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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邓州梁庄，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是作家、学者梁鸿的家乡。2008年到2009年间，梁鸿回到梁庄居住了五个多月。其间，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结集而成《中国在梁庄》一书。随后，梁庄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各类图书的榜单上。有读者称：“作为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加真实；作为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加人文。”
2008年，梁鸿带着三岁多的儿子登上了回乡的列车。车到河南穰县，亲人在月台上浩浩荡荡迎接她，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人。车门打开，站在门口的儿子却忽然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哭着说：“太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是生长在北京的儿子却忍受不了。大家哄堂大笑。梁鸿却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中国内地县城常见的缩影。
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梁鸿离开河南邓州的乡村，异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被考试改变命运的梁鸿，身为高校讲师，长久以来却对自己的工作深感困惑，觉得“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
为故乡写点什么，成了她最初寻找意义的动力。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去，与乡亲们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了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乡村中从生到死，从儿童到老年，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似乎每个环节都有让她困惑的问题。
与小时候的家乡不同的是，如今的梁庄，大约有60户人家成了“废墟”。梁鸿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多半只剩下了留守老人和儿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无形中好像是一种亲情交换。
梁鸿笔下的梁庄是30年来中国乡村变化的缩影，30年间，中国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出的现实危机被梁鸿的如椽之笔展现殆尽。她的“梁庄”讲述了一个个中国农民的生存故事。留守儿童、留守农民、农民工、乡村政治、乡村信仰……在梁鸿眼里，中国的乡村在加速衰落，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梁鸿在她的书中如此发问。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化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合理关系。
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建设是中国20世纪以来便有的传统。费孝通、李景汉，当代的于建嵘等人是典型代表，他们从学术意义上分析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及当代的温铁军等则以亲身实际行动，开展各项乡村建设试验。
“他们的实践非常勇敢，但对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还是不够。”梁鸿说。
在书的序言里，梁鸿提出一连串问题：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
《中国在梁庄》试图找到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但是，单靠一部非虚构的纪实作品，不可能得出足够的结论。通过《中国在梁庄》，梁鸿想告诉大家：乡村，并不全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留和传承。
“从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
本书出版后，梁鸿曾经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不断地说谢谢她。原来，这是一个农民，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十多个电话，_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里的事，太真实了。”
天津的评论家张莉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因为“非虚构”，因为真实，还因为有着普遍的代表性，该书获得了《人民文学》2010年度非虚构作品奖，授奖辞称赞梁庄是“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香港《亚洲周刊》将“粱庄”选为2010年十大华文好书(非小说)，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进入了国内几乎所有年度好书的榜单。
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梁鸿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_生。”她说。
在本书前言中，梁鸿写道：“它(梁庄)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成为认识梁庄的坐标：“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2008年，梁鸿带着三岁多的儿子登上了回乡的列车。车到河南穰县，亲人在月台上浩浩荡荡迎接她，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人。车门打开，站在门口的儿子却忽然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哭着说：“太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是生长在北京的儿子却忍受不了。大家哄堂大笑。梁鸿却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中国内地县城常见的缩影。
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梁鸿离开河南邓州的乡村，异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被考试改变命运的梁鸿，身为高校讲师，长久以来却对自己的工作深感困惑，觉得“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
为故乡写点什么，成了她最初寻找意义的动力。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去，与乡亲们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了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乡村中从生到死，从儿童到老年，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似乎每个环节都有让她困惑的问题。
与小时候的家乡不同的是，如今的梁庄，大约有60户人家成了“废墟”。梁鸿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多半只剩下了留守老人和儿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无形中好像是一种亲情交换。
梁鸿笔下的梁庄是30年来中国乡村变化的缩影，30年间，中国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出的现实危机被梁鸿的如椽之笔展现殆尽。她的“梁庄”讲述了一个个中国农民的生存故事。留守儿童、留守农民、农民工、乡村政治、乡村信仰……在梁鸿眼里，中国的乡村在加速衰落，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梁鸿在她的书中如此发问。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化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合理关系。
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建设是中国20世纪以来便有的传统。费孝通、李景汉，当代的于建嵘等人是典型代表，他们从学术意义上分析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及当代的温铁军等则以亲身实际行动，开展各项乡村建设试验。
“他们的实践非常勇敢，但对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还是不够。”梁鸿说。
在书的序言里，梁鸿提出一连串问题：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
《中国在梁庄》试图找到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但是，单靠一部非虚构的纪实作品，不可能得出足够的结论。通过《中国在梁庄》，梁鸿想告诉大家：乡村，并不全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留和传承。
“从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
本书出版后，梁鸿曾经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不断地说谢谢她。原来，这是一个农民，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十多个电话，_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里的事，太真实了。”
天津的评论家张莉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因为“非虚构”，因为真实，还因为有着普遍的代表性，该书获得了《人民文学》2010年度非虚构作品奖，授奖辞称赞梁庄是“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香港《亚洲周刊》将“粱庄”选为2010年十大华文好书(非小说)，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进入了国内几乎所有年度好书的榜单。
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梁鸿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_生。”她说。
在本书前言中，梁鸿写道：“它(梁庄)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成为认识梁庄的坐标：“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