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原属中国，是清朝前期东北边疆重镇之一。1860年以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被沙俄占领，1893年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1949年12月26日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吸引了世界目光，苏联政府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伯力审判以追究日本细菌战的鲜明特色载入战犯审判史册，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和赞扬。
　　日本的细菌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铁证如山，为何在东京审判中已逃过一劫，而到1949年苏联在伯力城还要对其进行审判呢？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场审判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美、苏两大强国其实也在发展细菌武器，并在东京审判的国际舞台上，围绕当年日本细菌战罪行是否要在法庭上审判的问题进行着大国博弈。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腾出手来对付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精锐部队日本关东军，并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宣战。9日凌晨，苏军从3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对于苏军的进攻，关东军一点准备也没有，枪声已经响起来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还在大连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日本的歌舞演出，全然不知边境线上所发生的一切，等接到苏军开战的消息后才匆忙赶回长春。他亲自率领关东军机关从长春往通化、沈阳方向撤退。不久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山田乙三却未缴械投降，一边指挥关东军拼命反扑，一边命令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将大量细菌战试验的数据和材料撤到朝鲜，企图辗转到日本国内隐藏，带不走的就地销毁。与此同时，美、苏也在加紧侦缉和搜寻这些资料，因这两国也在搞细菌战研究，但鉴于本国的法律他们都只是在动物身上做些细菌实验，故两国都想得到日本细菌部队人类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实验方面的数据和材料。从后来被解密的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所存文档得知，美国政府抢先一步与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串通好，很快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达成口头协议，以美国政府保证其免予起诉为条件，从对方手中轻易获取了活体实验和细菌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及800份被隐藏在日本南部山区的解剖标本。为掩盖事实真相，让这些细菌战犯逃脱国际法庭的审判，美方曾于1945年12月发布石井四郎的死亡讯息，甚至还伪造了一场葬礼。
　　中国作为在日本细菌武器试验和细菌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国家，对美国的这一行径全然不知。尽管南京地方检察院将掌握的部分日本部队进行细菌和活体实验的罪证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可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和首席检察官季南都是美国人，这些材料并没有被法庭采纳。此时的苏联作为日本细菌试验和战争的另一方受害者，以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控诉方之一，对于揭露日本细菌战的罪恶也在不遗余力地给以配合。不仅支持中国政府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公诉，甚至从西伯利亚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两名日本细菌战犯押解到东京，配合审讯。然而，由于美国的一己私利，这些细菌战的狂热分子在东京审判中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尽管如此，苏军在战争中俘虏了大批日本战俘，这其中便有多名当年主持、参与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士兵和军官，包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及许多还没来得及销毁的军政材料。加之对美国这一做法的不满，在东京审判之后，苏联就开始准备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6日，随着苏联少将、审判长期尔特科夫一声令下，苏联军事法庭在伯力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长梶塚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等12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苏联法警把山田乙三押上法庭受审席，只见这位日本陆军大将身材矮小、身穿整洁的军服，但却少了腰间的指挥刀，胸前也没了长串的战功勋章，昔日威风早已荡然无存。接着，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开始宣读《起诉书》：“本庭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策划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部分地区已经使用过细菌武器。”《起诉书》揭露了日本关东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在中国宁波和常德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等罪行。


　　山田乙三供认，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密谋实施细菌战，在他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前在石井四郎部队的基础上就秘密建立了两个细菌战部队即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和长春的一○○部队。他承认，七三一部队是直接由他以关东军总司令名义来管辖的，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都由他负责。在做最后陈述时他承认在任关东军总司令期间，为准备细菌战而犯下的一切罪行并为此负责。1949年12月30日，审判长期尔特科夫严肃地宣读了对山田乙三的判决书，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第一条，判决其在劳动营内禁闭25年。山田乙三在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的农场里服刑半年后，被转押到中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和改造，因认罪态度较好、也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需要，1956年6月被特赦回国，1965年7月18日病死于日本。
　　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3人也被判处禁闭25年，其他8人分别被判处禁闭2年到20年不等。当时的苏联废止了死刑，25年的禁闭已是最高刑罚。
　　伯力审判完全在苏联的主控下进行，鉴于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参与审判的。但中国作为日军活体实验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及日本实施细菌战罪行的案发地，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诞生，审判期间毛主席正在莫斯科访问，中国没有参与伯力审判实在是有悖常理。现在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暇顾及伯力审判。加上大批日军战俘是被苏军俘获，部分活体实验和细菌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和资料也在苏军手里。我国政府没有时间和条件来参加审判，每天只是通过广播和报纸对审判进行报道，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
　　伯力审判是由苏联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法律程序、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针对细菌战罪犯的国际审判，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为深受细菌战危害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因而意义非凡。
　　抗战硝烟已逝，民族记忆犹存。今天我们重温60多年前对二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的审判，不是为了挑起民族仇恨，而是唤醒人们不应忘记这段历史。前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说过：“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仍阴魂未散，不但不能正视历史，还企图篡改历史。这些动向值得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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