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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危机后，世界经济并没实现多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复苏。继《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框架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另一本专著《从西潮到东风》中，又系统地对世界经济危机根源作了深入分析。近日，在普遍唱衰中国经济背景下，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还有20年左右高速增长潜力。而未来改革发展之路在哪里？林毅夫就此接受了记者采访。
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不断增长
记者：您这几年一直倡导新结构经济学，对发达国家走出衰退有何系统性建议？
林毅夫：发达国家出现危机后，需实行降低工资和福利、淘汰没竞争力的产业、减少政府赤字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等结构改革，经济才能恢复动力和正常增长。但结构改革是收缩性的，至少在短期内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经济增速，提高失业率。而危机国家本身失业率已很高，急速推行这些结构改革难免会触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记者：对过去一段时期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下一阶段新的发展动力何在？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议题有什么主张？
林毅夫：外需相对疲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当然要转向内需。内需包括投资与消费。前段时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但从新结构经济学框架出发，我不主张这种政策。消费当然很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不断增长，否则就得举债。发达国家危机很多正是过度消费造成的。而增加消费是逻辑链条的终端结果，这个链条的起点则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上的高效投资。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这些有效投资空间非常大。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财政状况较好，民间储蓄高，外汇储备多。利用好这些条件的话，我国维持在7.5%左右中高速增长轨道没有问题。
记者：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奇迹式增长获得普遍关注，但近期唱衰中国的声音再次浮现，您怎么看？
林毅夫：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部分观点认为是中国体制机制的内在原因造成的，而改革体制机制又很难，因此认为增长不可持续。唱衰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崩溃论一直都有，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未按西方主流理论去进行改革。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但唱衰论调没有看清增长放缓的原因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我近期参加的很多国际会议，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放缓是体制机制问题。但为什么在我们经济放缓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和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如印度和巴西，以及东亚那些表现很好的新兴高收入经济体，增速也在放缓？而且放缓程度比我们还大。因此，这种同步放缓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发达国家或国际机构的说法跳舞，发达国家品评我们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高增长潜力
记者：您对未来中国发展潜力有何具体看法？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相信中国从2008年起还有20年高速增长潜力。潜力在于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所决定的巨大后发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很多，相应的投入和风险也都小于发达国家。目前，有两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一种认为东亚奇迹不过就是20年，中国已高速增长35年，放慢是必然的。另一种认为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按1990年G-K国际元）的时候，增速就会放缓。我们将很快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必然会放缓。但这些说法并不准确。衡量一个国家后发优势的标准是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产业附加值水平。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与美国的差距。这些经济体分别在那些年份后，利用后发优势实现20年左右8%-9%的增长。所以，中国从2008年开始也应有20年左右高速增长潜力。
记者：“双轨制”在中国以往发展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目前发展的制约。回顾中国经济以往35年发展史，您对这一转型路径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扭曲。对比标准模型来看，这些扭曲必然带来效率损失。但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时才可以改，而且必须改。我向来反对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经验、体制以及盛行理论作为标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当年，围绕国企改革问题，我与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争论。当时的主流看法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企，所以才给予保护补贴。但我认为保护补贴的原因是它们没有自生能力，却因就业或国防安全的考虑，而必须存在。倘若这种背景下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私有化，必须给他们更多补贴。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国有时，员工都是国家雇员，顶多只能多吃，多拿就是犯法，这就对补贴有一定限制。而私有化后，多拿是合法的，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因此，私有化之后为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存续下去，支付补贴会更多，腐败会更普遍。我的观点已为后来苏联东欧私有化之后的情况所证实。而实施双轨制的中国，却获得稳定和快速发展。
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不断增长
记者：您这几年一直倡导新结构经济学，对发达国家走出衰退有何系统性建议？
林毅夫：发达国家出现危机后，需实行降低工资和福利、淘汰没竞争力的产业、减少政府赤字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等结构改革，经济才能恢复动力和正常增长。但结构改革是收缩性的，至少在短期内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经济增速，提高失业率。而危机国家本身失业率已很高，急速推行这些结构改革难免会触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记者：对过去一段时期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下一阶段新的发展动力何在？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议题有什么主张？
林毅夫：外需相对疲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当然要转向内需。内需包括投资与消费。前段时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但从新结构经济学框架出发，我不主张这种政策。消费当然很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不断增长，否则就得举债。发达国家危机很多正是过度消费造成的。而增加消费是逻辑链条的终端结果，这个链条的起点则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上的高效投资。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这些有效投资空间非常大。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财政状况较好，民间储蓄高，外汇储备多。利用好这些条件的话，我国维持在7.5%左右中高速增长轨道没有问题。
记者：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奇迹式增长获得普遍关注，但近期唱衰中国的声音再次浮现，您怎么看？
林毅夫：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部分观点认为是中国体制机制的内在原因造成的，而改革体制机制又很难，因此认为增长不可持续。唱衰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崩溃论一直都有，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未按西方主流理论去进行改革。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但唱衰论调没有看清增长放缓的原因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我近期参加的很多国际会议，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放缓是体制机制问题。但为什么在我们经济放缓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和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如印度和巴西，以及东亚那些表现很好的新兴高收入经济体，增速也在放缓？而且放缓程度比我们还大。因此，这种同步放缓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发达国家或国际机构的说法跳舞，发达国家品评我们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高增长潜力
记者：您对未来中国发展潜力有何具体看法？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相信中国从2008年起还有20年高速增长潜力。潜力在于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所决定的巨大后发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很多，相应的投入和风险也都小于发达国家。目前，有两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一种认为东亚奇迹不过就是20年，中国已高速增长35年，放慢是必然的。另一种认为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按1990年G-K国际元）的时候，增速就会放缓。我们将很快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必然会放缓。但这些说法并不准确。衡量一个国家后发优势的标准是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产业附加值水平。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与美国的差距。这些经济体分别在那些年份后，利用后发优势实现20年左右8%-9%的增长。所以，中国从2008年开始也应有20年左右高速增长潜力。
记者：“双轨制”在中国以往发展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目前发展的制约。回顾中国经济以往35年发展史，您对这一转型路径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扭曲。对比标准模型来看，这些扭曲必然带来效率损失。但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时才可以改，而且必须改。我向来反对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经验、体制以及盛行理论作为标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当年，围绕国企改革问题，我与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争论。当时的主流看法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企，所以才给予保护补贴。但我认为保护补贴的原因是它们没有自生能力，却因就业或国防安全的考虑，而必须存在。倘若这种背景下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私有化，必须给他们更多补贴。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国有时，员工都是国家雇员，顶多只能多吃，多拿就是犯法，这就对补贴有一定限制。而私有化后，多拿是合法的，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因此，私有化之后为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存续下去，支付补贴会更多，腐败会更普遍。我的观点已为后来苏联东欧私有化之后的情况所证实。而实施双轨制的中国，却获得稳定和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