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记得《长恨歌》的开头，王安忆先写上海的弄堂，再写弄堂里的闺阁和流言，又写弄堂上空飞过的白鸽，都写尽了，这才拥簇着王琦瑶不紧不慢地登场，颇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惊艳味道。这就是王安忆的上海美学，她要的柔软得有坚硬的骨架，她要的情愫得经得住冷酷的审视，她的小，隐匿于背景的大，她的虚构，永远都逃脱不开一座真实的城——上海。
　　看到书名《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就知道，其中的“城市”二字指的一定就是上海了。全书33篇作品，有22篇都与上海有关，以《寻找上海》打头，以《什么样的生活更幸福》结尾，一個谈过去，一个望将来，首尾呼应着实有趣。书中的文章跨度极大，从1987年到2009年皆有，且是打乱了时间顺序地排列，从中你不仅能够看到王安忆作为一名固执的写作者，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与世界对立的姿态，亦能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令人从失望走向希望，从衰落走向复兴。
　　上海埋藏了多少人的梦想和失望。王安忆的上海是旧的，她在隔着记忆看上海。太阳总是潮热的，街面总是濡湿的，板壁的房子，顶上铺着黑瓦，有一些低低的呓语在瓦缝间流转，待你细听，却只得到寂静。然而她所关心的却不止于此，在散文里，她写民工，又写疲惫的都市人，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这座城市的变革之中。看着城市慢慢地改变了面貌，她有一点点心痛和惋惜，却又感叹“人世在渐渐地变好”，这是她的城市，她希望它变好，于是生出了一点小小的欢欣，在更大的落寞中划出一点涟漪，而正是这落寞中的一点点欢欣，成为了王安忆眼中上海最美的一瞥。
　　王安忆于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便跟随父母迁往上海，“文革”期间被下放至安徽插队，后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也许正是这动荡的生活赋予了她敏锐的感官触觉，扫描仪般精准地记录下周围稍纵即逝的环境。
　　从出名到成家，王安忆的写作之途似乎是一帆风顺。很多人认为这样坦荡的仕途使得她的小说“不接地气”，但事实恰恰相反，她的眼睛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上的底层人民，她用那支化整为零以小替大的笔，写透了贫穷所造就的狭隘和不堪。王安忆是高产的作家，读过她那么多的文字之后，最终我们会发现，这纷纷扰扰的人世看似波涛汹涌，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她正是以自己的不变来应对万变，成就了自己细腻独特的写作风格。
　　王安忆的文字里藏着她的面孔。初读她的小说时，会去想象她的面貌，眉宇间一定是有些英气的，表情上一定是略带严肃的，她应该像是旧照片里走出来的人，在冬天穿黑色的呢子大衣搭暖色碎花围巾，背着单肩包，立于寒风之中而不动，少言寡语地直视你的双眼。后来看到一张类似的照片，心想，果然就是她了。我觉得想要评论王安忆的文字实在是一件徒劳的事情，她不是作者，而是作者的作者，在文章中她已经说尽了一切，任何的诠释和揣摩不过就是重复，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和作家一起，潜入那座旧旧的城市，体味一把她所谓的“善感”和“人间的冷暖”。
　　一个优秀的作家，内心里一定是双性的，他得用女性的那一半去观察男性，用男性的那一边去理解女性，王安忆正是如此。所以我最爱读她写女人，那文字因了它的透彻，成为了一场仅限于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密谈，男人看到是要心惊肉跳的。
　　在点题的散文中她写道：“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性别也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对于性别，王安忆是悲观的，而这种悲观正来源于她体内女性的那一部分，她知道，女人和男人永远都是有别的，男人依赖于土地，女人依赖于男人。但在《生死契阔，与子相悦》中，她属于男性的那一半又让我们看到“文革”时期上海女性的坚韧，她们忍辱负重、福祸同享、矢志不渝。还有那些白茅岭的女囚们，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足以用作小说的素材，但在彼时的白茅岭，她们的传奇和性别正逐渐模糊在了日复一日的等待和劳作之中。
　　“约距今一亿八千万年的中生代上三叠纪，上海同苏南地区都是古老的陆地……冰期过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冈身地带，是远古上海的海岸痕迹。”读到这里，突然有点感动，上海，这座没有根基的城市，在王安忆的笔下，在这本黄绿封皮的书中，仿佛突然一下的，有了属于它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