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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3月，一场新的垃圾分类攻防战在杭州打响。本文通过结合日本垃圾分类的先进经验，试图廓清杭城十年的垃圾分类史，并运用心理学及传播学原理对现状进行解析，提出具有可行性的传播策略，最终推动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垃圾分类 心理学 传播效果
一、现状概述
2000年，国家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很快，西湖边出现了分类果壳箱，一场垃圾分类运动在杭城展开了。到2010年，恰好十年。然而十年过去了，杭州垃圾分类收效甚微。
2000年11月27日，杭州下发了《杭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施方案》，但此后，杭城的垃圾数量以每年高于10%的速度快速增长。2009年，杭州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已达到了235万吨，日平均6400吨。虽然目前杭州的垃圾处理能力为每天7500吨，但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也迟早面临被垃圾围困的风险。
于是，时隔十年，杭州决定再次试行垃圾分类。然而，从现在的情况看，杭城的垃圾分类攻防战还未有明显起色。面壁十年图破壁，这是横在我们大家面前的一道墙壁，我们应该共同面对。
二、他山之石
在日本，垃圾被明确的分类，按照重量进行处置。绝对不会有一个垃圾袋中存在废纸、塑料瓶和厨房垃圾混放的现象。一般人家都配有家用分类垃圾箱，人们在家就可以轻易地给垃圾分类。每个星期的每一天，都定义了不同废弃物的投放标准。这么细而且繁琐的工作，在日本，每个民众却都认真地执行，并不是他们比我们有素养，而是日本有相当严格的法律明确了废弃物的处置流程和分类标准，有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真正使垃圾变成可再生和可利用的资源。
笔者对于日本垃圾分类流程的了解，大部分得益于《岩松看日本》节目，其中有一个片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岩松在超市采访时，正巧遇上一位日本妇女把清洗过的白色饭盒送回到超市进行回收。当被问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这位质朴的日本妇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希望给我自己的孩子们留下很漂亮、很自然的大自然，但是我做不了很多大事，就从这样的小事做起”。
与大多数中国父母希望给子女留下一笔钱相比，这位平凡的日本母亲希望的是给后代留下一片蓝色的天空，而且她也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编织着这份希望。实行垃圾分类，重要的正是改变理念，认识到全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不能只坚守各自家门口的那一亩三分地。
中国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地球是我们从后代手中借来的”，温总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主题演讲中如是说。
三、改进政策传播的效果初探
传播效果的研究是大众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针对杭州垃圾分类实施现状不甚理想的局面，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分众化的传播策略，以期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笔者将杭州垃圾分类政策所针对的群体分为两大类：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者。
1、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对杭州这座城市有归属感，但由于习惯成自然，某些时候容易由于人类惰性的驱使而在垃圾分类中不注意细节直至破坏大局。针对这部分群体，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格论，人格是由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监督的自我。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和良心。自我理想是以奖励的形式形成的，良心是通过惩罚形成。②因此，我们应该实施垃圾分类实名制，并设立奖惩制度，例如分类回收可乐瓶可以换取积分，积分到一定量时可获得物质奖励；不切实实行垃圾分类的居民则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通过这些措施激活自我理想与良心，在超我层面上，督促自我加强控制，引导本能冲动，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城市居民又可细分为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三个类属。
（1）少年。少年时期的城市居民尚未形成个性与独立见解，易受其本能驱使且人数庞大，他们除了有限的社会规章、法制、契约外，严重依赖大众传媒跟社会发生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是“魔弹论”（bullet theory）论述中理想的良好“靶子”。“魔弹论”预测，对正巧接触大众传播的所有受众，消息都有很强的、或多或少的普遍的效果——只要“枪口”对准“靶子”，“子弹”就会产生神奇效果。③
针对这一类属，应该通过电视公益广告、少儿平面媒体插图以及学校教育促使其培养垃圾分类的理念，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2）中青年。现在的中青年，应该说是极具环保思想的一代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笔者认为，针对这一群体采取的传播策略应遵循框架（Framing）理论，使人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事件，暗示争论的东西，并由此导致其他事件“没有发生”。同时框架还有助于分类，让这一类属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事件，进行归位、理解、确认和标示。④由于这一群体已形成了独立的见解与个性，因此我们传播策略的重点应放在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帮助上，切忌强制灌输，否则将适得其反。
（3）老年人。在笔者看来，老年人虽然体力有限，但却恰恰是垃圾分类的主体或者说执行者。传播学中有一个“把关人”（Gate Keeper）的概念，正如其创立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实用的了”⑤，这里我们就可以套用这个概念，老年人在垃圾分类中扮演的正是把关人的角色，只是这一个“关”管的不是入口，而是出口。严格地说，一个“关”就是传播者就某一信息或新闻如何处理而做出决定的那一个关节点。⑥而这一次，这个点里面是家庭单位，外面则是垃圾分类的社会系统。我们应充分发挥社区的力量，安排社工（或志愿者）上门手把手指导老年人进行家庭内部的垃圾分类操作，并帮助他们培养在户外辨认分类果壳箱标识的能力。我们的垃圾分类果壳箱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视力与理解需要，方便他们使用。把关人的培训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对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外来务工者
实行改革开放后，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大城市多起来，且十分不稳定。即使是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相较于北上广），也涌进了大批的外来务工者。
笔者认为垃圾分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者对城市的归属感。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A.H.Maslow）在他的动机理论中认为人类行为的心理驱力不是性本能，而是人的需要。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安全需要（safety need）、归属与爱的需要（belonging need a-
nd love need）、尊重的需要（esteem 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
ed）。人在满足高层次需要之前，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低一层次的需要。⑦
归属感属于第三层次，即归属与爱的需要。这说明要实现外来务工者对杭州的归属感首先应该部分满足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但现实是，外来务工者在杭州的生活并不稳定，很多单身外来务工者长期性压抑且无独立的生存空间，有家庭的外来务工者也长年与家人分居，过年过节才能见上一面，且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既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何谈归属与爱的需要？这便成为了横在杭州垃圾分类前面的一道坎。而要填上这道坎，恐怕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
结语
很多人对杭州开展新一轮垃圾分类并不持乐观态度，笔者虽然分析了垃圾分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对杭州垃圾分类却始终抱有希望。十年前杭州的第一轮垃圾分类几乎被众口一辞地判定为失败，但笔者更愿意把这十年看作是进步的十年，思考的十年。毕竟，面临垃圾分类难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这首先体现了它的不可回避性；另一方面，垃圾分类对城市素养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整个过程呈现给我们的应该是“冷水泡茶慢慢浓”。
面壁十年图破壁，希望杭州能在新的垃圾分类攻防战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①陈平原：《日本印象》[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⑦方建移，章洁：《大众传媒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41、83
③⑤[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 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90、217
④⑥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30、170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08级学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垃圾分类 心理学 传播效果
一、现状概述
2000年，国家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很快，西湖边出现了分类果壳箱，一场垃圾分类运动在杭城展开了。到2010年，恰好十年。然而十年过去了，杭州垃圾分类收效甚微。
2000年11月27日，杭州下发了《杭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施方案》，但此后，杭城的垃圾数量以每年高于10%的速度快速增长。2009年，杭州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已达到了235万吨，日平均6400吨。虽然目前杭州的垃圾处理能力为每天7500吨，但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也迟早面临被垃圾围困的风险。
于是，时隔十年，杭州决定再次试行垃圾分类。然而，从现在的情况看，杭城的垃圾分类攻防战还未有明显起色。面壁十年图破壁，这是横在我们大家面前的一道墙壁，我们应该共同面对。
二、他山之石
在日本，垃圾被明确的分类，按照重量进行处置。绝对不会有一个垃圾袋中存在废纸、塑料瓶和厨房垃圾混放的现象。一般人家都配有家用分类垃圾箱，人们在家就可以轻易地给垃圾分类。每个星期的每一天，都定义了不同废弃物的投放标准。这么细而且繁琐的工作，在日本，每个民众却都认真地执行，并不是他们比我们有素养，而是日本有相当严格的法律明确了废弃物的处置流程和分类标准，有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真正使垃圾变成可再生和可利用的资源。
笔者对于日本垃圾分类流程的了解，大部分得益于《岩松看日本》节目，其中有一个片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岩松在超市采访时，正巧遇上一位日本妇女把清洗过的白色饭盒送回到超市进行回收。当被问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这位质朴的日本妇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希望给我自己的孩子们留下很漂亮、很自然的大自然，但是我做不了很多大事，就从这样的小事做起”。
与大多数中国父母希望给子女留下一笔钱相比，这位平凡的日本母亲希望的是给后代留下一片蓝色的天空，而且她也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编织着这份希望。实行垃圾分类，重要的正是改变理念，认识到全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不能只坚守各自家门口的那一亩三分地。
中国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地球是我们从后代手中借来的”，温总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主题演讲中如是说。
三、改进政策传播的效果初探
传播效果的研究是大众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针对杭州垃圾分类实施现状不甚理想的局面，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分众化的传播策略，以期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笔者将杭州垃圾分类政策所针对的群体分为两大类：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者。
1、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对杭州这座城市有归属感，但由于习惯成自然，某些时候容易由于人类惰性的驱使而在垃圾分类中不注意细节直至破坏大局。针对这部分群体，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格论，人格是由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监督的自我。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和良心。自我理想是以奖励的形式形成的，良心是通过惩罚形成。②因此，我们应该实施垃圾分类实名制，并设立奖惩制度，例如分类回收可乐瓶可以换取积分，积分到一定量时可获得物质奖励；不切实实行垃圾分类的居民则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通过这些措施激活自我理想与良心，在超我层面上，督促自我加强控制，引导本能冲动，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城市居民又可细分为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三个类属。
（1）少年。少年时期的城市居民尚未形成个性与独立见解，易受其本能驱使且人数庞大，他们除了有限的社会规章、法制、契约外，严重依赖大众传媒跟社会发生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是“魔弹论”（bullet theory）论述中理想的良好“靶子”。“魔弹论”预测，对正巧接触大众传播的所有受众，消息都有很强的、或多或少的普遍的效果——只要“枪口”对准“靶子”，“子弹”就会产生神奇效果。③
针对这一类属，应该通过电视公益广告、少儿平面媒体插图以及学校教育促使其培养垃圾分类的理念，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2）中青年。现在的中青年，应该说是极具环保思想的一代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笔者认为，针对这一群体采取的传播策略应遵循框架（Framing）理论，使人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事件，暗示争论的东西，并由此导致其他事件“没有发生”。同时框架还有助于分类，让这一类属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事件，进行归位、理解、确认和标示。④由于这一群体已形成了独立的见解与个性，因此我们传播策略的重点应放在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帮助上，切忌强制灌输，否则将适得其反。
（3）老年人。在笔者看来，老年人虽然体力有限，但却恰恰是垃圾分类的主体或者说执行者。传播学中有一个“把关人”（Gate Keeper）的概念，正如其创立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实用的了”⑤，这里我们就可以套用这个概念，老年人在垃圾分类中扮演的正是把关人的角色，只是这一个“关”管的不是入口，而是出口。严格地说，一个“关”就是传播者就某一信息或新闻如何处理而做出决定的那一个关节点。⑥而这一次，这个点里面是家庭单位，外面则是垃圾分类的社会系统。我们应充分发挥社区的力量，安排社工（或志愿者）上门手把手指导老年人进行家庭内部的垃圾分类操作，并帮助他们培养在户外辨认分类果壳箱标识的能力。我们的垃圾分类果壳箱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视力与理解需要，方便他们使用。把关人的培训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对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外来务工者
实行改革开放后，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大城市多起来，且十分不稳定。即使是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相较于北上广），也涌进了大批的外来务工者。
笔者认为垃圾分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者对城市的归属感。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A.H.Maslow）在他的动机理论中认为人类行为的心理驱力不是性本能，而是人的需要。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安全需要（safety need）、归属与爱的需要（belonging need a-
nd love need）、尊重的需要（esteem 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
ed）。人在满足高层次需要之前，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低一层次的需要。⑦
归属感属于第三层次，即归属与爱的需要。这说明要实现外来务工者对杭州的归属感首先应该部分满足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但现实是，外来务工者在杭州的生活并不稳定，很多单身外来务工者长期性压抑且无独立的生存空间，有家庭的外来务工者也长年与家人分居，过年过节才能见上一面，且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既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何谈归属与爱的需要？这便成为了横在杭州垃圾分类前面的一道坎。而要填上这道坎，恐怕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
结语
很多人对杭州开展新一轮垃圾分类并不持乐观态度，笔者虽然分析了垃圾分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对杭州垃圾分类却始终抱有希望。十年前杭州的第一轮垃圾分类几乎被众口一辞地判定为失败，但笔者更愿意把这十年看作是进步的十年，思考的十年。毕竟，面临垃圾分类难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这首先体现了它的不可回避性；另一方面，垃圾分类对城市素养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整个过程呈现给我们的应该是“冷水泡茶慢慢浓”。
面壁十年图破壁，希望杭州能在新的垃圾分类攻防战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①陈平原：《日本印象》[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⑦方建移，章洁：《大众传媒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41、83
③⑤[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 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90、217
④⑥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30、170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08级学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