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巴黎的大学生占领校园，校门口筑起了街垒，“五月风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也传到了欧洲，学生们对发生在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革命，抱有一厢情愿的好感，并以想当然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廊柱上贴上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他们象征性地从高处俯视着巴黎。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27岁的摄影师布鲁诺·巴贝一天接一天地在巴黎街头拍摄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能亲眼看到中国和“文化大革命”。
　　5年后，巴黎街头的革命激情已经消退，但中国的革命仍在进行，布鲁诺·巴贝作为摄影师，加入了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访华代表团。尽管中国和法国在1964年已经建交，但这是法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行程举世瞩目。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王洪文和周恩来前来迎接，扎着辫子、举着彩色花环的少女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布鲁诺·巴贝看到的是一个表面沉闷压抑而暗潮涌动的国家，以及另一场激情耗尽的革命。
　　1973年的中国正经历巨变后的痛苦调整。林彪父子已随烧焦的飞机残片一并坠落蒙古草原，政治新星王洪文冉冉升起；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正经历历史性的解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在铁幕两侧都引起极大震动。人们同时从新闻照片上看到了一个日见衰老和疾病缠身的毛泽东。但他的存在如此巨大而普遍，以至于无论在哪个场合，都无法避开。他出现在广场和大街上，出现在礼堂和会场里，出现在车间、教室和办公室内，他出现在王洪文的胸前，出现在一切公共场所，也出现在普通人的家中，最后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了布鲁诺·巴贝的底片上。
　　布鲁诺·巴贝着迷地记录着这个领袖俯视下的中国。2012年10月，上海比极画廊为他所作的展览中，毛泽东的形象在他1973年的作品中占据了一个极端醒目的位置。
　　对布鲁诺·巴贝来说，中国既陌生又熟悉。他所在的玛格南图片社里，藏有大量关于中国的照片。1938年，玛格南的创始人罗伯特·卡帕曾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并作为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助手拍摄了一部纪录片。1948-1949年，玛格南的另一个创始人布列松在北京、南京和上海记录了国民党的溃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其中许多照片已经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1958年，布列松再次来到中国，报道“大跃进”运动——他是唯一得到机会的摄影师。另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玛格南摄影师是马克·吕布。他于1957年跟随胡志明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又多次来访。
　　布鲁诺·巴贝这些卓越的同事代表了欧洲新闻摄影的历史传统。他们大多使用黑白底片，强调决定性瞬间。在布鲁诺·巴贝的行李中，除了黑白底片，还有一大包Kodachrome彩色反转片。他用这些彩色反转片拍摄了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胸口挂着银色像章的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才一个月时间，接待蓬皮杜是他第一次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世界媒体前亮相——他的表情有点缺乏经验和信心，而周恩来脸上的老年斑在Kodachrome底片温暖饱满的色调下显得触目惊心，江青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时，穿着优雅的米色连身裙，双手的皮肤如同少女一样细腻。
　　这些照片还记录了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国。除了在首都机场欢迎代表团的少女仍然充满了憧憬的神色，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都有一副疲惫不堪的神情。他们生活在一个宣传画的世界里。巨大工农兵形象和领袖毛泽东从高处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980年，布鲁诺·巴贝再次来到中国，他发现，“文革”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宣传画已经被电影海报和广告画所取代。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巴贝和作为电影导演的妻子，在四川、广西和上海等地游历。一个月的充裕时间，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看到传统的生活方式悄然回归：四川的茶客重新提起了鸟笼，上海的茶客坐满了湖心亭，王开照相馆的橱窗里，婚纱取代了呆板的标准像。有一段时间，布鲁诺·巴贝整日在豫园和城隍庙闲逛，那些小胡同和园林里的中国人让他着迷：那里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和温暖的人性气息。没有了那些巨大的雕塑、无处不在的画像，没有那些因为巨大而空洞的宣传画中的人物，没有了这一切的注视，他看到中国人如何摆脱创伤，开始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