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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新四军副军长等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革命家 活动家 早期领导人之一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在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是对项英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生于湖北武昌,1921年12月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担任过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委员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一副主席、党团书记,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革军委苏区分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等职,在党史、军史、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一、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项英从1920年起就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经人推荐,项英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秘书。
1922年7月,项英作为一名工人代表,出席了中共二大。回到武汉以后,即按中央的要求在进步工人中发展党员。经过考察,他首先介绍了工人领袖林祥谦和工人律师施洋入党。随后就在江岸成立党的组织,形成一个战斗集体。接着,他被派往郑州,参与起草《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等文件,被推举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总干事。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但北洋军阀派出大批军警,实行戒严,阻止工人前往会场,剥夺工人自由。项英、施洋率领工人冲进会场,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日下午,军队占领会场,强行驱散工人代表。工人们遂决定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并推举项英担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4日,因工人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京汉铁路工人全线罢工爆发。7日,反动军阀吴佩孚下令开枪,实行武装镇压。敌人逮捕了江岸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要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回答说:“头可断,血可流,上工的命令不能下!”敌人把他绑在电线杆上残酷地杀害了。项英率工人们与敌搏斗,有30多人被打死,项英幸免于难,但遭到通缉。项英处理完死难工人的善后救济工作,即冒着生命危险赴北京请愿,推动议员提出对湖北军阀肖耀南的“弹劾案”。二七大罢工,震惊中外。共产国际发表宣言称赞:“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
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站在第一线参加领导罢工,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干。此后,党就安排他专做工人运动。1923年8月,他和邓中夏到上海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和沪西工人俱乐部。在伟大的“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上海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正式成立,项英被选为执行委员。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项英奉命返回武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宣传部长,中共湖北区委组织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在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项英作了职工运动报告,高度评价了武汉工人阶级为民众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的革命热情。1927年1月,发生了英国水兵残杀我国同胞的“一三”惨案,在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项英领导下,武汉工人阶级收回了英租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项英调离湖北,1928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11月,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项英在会上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总结了第四次“劳大”以来全总的工作,指出全总是全国工人阶级的总指挥部。由于项英是工人出身并在工人中享有盛誉,大会选举项英为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直到他去中央苏区,全总委员长才由刘少奇接任。
二、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1930年9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苏区的扩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对各苏区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联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由周恩来任书记。但因周恩来工作离不开上海,中央又委托项英去江西,筹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并担负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从1931年1月至3月的两个多月,苏区中央局发出17个文件,较好地解决了苏区面临的组织、肃反、土地革命等许多重大问题,园满地完成了组建中央局的任务。项英在中央苏区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终取消了“立三路线”的组织形式——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健全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富田事变”。他起草的苏区中央局第十一号通告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他通知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苏区中央局开会分清是非。但当时的“左”倾中央却批评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于1931年4月派了中央代表团来江西,致使斗争愈演愈烈,造成严重后果。
经过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积极努力。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项英是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关于劳动法草案的报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劳动人民委员,后来又兼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养病期间,项英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为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6月,项英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8月1日即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建军节。毋庸讳言,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项英在中央苏区也犯过“左”的错误。
三、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项英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他们临危受命,带领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清剿”;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终于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项英立即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的口号。赣粤边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8月20日,在没有接到中央批示的情况下,项英陈毅高瞻远瞩,以特委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赣州专员、第四十六师师长,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四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9月8日,项英派陈毅为全权代表,与大余县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初步协议。9月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代表南方八省游击队来南昌谈判。项英一到南昌,就打电报给叶剑英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并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等文件。通过南昌谈判,解决了各游击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问题。这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的成功,并为红军游击队最后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7日,项英抵达延安。他们受命组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称赞他们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新四军机关干部开第一次会议。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至南昌三眼井,正式对外办公。
随后,项英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及部队集中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新四军编成四个支队八个团的协议,并亲自或派员前往各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经项英向毛泽东,洛甫建议,毛泽东复电同意: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全军10300人。项英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陈毅高度赞扬了项英组建新四军的历史功绩:“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项英命令部队迅速开赴前线,在大江南北对日军作战。从1938年春新四军上前线至1940年底,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946次,毙伤俘日伪军2.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2.43万余支。牵制了侵华日军六分之一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新四军自身部队发展到9万人,建立了包括1500万人口的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3月14日凌晨,项英被同住一个岩洞的叛徒刘厚总枪杀。项英的牺牲,可谓悲壮而惨烈。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参考文献:
[1]迟浩田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项英军事文集;
[3]新四军文献;
[4]湖北人民革命史;
[5]二七大罢工史料;
[6]新四军战史。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革命家 活动家 早期领导人之一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在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是对项英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生于湖北武昌,1921年12月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担任过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委员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一副主席、党团书记,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革军委苏区分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等职,在党史、军史、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一、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项英从1920年起就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经人推荐,项英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秘书。
1922年7月,项英作为一名工人代表,出席了中共二大。回到武汉以后,即按中央的要求在进步工人中发展党员。经过考察,他首先介绍了工人领袖林祥谦和工人律师施洋入党。随后就在江岸成立党的组织,形成一个战斗集体。接着,他被派往郑州,参与起草《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等文件,被推举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总干事。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但北洋军阀派出大批军警,实行戒严,阻止工人前往会场,剥夺工人自由。项英、施洋率领工人冲进会场,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日下午,军队占领会场,强行驱散工人代表。工人们遂决定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并推举项英担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4日,因工人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京汉铁路工人全线罢工爆发。7日,反动军阀吴佩孚下令开枪,实行武装镇压。敌人逮捕了江岸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要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回答说:“头可断,血可流,上工的命令不能下!”敌人把他绑在电线杆上残酷地杀害了。项英率工人们与敌搏斗,有30多人被打死,项英幸免于难,但遭到通缉。项英处理完死难工人的善后救济工作,即冒着生命危险赴北京请愿,推动议员提出对湖北军阀肖耀南的“弹劾案”。二七大罢工,震惊中外。共产国际发表宣言称赞:“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
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站在第一线参加领导罢工,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干。此后,党就安排他专做工人运动。1923年8月,他和邓中夏到上海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和沪西工人俱乐部。在伟大的“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上海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正式成立,项英被选为执行委员。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项英奉命返回武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宣传部长,中共湖北区委组织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在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项英作了职工运动报告,高度评价了武汉工人阶级为民众争自由,为民族争独立的革命热情。1927年1月,发生了英国水兵残杀我国同胞的“一三”惨案,在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项英领导下,武汉工人阶级收回了英租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项英调离湖北,1928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11月,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项英在会上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总结了第四次“劳大”以来全总的工作,指出全总是全国工人阶级的总指挥部。由于项英是工人出身并在工人中享有盛誉,大会选举项英为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直到他去中央苏区,全总委员长才由刘少奇接任。
二、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1930年9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苏区的扩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对各苏区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联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由周恩来任书记。但因周恩来工作离不开上海,中央又委托项英去江西,筹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并担负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从1931年1月至3月的两个多月,苏区中央局发出17个文件,较好地解决了苏区面临的组织、肃反、土地革命等许多重大问题,园满地完成了组建中央局的任务。项英在中央苏区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终取消了“立三路线”的组织形式——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健全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富田事变”。他起草的苏区中央局第十一号通告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他通知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苏区中央局开会分清是非。但当时的“左”倾中央却批评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于1931年4月派了中央代表团来江西,致使斗争愈演愈烈,造成严重后果。
经过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积极努力。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项英是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关于劳动法草案的报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劳动人民委员,后来又兼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养病期间,项英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为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6月,项英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8月1日即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建军节。毋庸讳言,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项英在中央苏区也犯过“左”的错误。
三、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项英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他们临危受命,带领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清剿”;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终于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项英立即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的口号。赣粤边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8月20日,在没有接到中央批示的情况下,项英陈毅高瞻远瞩,以特委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赣州专员、第四十六师师长,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四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9月8日,项英派陈毅为全权代表,与大余县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初步协议。9月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代表南方八省游击队来南昌谈判。项英一到南昌,就打电报给叶剑英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并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等文件。通过南昌谈判,解决了各游击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问题。这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的成功,并为红军游击队最后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7日,项英抵达延安。他们受命组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称赞他们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新四军机关干部开第一次会议。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至南昌三眼井,正式对外办公。
随后,项英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及部队集中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新四军编成四个支队八个团的协议,并亲自或派员前往各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经项英向毛泽东,洛甫建议,毛泽东复电同意: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全军10300人。项英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陈毅高度赞扬了项英组建新四军的历史功绩:“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项英命令部队迅速开赴前线,在大江南北对日军作战。从1938年春新四军上前线至1940年底,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946次,毙伤俘日伪军2.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2.43万余支。牵制了侵华日军六分之一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新四军自身部队发展到9万人,建立了包括1500万人口的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3月14日凌晨,项英被同住一个岩洞的叛徒刘厚总枪杀。项英的牺牲,可谓悲壮而惨烈。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参考文献:
[1]迟浩田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项英军事文集;
[3]新四军文献;
[4]湖北人民革命史;
[5]二七大罢工史料;
[6]新四军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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