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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电影产业化发展突飞猛进的10年中，台湾电影却寂寂无声，“台湾电影已死”似乎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近两年，随着《海角七号》、《艋舺》等台湾影片不断刷新本土票房纪录，或者在国际影展上崭露头角，台湾电影开始集体爆发。在这个复苏的过程中，台湾著名导演陈国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此时，他已转身幕后。2011年11月，他担当监制的《星空》和《爱》上映，两部影片都是由台湾年轻导演执导。
30岁当上导演
陈国富是从台湾底层打拼出来的。1958年出生的他没有接受过有关电影的任何正规教育。他的父亲是卖皮鞋的，信奉“读书无用”，陈国富和3个姐姐都没有念过大学。父母原本想把家业留给最受宠爱的儿子，他却死活不肯接。
因为调皮叛逆，陈国富高中只念了一学期，就被退学，去了职业学校却依旧像个小流氓一样在街头闲混。据说，他曾经最要好的兄弟在台中被人一刀扎死后，陈国富深受触动，这才决心“改头换面”。毕业后，他在杂志上写影评，认识了两个当时还很潦倒的电影人，一个叫侯孝贤，一个叫杨德昌，从此一脚踏入电影圈。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孝贤和杨德昌先后拍出自己的影片，一夜成名。陈国富的影片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未拍。他没有放弃，用强烈的求知欲研究希区柯克、布列松等国外电影大师的作品，翻译那些艰涩难懂的电影理论，痴狂得如同学院里的老教授。
30岁时，陈国富终于做了一回导演，拍《国中女生》。那简直就是一场战争：工作人员想叛变，投资老板对他不信任。开机第三天，老板把剧本改了。陈国富坚持不看那个改掉的剧本，压力非常大。当电影完成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要是再当导演，我就是小狗！”
他没守住自己的毒誓。之后，《只要为你活一天》、《我的美丽与哀愁》、《征婚启事》，一部接一部。在台湾电影浪潮中，陈国富最早走出艺术的樊笼，扛起商业电影的旗帜。2002年的作品《双瞳》，被认为是台湾电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胆的商业尝试。在这之后，人们都说陈国富可以去好莱坞拍片了。而他却放下了手中的导筒，当起了监制，并加盟了华谊兄弟。
不要什么东西都想着合拍
加入华谊近10年，直到最近，陈国富一下子推出两部大陆与台湾的合拍片，不免让人疑惑是否台湾电影人要“北上”寻求发展。陈国富对此是否认的：“首先是项目合适，然后刚好都在今年发生，仅此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台湾电影人为何不会像香港电影人那样集体“北上”？
陈国富：台湾电影人比较矜持，从我自己身上就能看出来。其实每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都会影响它的整体民众的心态。你说明天要在甘肃开工，香港人拎个包第二天就到甘肃了；台湾人一定要跟你先研究两个礼拜，那个地方是什么环境，你给我配什么团队……必须要全部了解，才觉得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包袱。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台湾电影现在的发展？侯孝贤导演说合拍片可能是一个趋势。
陈国富：趋势我不太懂，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没想过，另外我预测东西很不准。比如《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剪完了给我看，问我后面的资金调度怎么解决。我说你赶快把钱赔给人家吧，还教他先赔谁后赔谁比较省。结果片子大卖，我跌破了眼镜。包括去年钮承泽导演的《艋舺》，我也没看懂，不明白它最后怎么卖得那么好。
我倒是希望不管是技术、文化还是创意上，台湾和大陆可以连接起来。虽然台湾电影这几年题材有一定的局限，但那是产业规模造成的。如果总按照本土市场能够容纳的量来想的话，当然就总是纯爱、校园、文艺。现在合拍，可做的题材就更多了。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台湾老一辈导演这两年跟大陆交流挺密切。你怎么看待他们和你们这一代的不同？
陈国富：上一辈台湾导演里，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历史感很强。台湾经历过一段你拍什么都不行的阶段，到他们那一辈才开始开放。他们急于找回创作者和民族、历史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杨德昌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以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到了我这一代，起码是我，对这些东西感觉淡了。可能我的视野会比较窄，但好处就是焦点回到个人。蔡明亮可能更甚，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在台湾，他那种边缘的感受应该更强烈。
环球人物杂志：在题材上，香港导演更商业，台湾导演内心想表达的更多一些。是这样吗？
陈国富：的确是。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多花时间。
新一代电影人来了
近年来，陈国富一直没有停止对青年导演的扶植，他总是自问：“导演名单不能永远都是那一份，如何调整和增加这个名单？”
环球人物杂志：钮承泽因为导演《艋舺》，在大陆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林书宇还仅限于业内，《星空》为什么选择他当导演？
陈国富：我觉得他代表的是新一代的电影人。他们喝过洋墨水，熟知电影的历史发展，品位非常广泛，很有教养，不是那种草莽。我看到他感觉新一代的电影人来了，只是你什么时候给他机会。
环球人物杂志：《星空》是一部偏于文艺的作品，你不担心票房？
陈国富：我不太喜欢聊这种商业电影跟文艺电影的概念，对我来讲所有的电影都有可能商业。《星空》的确没有导演、类型片等商业符号。如果说我想让它的票房跟《狄仁杰：通天帝国》一样，那我是自己骗自己。我最在乎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动我，以及我用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为这个东西付出是否心甘情愿。《星空》对我来说就具备这样的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青年导演在个性上有什么不同？
陈国富：普遍都比较腼腆。钮承泽性格稍微豪爽些，因为他是演员，喜欢站在台上。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对你自己来说，当监制和当导演，哪个更吸引你？
陈国富：这么说好了，我之所以没有导那么多戏，就是因为我不那么喜欢站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太享受那种感觉。我当一部戏的监制，从头到尾不参与宣传，人家也不会说我不靠谱；如果我是导演，那样做就是不负责任。其他的工作性质很像，当监制也要跟演员沟通，参与拍摄的每一个环节。尤其牵扯到青年导演，责任更重了。
30岁当上导演
陈国富是从台湾底层打拼出来的。1958年出生的他没有接受过有关电影的任何正规教育。他的父亲是卖皮鞋的，信奉“读书无用”，陈国富和3个姐姐都没有念过大学。父母原本想把家业留给最受宠爱的儿子，他却死活不肯接。
因为调皮叛逆，陈国富高中只念了一学期，就被退学，去了职业学校却依旧像个小流氓一样在街头闲混。据说，他曾经最要好的兄弟在台中被人一刀扎死后，陈国富深受触动，这才决心“改头换面”。毕业后，他在杂志上写影评，认识了两个当时还很潦倒的电影人，一个叫侯孝贤，一个叫杨德昌，从此一脚踏入电影圈。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孝贤和杨德昌先后拍出自己的影片，一夜成名。陈国富的影片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未拍。他没有放弃，用强烈的求知欲研究希区柯克、布列松等国外电影大师的作品，翻译那些艰涩难懂的电影理论，痴狂得如同学院里的老教授。
30岁时，陈国富终于做了一回导演，拍《国中女生》。那简直就是一场战争：工作人员想叛变，投资老板对他不信任。开机第三天，老板把剧本改了。陈国富坚持不看那个改掉的剧本，压力非常大。当电影完成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要是再当导演，我就是小狗！”
他没守住自己的毒誓。之后，《只要为你活一天》、《我的美丽与哀愁》、《征婚启事》，一部接一部。在台湾电影浪潮中，陈国富最早走出艺术的樊笼，扛起商业电影的旗帜。2002年的作品《双瞳》，被认为是台湾电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胆的商业尝试。在这之后，人们都说陈国富可以去好莱坞拍片了。而他却放下了手中的导筒，当起了监制，并加盟了华谊兄弟。
不要什么东西都想着合拍
加入华谊近10年，直到最近，陈国富一下子推出两部大陆与台湾的合拍片，不免让人疑惑是否台湾电影人要“北上”寻求发展。陈国富对此是否认的：“首先是项目合适，然后刚好都在今年发生，仅此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台湾电影人为何不会像香港电影人那样集体“北上”？
陈国富：台湾电影人比较矜持，从我自己身上就能看出来。其实每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都会影响它的整体民众的心态。你说明天要在甘肃开工，香港人拎个包第二天就到甘肃了；台湾人一定要跟你先研究两个礼拜，那个地方是什么环境，你给我配什么团队……必须要全部了解，才觉得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包袱。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台湾电影现在的发展？侯孝贤导演说合拍片可能是一个趋势。
陈国富：趋势我不太懂，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没想过，另外我预测东西很不准。比如《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剪完了给我看，问我后面的资金调度怎么解决。我说你赶快把钱赔给人家吧，还教他先赔谁后赔谁比较省。结果片子大卖，我跌破了眼镜。包括去年钮承泽导演的《艋舺》，我也没看懂，不明白它最后怎么卖得那么好。
我倒是希望不管是技术、文化还是创意上，台湾和大陆可以连接起来。虽然台湾电影这几年题材有一定的局限，但那是产业规模造成的。如果总按照本土市场能够容纳的量来想的话，当然就总是纯爱、校园、文艺。现在合拍，可做的题材就更多了。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台湾老一辈导演这两年跟大陆交流挺密切。你怎么看待他们和你们这一代的不同？
陈国富：上一辈台湾导演里，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历史感很强。台湾经历过一段你拍什么都不行的阶段，到他们那一辈才开始开放。他们急于找回创作者和民族、历史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杨德昌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以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到了我这一代，起码是我，对这些东西感觉淡了。可能我的视野会比较窄，但好处就是焦点回到个人。蔡明亮可能更甚，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在台湾，他那种边缘的感受应该更强烈。
环球人物杂志：在题材上，香港导演更商业，台湾导演内心想表达的更多一些。是这样吗？
陈国富：的确是。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多花时间。
新一代电影人来了
近年来，陈国富一直没有停止对青年导演的扶植，他总是自问：“导演名单不能永远都是那一份，如何调整和增加这个名单？”
环球人物杂志：钮承泽因为导演《艋舺》，在大陆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林书宇还仅限于业内，《星空》为什么选择他当导演？
陈国富：我觉得他代表的是新一代的电影人。他们喝过洋墨水，熟知电影的历史发展，品位非常广泛，很有教养，不是那种草莽。我看到他感觉新一代的电影人来了，只是你什么时候给他机会。
环球人物杂志：《星空》是一部偏于文艺的作品，你不担心票房？
陈国富：我不太喜欢聊这种商业电影跟文艺电影的概念，对我来讲所有的电影都有可能商业。《星空》的确没有导演、类型片等商业符号。如果说我想让它的票房跟《狄仁杰：通天帝国》一样，那我是自己骗自己。我最在乎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动我，以及我用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为这个东西付出是否心甘情愿。《星空》对我来说就具备这样的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青年导演在个性上有什么不同？
陈国富：普遍都比较腼腆。钮承泽性格稍微豪爽些，因为他是演员，喜欢站在台上。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对你自己来说，当监制和当导演，哪个更吸引你？
陈国富：这么说好了，我之所以没有导那么多戏，就是因为我不那么喜欢站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太享受那种感觉。我当一部戏的监制，从头到尾不参与宣传，人家也不会说我不靠谱；如果我是导演，那样做就是不负责任。其他的工作性质很像，当监制也要跟演员沟通，参与拍摄的每一个环节。尤其牵扯到青年导演，责任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