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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前后，总是官方统计数据密集发布期。就在1月18日，统计数据又一次“打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12月粗钢产量与中钢协数据，前者环比回升1.2%，而后者下降0.5%，反映趋势截然相反。哪个更准确，莫衷一是。有的认为，统计局拿到的是企业的最终数据，所以更可靠一些。也有人认为，中钢协的统计样本是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会员单位，而统计局应该是各地方的样本，因此都不会特别精确。
从2011年5月以后，统计局发布的一些数据遭受很多质疑，出现了房价“被降低”、收入“被提高”等戏谑性说法。一首“被统计”的打油诗则这样调侃统计部门：“收入呢？被统计局提高了。房价呢？被统计局拉平了。物价呢？被统计局降低了。官员呢？被统计局高升了。百姓呢？被统计局忽悠了。”
有争议的数据通常会引发统计数据的口水战。这种口水战还有固定的模式—首先是一个有争议的统计数据出台，然后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和社会公众开始质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随后统计部门的发言人或相关官员会出来解释统计数据并没有错，原因可能是公众的误解或者专家的误读，但最后的结果往往引发更大的质疑。
避免统计误区
为什么统计数据经常会遭到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呢？当然，公众有可能对统计数据产生误解。比如，平均收入数据即使做到客观和准确，普通大众仍然会感觉平均收入被高估，这是因为通常低于平均收入的人数要多于高于平均收入的人数。
比如，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2009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2736元。但很多职工认为这一数据存在水分。统计局的解释是：第一，“平均工资不等同于领到的钱”，因为社保费用等也计算在内；第二，“工资统计制度有缺陷”，现行工资统计制度主要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外资企业，但没有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占就业半数以上的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职工2009年平均工资仅为18199元，仅为“被统计”职工平均工资的56%。中国城镇职工工资“被增长”会引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更多不满，会给企业人为制造涨工资的压力，会扭曲社保缴费基数从而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2012年春节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中位数”。所谓中位数，就是将每一个个体数字从高到低排序，处于中间位置上的那个数字。此次发布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就是将城镇和农村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低于平均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平均数“被增长”的可能性。同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力争今明两年，甚至今年就可能做出改革，尝试发布工资中位数。
但是，近年来公众和媒体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更主要的是另外两种情形：一是统计数据明显缺少客观事实和经验证据的支撑，包括2011年发布过的人均居住支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2009年房价涨幅等；二是统计数据之间的互相打架，包括GDP数据之间的矛盾、工业增速与发电量的背离等。
统计部门应该尽可能贴近事实，发现数据的真相，这是专业精神的基本要求。正如真理是科学研究的首要价值，发现数据的真相是统计工作的首要价值。统计数据经常饱受争议，拷问的是统计部门的专业精神。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往往与几种典型的统计误区有关。
统计概念的误区。当2011年公布的111元的人均月居住支出引发争议时，统计局发言人希望公众不要误解“居住支出”。理论上讲，居住支出这个统计概念的目的是要全面而准确地衡量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所有支出和成本。而且在汉语中，居住支出也有相对明确的含义。但统计局的定义并不把建造和购买房屋的支出列入居住支出。一个公民的租赁房租属于居住支出，他买房以后这部分的居住支出就消失了，所以从统计角度，该公民的居住支出反而降低了。这显然违背了事实的真相和统计的初衷，这种情况被《统计数字会撒谎》的作者达莱尔·哈夫称为“偷换概念”。实际上，类似的概念误区还很多。如果统计部门定义统计概念时能尊重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和专业术语，统计口径能如实客观地反映概念所覆盖的事实数据，则公众质疑数据的情况会减少很多。
统计方法的误区。对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质疑，主要出在统计的覆盖范围上。统计样本没有覆盖到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而产生了系统性偏差，结果是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被增长”了。按照哈夫的看法，这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统计陷阱—“内在有偏的样本”。
统计调整滞后的误区。统计调整滞后也与统计方法的误区有关，但这里主要是指统计项目和构成是否做到与时俱进。举例来说，从实物分房到市场化的商品房制度，再到房价的大幅度飙升，住房支出在中国人消费结构中的份额已经大幅提高。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的逐步普及，能源支出在中国人消费结构中的份额也在大幅提高。如果CPI构成不能反映这些经济社会因素的快速变化，就容易陷入统计调整滞后的误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统计项目、构成和权重应该跟上社会的發展和变化。
这几种统计误区看上去都属于统计学的低级错误，但饱受争议的统计数据往往与这几种低级错误有关，而且这些低级错误还很普遍。实际上，统计只有做到真正的专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统计局的官员经常讲“统计是一门科学”，也经常强调增进统计公信力。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话说：统计局在2012年将“积极推进统计工作的改革创新、规范统一、公开透明，不断提高统计能力、统计数据质量和政府统计公信力”。在提高统计局数据公信力这个方向上，社会各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提高公信力要靠制度建设
影响中国统计部门公信力的诸因素中，行政干预排名靠前。国家统计局第41期党校班课题组的调查认为，有36%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首要原因是“行政干预”。《中国信息报》曾经披露，目前中国每年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约2万件，而其中很多案件都与体制性的统计数据造假有关。因此，制度建设是提高公信力的关键。
两方面的制度建设最重要。首先是干部的晋升和选任制度。政府是一个系统，统计不过是其中一环。目前，中国选任干部的重要依据，是干部任内以统计数据表现的政绩。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曾五一教授曾记录一位全国政协常委发言时所引用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下联是“上层压下层层层加码马到成功”，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如果干部选任的机制是“数字出官”，加上监督不足，“官出数字”就会成为一种典型现象。近年来披露的统计造假案例，总体上都跟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政绩密切相关。如果不改变自上而下选任干部的机制，统计数据造假的激励因素就一直存在。
其次是统计体制本身的问题。如果统计部门受到较多行政干预，就不能做到客观中立，就会使统计数据产生系统性偏差。曾五一教授认为，如果统计数据与数据提供者的直接利害关系很密切，统计工作就难以保持客观性。国家统计局《中外统计体系比较研究》课题组认为，发达国家统计工作的重要经验是，“国家统计机构在业务工作上是独立的，统计工作不受政府干预，以排除各方面对统计数据的干扰……官方统计工作的独立与中立性是保证国家统计数据公正、客观的基石”。而中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地方或部门统计机构在从事统计工作时难免受到地方政府和部门机构的干扰，尤其是一些与地方政府或部门领导政绩有关的数字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如何提高统计部门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尽管国情不同，但仍然可以参考和借鉴很多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在有的国家，统计部门不隶属于行政机关而隶属于立法机构，也是一种强化统计部门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制度安排。
要想让人说真话，需要一个鼓励人说真话的体制。只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让统计部门有意愿和有条件说真话。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和强化统计部门的独立性，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因此，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和统计部门的公信力，事关全局。
从2011年5月以后，统计局发布的一些数据遭受很多质疑，出现了房价“被降低”、收入“被提高”等戏谑性说法。一首“被统计”的打油诗则这样调侃统计部门：“收入呢？被统计局提高了。房价呢？被统计局拉平了。物价呢？被统计局降低了。官员呢？被统计局高升了。百姓呢？被统计局忽悠了。”
有争议的数据通常会引发统计数据的口水战。这种口水战还有固定的模式—首先是一个有争议的统计数据出台，然后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和社会公众开始质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随后统计部门的发言人或相关官员会出来解释统计数据并没有错，原因可能是公众的误解或者专家的误读，但最后的结果往往引发更大的质疑。
避免统计误区
为什么统计数据经常会遭到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呢？当然，公众有可能对统计数据产生误解。比如，平均收入数据即使做到客观和准确，普通大众仍然会感觉平均收入被高估，这是因为通常低于平均收入的人数要多于高于平均收入的人数。
比如，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2009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2736元。但很多职工认为这一数据存在水分。统计局的解释是：第一，“平均工资不等同于领到的钱”，因为社保费用等也计算在内；第二，“工资统计制度有缺陷”，现行工资统计制度主要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外资企业，但没有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占就业半数以上的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职工2009年平均工资仅为18199元，仅为“被统计”职工平均工资的56%。中国城镇职工工资“被增长”会引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更多不满，会给企业人为制造涨工资的压力，会扭曲社保缴费基数从而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2012年春节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中位数”。所谓中位数，就是将每一个个体数字从高到低排序，处于中间位置上的那个数字。此次发布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就是将城镇和农村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低于平均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平均数“被增长”的可能性。同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力争今明两年，甚至今年就可能做出改革，尝试发布工资中位数。
但是，近年来公众和媒体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更主要的是另外两种情形：一是统计数据明显缺少客观事实和经验证据的支撑，包括2011年发布过的人均居住支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2009年房价涨幅等；二是统计数据之间的互相打架，包括GDP数据之间的矛盾、工业增速与发电量的背离等。
统计部门应该尽可能贴近事实，发现数据的真相，这是专业精神的基本要求。正如真理是科学研究的首要价值，发现数据的真相是统计工作的首要价值。统计数据经常饱受争议，拷问的是统计部门的专业精神。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往往与几种典型的统计误区有关。
统计概念的误区。当2011年公布的111元的人均月居住支出引发争议时，统计局发言人希望公众不要误解“居住支出”。理论上讲，居住支出这个统计概念的目的是要全面而准确地衡量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所有支出和成本。而且在汉语中，居住支出也有相对明确的含义。但统计局的定义并不把建造和购买房屋的支出列入居住支出。一个公民的租赁房租属于居住支出，他买房以后这部分的居住支出就消失了，所以从统计角度，该公民的居住支出反而降低了。这显然违背了事实的真相和统计的初衷，这种情况被《统计数字会撒谎》的作者达莱尔·哈夫称为“偷换概念”。实际上，类似的概念误区还很多。如果统计部门定义统计概念时能尊重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和专业术语，统计口径能如实客观地反映概念所覆盖的事实数据，则公众质疑数据的情况会减少很多。
统计方法的误区。对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质疑，主要出在统计的覆盖范围上。统计样本没有覆盖到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而产生了系统性偏差，结果是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被增长”了。按照哈夫的看法，这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统计陷阱—“内在有偏的样本”。
统计调整滞后的误区。统计调整滞后也与统计方法的误区有关，但这里主要是指统计项目和构成是否做到与时俱进。举例来说，从实物分房到市场化的商品房制度，再到房价的大幅度飙升，住房支出在中国人消费结构中的份额已经大幅提高。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的逐步普及，能源支出在中国人消费结构中的份额也在大幅提高。如果CPI构成不能反映这些经济社会因素的快速变化，就容易陷入统计调整滞后的误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统计项目、构成和权重应该跟上社会的發展和变化。
这几种统计误区看上去都属于统计学的低级错误，但饱受争议的统计数据往往与这几种低级错误有关，而且这些低级错误还很普遍。实际上，统计只有做到真正的专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统计局的官员经常讲“统计是一门科学”，也经常强调增进统计公信力。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话说：统计局在2012年将“积极推进统计工作的改革创新、规范统一、公开透明，不断提高统计能力、统计数据质量和政府统计公信力”。在提高统计局数据公信力这个方向上，社会各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提高公信力要靠制度建设
影响中国统计部门公信力的诸因素中，行政干预排名靠前。国家统计局第41期党校班课题组的调查认为，有36%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首要原因是“行政干预”。《中国信息报》曾经披露，目前中国每年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约2万件，而其中很多案件都与体制性的统计数据造假有关。因此，制度建设是提高公信力的关键。
两方面的制度建设最重要。首先是干部的晋升和选任制度。政府是一个系统，统计不过是其中一环。目前，中国选任干部的重要依据，是干部任内以统计数据表现的政绩。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曾五一教授曾记录一位全国政协常委发言时所引用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下联是“上层压下层层层加码马到成功”，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如果干部选任的机制是“数字出官”，加上监督不足，“官出数字”就会成为一种典型现象。近年来披露的统计造假案例，总体上都跟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政绩密切相关。如果不改变自上而下选任干部的机制，统计数据造假的激励因素就一直存在。
其次是统计体制本身的问题。如果统计部门受到较多行政干预，就不能做到客观中立，就会使统计数据产生系统性偏差。曾五一教授认为，如果统计数据与数据提供者的直接利害关系很密切，统计工作就难以保持客观性。国家统计局《中外统计体系比较研究》课题组认为，发达国家统计工作的重要经验是，“国家统计机构在业务工作上是独立的，统计工作不受政府干预，以排除各方面对统计数据的干扰……官方统计工作的独立与中立性是保证国家统计数据公正、客观的基石”。而中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地方或部门统计机构在从事统计工作时难免受到地方政府和部门机构的干扰，尤其是一些与地方政府或部门领导政绩有关的数字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如何提高统计部门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尽管国情不同，但仍然可以参考和借鉴很多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在有的国家，统计部门不隶属于行政机关而隶属于立法机构，也是一种强化统计部门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制度安排。
要想让人说真话，需要一个鼓励人说真话的体制。只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让统计部门有意愿和有条件说真话。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和强化统计部门的独立性，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因此，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和统计部门的公信力，事关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