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2年，台湾的旺旺集团在大陆投放了第一支广告，“徐福记”糖果落户东莞，“捷安特”自行车在昆山办厂，而魏氏兄弟在天津创立的顶益食品公司，推出了第一包“康师傅”方便面。
该年，大陆新增台企达6430家，协议金额达55亿美元；翌年，大陆台企突破1万家，累积协议金额189.4亿美元，超过此前各年的总额。这一突飞猛进，被称为台企赴大陆投资的“第二次浪潮”。
促成这股浪潮的，除了成功举行的“汪辜会谈”，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目标。
“南方谈话”是大陆坚定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推动了大陆对台经贸政策朝着更加开放务实的方向调整。更重要的是，让已经前来试水或正在犹豫来不来的台商吃了一颗“定心丸”：是时候放心地去(在)大陆淘金了。
“打带跑”
“有关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造势后，方向已经相当明确，而且十余年经改已改善大陆多数民众生活，因而此一政策已有内生、自发性力量，几乎不可能回头。过去有若干论者认为，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过世后可能发生大动乱，危及大陆经改与外人投资，但就近期情况观察，如果大陆经济发展有持续进展，则政治的稳定性将大为提高，两者问存有良性的互动关系，情况并不如原先悲观。”
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台湾经济研究月刊》发表的多番评述之一。“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引起台湾各界的全面关注和响应，使台湾各阶层对大陆的信心大为增长。
早在1988年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一些台商先来试水，采用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
他们当中流行一个词“打带跑”，意指在大陆投资的同时，也要做好随时抽身离开的准备。对台商而言，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固然诱人，但开放政策是否会有变化，大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却难以预测。
根据1991年台湾“经济部”公布的数据，当年台商对大陆投资件数不过237件，投资金额只有174.16万美元；而根据大陆公布的资料，同时期台商大陆投资协议项目虽然达3446个，但实际投资金额不过844万美元，实际资金到位率只有30.33％。
“因为两岸的对峙，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家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冒这个险。你(大陆政府)讲了一句话，我们认为是甜言蜜语。所以台商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的家当，投注到一个非常不放心的地方去。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关键，我们就认为开放的路是绝对的，所以大家才一窝蜂地全部进来。”最早来大陆的台商之一叶宏灯说。
1992年3月，台湾《天下》杂志对1000位大制造业负责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7％将大陆列为进一步投资第一优先；25.1％准备5年内赴大陆投资；58.2％视情况选择到大陆投资。
3个月后，台湾工业总会对已赴大陆投资的1250家台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台商对大陆政府的满意程度高于对台湾‘政府’的满意程度”；49％的台商计划增资，“工总”秘书长对此称“谁能使台商更能赚钱就较受欢迎”。
“那我为什么不来?”
“南方谈话”之后，台商最集中的地区并非地理和文化最接近的闽南，而是“珠三角”地区。由于没有直航，且工厂以加工出口居多，选择离香港近的地方成了必然，加上当时深圳工资已经水涨船高，东莞等地成了最好的选择。
除了极低的设厂和人力成本，当地乡镇政府对于外来投资的极大热情也是重要原因。
以东莞石碣镇为例，当地为了吸引台资，首先筹资修建了一座石碣大桥，并竭尽所能为其创造便利。1993年到东莞创办台达电子厂的曾纪坚至今仍记得，他的工厂建成后急需安装电话与外界联络，但申请却要等上一两个月。镇里的一位领导得知后，把自己家里的电话提供给了工厂，这个号一直用到现在。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厂内的工作，政府不干涉；厂外的事，包括海关、工商、税务甚至停电停水，他们全部可以交涉。我们来这边设广，跟台湾、跟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差别。把自己做好，工厂就能够发展，那我为什么不来投资呢?而且要人工有人工，要土地有土地。”曾纪坚说。
这代表了大部分台商的心态。东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局长游匡正曾回忆说：“东莞(引进外资)初期到中期都是以港资为主。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开始有了一个大发展。大量的台资企业引进来。特别是1993年至1997年期间。”
台商们的投机心态逐渐转变为扎根做长线的理念。资料显示，1993年上半年，在当时台湾270家上市公司中，有104家公司决定对大陆投资，占上市公司的40％，计划投资达473亿新台币，包括嘉新水泥、鸿海精密、台湾永光化学、震旦行等大型知名企业。除了以往的成衣、塑料、鞋类、小五金等低端产业外，电子产业的相关投资不断增加，两岸经贸领域迅速扩展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
台湾最大的两家食品企业“统一”和“味全”更是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选址建立综合食品厂，全线铺开。
从甜头到巨头
台资的这一次投资浪潮，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大陆市场的空白，加上台商在市场嗅觉、经营理念和国际视野上的优势，让不少中小台企抓住了难得一遇的时机，迅速壮大。
1993年，在上海的四川北路上，台商张秀琬开了第一家“元祖”蛋糕店。粉红色的店面，新鲜的口感和精致的包装，让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引领了一股台式点心风尚。
张秀琬回忆，一个店在过年期间，一天能卖出500个100块钱的蛋糕。现在，元祖蛋糕已经开了500多家门店。2010年世博会上，它成为首家指定糕点面包供应商。
在1988年投资大陆前，魏氏兄弟在台湾拥有的，只是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小舢板”企业。到大陆经营油脂生意失败后，1991年，在天津成立了顶益食品公司。据说，老板的弟弟有一次坐火车想吃方便面，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生产方便面呢?
之后，“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成为全中国卖得最好的方便面，也让顶新集团踏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轨。
“我们刚来大陆时资产不过区区几百万美元。正是大陆稳定的政策和发展环境，在短短20年内，成就了顶新这艘‘航空母舰’。”魏应行说。
现在顶新集团在大陆的年均销售额约750亿，产品早已从方便面扩张至饮料、快餐等。2009年，顶新集团以37.35亿新台币的交易金额，成为台湾第一地标101大楼的最大股东；2010年，旗下的饮料市场占有额仅次于可口可乐；2011年，通过股权互换，取得百事可乐在华24家瓶装厂的全部资产，被评价为强强联合，共同挑战可口可乐市场老大的地位。
连台湾出租车司机途径101大厦时，都感慨，“康师傅”真是在大陆挣了大钱，以前我们本地人都没听过这个牌子。
1991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长三角”一带的经济随之风生水起。自1994年起，台商对上海与江苏省的投资金额连续3年超过了对广东省的投资，“长三角”后来居上，成为另一个台资重点区域，继而才有了现今“小台北”昆山的三千八百多家台企。
该年，大陆新增台企达6430家，协议金额达55亿美元；翌年，大陆台企突破1万家，累积协议金额189.4亿美元，超过此前各年的总额。这一突飞猛进，被称为台企赴大陆投资的“第二次浪潮”。
促成这股浪潮的，除了成功举行的“汪辜会谈”，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目标。
“南方谈话”是大陆坚定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推动了大陆对台经贸政策朝着更加开放务实的方向调整。更重要的是，让已经前来试水或正在犹豫来不来的台商吃了一颗“定心丸”：是时候放心地去(在)大陆淘金了。
“打带跑”
“有关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造势后，方向已经相当明确，而且十余年经改已改善大陆多数民众生活，因而此一政策已有内生、自发性力量，几乎不可能回头。过去有若干论者认为，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过世后可能发生大动乱，危及大陆经改与外人投资，但就近期情况观察，如果大陆经济发展有持续进展，则政治的稳定性将大为提高，两者问存有良性的互动关系，情况并不如原先悲观。”
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台湾经济研究月刊》发表的多番评述之一。“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引起台湾各界的全面关注和响应，使台湾各阶层对大陆的信心大为增长。
早在1988年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一些台商先来试水，采用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
他们当中流行一个词“打带跑”，意指在大陆投资的同时，也要做好随时抽身离开的准备。对台商而言，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固然诱人，但开放政策是否会有变化，大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却难以预测。
根据1991年台湾“经济部”公布的数据，当年台商对大陆投资件数不过237件，投资金额只有174.16万美元；而根据大陆公布的资料，同时期台商大陆投资协议项目虽然达3446个，但实际投资金额不过844万美元，实际资金到位率只有30.33％。
“因为两岸的对峙，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家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冒这个险。你(大陆政府)讲了一句话，我们认为是甜言蜜语。所以台商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的家当，投注到一个非常不放心的地方去。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关键，我们就认为开放的路是绝对的，所以大家才一窝蜂地全部进来。”最早来大陆的台商之一叶宏灯说。
1992年3月，台湾《天下》杂志对1000位大制造业负责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7％将大陆列为进一步投资第一优先；25.1％准备5年内赴大陆投资；58.2％视情况选择到大陆投资。
3个月后，台湾工业总会对已赴大陆投资的1250家台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台商对大陆政府的满意程度高于对台湾‘政府’的满意程度”；49％的台商计划增资，“工总”秘书长对此称“谁能使台商更能赚钱就较受欢迎”。
“那我为什么不来?”
“南方谈话”之后，台商最集中的地区并非地理和文化最接近的闽南，而是“珠三角”地区。由于没有直航，且工厂以加工出口居多，选择离香港近的地方成了必然，加上当时深圳工资已经水涨船高，东莞等地成了最好的选择。
除了极低的设厂和人力成本，当地乡镇政府对于外来投资的极大热情也是重要原因。
以东莞石碣镇为例，当地为了吸引台资，首先筹资修建了一座石碣大桥，并竭尽所能为其创造便利。1993年到东莞创办台达电子厂的曾纪坚至今仍记得，他的工厂建成后急需安装电话与外界联络，但申请却要等上一两个月。镇里的一位领导得知后，把自己家里的电话提供给了工厂，这个号一直用到现在。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厂内的工作，政府不干涉；厂外的事，包括海关、工商、税务甚至停电停水，他们全部可以交涉。我们来这边设广，跟台湾、跟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差别。把自己做好，工厂就能够发展，那我为什么不来投资呢?而且要人工有人工，要土地有土地。”曾纪坚说。
这代表了大部分台商的心态。东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局长游匡正曾回忆说：“东莞(引进外资)初期到中期都是以港资为主。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开始有了一个大发展。大量的台资企业引进来。特别是1993年至1997年期间。”
台商们的投机心态逐渐转变为扎根做长线的理念。资料显示，1993年上半年，在当时台湾270家上市公司中，有104家公司决定对大陆投资，占上市公司的40％，计划投资达473亿新台币，包括嘉新水泥、鸿海精密、台湾永光化学、震旦行等大型知名企业。除了以往的成衣、塑料、鞋类、小五金等低端产业外，电子产业的相关投资不断增加，两岸经贸领域迅速扩展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
台湾最大的两家食品企业“统一”和“味全”更是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选址建立综合食品厂，全线铺开。
从甜头到巨头
台资的这一次投资浪潮，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大陆市场的空白，加上台商在市场嗅觉、经营理念和国际视野上的优势，让不少中小台企抓住了难得一遇的时机，迅速壮大。
1993年，在上海的四川北路上，台商张秀琬开了第一家“元祖”蛋糕店。粉红色的店面，新鲜的口感和精致的包装，让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引领了一股台式点心风尚。
张秀琬回忆，一个店在过年期间，一天能卖出500个100块钱的蛋糕。现在，元祖蛋糕已经开了500多家门店。2010年世博会上，它成为首家指定糕点面包供应商。
在1988年投资大陆前，魏氏兄弟在台湾拥有的，只是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小舢板”企业。到大陆经营油脂生意失败后，1991年，在天津成立了顶益食品公司。据说，老板的弟弟有一次坐火车想吃方便面，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生产方便面呢?
之后，“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成为全中国卖得最好的方便面，也让顶新集团踏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轨。
“我们刚来大陆时资产不过区区几百万美元。正是大陆稳定的政策和发展环境，在短短20年内，成就了顶新这艘‘航空母舰’。”魏应行说。
现在顶新集团在大陆的年均销售额约750亿，产品早已从方便面扩张至饮料、快餐等。2009年，顶新集团以37.35亿新台币的交易金额，成为台湾第一地标101大楼的最大股东；2010年，旗下的饮料市场占有额仅次于可口可乐；2011年，通过股权互换，取得百事可乐在华24家瓶装厂的全部资产，被评价为强强联合，共同挑战可口可乐市场老大的地位。
连台湾出租车司机途径101大厦时，都感慨，“康师傅”真是在大陆挣了大钱，以前我们本地人都没听过这个牌子。
1991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长三角”一带的经济随之风生水起。自1994年起，台商对上海与江苏省的投资金额连续3年超过了对广东省的投资，“长三角”后来居上，成为另一个台资重点区域，继而才有了现今“小台北”昆山的三千八百多家台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