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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19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党龄73载。
他参加过上党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南战役、西南战役、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等上大小战役，曾荣获国防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
他与张富清一样，复员后深藏功名，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鄂西北偏远山区汉江河畔的荒滩上的丹江口水利工地参加建设。他扎根山区60多年，身残志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无怨无悔。
他，是92岁的丹江口老人，张文魁。
我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从解放长治的上党战役，到解放中原的郑州战役;从解放全国的大决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解放大西南云贵川十万大山的剿匪战役;从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到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上甘岭战役，都是我最难忘的回忆——
组织让我打到哪就去哪
1928年农历2月2日，我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韩店镇南仙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在我出生不到3天就亡故了，我與父亲相依为命。“日本鬼子”侵占山西后，我父亲被日本侵略者打折胳膊致残。
1945年6月，17岁的我扛起武器，参加了革命。
我记得，打长治（上党战役）时，仗还没开始，我们战友们就准备了好多好多的棺材，摆在那里。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死”的概念，就是想着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当时我是民兵队长，带着20多个民兵，背着枪负责押送担架、保护担架队和伤病员的安全。我们每天在战火中穿梭，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长治战役还没有结束，五台山战斗又打响了，我负责的担架队又从长治战场上被调往支援打五台山的前线。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哪里的战场需要我，我就带着民兵队、担架队到哪里去。
1947年3月，在烽火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投入到解放战争的大军之中。
1949年4月6日早上6点，渡江战役打响，我在炮营，主要朝江面上打烟幕弹，掩护部队渡江。炮兵万炮齐发，百万雄师，犹如汹涌的怒涛以势不可挡之势，直扑长江南岸，那场面十分壮观，至今还历历在目。
战火中，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师部参谋及部队专业技术骨干，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颁发，由国防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奖章）等荣誉。
我深知，这些荣誉是党和国家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留作自己人生历程的见证、记忆，而不是炫耀的资本。每当想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些经历过的不平凡的岁月，想到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想到了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仿佛又和战友们站在了一起。这些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己有什么权力和资格去炫耀呢？
去最艰苦的地方再战斗
1958年5月，我面临转业，本可以留在条件好的地方工作。7月，我选择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鄂西北荒河滩上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设工地。虽然这是一项国家重点工程，但建设条件仍十分有限。我在油毛毡棚一住就是20多年，吃的是泥坑水，点的是煤油灯……
1967年7月，我从一辆消防车上摔下，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头部摔成重度脑震荡，由于伤势太重，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单。当时，4个子女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1岁多。
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20天后，我终于出院了。但这次事故也给我留下了后遗症——记忆力下降，听力严重受损（右耳完全失聪）。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在家里闲着，主动向组织要求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组织上考虑再三，安排我在徐家沟一个工作队的食堂里当保管员，后又调整到工程局大礼堂负责管理工作。
1982年1月22日夜里12点后，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团火光从我家油毛毡棚屋房顶上燃了起来。女儿突然惊醒，慌乱之中下意识地急忙喊醒我们。这时，火势刚开始起来，我急忙找出礼堂钥匙，让大儿子张胜江赶快去给消防队打电话。张胜江一边往大礼堂跑，一边大声呼喊：失火了，失火了！待张胜江跑回家，整个屋子都已经着火，油毛毡向屋里滴着带火的沥青油滴，不时还有烧断的椽子、檩条等掉下来，人已经无法再进屋了，只能眼睁睁看着熊熊大火把房屋转瞬间无情地吞噬掉。
生活的艰辛从未将我压垮，我也从未开口寻求组织的帮助，更从未在家抱怨过一句。
谁都不准张罗“待遇”！
1983年，我离休了。
由于战争年代爬冰卧雪，我落下了老寒腿的病根，腿部经常严重浮肿，加之随着年龄增大，血压也增高，需住院治疗，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1985年，国家落实各个时期参加革命人员的待遇，组织上让我写封信，让老家亲戚到当地政府开一个证明来，就可以按照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标准享受离休待遇，不但每年多拿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其他福利待遇也有很大差别。但我没有开这个证明。因为我和从村里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牺牲的战友比，已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还要啥待遇呢？那是党和组织的关怀，不能去争、去抢。现在，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我是幸福的，还去争什么！我也告诉孩子们：谁也不要去张罗开这个证明。
我严肃地对孩子们说，年轻人要积极要求进步，永远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服从组织安排，不讲条件，不争待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年来，我从未因为孩子们工作或生活上的事情找过组织。4个子女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先进工作者，其中有两人光荣入党。
让我特别开心的是，2019年11月，我原来所在部队空军某旅官兵一行7人，专程从武汉赶来看望我。他们带给我一台部队现役的、刚刚参加过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的最新战车模型，还通过视频向我展示了部队现在的学习、生活、训练情景。贺勇辉中校告诉我，部队官兵将继承革命前辈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计个人得失的革命精神，苦练保家卫国的军事本领。
回顾一生，是党培养了我，给了我锻炼成长的机会，也给了我幸福的人生。我要时刻不忘党的关心和恩情，更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有着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党培养的革命战士和老兵。
他参加过上党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南战役、西南战役、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等上大小战役，曾荣获国防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
他与张富清一样，复员后深藏功名，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鄂西北偏远山区汉江河畔的荒滩上的丹江口水利工地参加建设。他扎根山区60多年，身残志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无怨无悔。
他，是92岁的丹江口老人，张文魁。
我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从解放长治的上党战役，到解放中原的郑州战役;从解放全国的大决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解放大西南云贵川十万大山的剿匪战役;从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到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上甘岭战役，都是我最难忘的回忆——
组织让我打到哪就去哪
1928年农历2月2日，我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韩店镇南仙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在我出生不到3天就亡故了，我與父亲相依为命。“日本鬼子”侵占山西后，我父亲被日本侵略者打折胳膊致残。
1945年6月，17岁的我扛起武器，参加了革命。
我记得，打长治（上党战役）时，仗还没开始，我们战友们就准备了好多好多的棺材，摆在那里。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死”的概念，就是想着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当时我是民兵队长，带着20多个民兵，背着枪负责押送担架、保护担架队和伤病员的安全。我们每天在战火中穿梭，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长治战役还没有结束，五台山战斗又打响了，我负责的担架队又从长治战场上被调往支援打五台山的前线。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哪里的战场需要我，我就带着民兵队、担架队到哪里去。
1947年3月，在烽火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投入到解放战争的大军之中。
1949年4月6日早上6点，渡江战役打响，我在炮营，主要朝江面上打烟幕弹，掩护部队渡江。炮兵万炮齐发，百万雄师，犹如汹涌的怒涛以势不可挡之势，直扑长江南岸，那场面十分壮观，至今还历历在目。
战火中，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师部参谋及部队专业技术骨干，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颁发，由国防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奖章）等荣誉。
我深知，这些荣誉是党和国家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留作自己人生历程的见证、记忆，而不是炫耀的资本。每当想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些经历过的不平凡的岁月，想到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想到了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仿佛又和战友们站在了一起。这些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己有什么权力和资格去炫耀呢？
去最艰苦的地方再战斗
1958年5月，我面临转业，本可以留在条件好的地方工作。7月，我选择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鄂西北荒河滩上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设工地。虽然这是一项国家重点工程，但建设条件仍十分有限。我在油毛毡棚一住就是20多年，吃的是泥坑水，点的是煤油灯……
1967年7月，我从一辆消防车上摔下，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头部摔成重度脑震荡，由于伤势太重，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单。当时，4个子女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1岁多。
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20天后，我终于出院了。但这次事故也给我留下了后遗症——记忆力下降，听力严重受损（右耳完全失聪）。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在家里闲着，主动向组织要求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组织上考虑再三，安排我在徐家沟一个工作队的食堂里当保管员，后又调整到工程局大礼堂负责管理工作。
1982年1月22日夜里12点后，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团火光从我家油毛毡棚屋房顶上燃了起来。女儿突然惊醒，慌乱之中下意识地急忙喊醒我们。这时，火势刚开始起来，我急忙找出礼堂钥匙，让大儿子张胜江赶快去给消防队打电话。张胜江一边往大礼堂跑，一边大声呼喊：失火了，失火了！待张胜江跑回家，整个屋子都已经着火，油毛毡向屋里滴着带火的沥青油滴，不时还有烧断的椽子、檩条等掉下来，人已经无法再进屋了，只能眼睁睁看着熊熊大火把房屋转瞬间无情地吞噬掉。
生活的艰辛从未将我压垮，我也从未开口寻求组织的帮助，更从未在家抱怨过一句。
谁都不准张罗“待遇”！
1983年，我离休了。
由于战争年代爬冰卧雪，我落下了老寒腿的病根，腿部经常严重浮肿，加之随着年龄增大，血压也增高，需住院治疗，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1985年，国家落实各个时期参加革命人员的待遇，组织上让我写封信，让老家亲戚到当地政府开一个证明来，就可以按照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标准享受离休待遇，不但每年多拿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其他福利待遇也有很大差别。但我没有开这个证明。因为我和从村里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牺牲的战友比，已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还要啥待遇呢？那是党和组织的关怀，不能去争、去抢。现在，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我是幸福的，还去争什么！我也告诉孩子们：谁也不要去张罗开这个证明。
我严肃地对孩子们说，年轻人要积极要求进步，永远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服从组织安排，不讲条件，不争待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年来，我从未因为孩子们工作或生活上的事情找过组织。4个子女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先进工作者，其中有两人光荣入党。
让我特别开心的是，2019年11月，我原来所在部队空军某旅官兵一行7人，专程从武汉赶来看望我。他们带给我一台部队现役的、刚刚参加过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的最新战车模型，还通过视频向我展示了部队现在的学习、生活、训练情景。贺勇辉中校告诉我，部队官兵将继承革命前辈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计个人得失的革命精神，苦练保家卫国的军事本领。
回顾一生，是党培养了我，给了我锻炼成长的机会，也给了我幸福的人生。我要时刻不忘党的关心和恩情，更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有着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党培养的革命战士和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