覆雨，政治混乱，使他满腹经纶，无从发展，因之对宦途灰心，急流勇退，从事教育。所以创办香山慈幼院，从救助孤儿开始，用他半生心血，从事此一事业。香山慈幼院是当年国内唯一最完善，也是最早设立的慈幼教育机构。初仅限于幼儿教育，嗣后逐渐发展而有初中、高中、职业训练班及各种实习工场等，最后并计划创办大学。建校基地预定清华大学附近，建筑事项亦在筹备中。卢沟桥战争爆发，这个计划遂无从实现。
至于香山慈幼院的详细办理情形，在此不及细述。我只看见秉在院内常与各部门主管座谈，让他们充分自由发展教学，又常巡视各部儿童作业，与他们亲切交谈与指导。秉很爱儿童，常说：“孩子是真心爱我，把我当他们父母，我也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终身的志愿了。”秉要续弦，多半为慈幼院找继承人，他认为我有协助他办理此事业的能力、热情与爱心，故追求不舍，终达愿望。他既为此属望于我，我便不得不对慈幼院办理情形及有关全院福利加以注意。所以无论秉处理大小院务，我都细心学习，他常对我奖励有加。 国情悲切，与世长辞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回到上海。不久，“八一三”沪战打响。在沪战三个月中，秉率领世界红十字会人员从事救护工作，当时设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处，抢救伤兵六千余名，收容难民二万余。秉整天奔走于伤兵医院及难民收容所之间，稍有余暇，即撰文向当局建议种种救亡意见。同时我家客厅变成工厂，秉召集一批女工来缝制丝绵背心送前线士兵御寒，又制“光饼”（用面粉做成，烘干，圆形，犹如馒头大小，当中有小孔，可用线串起来，挂在头上），为士兵充饥。那时秉忘了自身安危，日机掠头而过，炸弹爆炸之声不绝于耳，他还是外出奔波，令我提心吊胆。一天傍晚，他又冒险出去，我等他走后，去邻家躲起来，等他夜间回来不见我，问佣人：“太太在哪儿？”答：“不知道。”这可使他着慌了，立即向各亲友处查询，最后始知我在邻家，倍加责怪，说我不应冒险外出。我说：“你每次在枪林弹雨中进出，你知道我是如何的焦急与惊惧？今夜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秉关心国事，胜于自己生命，南京沦陷，他痛哭失声！第二天，他即要去香港转长沙，主持香山慈幼院分院事宜。他怕冷，那时天气已很冷，我劝他等天气较暖时再走，他坚不允。于是1937年12月16日我们二人带了简单行李，黯然登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在头等舱上遇到的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所谈的都是战事。大家莫不既愤慨，又悲观，都觉得前途茫茫。秉曾担任过政府最高职位（国务总理），心情沉重，自不待言。
当时香港各大旅馆皆人满为患。事先与熊家有亲戚关系的许地山君费了大力为我们在九龙Arlington Hotel订下了一卧房。因旅馆只有一间房太局促，24日我们又租下香港凤辉台一房屋，预备第二天迁往，不料当夜秉即出事，此屋竟成治丧处所！
秉多年来有就寝前打一小时坐的习惯。打坐时将灯熄灭，不要人在身旁。但此时的旅馆只有一卧室，他打坐时我只好退至浴室，每次他打完坐就叫我出来。24日夜我等了好久没有听见叫，打开浴室门一看，秉睡在床上，我有些不高兴说：“为什么不叫我出来？我等得不耐烦。”他说：“我头痛。”刚说完就呕吐，吓得我手足无措。这时他勉强用僵硬的声音说：“中……风……”虽说不清楚，但听得懂。
不久救护车来了，把秉抬上担架送往九龙医院。送至医院，秉又吐一次。送入病房，医生在他头上放了冰袋，他好像熟睡一样大打其呼。此时许地山等都已赶到。他们劝我不要过分焦急，说要去打电报给熊芷等，并去另请医生会诊，其实他们已知病人无救，都去预备后事了，只是不肯告我实情。
不久，秉忽停打呼，我立刻要特别护士找医生。医生一到即命令护士用氧气，可是秉已没有呼吸，我急着要医生打强心针，医生不理，大家都僵在那儿，一会儿医生轻声说：“He is gone！”（他已经走了！）我疯狂似的呼天抢地，不能自持，好像这就是世界末日。
晴天霹雳，秉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5日清晨6时撒手尘寰了！享年六十有八。
丧事完毕，我孤零零一人回到上海，一进门便痛哭失声！家中一草一木皆令我伤心。这个家庭是秉与我共同建设起来的，在这儿有甜蜜的回忆，无尽的相思。一个月前双双携手离家，一个月后我变成畸零人！此景此情，将何以堪？终日恍恍惚惚沉沦于哀痛深渊，无以自拔。几次想追随秉于地下，藉以解脱。只是那时香山慈幼院董事会在上海举行临时会议，议决院长一席聘我继任。聘书送到时，我不知如何决定。倘接受聘书，当时国家正在水深火热中，自己能否活下去，尚不得而知，哪有心情为慈幼院效劳？倘不接受聘书，似有违当年秉与我结婚时的愿望（即秉要找一位能代他继续办理慈幼院的妻子）。几经考虑，为了秉的事业，为了数百名需要扶养的儿童，终于接下这副重担，勉强振作，竭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