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已近八十岁高龄的史学大师陈垣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对陈垣的入党申请非常重视，并立即研究，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在这年1月28日接纳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经历新、旧两个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享誉中外的老一辈史学大师，坚守信仰追求真理，并在耄耋之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他的学生、史学家唐长孺赋诗祝贺老师入党：“八十争先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忠。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花开澈骨红。”
　　陈垣，字援庵，1880年（清光绪六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一个药材经营商家庭。他天资聪慧，自幼好学。1897年，17岁的陈垣到北京参加顺天考试。这次应试，陈垣的文章写得很精彩，但由于不合“八股”规范，最终还是落榜了。陈垣懊恼地离京，回到广州后，他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尤其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用了两年的苦功，八股文大有长进，可是1898年科举制被清政府取消了，陈垣靠科举入仕的路被堵死了。尽管两年的功夫白白浪费了，但使他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并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20世纪初，陈垣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了反清斗争。1905年，他和几位有志青年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稿和新闻图片作武器，进行反清宣传。1911年，他又主编了民主进步刊物《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辛亥革命后，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北上，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从此定居北京。此后，他充分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研读许多在广州读不到的书，特别是1915年从承德移贮京师图书馆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读，并写出了《四库全书考异》（五卷），对他日后的史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北京以后，陈垣原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国家会逐渐富强起来，但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现象，逐渐打破了他的幻想。“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连”，陈垣感到思想没有出路，为“生于乱世，无所适从”而苦恼，于是下决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1917年，陈垣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对元朝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阐述，了结了数百年的历史悬案，引起中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他一生治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史学生涯的正式开始。此后，他的史学著作像打开了闸门的江水，源源不断。陈垣也从此逐步步入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1922年，他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转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还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担任国学研究员或史学教授。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和图书管理工作，一边潜心治学，精心著述，写出了轰动中外学术界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还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抗日战争期间，陈垣是在北平（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北平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日伪暗无天日的统治，陈垣心情十分苦闷，曾考虑离开北平，但几千名师生的期望，又使他实在下不了狠心。由于他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日伪先是千方百计地拉拢他，拉拢不成就威胁他。他坚决不和日伪合作，坚守辅仁大学这座“孤岛”，要求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日语不作必修课，并给学生生动地讲述抗清不仕的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此自励爱国之志和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以史学研究为武器，借古喻今，抨击敌伪汉奸，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多部体现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和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著作，后人称赞他“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然而，陈垣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他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新社会，看到了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革命干部勤奋朴实、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利益干事，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扬眉吐气和建设新中国的旺盛热情。抚今追昔，新旧对比，他无比激动和振奋，思想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态度鲜明地表明自己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书屋的书架上增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他视力不好，就拿着放大镜阅读，并称这是“政治补课”，表示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小学生”。陈垣不顾年事已高，还自觉地要求并积极参加火热的政治运动，接受实际锻炼。1950年，他参加了维护我国教育主权的反帝斗争，由于斗争的胜利，辅仁大学由中央教育部接管，成为我国第一所改为国立的教会大学。1951年，71岁的陈垣主动申请参加土改运动，并担任了由500人组成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总团长，深入到四川巴县的田间，访贫问苦，思想触动很大。土改归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又立即投入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参加这些政治运动的过程中，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严格解剖自己，对过去七十多年自己在学术上和政治上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入反思和严格检查，虽然他的“检查”有一些过谦过头的地方，但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都是肺腑之言，表达了一个多年来追求真理，又一直寻找不到真理的老人的切实感受。他也积极考虑怎样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更好地贡献给人民，贡献给新中国。他说，他以往的著作有的是点，有的是线，有的是平面，他希望在平面的基础上建筑起新的立体，也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来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由于年事已高，要改变多年的研究路子，从头做起，一时又有许多困难。正在他苦恼彷徨的时候，党的领导同志及时向他指出，他过去的许多著作仍有用处，应当把它们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党的信任和关怀，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和鼓舞。陈垣以垂暮之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间担负了繁重的教育和学术领导工作，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历史研究》编委等多项职务。尽管教育和行政工作繁忙，但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更加严谨治学，深化对宗教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目录学、版本学、史讳学以及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还写了不少史学论文，被誉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毛泽东称他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也一直在政治和生活上关怀陈垣，并密切注视着他的进步。经过10年的学习和实践，陈垣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深刻的认识，信仰共产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热爱，并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他主动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并很快得到批准，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年近八旬的“新党员”，陈垣百感交集，激动地说：“我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和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我感到十分光荣！”
　　陈垣入党后，更加积极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在新中国知识界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1970年初，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为陈垣重新配备了身边的工作人员。1971年，一代史学大师陈垣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1岁。党对陈垣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人虽老而志愈坚，年虽迈而学愈勤，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陈垣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生前珍藏的四万余册图书和大批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4万元稿费交作了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