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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殿射策
狀元或称状头，这个名称起于唐朝武则天做皇帝时，但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已无可考。
本篇所谈的是清朝状元的故事。清朝自顺治三年丙戌开始，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末科止，正科、恩科共计一百一十二科。恩科为前朝所无，起于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十万寿时;此后遇皇帝、皇太后整寿，以及其他庆期，皆开恩科。
状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将最后一个过程作一简单介绍。
清朝的考试，共分三级：县、省、京师。“童生”入学为“生员”，俗称秀才，每年都有机会。省的考试称为“乡试”，得中者即为“举人”，除恩科外，三年一举，逢子、午、卯、酉年份的八月间举行，故称“秋闱”。京师的考试集合各省举人，称为“会试”，亦是三年一举，逢辰、戌、丑、未年份，亦就是乡试的第二年三月举行，故称“春闱”;又以由礼部主持试务，故亦称“礼闱”。会试取中，实际上已是“进士”，但理论上称为“贡士”。
会试通常在四月中旬发榜，尚须经过一次复试，于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其规制与乡、会试不同，主要各点如下：
第一，殿试只试“策问”，即所谓“金殿射策”。策问题大多与时务有关，先一日由“读卷大臣”拟“标目”，或四字或二字，共计八条，御笔圈定四条后，由读卷大臣再拟策题，连夜写就发刻，印好题纸;第二天一早发题，每人一纸。
第二，殿试照例在“三大殿”最后的保和殿。自备试桌——用光面细布蒙于薄板，下加四根活络的铁条，携入殿内，找明亮之处支起来便是一张小桌;坐具则是代替“考篮”的小藤箱。
第三，乡、会试皆是三场，殿试只是一天，例不给烛，如果写得太慢，就要看监试的王公大臣，是宽是严了。大抵严的多，一到暮色初合，不管你是否写完，一律收缴，于未写完之处，钤一印章为证，其名谓之抢卷。但遇到平和忠厚的，不但不抢卷，甚至拿吸水烟的纸煤为人照明，这是惜士冷才，不算助人作弊。
第四，殿试卷糊名而不易书，事实上书法亦是考试的一部分。因为如此，军机章京参加殿试，往往占尽便宜，其故无他，读卷大臣每由军机大臣派充，而军机章京的笔迹，是他们所熟悉的，徇情提携，人之常情。
第五，殿试的考官，既不像乡试称为“主考”，亦不像会试称为“总裁”，而名之为“读卷大臣”。因为就理论上说，天子临轩策士，是唯一的主考，所以状元有“天子门生”之号。
读卷大臣例定八员，殿试前一日宣示后，即时入宫拟策题，奉钦定后，至内阁大堂写题，封前后门发刻，往往终夜不能合眼，及至殿试之日，方能休息，在文华殿住宿。
殿试的第二天，齐集文华殿，每人一张小桌，由收卷官分卷，按官阶高低依次分布，一人一卷，周而复始，分尽为止，每人大约分到三十卷。
详阅试卷，共分五等，记号是“○”“△，“、”“-”“×”;读为“圈”“尖”“点”“直”“叉”。
每人看完所分到的全部卷子后，留置原处，再至第二桌看另一人所分到的卷子，这样一桌一桌看过去，看完全部试卷，名为“转桌”。
“转桌”需要两天的工夫，然后公推在科名中资望最高者一人，主持评定前十本;这十本卷子是要进呈钦定的，名次大致不动，在御前拆弥封后，前三名为三鼎甲;第四名至第十名，为二甲第一至第七名。但例外的情形，亦复不少。升沉决于皇帝一念之间，此在乾隆朝，尤为常见，“状元的故事”便不妨从“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赵翼谈起。
二 得而复失
谈赵翼以前，先要谈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正科的状元毕沅。此人字湘蘅，别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中举人以后，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当差;迷恋名伶李桂官，债台高筑，正业俱废，后为李桂官所知，大为感动，尽其力之所及，助毕秋帆上进。及至毕秋帆大魁天下，李桂官亦因而名满天下。袁子才曾赋长歌咏此一段佳话，内有句云：“若教内助论勋阀，合使夫人让诰封”，李桂官遂为人称做“状元夫人”。
毕秋帆不善书法，他之能中状元，颇出人意外。原来他在乾隆二十二年考取军机章京，同事中有诸重光、童凤三，亦皆是举人，而且一起在庚辰科的会试中中了进士，到得殿试前一天，原该诸重光在军机处值宿，诸重光对毕秋帆说：“今晚上应该你代我值夜。”同僚互相换班是常事，但何以说是“应该”呢？诸重光指着童凤三说：“我们俩的书法都很拿得出去，有鼎甲之望，今天应该早点回去，养精蓄锐，一跃龙门。像你老兄的一笔字，我想你自己也不会作非分之想吧！”
原来如此！毕秋帆性情宽和慷慨，一诺无辞。到了傍晚，发下一件“交议”的奏折，是陕甘总督黄庭桂所上，以准噶尔、回部之乱平定，应如何在新疆兴办屯田事宜，以期一劳永逸。入夜枯坐无事，他将黄庭桂的奏折细看了几遍，对于新疆屯田是怎么回事，大致已了然于胸。
及至第二天殿试，所发下来的策问题中，正有一题谈屯田，在许多应试者尚不知新疆位在何处的情况下，毕秋帆得心应手，将这一道策问，发挥得淋漓尽致。进呈的前十本中，毕秋帆原列第四，高宗亲手拔置第一;而原为第一的诸重光，被压成第二，到手的状元，拱手让人。童凤三亦在十本之内，中了二甲第六名。
第二年辛巳，皇太后六十万寿开恩科，同为军机章京的赵翼，上年会试铩羽，这年卷土重来，礼闱得意。殿试以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刘统勋及左都御史刘纶，已内定派为读卷大臣，私下计议：去年状元、榜眼，皆出于军机章京，外间啧有烦言，说军机章京占尽便宜;本年为避嫌疑，进呈的前十本之内，绝不能有赵翼的卷子。
赵翼字云崧，别号瓯北，文名甚盛，自视亦高，当然亦有抡元之想。及至听说二刘有此约定，怕他们认出字迹，决定变更字体。赵翼初入京时，在刘统勋家当西席;刘统勋之子刘墉，字石庵，写颜字有名;赵翼学他的书法，平时偶作正楷，亦写颜字。其实，他本来擅长的是欧阳询的“率更体”;这天殿试的大卷子，以率更体来写。
及至转桌已毕，九圈的只有一本。不是说读卷大臣共八人吗？何来九圈？其中有个缘故，平定回疆的定边将军兆惠，班师还朝;高宗为示荣宠，特为派他充任读卷大臣。兆惠面陈，身为武夫，不谙文事;高宗跟他说：“不要紧，你看圈多的，也给他圈好了。”其中有一本八圈，兆惠锦上添花，便出了一本九圈的卷子。 將进呈时，刘纶跟刘统勋说，九圈一卷，疑心是赵翼的卷子。刘统勋笑道：“赵云崧的笔迹，烧了灰我都认得。”
“不然。”刘纶答说，“今年一共二百另七卷，我每一卷都检查了，没有找到赵云崧的笔迹。如说此卷非赵，那么他的卷子在哪里呢？”
此言有理！刘统勋将赵翼的卷子要了来，聚精会神地复阅了一遍说：“赵云崧才气纵横，但常有不中绳墨之处。这一卷严谨修洁，绝不是云崧的手笔。”
话虽如此，刘纶终以为疑。及至进呈后，正好有御史建议，前十卷请先拆弥封，再定名次;目的即在抵制军机章京因军机大臣徇私而得鼎甲。高宗降旨，准予试行。
及至一拆弥封，果不其然，第一本即是赵翼;第二本是杭州人胡高望;第三本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
高宗于王杰的笔迹很熟，因为王杰曾先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府中专司章奏;而且他曾问过尹继善，知道王杰人品高洁，决定拔擢他为状元。
“本朝有没有陕西人得过状元？”高宗问刘统勋。
“没有。”
“赵翼是常州人，江浙状元很多，得失看得轻;如今西征之师平定回部，我想给陕西人一个状元，以示偃武修文之意。你们看如何？”
大家当然没有话说，赵翼与王杰的名次互易，即成定局。这就是赵翼的状元，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曲折经过。至于王杰，确是不负高宗的识拔。乾隆末年，和珅当政，势焰熏天，军机大臣中除了首辅阿桂以外，只有王杰持正不阿，有一回和坤执着王杰的手说：“这双手好软，真好。”王杰答说：“这双手虽好，不过不会要钱。”和珅为之面赤。嘉庆七年告老还乡时，仁宗御诗赠行：“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还韩城。”传诵一时。
三 失而复得
有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便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乾隆三十一年癸未科状元张书勋的故事，与赵翼是个有趣的对照。
张书勋字西峰，苏州人，家贫力学，但会试不利，常出意外。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张书勋原已取中第三名，但到填榜时，发现试卷违犯程式。科场条例，严格苛细，一切均须照功令程式行事，譬如御名避讳，等等，一不小心，便遭黜落。但到填榜时发现出了问题，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名次均已排定，第三名黜落，如以第四名推升，则以下的名次皆须更动，会搞得一团糟。
因此，不知谁发明一个办法，在黜落的卷子中抽一本“补缺”。这在科场中是件很郑重的事，由主司摆设香案，对天祝告，然后在抖乱了的上千的落卷中抽取。那一回抽中的是秦大成，江苏嘉定人;秦大成的运气好得难以相信，殿试后居然中了状元。
三年以后的丙戌科，张书勋卷土重来，这一年一面应试，一面应“大挑”。凡是三科会试落第，而有意人仕，可应大挑;定制每六年举行一次，钦派王公亲贵挑选，十个人一排，十取其五，一等二人用为知县;二等三人用为学官。大挑主要的是看相貌，长方的“同”字脸，四方的“国”字脸，圆圆的“田”字脸，都可望取中。上丰下锐的“甲”字脸，反过来的“由”字脸，以及两头尖的“申”字脸，就难望人选了。
张书勋先应会试，后应大挑。会试的文章，自己觉得不坏，哪知闱中失火，偏偏烧的就是他那一“房”，卷子也烧掉了。礼部奏明原因，准予补试，由高宗亲自出题。张书勋已经认命了，此生与进士无缘，补试以后，到吏部领了大挑知县的文凭，摒挡出都。走到良乡地方，有他的同乡好友追了上来，说补试发榜、榜上有名。于是重新回京，参加殿试，居然又是状元。上一科得而复失，这一科失而复得，而且是知县中状元，成为科场中独一无二的佳话。
四 倒霉的状元
科场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照毕沅、王杰、秦大成中状元的例子看，这句话实在不无道理。此外靠运气而得中状元者，还可以谈两个故事。
先谈一个简单的，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科，四川的骆成骧，在进呈十本中，原列第三，只因策论中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一语，使得因甲午大败而饱受刺激的德宗，大为感动，拔置第一。第十本的喻长霖，亦因策论中有忠勇奋发之气，改为第二。原来可当状元的王龙文，就此变为探花。
另一个故事，则是真的要点运气了。乾隆十六年辛未正科，高宗奉皇太后首次南巡，启跸前密嘱刑部尚书刘统勋主持本科会试;殿试则以南巡之故，延期至五月下旬，高宗回京后，亲自发策。进呈的第一本，为补行殿试的刘统勋之子刘墉，他那一笔名闻海内的颜字，一望而知。
其时刘统勋正在大红大紫，高宗可能以为读卷大臣有意奉承刘统勋，要让他的儿子中状元，所以拿刘墉的卷子与第五名对调，拆弥封一看，状元变成杭州的吴鸿;而刘墉降为二甲第二名，凡前一科已中进士，因事未能参加殿试，而于下一科补行者，不得人一甲，由此立下一个例子。
其实吴鸿这本卷子，根本就不能列入前十本，因为多写了一个“而”字，当时读卷大臣及高宗都没有看出来，直到好几年以后，方在琉璃厂为人发现。
怎会在琉璃厂发现呢？原来琉璃厂有一家专门供应考试用具的文具店，名为荣禄斋。当发榜前夕，在写榜时，名条陆续由贡院门缝中传出，荣禄斋汇印成纸，公开发售，名为“红录”。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元刘可毅，本名毓麟，更名应试，得中会元，本是喜事，不意红录将他的名字误刻为“刘可杀”，都讶为不祥，刘可毅本人更是耿耿在怀，他自己想，身为翰林，如何“可杀”？除非当考官，下人借他名义舞弊，始有可死之道。因此每逢有“考差”，他都敷衍了事，根本就不想当考官。哪知“拳匪之乱”，由京南归时，中途遇害，“可杀”竟成恶谶。
荣禄斋为了招揽生意，每每托人设法从内阁大库中偷出墨卷，张贴店壁，供人观摩。吴鸿策文中多一“而”字之所以未被发现者，因为前一页末一字为“而”，次页第一字又书一“而”字，衍文在绝不同的两个地方，容易忽略。如果当时为读卷大臣发觉，照例要加贴黄签，打人三甲，决无列入前十本之可能。
状元虽为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但中状元并不就表示荣华富贵，萃于一身，倒霉的状元亦有的是。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三十六年丁丑科的状元李蟠、探花姜宸英。姜为江南老名士，圣祖久知其名，当进呈十本时，圣祖问其中有姜宸英否？礼部尚书韩菼回奏：“姜宸英在史馆甚久，臣识其字，二甲某卷当是。”拆阅果然，圣祖拔置为一甲第三名，年已七十有二。 及至乡试过后，京中流言甚盛，说情弊不一而足;同时传出一副谐联：“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
不论乡会试，每次发榜后，总有落第的舉子制谐联骂主司以泄愤，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未足以惊动九重。但这一科除了骂“老姜”“小李”以外，还有一道四六的“揭帖”公然出现在通衢大道上。最骇人听闻的是，正文之下的许多小注，公然指明朝贵大臣的子弟，以何因缘得以中举：有的是凭交情，有的是作交换——甲放乙省主考、中丙之子;丙主北闱、中甲之子——最多的是行贿，银数若干，中介何人，指得历历分明，如广东巡抚年遐龄之子年羹尧，左都御史赵申乔之子，后数科中状元的赵熊诏，皆以孔方兄之力，得登贤书。
于是圣祖降旨查问。他大概亦知道这一案牵涉的大臣太多——连他最信任的，曾为顺治草遗诏，了解宫闱秘密最多的首辅王熙亦不免。如果只指派某数大臣彻查，不仅不能查明真相，而且亦使被派的人为难，所以上谕中只派九卿会勘试卷。而对首先发难的御史鹿祐，特予褒奖，以示希望勘卷的九卿能秉公办理。
这是这年十一月初的话，到了月底，九卿复奏，请将正副主考李蟠、姜宸英革职。圣祖旨在杜绝幸进、改革风气，认为如此糊涂了结，并非治道，降旨全榜举人，一律复试。
复试于第二年正月底举行，结果大出意外，圣祖命人宣示，认为试卷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恶劣，只黜落四等数名;三等以上皆准予参加会试;但亦并不认为主考弊绝风清，李蟠充军，而姜宸英已瘐死狱中。
当时舆论都认为姜宸英是冤枉的。照我的看法，那副谐联道出了真相，即是“小李大有甜头”，而姜宸英不能随事匡正，却不过情面，勉强同意取中，即所谓“全无辣气”。桐城派古文名家，曾有一文，记姜宸英生前曾跟他说过，平生有三事，自信可传，第一件是他曾做过权相明珠家的西席，媲美李后主的大词人纳兰性德是他的学生。有一天纳兰性德跟他说：“家父信任我，不及信任‘某仆’，先生如能向‘某仆’致礼，则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姜宸英勃然大怒，拂衣而去。此“某仆”便是原籍朝鲜的安歧，通称安三，为明珠经营盐业而致巨富，在康熙朝是有名的收藏家，鉴赏力之高，不逊于梁清标。姜宸英人品如此，谓其古稀以后得鼎甲，主北闱而竟纳贿自污，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时王渔洋当刑部尚书，自言：“吾为刑官而令姜西溟（姜宸英字西溟）非罪而死，何以谢天下？”
这一榜的榜眼严虞悖，亦因此案被议，照揭帖中说，严虞悖不但子侄在此科得隽，为人居间，过付贿银，亦有多起。他是神童，入翰林后，馆阁文字多出其手，而因此案涉嫌，革职闲居，至康熙五十年始复起，以大理寺寺丞充四川乡试副主考;升太仆寺少卿后，又充湖广乡试正考官，旋即病殁。这一榜的三鼎甲，都很倒霉。
六年以后的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科，亦是很倒霉的三鼎甲，榜眼赵晋以江南副主考舞弊下狱，自缢而死。向例犯人入狱，以纸捻作裤带，纸捻不能承重，用意即在防止自缢，是以赵晋之死成为疑案，谣诼纷传，说同榜状元王式丹入狱探视赵晋时，以丐尸掉包，掩护赵晋脱逃，因而吃上罣误官司。
王式丹、赵晋同榜的探花钱名世，字亮工，江苏常州人。钱名世诗文皆工，诗为王渔洋所激赏，文则为主修明史的万斯同所钦服。雍正四年，不幸无端卷入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风暴中。
钱名世有首投赠年羹尧的诗，说他当立碑于圣祖“平藏碑”以后。赠诗达官是常事，颂扬过分，亦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过失，但因世宗深恶年羹尧，在年死后，依然株连不休。钱名世一案交议后，大学士九卿将顺世宗的意旨，科以“甚属悖逆”的罪名，“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而世宗以精神虐待，作为惩罚的手段。他说，钱名世“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除革职发回原籍以外，御书“名教罪人”四字，交常州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钱名世住宅。同时又发动朝士一起来痛骂钱名世，他谕知军机处说：“可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共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做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此事后来并无下文，可能是经人奏谏后，收回了成命。
此外，三鼎甲都倒霉的，还有乾隆四十年乙未正科一榜。状元吴锡龄，安徽休宁人，探花沈清藻，杭州人，都在授职一年后去世，吴锡龄只有二十五岁，是清朝唯一的短命状元。榜眼汪镛，山东历城人，金殿胪唱那一天，不知何故，竞致缺席，未受职先罚俸，仕途蹭蹬，编修一干干了三十年，垂老始改官为御史。
以上是谈一榜三鼎甲皆不利的情形，至于状元个人最倒霉的，莫如嘉庆十九年甲戌正科的龙汝言——功名富贵都断送在“雌老虎”手里。
龙汝言，安徽桐城人，字锦珊，一字子嘉。他在做秀才时，在旗下一个都统家做西席，旗人素轻西席，目之为“教书匠”，龙汝言郁郁不得志好几年。
嘉庆十四年，仁宗五旬万寿，龙汝言受都统之托献祝词，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作五言排律一百韵进呈。仁宗大为惊异，排律一韵即是一联，一百韵便是一百副对联共两百句，加上前后散起散结，共两百另四句，实在难能可贵。
旗下都统不认识汉字的都很多，居然能集先皇诗句，成此巨制。仁宗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召见都统垂询，都统据实回奏，仁宗更为感动，因为他知道，南方士子多不屑读御制诗集，尤其是乾隆的三万四千首诗的《乐善堂集》，如果引用，必是资以取笑。如今龙汝言能集成排律一百韵，非熟读细读不可，即此足见爱君之诚，立即赏给举人，准予一体会试。
仁宗五旬万寿，例开恩科，但寿期是在十月初六，早过春闱试期，因此龙汝言参加嘉庆十六年辛未殿试，不幸落第，四总裁之一文华殿大学士董诰复命时，大受申斥，说“今科闱墨不佳”。
其实这一科所取，颇多佳士，林则徐就是这一科的二甲进士。状元叫蒋立镛，湖北天门人。新进士发榜后，照例要谒见国子监祭酒，犹如今之研究生见校长;祭酒高坐堂室，三鼎甲率同榜罗拜于下，有个规矩：祭酒受礼时，绝不能有何动作，头动则不利状元，左右手动则不利榜眼、探花。其时的国子监蒋丹林，正就是蒋立镛的父亲。父子行此隆重的大礼，一时传为佳话，有朝士赠诗云：“回忆趋庭学礼时，国恩家庆喜难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拜起迟。”此亦状元故事之一。 回头再谈外号“董太师”的董诰，他是很受仁宗尊礼的老臣，即使真个闱墨不佳，天颜亦不敢为此不悦，此中必有蹊跷。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仁宗是為龙汝言落第而迁怒。因此到了下一科甲戌，四总裁入闱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将龙汝言的字号找到，关照房考呈荐，榜发高高地中了。
到得殿试，读卷大臣仰承意旨，将龙汝言取中第一，进呈后，仁宗虽看出是龙汝言的笔迹，还不十分放心，私下拆开弥封看过，复又封好。以万乘之尊有此偷偷摸摸的行径，亦算奇闻。
到胪唱时，仁宗比龙汝言本人更得意，向左右表示，赏识不虚。嘉庆二十一年奉派为湖北乡试正主考，差满回京，立即派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翰林犹如皇帝的清客，向例非资深翰林如侍讲、侍读等不能充任;龙汝言其时尚未“散馆”，获此差使，殊为罕见。
不久，龙汝言又奉派为实录馆纂修，这更是一个优差。因为修先帝的实录，等于民间富贵之家请人为先人撰墓志铭，谀墓之金必丰，所以除了实录告竣，照例优予议叙以外，平时亦常有赏赐。到得二十四年，实录告竣，缮出清本以后，实录馆的执事送到龙汝言家中，请他校对。第二天取回以后，随即进呈御前，仁宗打开一看，高宗的庙号尊谥竞写成“高宗‘绝’皇帝”——应该是“高宗纯皇帝”;纯字误书为绝，龙汝言竞未校出。
仁宗既惊且怒，最后则是伤心，因为他觉得待龙汝言如此之厚，而龙汝言竟丝毫没有感恩图报之心，失望极了。但仁宗犹不忍宣布真相，仅降一朱谕：“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粗忽，毋庸交部议处，着即革职回籍。”如果“交部议处”，则“纯皇帝”误书“绝皇帝”而未校出，事属“大不敬”，起码也是个充军的罪名。
那么到底是不是龙汝言“办事粗忽”呢？不是。龙汝言家世寒素，少年时常受岳家周济，因此而惧内。其时夫妇反目，龙汝言避居友人家，实录馆送件来时，他的妻子漫然置之，第二天来取件，原封不动交给了来人，以致出了这么大一个纰漏。
第二年仁宗驾崩。龙汝言因为曾充南书房翰林，内廷行走人员，算是皇家的“自己人”，例应奔丧，叩谒几筵时，龙汝言想起仁宗的恩德，亦痛自己的遭遇，更有无可言宣的委屈，三副眼泪并作一副，哭得抢天呼地，声震深宫，嗣君道光皇帝问明经过，说此人很有良心，特旨赏内阁中书，以微官而抑郁以终。
五 状元应不应有才
状元应该不应该有才？答案是肯定的，但亦有例外，在清朝至少可以找出两个。
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甲戌正科的陆润庠。曾孟朴著《孽海花》第十一回，有个“磨勘官”陆萃如不知有《公羊春秋》、更不知注《公羊》的何休，甚至不知《说文》的作者是谁，此人就是影射陆润庠。曾孟朴与陆润庠同乡而相熟，必不致厚诬。当然，四书五经是读熟了的，只不知四书五经以外，尚有学问而已。
陆润庠之中状元，有个很有趣的传说。他的父亲叫陆懋修，字九芝，号称儒医，好著医书，医德更是过人，每每深夜到病家去探望动静，真所谓“医家有割股之心”。所以陆润庠中状元，苏州人都说是他的父亲阴功积德所致。
但陆懋修的医道实在不高明，同治十三年将一家富家三世单传的一个遗腹子医死了，其家大愤，将陆懋修的招牌卸了下来，劈成两半丢在茅厕中。不道“一报一报连三报”，听说陆润庠中了状元，那家人家赶紧将陆懋修的招牌从茅厕中捞起来，洗刷干净，包金镶补，花红鼓吹，送归陆家。这是我幼年听老辈所谈，不见于任何记载。
另一个不通的状元，笑话很多。《清朝野史大观》有一条云：“乾隆初有粤东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扬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子观射于矍相之圃，读矍为瞿，人皆笑之为‘瞿圃状元’云。”按，乾隆初年出于广东的状元，只有一个乾隆四年己未正科的庄有恭，字容可，号滋圃，而适有读矍为瞿这个笑话，因而得了“瞿圃状元”这个外号。
庄有恭曾任浙江巡抚多年。其时的书院，一月有三次考课，其中两次为“官课”，即由督抚司道出题主考。有一回庄有恭主持“官课”，为防止生童交头接耳，异想天开地命人以白纸条，一端粘附生童的前额，另一端粘在桌上，人人俯首、不得动弹。
庄有恭为人很刻薄，不但出了这么一个虐待的花样，而且还用文字损人。这天是考试帖诗，出的题目叫做“万马无声听号令”，明明贬人为马。
杭州的秀才也很不好惹，整人的法子很多。正当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之际，有人突然击案说道：“奇哉！天然绝对。”略停一下，大声念“万马无声听号令”的对句：“一牛独坐看文章。”
一时哄堂大笑，粘额的纸条，尽皆崩断，庄有恭无可奈何，类此自取其辱的笑话不一而足。还有一回，有个秀才考到一半，忽然腹痛想如厕。那时的规矩，先要领一支签，进出都要照一下，名为“出恭入敬”，所以读书人家的子弟，都管大解叫“出恭”。
此人去领签时，庄有恭疑心有何作弊的行为，不肯给。此人便说：“生员是真有恭，不是‘装’有恭。”装者假装，意谓真的要大解，不是假装要大解。有恭之恭，变成别有所指。这回是轮到庄有恭敢怒而不敢言了。
庄有恭与陆润庠，除了四书五经，别无学问;除了八股，别无文章，但状元中做学问的人实在不少，如彭定求、龙启瑞，皆人《清史稿·儒林传》，青史留名，在他们治学的成就，而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大魁天下。
彭定求字劝止，苏州人。他的父亲彭珑是规行矩步，淡泊自甘的道学君子。彭定求天性纯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中状元授职修撰后，便请假省视老父，居家两年，直到彭珑催促，方始入京销假，服官一年余，复又请假归省，未到家彭珑便已病殁。彭定求自此告病在家。圣祖南巡时，特派太监赐御札，有“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其时江南的绅士，在乡多喜欢包揽是非，只有彭定求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特为圣祖所称许，特命他到扬州校刊曹寅所主持刻印的《全唐诗》，照现任官升转。彭定求在扬州两年，《全唐诗》告竣后，仍回苏州，既不进京亦不销假，一意讲求阳明之学。他曾从理学名臣汤斌受业;汤斌当江苏巡抚时，清廉无比，外号“豆腐汤”。彭定求晚年感念师门，常作“豆腐会”，邀老友讲学论道。平生著作甚丰，殁于康熙五十八年，享寿七十五岁。 彭定求殁后第八年的丁未，他的孙子彭启丰中了会元，殿试在进呈十本中，居第三。这与他的祖父“两同”，彭定求亦是会元，殿试本为第三，由于策论中对圣祖有规谏之语，拔置第一。世宗得位之初，事事要学“皇考”，因而亦将彭启丰由第三改为第一，祖孙同为会元、状元，有意制造一重佳话。彭启丰一生的经历，多在考试、教育方面，五典乡试、三主学政，官至尚书，享寿八十有四。生当承平盛世，富贵寿考，不必有赫赫之功，亦不负一生了。
六 父子叔侄六状元
由祖孙状元联想到父子叔侄，是否亦有先后夺魁的佳话？有的，父子状元有一对，叔侄状元有两对。且从后者谈起。
第一对叔侄状元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的蔡启傅、蔡升元。蔡启傅于康熙八年冬天赴京会试时，路经淮安府山阳县，县令是他的乡试同年，投刺拜访。那县令只以为是来打抽丰的，在名刺上批了四个字：“查明回报。”门房少不得加以盘问，蔡启傅一怒而去。第二年庚戌科，先中会元，后中状元，山阳县令才知道得罪了贵人，具了一份厚礼补过。蔡启傅拒而不受，在礼帖上写了一首诗：“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科，其侄蔡升元殿试夺魁，上距启傅胪唱十二年，故蔡升元赋谢恩诗，有“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之句。一说此诗为升元之父启贤所作。
另一对叔侄状元为翁同稣、翁曾源。翁同稣为咸丰六年丙辰正科状元，两为帝师，得君甚专。晚年为刚毅、荣禄所排挤，被逐回常熟，凄凉以终。我曾为他写过传记，这里就不多说。
翁同龢为大学士翁心存幼子。其长兄翁同书，翰林出身，咸丰三年帮办江北军务，以克瓜州功获赏黄马褂，八年授安徽巡抚。同治元年，节制五省军务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劾翁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而寿州复陷。其时的曾国藩，所请无不准，翁同书被逮至京下诏狱。会王大臣会审，恭王岳父、大学士桂良主从严，因而定罪为“斩监候”。
其时翁心存年逾古稀，何能承受这样的刺激？虽然这年同治建元，照例“停勾”，翁同书这年可以不死，但明年又如何呢？老年人有这样一个痞块横亘在胸中，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入冬终于卧疾不起。两宫懿旨，特释翁同书回家视疾。到得出狱，父子得见最后一面，但翁心存已入于弥留状态，是否知道长子暂释，不得而知。
翁心存身后的恤典甚厚，除准翁同书在家穿孝百日再入狱以外，特赏翁心存的长孙，亦就是翁同书的长子翁曾源为进士，准一体殿试。这翁曾源书念得很好，但有一樣要命的毛病——羊角风，而且相当严重，说来就来。有了这项毛病，注定不能参加考试，否则，闱中发病，难保没有性命之忧。因此只是捐了个监生在家读书。咸丰六年，宣宗实录告成，在事诸臣优叙，翁曾源因而蒙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实际上并未入闱。及至蒙赏进士后，第二年癸亥恩科，殿试只有一天，家人决定让翁曾源去试一试。
入宫以后，一直到天黑，未见翁曾源的踪影，翁同稣及其他接场的亲族，都焦急得不得了，一直到“戌初三刻”，也就是七时四十五分，才见他出宫。显然天黑以后还能写大卷子，保和殿中是有人照应的。
问起翁曾源殿试情形，是身体很好，大卷子没有错字，这就有前十名之望了。三天以后，进呈十本拆弥封，前十名即时召见，名为“小传胪”。翁曾源一早人宫听宣，居然中了状元。这是八员读卷大臣于翁心存、翁同书、翁同稣都有相当的渊源，有意帮忙。但亦只有嗣君冲龄，太后临朝，才敢于如此。且不说在雍、乾两朝，断乎不敢;即在嘉、道两朝，亦不见得敢轻易尝试，因为出了个羊角风状元，不但是个笑话，而且有此疾者，绝不能服官，然则拔之以魁多士的作用何在？皇帝只要如此诘责，而无法“明白回奏”，则严谴立至。
翁曾源之中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好几项纪录：第一，是从未进过贡院（乡会试闱场）的状元。第二，是唯一由监生一跃而中的状元。第三，是唯一未曾任过官职的状元——在他中状元时，他为他祖父所服的丧未满，自然不能到翰林院受“修撰”之职，以后亦始终只领虚衔。
最后要谈一对父子状元，都是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父名于振，字鹤泉，江苏金坛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状元。这一科三鼎甲俱命在南书房行走，事属特例。世宗得位不正，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措施，需要在南书房亲自指挥处理，凡奉派在南书房行走的翰林，如果缜密小心，则一路荣升，官符如火，否则便有杀身灭门之祸。如雍正四年江西主考查嗣庭，原来即是南书房翰林，当他奉派至江西时，世宗另派副主考俞鸿图监视，途中可能搜查到查嗣庭泄漏机密的确据，以致被祸。
雍正二年甲辰补行元年癸卯正科会试，于振奉准为河南乡试副考官，四年十一月提督湖南学政，未几降调为行人司副。明朝的官制有行人司，长官正副二人，行人司副从七品，清沿明制，于乾隆十三年废止。于振原为修撰从六品，改行人司副则为降二级调用。原因要查“雍正朱批谕旨”才知道，他未经奉准，擅增武秀才的学额，且已取中，事情搞得很尴尬。世宗朱批：“新进小臣，无知孟浪，未经奉示，何得专擅？已交该部察议矣。”获咎之因如此。
如果从六品的修撰，降调为从七品的检讨，则仍在翰林院;一调行人司副何能再成翰林？说来也是造化弄人，于振居然复为翰林——雍正十一年踵康熙十八年己未故事，举“博学鸿词”制科，除现任翰林以外，无论已仕未仕，经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保荐，即可应试。于振符合举荐资格。
这一次的词科，延到乾隆元年丙辰九月，方始举行。但丙辰词科与己未词科，用意完全不同，前者旨在将隐于岩壑的前明义士延揽出山，所以录取从宽;而丙辰词科，原就是世宗的一种“阳谋”，想引出曾静、汪景祺这类人物，以便铲除，所以下诏一年以后，尚仅河东总督举一人、直隶总督举两人。世宗降旨，切责诸臣观望，于是举列两百余人，诰命一年之内督集京师，先至者月给钱米，及至齐集，已在乾隆建元以后，特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邰基阅卷。
凡是三考出身的进士，对于未受场屋之苦，一飞冲天的“征士”，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此在康熙时已然，以朱竹坨的渊博多才，尚且被目之为“野翰林”，可见此辈的心态。因此由张廷玉主持的丙辰词科，托慎重之名，行摈弃之实，应试者一百九十三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总计一等六名，授职编修;二等十三名，授检讨、庶吉士不等。淹通经史，或文章词赋知名海内的绩学能文之士，如人《清史稿·儒林传》的程廷祚、桑调元、顾栋高、沈彤等;入《文苑传》的厉鹗、刘大櫆、李锴、胡天等均未人选，颇失士林之望。 于振很运气，取在一等之末，复回翰林院当编修。清朝以状元而应词科获高第，具此双重资格者，只于振一人。老师提拔，是其主因，于振的状元，原就是张廷玉取中的。
到了第二年——乾隆二年丁巳，于家又有喜事。于振之子于敏中，殿试一甲一名。高宗很欣赏于敏中，乾隆二十五年入军机后更是大红大紫，他一直掌度支，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后，仍兼户部尚书。所当过的差使都是阔极一时，如四库全书馆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又因平金川，他以参赞庙谟之功列为功臣，赏戴双眼花翎，图形紫光阁，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身后并得谥文襄，文臣非有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他以前谥文襄者，只有一个洪承畴。
于敏中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享年六十六岁，而生前之荣忽然转变为身后之哀。事实上他的死因，便很可疑。据说于敏中以微疾告假时，高宗遣医诊视，忽赏“陀罗经被”，这是来自西藏喇嘛，殁后覆盖于棺中的殓具，凡一二品大臣殁于京师者，例赏陀罗经被，不是什么稀罕的荣典。因此，传闻高宗赐此被于于敏中生前，是暗示他自裁。
于敏中身后，两次严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读《严嵩传》，想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一案，于敏中庇护乾隆朝有名的贪官王宣望;恤典中原曾入祀贤良祠，此时降旨撤出。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国史馆进《于敏中传》，高宗复又想到于敏中结交太监的往事，命将于敏中之孙所承袭的轻车都尉世职撤革。
高宗何以追论旧恶如此？已觉可怪。近年读孔德成先生令姐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内宅轶事》，探究有关史料，发现高宗与于敏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孔府内宅轶事》中有一章，标题为“公主下嫁孔府”，一开头就说：“衍圣公的兄弟不能住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里却世世代代住着一户外姓亲戚，人称‘于官亲’，住在东学，占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这于官亲是谁呢？就是于敏中的眷属。孔府相传：乾隆有个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都是别的王公贵族所没有的荣耀。
乾隆第一次来孔府时，就说定将女儿下嫁孔府。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公主嫁到孔府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这段叙述，真假掺杂。清朝的家法极严，公主不可能寄养在大臣家，此且不论。要指出的是，高宗十女，孝贤皇后生第一女、第三女;第一女早殇，未封;第三女封固伦和敬公主，雍正九年生，乾隆十二年出嫁，年十七岁;此外，能养大的四、七、九、十等四公主，出嫁的年龄，非十六即十五。乾隆十三年三月东巡回銮时，舟次德州，孝贤皇后与高宗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愤而投水自杀。然则于夫人如为孝贤皇后所出，至少应生在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已二十六岁，断无公主至二十六岁始出嫁之理。
那么，于夫人是不是高宗的女儿呢？是的。不过她的母亲并非后妃，而是孝贤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的夫人。高宗与傅恒夫人私通，福康安就是高宗的私生子，这种公案，我曾有考证;孝贤皇后在德州自尽，亦就是醋海生波所致。
因此，于夫人应该是福康安同父同母的胞妹。出生后即由于敏中认之为女，说是由于敏中之妾张氏所生，《东华录》载乾隆三十七年上谕：“于敏中之妾张氏，于例原不应封，但于敏中见无正室，张氏本系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适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系应承袭公爵之人，将来伊女亦可并受荣封，张氏着加恩赏给三品淑人。”
张氏受封的理由，完全说不通，而且大臣家的姬妾，皇帝又何以知其为“伊家得力之人”？说穿了一句话，无非酬谢其抚养“公主”之功而已。
《孔府内宅轶事》中说，“公主”自恃“毓德高门”，与婆婆不和，想来脾气不大好。于敏中死后两次获咎，很可能是“公主”告的状;而于敏中微恙而蒙赐陀罗经被，暗示其自裁，则更可能是于敏中口舌不谨，泄漏了“公主”的身世之谜之故。
七 状元的兄弟
清朝的文风，以乾隆年间为最盛，兄弟联翩人词林、膺鼎甲者，不一而足。主试大臣，所以能秉公取士者，高宗的英察，有极大的关系。
乾隆六十年乙卯，以登极周甲特开恩科。会试正总裁为左都御史窦光鼐;取中的第一、第二两本卷子，都是浙江人。另外两名副总裁，认为浙卷连中两本，似乎太多，最好換一本。窦光鼐以脾气固执出名，当时表示“论文不论省”，拒绝更换。及至填榜时，会元浙江湖州王以衔，第二名即其弟王以铻。榜发后，群情哗然，说窦光鼐两督浙江学政，事必有私。
其时和珅的势焰正盛，以窦光鼐的脾气，是绝不会买他的账的。乾隆五十一年窦光鼐第二次当浙江学政时，奉命会同户部尚书曹文埴盘查各州县仓库亏空。和珅关照曹文埴含糊了事，但窦光鼐不听，单独上奏，严劾不法州县，平阳知县黄梅假弥补亏空苛敛，母死之日演戏。高宗得奏震怒，特派首辅亦为军机大臣领班的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到浙江查办。
阿桂复命，说黄梅九十岁老母生日演戏，当夜病故，窦光鼐所言不实。窦光鼐不服，奏明阿桂只是派属员至平阳查访，本人未到;窦光鼐则亲自赴平阳复查，取得黄梅勒派富户的捐票，母死不肯发丧，托辞老母生日演戏，表示他并未丁忧，以便仍旧在任。于是阿桂二次赴浙查办，这回证明了窦光鼐所奏不妄;黄梅斩决，阿桂等亦都得了处分。
和珅在窦光鼐手中栽了这么一个筋斗，久思报复，这回机会来了，在高宗面前告了他一状。高宗亦有些怀疑，复试之日，稽察特严。及至名次揭晓，王以衔二等第四，王以铻三等第七十一，复试凡列等者，皆准殿试。和坤吹毛求疵，说会试卷子中，王氏兄弟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语，就是关节。高宗便准王以衔殿试，王以铻不准。及至殿试拆弥封，王以衔中了状元，而读卷官中即有和坤与主纂《四库全书》的纪昀，高宗便说：“这莫非亦是你们给了王以衔关节？”至此，他确信窦光鼐无私，和坤原想借此兴起大狱，倾陷窦光鼐，亦就变成枉费心机了。 除了王以铻、王以衔弟兄会状外，还有弟兄状元榜眼，更为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哥哥先成榜眼，而弟弟确信后来居上，必中状元，果如所言。
哥哥是庄存兴，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乙丑正科榜眼。弟弟叫庄培因，当庄存兴得鼎甲后，庄培因赋诗有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
宋朝宋郊、宋祁并称“二宋”，以大小为别。庄培因以小自居，但当年的状元则是大宋;所谓“他年令弟魁天下”，无非自勉更要争气，以期媲美二宋之意，并不算狂妄，而庄培因的妻子便小气得可议了。
原来向例三鼎甲得于住宅前建立旗杆，庄存兴中榜眼后建旗杆于住宅之东，庄培因之妻即指庄存兴“不留余地”;因东居上首，而庄氏兄弟尚未分炊，如庄培因大魁天下，建旗杆于西，岂非状元屈居于榜眼之次？
这话有没有道理呢？不妨拿李鸿章兄弟间的一个故事来比较。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奉派为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由北京抵达上海，候船放洋。上海道以下的在沪官员，公宴李鸿章于天后宫行辕;其时适李鸿章之兄，卸任湖广总督李瀚章亦在上海，因而亦成为被邀贵客之一。李瀚章先到，坐于次席，李鸿章后到，昂然独居首座。事后有李氏兄弟门下微言以讽，认为“二先生何妨对大先生略让一让”。李鸿章斥之为“公私不分”，他说：“今天是上海官场公宴，非私人应酬可比。我是当朝首辅，又是钦差，如果我论私情，让大先生居我之上，朝廷体制何存？”
就此公私之辨而言，显然庄培因的妻子，大错特错。状元虽贵，只是一人一家之荣，既言家庭，长幼有序，弟不可居兄之上，而且科名讲先后，庄存兴早于庄培因四科，不论兄弟，亦是前辈。何况殿试人数，常在三百人左右，其中变数甚多，何能有必中状元的自信？所谓“不留余地”之说，实在是很荒唐的。但造化弄人，居然说大话兑了现，以致荒唐的指责，变成振振有词而已。
此外状元的兄弟而居鼎甲者还多，最难得的是“昆山三徐”，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同胞两兄乾学、秉义，皆为探花。至于彭定求之弟彭宁求，潘世恩之弟潘世璜，张之万之弟张之洞亦皆为探花，但亦皆为堂房的兄弟。
八 三元及第
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谓之“三元”，是科举史上最高的荣衔。唐、宋、金、元、明、清六朝，三元及第的总数，不会超过十五人。宋祁之兄宋郊（改名宋庠）、“错把冯京作马凉”的冯京，都是三元及第。明朝唯一的三元商辂，浙江淳安人，三元及第后建坊省城，杭州商业区的“三元坊”，即由商辂而来。
清已有两个三元，一个是钱棨，字湘舲，初名钱起，因为与唐朝“大历十子”之一的钱起同名，照功令必须更名，因改为棨。他是苏州人，是个割股疗亲的孝子，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乡试解元;四十六年辛丑正科会元，殿试夺魁，高宗特制三元诗纪瑞。
历来凡有特异的人物，往往附有神奇的传说，钱棨亦然。钱棨高祖叫钱中谐，康熙己未词科，取在一等十四名，授职编修。他的词科同年汤斌，当江苏巡抚时，赠他一方“奎璧凝晖”的匾额。钱棨中解元后，入京会试，途中梦见五色云中，有一条苍龙，蟠舞而前，钱棨了无所惧，攀住龙角，在龙头上书“奎璧凝晖”四字，就这科连中会状。
“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俗作魁星。“璧”同“辟雍”之辟，“奎璧凝晖”一语，可解作为国子监增光之意。按：士人人仕，名为“释褐”，褐即布衣，释褐者易布衣为官服。非两榜出身的官员，得官则走马上任，无任何礼节，只有进士殿试传胪后三日举行“朝考”，是一种任用考试，或点庶吉士人翰林，或分部用为主事，或分省用为知县，官职既定，乃于五月初一日在国子监举行“释褐礼”。
行释褐礼之前，先在国子监之东的文庙行“释菜礼”，亦即最简单的祭孔典礼，孔子及四配由状元主献;东南十哲由榜眼、探花分獻;东西两庑，则由二甲、三甲的第一名分献。礼毕释褐，更换补服，然后至国子监彝伦堂释见祭酒及司业，进酒三爵，三鼎甲各簪金花一枝。向例有一枝备用的金花，由管理国子监的大臣携归;这一回是例外，因为钱棨是国子监司业翁方纲在当江南主考取中的解元，所以管理国子监的大学士蔡新，特以这一枝金花相让。
另一个三元是广西桂林的陈继昌。时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仁宗赋诗志喜，有“大清八百载，景运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论”。抗战以前，掌故名家徐一士引此语，首句误作“大清百八载”。因为清朝如自顺治人关算起，至嘉庆庚辰，为一百七十七年;若以前一个三元起算，则乾隆丁丑至此，仅四十年。“八百载”乃是以周朝八百年天下自期。
“旧相”谓乾隆朝东阁大学士陈宏谋。陈继昌是他的玄孙。巧的是两三元都曾改过名字，钱起改钱棨;陈继昌本名守壑，会试以前曾得一梦，梦见报子到他家报提，但名字为陈继昌。问他是不是错了，报子说不错，今年的会元、状元，就是这个名字，于是陈守壑改名陈继昌，居然连中三元。
由于陈继昌不但连中三元，而且清朝广西四状元，都出在桂林，而自陈继昌开始，所以有关他的灵异传说特多。桂林有一处名胜，叫做还珠岩，中有石笋下垂，相传“石笋到地，状元及第”，其时恰是“石笋到地”之时。
最不可思议的是，前明朝正德二年，有个云南按察副使包裕，游还珠岩作了一首诗，刻在岩石上，诗云：“岩中石合状元征，此语分明自昔闻。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天子圣神贤喆出，庙廊继步策华勋。”
此诗首二句即言“石笋到地，状元及第”的传说，巢凤山、飞鸾峰亦为桂林名胜，王世则桂林府永福县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状元。赵观文不知何许人，但必为桂府所出的状元，读者欲知其人，请查《桂林府志》。后四句则有“继昌”二字，陈继昌又号“喆臣”，与第三句诗意亦合，所以有人寄诗相贺，说“三百年前谶早成”，正德二年丁卯至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已在三百年以上。
又有一宗巧事是，广西贡院的门楼，倾圮已久;看风水的说宜改建，刚落成而陈继昌中三元。当时两广总督阮元赋诗云：“文运原因天运开，一枝真自桂林来。圣朝得士三元盛，贤相传家五世才。史奏庆云合名字，人占佳气说楼台。若从师友抡魁鼎，门下门生已六回。”第六句即指改建贡院门楼。末两句则嘉庆十三年起，状元吴信中、洪莹、蒋立镛、龙汝言、吴其溶、陈沆、陈继昌共七科，除倒霉状元龙汝言以外，其余六人都是阮元的“小门生”，得意可想。吴其溶河南固始人，虽无赫赫政绩，但在植物学界，赫赫其名，所著《植物名实图考》为研究树木花草的权威之作。 这一榜的榜眼是我的伯高祖滇生先生（讳乃普）。探花陈銮字芝楣，湖北武昌人，他有段逸事，堪称佳话。陈芝楣的父亲，是江宁一盐商家的账房，陈芝楣十八岁那年进学以后，特地到江宁省亲，盐商看他器宇轩昂，又是“宰相根苗”新秀才，将女儿许了给他。第二年遭父丧，三年服制满后，家已中落，奉母命至江宁，称贷于盐商，哪知盐商一口拒绝，而且要退婚。陈芝楣是很有骨气的人，一诺无辞。
借钱没有借到，盘费倒用光了，困居逆旅，不知何以为计？江宁的客栈，多集中在贡院前面的“状元境”，附近便是秦淮艳薮的钓鱼巷。陈芝楣有一天从那里经过，恰逢名妓李小红出门送客，少不得多看一眼;李小红看他憔悴之中有英爽之气，一念怜才，将他请了进去，细问因何落拓如此？陈芝楣据实相告。李小红动了侠义之心，送他五百两银子，劝他赶紧回武昌应试。这年是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乡试得意，进京会试，联捷中了探花。这年七月，仁宗崩于热河行宫，皇二子智亲王即位，明年改元道光。
道光二年壬午乡试，陈芝楣放了浙江主考。不过三年的工夫，一个几乎流落他乡的穷秀才，竟主一省的文衙，盐商之女自恨福薄，郁郁而终，盐商亦悔恨莫名。于是有人替他出了个主意，说秦淮名妓李小红杜门谢客，正等待陈芝楣来娶她，不妨为小红脱籍，认作义女，通知陈芝楣来迎娶，复为翁婿如初。盐商如言照办，将小红从钓鱼巷接到家里当小姐。
及至陈芝楣在杭州出闱，媒人已经等在主考公馆外面了，自然一说即成。盐商备了一副值十万两银子的妆奁，将小红嫁了给探花郎。
于是陈芝楣具折请假，在江宁成婚。满月回京销假，又将老母接到京里奉养。小红恪尽妇道，一年以后生了个白胖儿子。
李小红交了一步帮夫运，陈芝楣的宦运，一帆风顺，道光五年外放松江知府，自此扶摇直上，由府道至监司，升巡抚，署总督。道光十九年三月，小红到江宁时，已是起居八座的一品夫人了。
这年己亥乡试，陈芝楣以监临入闱。中秋那天，小红重游钓鱼巷，遍访旧识，昔日手帕交至今仍有不曾从良的，小红为之一一脱籍，择年轻未娶的“戈什哈”为之婚配，总计二十一人之多。
《清稗类钞》亦载有此故事，但谓陈芝楣是两江总督陶澍的表弟。陈在陶幕府中，陶太夫人成全陈芝楣，为娶小红做妾，其后扶正，显然错误;陶澍早年丧母，容或不为人知，但当陶澍督两江时，已在道光十年，陈芝楣方任广东盐运使，岂有入两江督署幕府之理？
文三元以外，还有武三元。附带可以谈一谈所谓“武科”。科举时代一向有“穷文富武”之说，穷书生薄粥果腹，攻习举业所下的本钱甚轻;习武则花费甚大，起码饭要吃饱，而且非营养充足不可，所以非小康之家子弟，无力习武，但进学以后，同为秀才，身价不同。
从前有个笑话，有一县官看本县的武秀才，凭仗几斤蛮力气及一个秀才衔头，往往欺侮乡下人，思有以重惩。一日县衙门“放告”，有一武秀才扭一乡人告状，说此乡人担粪时，污染其衣，请主持公道。县官罚乡人磕头一百赔罪，当堂执行，命差役唱数。磕至六七十时，县官忽然“叫停”，问武秀才：“你是文生还是武生？”答说是武生。县官急言：“错了，错了;武生要打对折，只能磕五十，如今被告多磕了，你要给他磕还，方是两得其平。”武秀才不服，但不由分说，命差将乡下人捺坐在椅上，强按武秀才下跪磕头。一县大快，称颂“青天大老爷”不止;而武秀才的气焰大杀，欺侮乡里的风气，为之一变。
武科乡会试举行的年份与文科相同，但武会试是秋闱，于十月间举行，分内外场，外场试武艺，计有马步箭、掇石、舞大刀、开弓等项，其中以开弓为最重要，因為是考验膂力。开弓的强度，以“力”为单位，一力为十斤，起码开三个力才够格;强者可以开到十二三个力。
内场试文艺，先还有策论等名目，但至嘉道以后，已成具文。武会试以后，亦有武殿试，光绪十八年十月，翁同龢、汪鸣銮师弟奉派为武殿试读卷大臣，翁题汪像诗云：“今朝微雪点锁厅，上堂对案校武经。”注云：“默写孙子九十六字。”《孙子兵法》称为武经，指定其中一段默，所谓“校武经”者，即是校对默写孙子有几多错字，只字不误者，即膺上选。
武举人、武进士例授绿营武职。至雍正年间，武进士颇为吃香，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正三品，一等满侍卫，放出去可当驻防的将军，一等汉侍卫放出去，便是绿营参将，如有战功，升副将，升总兵就可以戴红顶子了。
武状元亦常有奇奇怪怪的遭遇。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武探花马瑔，用为绿营游击，派至福建，与同官言语失欢而互殴，双双坠水，为总督参劾革职，年未三十。乾隆二十四年改名马全，复中武举，会试联捷，至殿试外场时，高宗亲临紫光阁校阅，识得此人，问说：“你不是从前的马瑔吗？”答奏：“是。”以其技勇冠场，中了状元。
一人而为两榜的鼎甲，已是奇事;更奇的是顺治年间的天津镇总兵王玉墼，他是武三元，但在明朝崇祯年间，已经中过武状元，可说是“四元及第”，一人而中两状元，亦是一个新纪录。
文三元、武三元以外，还有“小三元”，亦为人所艳称，因为难得之故。
原来童生入学，须经过三层考试，县试、府试，最后是一省学政的院试。三试的第一名都称为“案首”。入学与否，权柄虽操于学政，但向例县、府案首，必定取中。因此县试案首，到了府试，有时文章再好，亦不会取成案首，为什么呢？
就因为县试案首，铁定可成秀才，府试再取作案首，锦上添花，对本人无所助益，而主试的知府丧失了一个选拔他人的机会，倒不如雪中送炭，取一个文章好的寒士，反倒合乎造就人才之义。因此，就理论上说县案首，为全县之冠。院案首为通省之冠;而府案首不一定为一府之冠;因为如此，所以县府院三试皆第一的“小三元”，就很难得了。
九 满洲状元、蒙古状元、“长毛”状元
八旗分满洲、蒙古、汉军三类，共二十四旗。汉军与包衣同为汉人，但汉军为清朝入关前后，所收容的明军，而包衣则隶属于满洲。
这二十四旗原来是不准参加考试的，至顺治八年吏部奏准，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有通文义者，准取人顺天府学，乡会试别成一榜，满榜取一甲三名、二甲七名、三甲四十名。 满汉分榜的会试，只行了顺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两科，原因是见“八旗人民崇尚文教，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而由科举出身者，既免军役，升迁亦易，所以降旨停止。
因此，满洲状元，只得两人，一个叫麻勒吉，姓瓜尔佳氏，汉名马中骥，隶属正黄旗，兼通满汉文字;康熙六年授为江南、江西总督，在任颇有政绩，殁后得在江宁雨花台立碑纪功，并入祀名宦祠。另一个叫图尔宸，隶属正白旗，平生事迹无可称。
至康熙二十六年以后，复准八旗参加乡会试，但不分榜，而且有个不成文的禁令，旗人不得中鼎甲。这个禁令，至同治四年打开，出了一个蒙古状元，就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崇绮。
崇绮字文山，姓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他的父亲便是以文华殿大学士奉派为钦差大臣，花光了清朝自国库发军费，最后一笔二百万而剿洪杨无功的赛尚阿。
《清史稿·本传》：“文宗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褫职逮京治罪，命大学士等会鞫。赛尚阿伏地流涕，自言不忍杀人，辜负圣恩。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其后免死充军，复又释回，殁于光绪元年。
崇绮是赛尚阿的长子，其时方任工部主事，革职后又以军功自笔帖式升至兵部员外。同治四年乙丑正科殿试，列于前十本第一名，进呈后拆开弥封一看，才知道是旗人。
当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往往由慈禧做主，她们亦知道鼎甲不中旗人的例规，但当时的慈禧，还没有毅然更换状元的魄力。交军机大臣与读卷大臣会商，据翁同稣日记，交议后“诸公相顾不发，延树南曰：‘但凭文字，何论满汉？’遂复奏定局”。延树南即延煦，他是宗室，为翁同龢同年，其时以礼部侍郎充任读卷大臣。
翁同稣又记：“文山来请，遂携旧账往。文山学程朱十年，至是气为之浮动，功名之际难言哉！”这段日记，需要加以解说，才能明白。
原来新进士的谢恩表，例由状元领衔，文字有一定的格式，新科状元须向前一科的状元递个门生帖子，请出示格式。崇绮前一科的状元，即是翁曾源，翁同稣是代他的侄子应崇绮之请，所谓“携旧账往”，是指新科状元拜老师，开贺请客，以及到国子监释褐、翰林院上任，各种花费开销。
崇绮一向从当时保守派领袖，亦是蒙古人的大学士倭仁讲学，应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修养，但一中了状元，气性浮动，成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所以翁同龢有些感慨。
同治十一年穆宗大婚。
在此以前，王公大臣都认为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必膺中宫之选。崇绮亲自课女，德容兼备，共许为八旗淑女第一。选后时，慈安太后亦中意于阿鲁特。但穆宗生母慈禧太后，认为江西藩司凤秀之女，明慧可喜，决之于穆宗，他站在嫡母这边，因而使得穆宗失生母之欢，皇后亦连带成了慈禧的眼中钉。
大婚后，慈禧干预小夫妻的房帏。穆宗赌气独宿于乾清宫——中宫本为坤宁宫，但满洲风俗“祭于寝”，所以坤宁宫其实是屠宰场，每天半夜里现杀两口猪祭神。坤宁宫除了作为大婚的洞房、合卺之夕住一夜以外，皇后的寝宫随即移往养心殿后的随安室。是故穆宗在乾清宫独宿，小太监引诱他搞同性恋，竞因而途命。
别以为穆宗是死于艾滋病，那时还没有这种“天谴”。穆宗是小太监导之微行冶游，而头等娼寮，不论外城八大胡同、内城砖塔胡同，都是内务府司官的天下。此辈常有内廷差使，熟识天颜，穆宗不敢去，只好逛“三等下处”，因而染患恶疾，在出痘时引起并发症而崩，“可怜天子出天花”一语中，包含了无数秘辛。
当穆宗病危时，相传慈禧与皇后婆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皇后一句“是大清门抬进来的”，触怒了慈禧。
因此，穆宗崩后，光绪入继，奉懿旨封为“嘉顺皇后”。这个封号，不知是谁拟的，“嘉顺”二字，兆已不吉。福康安先封“嘉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以太上皇之命，晋封郡王，配享太庙，仁宗亲政后，虽因先帝之故，既未夺爵亦未撤出太庙，但每言军务，诏书中必痛斥福康安。
嘉顺皇后旋于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崩逝，尚在穆宗升遐百日之内，故李慈铭赋挽词有“玉皇天上自携家”之句。
嘉顺皇后之崩，“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殒身”，御史潘敦俨贸然上言，两宫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因而丢官。但道路传闻，较之潘敦俨所奏，更为骇人听闻。
相传慈禧下令断绝皇后饮食之供应，不过后家向例可以送菜，嘉顺皇后得以勉强续命，但此非长久之计，嘉顺皇后在退回食盒时，写信问父，何以自处？崇绮答了四个字：“皇后圣明。”
向例皇帝有所垂询，大臣不便明言，便答以“皇上圣明”，意谓尽在不言。嘉顺皇后知道已绝不能自母家得何助力，自处之道，舍死别无他途，于是悄然自裁。
皇后的祖父赛尚阿素为宫中所恶，当他的孙女被立为后，照例后父封承恩公，后家抬人“上三旗”，由正蓝旗而入镶黄旗时，赛尚阿不知趣，竟上表为子谢恩，诏斥其荒谬，说擅入上三旗仅限后父，赛尚阿是有罪之人，何得擅旗？仍旧在下五旗的正蓝旗。至此痛爱孙之逝，念处境之艰，忧伤成疾，不久下世。
崇绮以后父例封承恩公，是自有状元以来，禄位最高的，此时女亡父死，忧谗畏讥，也成了个倒霉状元，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曾放出关去当都统。
光绪十年出任吏部，旋即调任户部。其时正当大政潮以后，恭王逐出军机，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在太平湖府邸中遥控政局;接着以大办海军为名，广开捐纳，海军经费则移为修建颐和园之用。
掌管国库的户部，既有帝师翁同稣为汉尚书，复有“管部”的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看得死死的，內务府需索，往往致压力于崇绮身上，而徒呼奈何，崇绮只好再一次告病，而复起之心仍在。
戊戌政变，光绪被幽，顽固的保守派抬头，悖王之子载漪，密谋废立，先将一向作为羽林军的神机营抓在手中，改名“虎神营”，取“以虎扑羊”之义。逐渐纵容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拳，酿成“大患”。 崇绮看时机已至，与徐桐一起策动内务府与宦官集团，立载漪之子溥傍为“大阿哥”，准备代替光绪。但此事非取得慈禧最信任的大学士荣禄同意不可;崇绮拟好一个奏折，去找荣禄签署，荣禄躲了他好几次，终于躲不掉了。
原来废立之说，甚嚣尘上，但封疆大吏，多不以为然，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南通状元张謇的建议之下，打了个密电给荣禄，表示不宜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电文中的警句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暗示此举不仅大违民意，甚至将引起列强干预。
荣禄不是个糊涂的人，自然不会认同保守派的胡作非为，但亦不愿显然得罪载漪及这班昏聩的老朽，所以崇绮一上门，他总设法挡驾。有一回让崇绮排闼直入逮住了。
谈未数语，荣禄忽然大叫一声：“哎唷，我这肚子到底不饶我啊！”说完，捂着肚子，匆匆人内。他是伪装腹泻，回到签押房内跟门客商量应付的办法。
计议已定，复出会客，时值隆冬，围炉促膝而谈，崇绮唤着他的号说：“仲华，我拟了个请定国本的折子，想邀你联名同上，你先看看。”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荣禄接到手中，说一声：“我不敢看哪！”接着，将那张纸投入炉中，崇绮的心血，顿时化为灰烬。
崇绮勃然变色，但无可奈何，咕哝一句：“岂有此理！”拂袖而去。
这是光绪二十五年冬天的话，第二年庚子，在夏天发生了“八国联军”之祸，慈禧处死了珍妃，带着光绪及大阿哥匆匆出奔，京师大乱。
其时明达之士，已预见咸丰庚辛之际文宗仓皇出狩的故事或将重演，我的曾祖姑丈陈夔龙先生，时官顺天府府尹，承大学士荣禄之命，暗中调集大车数十乘备用;两宫及王公亲贵，大多率眷扈从，出居庸关西幸，得免受辱。及至洋兵破城，不及先逃的朝官，尤其是一班自命为道学的顽固保守派，遭到了重大的考驗。此派的首领有二：一为徐桐，一即崇绮，遭遇皆极惨，但历史上的评价不同。
先谈徐桐。此人属于汉军，家住东江米巷，此地后来一部分辟为使馆区，改称东交民巷。徐桐一生最恨洋人，出城拜客，为了不愿经过洋楼，绕地安门而出，自言：“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但此人实在是个假道学，人格的感召不足，所以他的儿子徐承煜成了个表里不一的奸诈小人。
徐桐是载漪一帮的中坚分子，义和团设坛请神时，徐桐曾经为“大师兄”题了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及至“联军”入京，徐承煜劝他父亲，如为洋人所获，因为庇护“拳匪”有名，必不能幸免，不如殉国以全大臣之体;当时表示“父殉国、子殉父”，他愿同死。及至大厅上结好两缳，徐承煜扶他父亲上了吊，自己逃走。不过终为日军所捕，后来论罪时，奉旨正法，仍难偷生。
崇绮则先随荣禄同行，至保定在莲池书院自缢而死。崇绮之妻，亦即嘉顺皇后之母瓜尔佳氏，死事壮烈无比，她是在家预先掘好两个深坑，与她的儿子葆初及四个成年出仕的孙子，分别男女，人坑生瘗——活埋，合门死难。清朝状元下场之惨，无逾于崇绮。
洪杨的太平天国，在清朝的官文书中，称之为“粤寇”;而民间则呼之为“长毛”，所谓“长毛状元”就是太平天国开科取士所取中的状元。
太平天国早在人“天京”——江宁之初，即出有将“衡文取士”的布告，但一共开过几科，文献无征。据零零碎碎的资料可知，科场最看重的“制义”，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耶稣教《旧约》;试亦三场，但每场相隔一月之久;第三场内外悬灯结彩，中堂供香花及十字架。试卷很讲究，红绿黄三色，四周描金龙凤纹，中作方格，格大及寸。
相传别署“天南遁叟”的王韬是“长毛状元”，此说非是。王韬字紫铨，苏州人。曾策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官府所搜捕，遁至香港，故而有“天南遁叟”的别号。光绪初年回至上海，文名甚盛;他有一部书叫《海陬冶游录》，是研究当时社会史很有用的史料。
“长毛状元”见诸记载的，是个女状元，名叫傅善祥，江宁人。大概“男女平等”的观念，已引进到太平天国，所以洪秀全特开女科，考官当然亦是女人，正主考为洪秀全之妹洪宣娇。
江宁因为受袁子才随园女弟子的影响，闺中能文者很多，居然有二百多人应试，考题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傅善祥力辟“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之说，引古来贤女内助之功作证，为洪秀全所激赏，拔置状元。花冠锦服，鼓吹游街，并招人“天王府”掌簿书，代洪秀全批答文书，地位有如明朝宫内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傅鸾祥对这份工作，颇能胜任愉快。但太平天国相继发生内讧，报到洪秀全那里的文书，彼此丑诋，看了叫人生气，傅善祥便在批示上大骂一顿，骂到后来竟骂到了洪秀全头上，因而被枷号在“女馆”，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十 末代状元
清末自经庚子之乱，创巨痛深，连慈禧太后亦感觉到非自强不足以图存，而立国以人才为本，于是废科举、办学堂之议，日益繁兴，尽管科举出身的大老王文韶等全力反对;但实力派内则袁世凯，外则张之洞都持全力赞成的态度。新官制中的管学大臣张百熙，说科举不停、学堂断不能多办，定为递减之法，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三科计九年，完全减尽，科举自然停止。
但这个折中的办法由于不彻底，观望而不愿进学堂的人，仍旧很多。因此，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之志，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请宸衷独断，立罢科举。”于是下诏，自丙午科起，停止各省乡、会试及生员岁试科试。
这一来前一年借河南闱举行的甲辰科会试，即成了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考试;而殿试一甲一名的刘春霖，亦成了一“末代状元”。
这刘春霖字润琴，是魏忠贤的小同乡，直隶肃宁人，他之得中状元，在会试时已露消息，完全是因为小楷出色。
刘春霖中举时，正当全国大办中小学堂，学生练字须用仿格，又正当石印盛行，刘春霖便是写石印仿格的专家。中状元后还将他的殿试策论，石印发售，末页警告：“翻刻究罚。”这个状元之俗，可想而知。 怎么说，他之得中状元，在会试时已露消息呢？
原来甲辰科会试，因京师贡院于八国联军破京，毁于兵火，假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向例主持闱务者，乡试名为“监临”，由地方大吏充任，会试名为“知贡举”，派礼部侍郎主持，甲辰科会试改在河南，因而特派河南巡抚陈夔龙“知贡举”，此为有清一百一十二科会试中唯一的特例。
甲辰会试所派的四总裁是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侍郎戴鸿慈，按官位序列，称之为“正大光明”，向例取中会元为四总裁居首者的特权，但亦并非不可商量。
“正大光明”四席居次的张百熙是湖南长沙人，取中一本湖南的卷子。
其时试卷已废誊录之制，与殿试卷相同，所以文章好坏以外还看得出书法高下，但以张百熙的官位而论，只能取中会试第二名的会魁，他跟裕德商量：
“科举将废，我湖南三鼎甲都有，独缺会元，能否以此卷冠场，庶几可弥补我湖南在科举中的缺陷？”
裕德慨然相让。此卷即是翁同龢的同年，两广总督，湖南茶陵谭钟麟之子谭延闿。
事后张百熙与裕德都很失悔此举。
因裕德相让的一本卷子，是前一年癸卯科福建解元林志炬，如果林志炬由解元而会元，则殿试时必定在进呈十本中，取为第一，以制造第三个“三元及第”的祥瑞，这一改，便失去了一个取悦慈禧太后的机会。
刘春霖的卷子为陆润庠所欣赏，在至公堂拆弥封时，他就向“知贡举”的陈夔龙说：
“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
及至殿试时，刘春霖在进呈十本中，列为第二。第一本是朱汝珍，广东人，及至发下，朱刘互易，刘春霖果如陆润庠预测，居然大魁。
所以互易之故有两说，一说是光绪整理试卷时，偶然颠倒。另一说是德宗认为刘春霖的书法较佳，而这年春天干旱，“春霖”之名，是个好兆头，故拔置第一。
而朱汝珍的名字，有“你是珍妃”的意味，且又是慈禧所恶的广东人，以致屈为第二。照我看，以前说较为可能，而且也可能是陆润庠动了手脚，因为这天“小传胪”——宣布钦定名次的，就是陆润庠。
甲辰的第七年便是辛亥，人民国后，刘春霖的声名事业远不如他的同年谭延闽、蒲殿俊、汤化龙、张其锃，甚至还不及贾景德、关赓麟、沈钧儒，且以打着状元的招牌到处打秋风为人所讥。不道打秋风打出一头姻缘，是状元的故事中别开生面者。
话要从沧州一个叫张庆法的人说起，此人曾于光绪年间在浙江以候补知县奉派办理宁波厘金，亦即是收货物通行税，是个极有油水的好差使，因而在沧州颇有富名。
有一天门上递进来一张尺许长的大红名帖，赫然“刘春霖”三字，新科状元来拜，张庆法受宠若惊，延人客座，备道仰慕，然后取出一把从杭州带回来的扇面，“敬求墨宝”。
而刘春霖面有难色，但禁不起主人家亲自磨墨殷殷相求，只好坐下来动笔，看他开头“黄河远上”四字，便知写的是一首唐诗;但以下“白”字未曾写完，他的跟班悄悄上前，附耳数语，刘春霖遂即搁笔说道：“舍间来了远客，有急事要谈，改日再写。”然后匆匆别去。
这行径非常突兀，张庆法不知是怎么回事，看留下的“黄河远上”四字，虽还工整，却离一个“好”字还远得很。他的大女儿平时便是写刘春霖的石印仿格的，唤她出来一看，这位张大小姐一口断定：“绝不是刘状元的字。”然则此人也就不是刘状元，那么是谁呢？
过了几天，张庆法跟朋友谈起这件匿事。
此人对刘春霖颇有所知，他说刘春霖喜打秋风，必是有人冒了他的名想来弄几文;一看要考他的字，怕露了马脚，只好托词遁去。
又说刘春霖元配已故，在天津候家后眷恋一名南妓，名叫黄锦华，纳之为妾，及至刘春霖大魁天下，黄锦华以状元夫人自居;而刘春霖在朋友面前，依旧称之为“小妾”，黄锦华一怒下堂，至今中馈犹虚，接着又说：“大小姐年过摽梅，我来做个媒，老兄招个状元女婿，岂非大妙！”
张庆法大喜，婚事亦很顺利，刘春霖大登科后小登科，十分得意。
刘家还有韵事，刘春霖的元配留下一女，闺名沅颖，平时读书写字，自命为才女，又是状元的小姐，自视更高，誓非才子不嫁，以致年将三十，仍然待字闺中。
渐渐地，刘春霖发觉女儿起居有异，茶不思、饭不想，每每长吁短叹，终于恹恹成病。刘春霖探问病因，这位刘大小姐从枕头下掏出一本书来，递到老父手里，回面向里，不发一语。
这本书叫《玉梨魂》，是用文言写的“言情小说”;是写一个貌美多才约莫三十岁的寡妇为子延师，与西席两相爱慕，而格于礼教，只能作“精神恋爱”的故事。
情节文字，哀感顽艳，不知风魔了多少青年男女。我十三四岁时，从先兄遗麓中检得此书，亦曾为之废寝忘食。
刘大小姐因书及人，对作者徐枕亚大为倾倒。这徐枕亚是江苏常熟人，为“鸳鸯蝴蝶派”的巨擘——这一派的小说家，作品内容，不脱“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格局，故稱之为“鸳鸯蝴蝶派”。其时徐枕亚恰巧断弦，写了许多王次回体的悼亡诗，登在报纸杂志上，刘大小姐由爱才而怜才，写信去安慰徐枕亚，由此开始通信，不知不觉陷入情网，害起相思病了。
刘春霖从家人口中得知这些曲折，颇不以为然，认为门第既不相配，而且婚姻亦没有从女家发动之理，刘大小姐探明老父心意，划画出一个办法，示意徐枕亚拜樊樊山为师，再由老师出面作伐。樊樊山是翰苑前辈，又是连大总统徐世昌都要买账的大名士，他肯玉成好事，刘春霖自无不允之理。徐枕亚北上就婚，入赘“状元府”，是个五十岁的老新郎。
这段故事，先有张恨水写入他的《春明外史》，后有高拜石写入他的《古春风楼琐记》。据高拜石记，婚姻并不美满，原因是刘大小姐吃《玉梨魂》女主角的醋，且容我作个抄公，录高拜石原著如下.
“第一天洞房花烛，第一句便问徐郎，书里寡妇是谁？和你有无关系？现在哪里？要徐枕亚从实招来，说得不对劲，便伸出麻姑之爪，浑身乱抓。
狀元或称状头，这个名称起于唐朝武则天做皇帝时，但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已无可考。
本篇所谈的是清朝状元的故事。清朝自顺治三年丙戌开始，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末科止，正科、恩科共计一百一十二科。恩科为前朝所无，起于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十万寿时;此后遇皇帝、皇太后整寿，以及其他庆期，皆开恩科。
状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将最后一个过程作一简单介绍。
清朝的考试，共分三级：县、省、京师。“童生”入学为“生员”，俗称秀才，每年都有机会。省的考试称为“乡试”，得中者即为“举人”，除恩科外，三年一举，逢子、午、卯、酉年份的八月间举行，故称“秋闱”。京师的考试集合各省举人，称为“会试”，亦是三年一举，逢辰、戌、丑、未年份，亦就是乡试的第二年三月举行，故称“春闱”;又以由礼部主持试务，故亦称“礼闱”。会试取中，实际上已是“进士”，但理论上称为“贡士”。
会试通常在四月中旬发榜，尚须经过一次复试，于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其规制与乡、会试不同，主要各点如下：
第一，殿试只试“策问”，即所谓“金殿射策”。策问题大多与时务有关，先一日由“读卷大臣”拟“标目”，或四字或二字，共计八条，御笔圈定四条后，由读卷大臣再拟策题，连夜写就发刻，印好题纸;第二天一早发题，每人一纸。
第二，殿试照例在“三大殿”最后的保和殿。自备试桌——用光面细布蒙于薄板，下加四根活络的铁条，携入殿内，找明亮之处支起来便是一张小桌;坐具则是代替“考篮”的小藤箱。
第三，乡、会试皆是三场，殿试只是一天，例不给烛，如果写得太慢，就要看监试的王公大臣，是宽是严了。大抵严的多，一到暮色初合，不管你是否写完，一律收缴，于未写完之处，钤一印章为证，其名谓之抢卷。但遇到平和忠厚的，不但不抢卷，甚至拿吸水烟的纸煤为人照明，这是惜士冷才，不算助人作弊。
第四，殿试卷糊名而不易书，事实上书法亦是考试的一部分。因为如此，军机章京参加殿试，往往占尽便宜，其故无他，读卷大臣每由军机大臣派充，而军机章京的笔迹，是他们所熟悉的，徇情提携，人之常情。
第五，殿试的考官，既不像乡试称为“主考”，亦不像会试称为“总裁”，而名之为“读卷大臣”。因为就理论上说，天子临轩策士，是唯一的主考，所以状元有“天子门生”之号。
读卷大臣例定八员，殿试前一日宣示后，即时入宫拟策题，奉钦定后，至内阁大堂写题，封前后门发刻，往往终夜不能合眼，及至殿试之日，方能休息，在文华殿住宿。
殿试的第二天，齐集文华殿，每人一张小桌，由收卷官分卷，按官阶高低依次分布，一人一卷，周而复始，分尽为止，每人大约分到三十卷。
详阅试卷，共分五等，记号是“○”“△，“、”“-”“×”;读为“圈”“尖”“点”“直”“叉”。
每人看完所分到的全部卷子后，留置原处，再至第二桌看另一人所分到的卷子，这样一桌一桌看过去，看完全部试卷，名为“转桌”。
“转桌”需要两天的工夫，然后公推在科名中资望最高者一人，主持评定前十本;这十本卷子是要进呈钦定的，名次大致不动，在御前拆弥封后，前三名为三鼎甲;第四名至第十名，为二甲第一至第七名。但例外的情形，亦复不少。升沉决于皇帝一念之间，此在乾隆朝，尤为常见，“状元的故事”便不妨从“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赵翼谈起。
二 得而复失
谈赵翼以前，先要谈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正科的状元毕沅。此人字湘蘅，别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中举人以后，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当差;迷恋名伶李桂官，债台高筑，正业俱废，后为李桂官所知，大为感动，尽其力之所及，助毕秋帆上进。及至毕秋帆大魁天下，李桂官亦因而名满天下。袁子才曾赋长歌咏此一段佳话，内有句云：“若教内助论勋阀，合使夫人让诰封”，李桂官遂为人称做“状元夫人”。
毕秋帆不善书法，他之能中状元，颇出人意外。原来他在乾隆二十二年考取军机章京，同事中有诸重光、童凤三，亦皆是举人，而且一起在庚辰科的会试中中了进士，到得殿试前一天，原该诸重光在军机处值宿，诸重光对毕秋帆说：“今晚上应该你代我值夜。”同僚互相换班是常事，但何以说是“应该”呢？诸重光指着童凤三说：“我们俩的书法都很拿得出去，有鼎甲之望，今天应该早点回去，养精蓄锐，一跃龙门。像你老兄的一笔字，我想你自己也不会作非分之想吧！”
原来如此！毕秋帆性情宽和慷慨，一诺无辞。到了傍晚，发下一件“交议”的奏折，是陕甘总督黄庭桂所上，以准噶尔、回部之乱平定，应如何在新疆兴办屯田事宜，以期一劳永逸。入夜枯坐无事，他将黄庭桂的奏折细看了几遍，对于新疆屯田是怎么回事，大致已了然于胸。
及至第二天殿试，所发下来的策问题中，正有一题谈屯田，在许多应试者尚不知新疆位在何处的情况下，毕秋帆得心应手，将这一道策问，发挥得淋漓尽致。进呈的前十本中，毕秋帆原列第四，高宗亲手拔置第一;而原为第一的诸重光，被压成第二，到手的状元，拱手让人。童凤三亦在十本之内，中了二甲第六名。
第二年辛巳，皇太后六十万寿开恩科，同为军机章京的赵翼，上年会试铩羽，这年卷土重来，礼闱得意。殿试以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刘统勋及左都御史刘纶，已内定派为读卷大臣，私下计议：去年状元、榜眼，皆出于军机章京，外间啧有烦言，说军机章京占尽便宜;本年为避嫌疑，进呈的前十本之内，绝不能有赵翼的卷子。
赵翼字云崧，别号瓯北，文名甚盛，自视亦高，当然亦有抡元之想。及至听说二刘有此约定，怕他们认出字迹，决定变更字体。赵翼初入京时，在刘统勋家当西席;刘统勋之子刘墉，字石庵，写颜字有名;赵翼学他的书法，平时偶作正楷，亦写颜字。其实，他本来擅长的是欧阳询的“率更体”;这天殿试的大卷子，以率更体来写。
及至转桌已毕，九圈的只有一本。不是说读卷大臣共八人吗？何来九圈？其中有个缘故，平定回疆的定边将军兆惠，班师还朝;高宗为示荣宠，特为派他充任读卷大臣。兆惠面陈，身为武夫，不谙文事;高宗跟他说：“不要紧，你看圈多的，也给他圈好了。”其中有一本八圈，兆惠锦上添花，便出了一本九圈的卷子。 將进呈时，刘纶跟刘统勋说，九圈一卷，疑心是赵翼的卷子。刘统勋笑道：“赵云崧的笔迹，烧了灰我都认得。”
“不然。”刘纶答说，“今年一共二百另七卷，我每一卷都检查了，没有找到赵云崧的笔迹。如说此卷非赵，那么他的卷子在哪里呢？”
此言有理！刘统勋将赵翼的卷子要了来，聚精会神地复阅了一遍说：“赵云崧才气纵横，但常有不中绳墨之处。这一卷严谨修洁，绝不是云崧的手笔。”
话虽如此，刘纶终以为疑。及至进呈后，正好有御史建议，前十卷请先拆弥封，再定名次;目的即在抵制军机章京因军机大臣徇私而得鼎甲。高宗降旨，准予试行。
及至一拆弥封，果不其然，第一本即是赵翼;第二本是杭州人胡高望;第三本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
高宗于王杰的笔迹很熟，因为王杰曾先后在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府中专司章奏;而且他曾问过尹继善，知道王杰人品高洁，决定拔擢他为状元。
“本朝有没有陕西人得过状元？”高宗问刘统勋。
“没有。”
“赵翼是常州人，江浙状元很多，得失看得轻;如今西征之师平定回部，我想给陕西人一个状元，以示偃武修文之意。你们看如何？”
大家当然没有话说，赵翼与王杰的名次互易，即成定局。这就是赵翼的状元，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曲折经过。至于王杰，确是不负高宗的识拔。乾隆末年，和珅当政，势焰熏天，军机大臣中除了首辅阿桂以外，只有王杰持正不阿，有一回和坤执着王杰的手说：“这双手好软，真好。”王杰答说：“这双手虽好，不过不会要钱。”和珅为之面赤。嘉庆七年告老还乡时，仁宗御诗赠行：“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还韩城。”传诵一时。
三 失而复得
有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便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乾隆三十一年癸未科状元张书勋的故事，与赵翼是个有趣的对照。
张书勋字西峰，苏州人，家贫力学，但会试不利，常出意外。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张书勋原已取中第三名，但到填榜时，发现试卷违犯程式。科场条例，严格苛细，一切均须照功令程式行事，譬如御名避讳，等等，一不小心，便遭黜落。但到填榜时发现出了问题，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名次均已排定，第三名黜落，如以第四名推升，则以下的名次皆须更动，会搞得一团糟。
因此，不知谁发明一个办法，在黜落的卷子中抽一本“补缺”。这在科场中是件很郑重的事，由主司摆设香案，对天祝告，然后在抖乱了的上千的落卷中抽取。那一回抽中的是秦大成，江苏嘉定人;秦大成的运气好得难以相信，殿试后居然中了状元。
三年以后的丙戌科，张书勋卷土重来，这一年一面应试，一面应“大挑”。凡是三科会试落第，而有意人仕，可应大挑;定制每六年举行一次，钦派王公亲贵挑选，十个人一排，十取其五，一等二人用为知县;二等三人用为学官。大挑主要的是看相貌，长方的“同”字脸，四方的“国”字脸，圆圆的“田”字脸，都可望取中。上丰下锐的“甲”字脸，反过来的“由”字脸，以及两头尖的“申”字脸，就难望人选了。
张书勋先应会试，后应大挑。会试的文章，自己觉得不坏，哪知闱中失火，偏偏烧的就是他那一“房”，卷子也烧掉了。礼部奏明原因，准予补试，由高宗亲自出题。张书勋已经认命了，此生与进士无缘，补试以后，到吏部领了大挑知县的文凭，摒挡出都。走到良乡地方，有他的同乡好友追了上来，说补试发榜、榜上有名。于是重新回京，参加殿试，居然又是状元。上一科得而复失，这一科失而复得，而且是知县中状元，成为科场中独一无二的佳话。
四 倒霉的状元
科场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照毕沅、王杰、秦大成中状元的例子看，这句话实在不无道理。此外靠运气而得中状元者，还可以谈两个故事。
先谈一个简单的，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科，四川的骆成骧，在进呈十本中，原列第三，只因策论中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一语，使得因甲午大败而饱受刺激的德宗，大为感动，拔置第一。第十本的喻长霖，亦因策论中有忠勇奋发之气，改为第二。原来可当状元的王龙文，就此变为探花。
另一个故事，则是真的要点运气了。乾隆十六年辛未正科，高宗奉皇太后首次南巡，启跸前密嘱刑部尚书刘统勋主持本科会试;殿试则以南巡之故，延期至五月下旬，高宗回京后，亲自发策。进呈的第一本，为补行殿试的刘统勋之子刘墉，他那一笔名闻海内的颜字，一望而知。
其时刘统勋正在大红大紫，高宗可能以为读卷大臣有意奉承刘统勋，要让他的儿子中状元，所以拿刘墉的卷子与第五名对调，拆弥封一看，状元变成杭州的吴鸿;而刘墉降为二甲第二名，凡前一科已中进士，因事未能参加殿试，而于下一科补行者，不得人一甲，由此立下一个例子。
其实吴鸿这本卷子，根本就不能列入前十本，因为多写了一个“而”字，当时读卷大臣及高宗都没有看出来，直到好几年以后，方在琉璃厂为人发现。
怎会在琉璃厂发现呢？原来琉璃厂有一家专门供应考试用具的文具店，名为荣禄斋。当发榜前夕，在写榜时，名条陆续由贡院门缝中传出，荣禄斋汇印成纸，公开发售，名为“红录”。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元刘可毅，本名毓麟，更名应试，得中会元，本是喜事，不意红录将他的名字误刻为“刘可杀”，都讶为不祥，刘可毅本人更是耿耿在怀，他自己想，身为翰林，如何“可杀”？除非当考官，下人借他名义舞弊，始有可死之道。因此每逢有“考差”，他都敷衍了事，根本就不想当考官。哪知“拳匪之乱”，由京南归时，中途遇害，“可杀”竟成恶谶。
荣禄斋为了招揽生意，每每托人设法从内阁大库中偷出墨卷，张贴店壁，供人观摩。吴鸿策文中多一“而”字之所以未被发现者，因为前一页末一字为“而”，次页第一字又书一“而”字，衍文在绝不同的两个地方，容易忽略。如果当时为读卷大臣发觉，照例要加贴黄签，打人三甲，决无列入前十本之可能。
状元虽为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但中状元并不就表示荣华富贵，萃于一身，倒霉的状元亦有的是。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三十六年丁丑科的状元李蟠、探花姜宸英。姜为江南老名士，圣祖久知其名，当进呈十本时，圣祖问其中有姜宸英否？礼部尚书韩菼回奏：“姜宸英在史馆甚久，臣识其字，二甲某卷当是。”拆阅果然，圣祖拔置为一甲第三名，年已七十有二。 及至乡试过后，京中流言甚盛，说情弊不一而足;同时传出一副谐联：“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
不论乡会试，每次发榜后，总有落第的舉子制谐联骂主司以泄愤，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未足以惊动九重。但这一科除了骂“老姜”“小李”以外，还有一道四六的“揭帖”公然出现在通衢大道上。最骇人听闻的是，正文之下的许多小注，公然指明朝贵大臣的子弟，以何因缘得以中举：有的是凭交情，有的是作交换——甲放乙省主考、中丙之子;丙主北闱、中甲之子——最多的是行贿，银数若干，中介何人，指得历历分明，如广东巡抚年遐龄之子年羹尧，左都御史赵申乔之子，后数科中状元的赵熊诏，皆以孔方兄之力，得登贤书。
于是圣祖降旨查问。他大概亦知道这一案牵涉的大臣太多——连他最信任的，曾为顺治草遗诏，了解宫闱秘密最多的首辅王熙亦不免。如果只指派某数大臣彻查，不仅不能查明真相，而且亦使被派的人为难，所以上谕中只派九卿会勘试卷。而对首先发难的御史鹿祐，特予褒奖，以示希望勘卷的九卿能秉公办理。
这是这年十一月初的话，到了月底，九卿复奏，请将正副主考李蟠、姜宸英革职。圣祖旨在杜绝幸进、改革风气，认为如此糊涂了结，并非治道，降旨全榜举人，一律复试。
复试于第二年正月底举行，结果大出意外，圣祖命人宣示，认为试卷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恶劣，只黜落四等数名;三等以上皆准予参加会试;但亦并不认为主考弊绝风清，李蟠充军，而姜宸英已瘐死狱中。
当时舆论都认为姜宸英是冤枉的。照我的看法，那副谐联道出了真相，即是“小李大有甜头”，而姜宸英不能随事匡正，却不过情面，勉强同意取中，即所谓“全无辣气”。桐城派古文名家，曾有一文，记姜宸英生前曾跟他说过，平生有三事，自信可传，第一件是他曾做过权相明珠家的西席，媲美李后主的大词人纳兰性德是他的学生。有一天纳兰性德跟他说：“家父信任我，不及信任‘某仆’，先生如能向‘某仆’致礼，则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姜宸英勃然大怒，拂衣而去。此“某仆”便是原籍朝鲜的安歧，通称安三，为明珠经营盐业而致巨富，在康熙朝是有名的收藏家，鉴赏力之高，不逊于梁清标。姜宸英人品如此，谓其古稀以后得鼎甲，主北闱而竟纳贿自污，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时王渔洋当刑部尚书，自言：“吾为刑官而令姜西溟（姜宸英字西溟）非罪而死，何以谢天下？”
这一榜的榜眼严虞悖，亦因此案被议，照揭帖中说，严虞悖不但子侄在此科得隽，为人居间，过付贿银，亦有多起。他是神童，入翰林后，馆阁文字多出其手，而因此案涉嫌，革职闲居，至康熙五十年始复起，以大理寺寺丞充四川乡试副主考;升太仆寺少卿后，又充湖广乡试正考官，旋即病殁。这一榜的三鼎甲，都很倒霉。
六年以后的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科，亦是很倒霉的三鼎甲，榜眼赵晋以江南副主考舞弊下狱，自缢而死。向例犯人入狱，以纸捻作裤带，纸捻不能承重，用意即在防止自缢，是以赵晋之死成为疑案，谣诼纷传，说同榜状元王式丹入狱探视赵晋时，以丐尸掉包，掩护赵晋脱逃，因而吃上罣误官司。
王式丹、赵晋同榜的探花钱名世，字亮工，江苏常州人。钱名世诗文皆工，诗为王渔洋所激赏，文则为主修明史的万斯同所钦服。雍正四年，不幸无端卷入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风暴中。
钱名世有首投赠年羹尧的诗，说他当立碑于圣祖“平藏碑”以后。赠诗达官是常事，颂扬过分，亦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过失，但因世宗深恶年羹尧，在年死后，依然株连不休。钱名世一案交议后，大学士九卿将顺世宗的意旨，科以“甚属悖逆”的罪名，“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而世宗以精神虐待，作为惩罚的手段。他说，钱名世“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除革职发回原籍以外，御书“名教罪人”四字，交常州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钱名世住宅。同时又发动朝士一起来痛骂钱名世，他谕知军机处说：“可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共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做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此事后来并无下文，可能是经人奏谏后，收回了成命。
此外，三鼎甲都倒霉的，还有乾隆四十年乙未正科一榜。状元吴锡龄，安徽休宁人，探花沈清藻，杭州人，都在授职一年后去世，吴锡龄只有二十五岁，是清朝唯一的短命状元。榜眼汪镛，山东历城人，金殿胪唱那一天，不知何故，竞致缺席，未受职先罚俸，仕途蹭蹬，编修一干干了三十年，垂老始改官为御史。
以上是谈一榜三鼎甲皆不利的情形，至于状元个人最倒霉的，莫如嘉庆十九年甲戌正科的龙汝言——功名富贵都断送在“雌老虎”手里。
龙汝言，安徽桐城人，字锦珊，一字子嘉。他在做秀才时，在旗下一个都统家做西席，旗人素轻西席，目之为“教书匠”，龙汝言郁郁不得志好几年。
嘉庆十四年，仁宗五旬万寿，龙汝言受都统之托献祝词，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作五言排律一百韵进呈。仁宗大为惊异，排律一韵即是一联，一百韵便是一百副对联共两百句，加上前后散起散结，共两百另四句，实在难能可贵。
旗下都统不认识汉字的都很多，居然能集先皇诗句，成此巨制。仁宗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召见都统垂询，都统据实回奏，仁宗更为感动，因为他知道，南方士子多不屑读御制诗集，尤其是乾隆的三万四千首诗的《乐善堂集》，如果引用，必是资以取笑。如今龙汝言能集成排律一百韵，非熟读细读不可，即此足见爱君之诚，立即赏给举人，准予一体会试。
仁宗五旬万寿，例开恩科，但寿期是在十月初六，早过春闱试期，因此龙汝言参加嘉庆十六年辛未殿试，不幸落第，四总裁之一文华殿大学士董诰复命时，大受申斥，说“今科闱墨不佳”。
其实这一科所取，颇多佳士，林则徐就是这一科的二甲进士。状元叫蒋立镛，湖北天门人。新进士发榜后，照例要谒见国子监祭酒，犹如今之研究生见校长;祭酒高坐堂室，三鼎甲率同榜罗拜于下，有个规矩：祭酒受礼时，绝不能有何动作，头动则不利状元，左右手动则不利榜眼、探花。其时的国子监蒋丹林，正就是蒋立镛的父亲。父子行此隆重的大礼，一时传为佳话，有朝士赠诗云：“回忆趋庭学礼时，国恩家庆喜难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拜起迟。”此亦状元故事之一。 回头再谈外号“董太师”的董诰，他是很受仁宗尊礼的老臣，即使真个闱墨不佳，天颜亦不敢为此不悦，此中必有蹊跷。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仁宗是為龙汝言落第而迁怒。因此到了下一科甲戌，四总裁入闱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将龙汝言的字号找到，关照房考呈荐，榜发高高地中了。
到得殿试，读卷大臣仰承意旨，将龙汝言取中第一，进呈后，仁宗虽看出是龙汝言的笔迹，还不十分放心，私下拆开弥封看过，复又封好。以万乘之尊有此偷偷摸摸的行径，亦算奇闻。
到胪唱时，仁宗比龙汝言本人更得意，向左右表示，赏识不虚。嘉庆二十一年奉派为湖北乡试正主考，差满回京，立即派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翰林犹如皇帝的清客，向例非资深翰林如侍讲、侍读等不能充任;龙汝言其时尚未“散馆”，获此差使，殊为罕见。
不久，龙汝言又奉派为实录馆纂修，这更是一个优差。因为修先帝的实录，等于民间富贵之家请人为先人撰墓志铭，谀墓之金必丰，所以除了实录告竣，照例优予议叙以外，平时亦常有赏赐。到得二十四年，实录告竣，缮出清本以后，实录馆的执事送到龙汝言家中，请他校对。第二天取回以后，随即进呈御前，仁宗打开一看，高宗的庙号尊谥竞写成“高宗‘绝’皇帝”——应该是“高宗纯皇帝”;纯字误书为绝，龙汝言竞未校出。
仁宗既惊且怒，最后则是伤心，因为他觉得待龙汝言如此之厚，而龙汝言竟丝毫没有感恩图报之心，失望极了。但仁宗犹不忍宣布真相，仅降一朱谕：“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粗忽，毋庸交部议处，着即革职回籍。”如果“交部议处”，则“纯皇帝”误书“绝皇帝”而未校出，事属“大不敬”，起码也是个充军的罪名。
那么到底是不是龙汝言“办事粗忽”呢？不是。龙汝言家世寒素，少年时常受岳家周济，因此而惧内。其时夫妇反目，龙汝言避居友人家，实录馆送件来时，他的妻子漫然置之，第二天来取件，原封不动交给了来人，以致出了这么大一个纰漏。
第二年仁宗驾崩。龙汝言因为曾充南书房翰林，内廷行走人员，算是皇家的“自己人”，例应奔丧，叩谒几筵时，龙汝言想起仁宗的恩德，亦痛自己的遭遇，更有无可言宣的委屈，三副眼泪并作一副，哭得抢天呼地，声震深宫，嗣君道光皇帝问明经过，说此人很有良心，特旨赏内阁中书，以微官而抑郁以终。
五 状元应不应有才
状元应该不应该有才？答案是肯定的，但亦有例外，在清朝至少可以找出两个。
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甲戌正科的陆润庠。曾孟朴著《孽海花》第十一回，有个“磨勘官”陆萃如不知有《公羊春秋》、更不知注《公羊》的何休，甚至不知《说文》的作者是谁，此人就是影射陆润庠。曾孟朴与陆润庠同乡而相熟，必不致厚诬。当然，四书五经是读熟了的，只不知四书五经以外，尚有学问而已。
陆润庠之中状元，有个很有趣的传说。他的父亲叫陆懋修，字九芝，号称儒医，好著医书，医德更是过人，每每深夜到病家去探望动静，真所谓“医家有割股之心”。所以陆润庠中状元，苏州人都说是他的父亲阴功积德所致。
但陆懋修的医道实在不高明，同治十三年将一家富家三世单传的一个遗腹子医死了，其家大愤，将陆懋修的招牌卸了下来，劈成两半丢在茅厕中。不道“一报一报连三报”，听说陆润庠中了状元，那家人家赶紧将陆懋修的招牌从茅厕中捞起来，洗刷干净，包金镶补，花红鼓吹，送归陆家。这是我幼年听老辈所谈，不见于任何记载。
另一个不通的状元，笑话很多。《清朝野史大观》有一条云：“乾隆初有粤东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扬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子观射于矍相之圃，读矍为瞿，人皆笑之为‘瞿圃状元’云。”按，乾隆初年出于广东的状元，只有一个乾隆四年己未正科的庄有恭，字容可，号滋圃，而适有读矍为瞿这个笑话，因而得了“瞿圃状元”这个外号。
庄有恭曾任浙江巡抚多年。其时的书院，一月有三次考课，其中两次为“官课”，即由督抚司道出题主考。有一回庄有恭主持“官课”，为防止生童交头接耳，异想天开地命人以白纸条，一端粘附生童的前额，另一端粘在桌上，人人俯首、不得动弹。
庄有恭为人很刻薄，不但出了这么一个虐待的花样，而且还用文字损人。这天是考试帖诗，出的题目叫做“万马无声听号令”，明明贬人为马。
杭州的秀才也很不好惹，整人的法子很多。正当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之际，有人突然击案说道：“奇哉！天然绝对。”略停一下，大声念“万马无声听号令”的对句：“一牛独坐看文章。”
一时哄堂大笑，粘额的纸条，尽皆崩断，庄有恭无可奈何，类此自取其辱的笑话不一而足。还有一回，有个秀才考到一半，忽然腹痛想如厕。那时的规矩，先要领一支签，进出都要照一下，名为“出恭入敬”，所以读书人家的子弟，都管大解叫“出恭”。
此人去领签时，庄有恭疑心有何作弊的行为，不肯给。此人便说：“生员是真有恭，不是‘装’有恭。”装者假装，意谓真的要大解，不是假装要大解。有恭之恭，变成别有所指。这回是轮到庄有恭敢怒而不敢言了。
庄有恭与陆润庠，除了四书五经，别无学问;除了八股，别无文章，但状元中做学问的人实在不少，如彭定求、龙启瑞，皆人《清史稿·儒林传》，青史留名，在他们治学的成就，而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大魁天下。
彭定求字劝止，苏州人。他的父亲彭珑是规行矩步，淡泊自甘的道学君子。彭定求天性纯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中状元授职修撰后，便请假省视老父，居家两年，直到彭珑催促，方始入京销假，服官一年余，复又请假归省，未到家彭珑便已病殁。彭定求自此告病在家。圣祖南巡时，特派太监赐御札，有“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其时江南的绅士，在乡多喜欢包揽是非，只有彭定求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特为圣祖所称许，特命他到扬州校刊曹寅所主持刻印的《全唐诗》，照现任官升转。彭定求在扬州两年，《全唐诗》告竣后，仍回苏州，既不进京亦不销假，一意讲求阳明之学。他曾从理学名臣汤斌受业;汤斌当江苏巡抚时，清廉无比，外号“豆腐汤”。彭定求晚年感念师门，常作“豆腐会”，邀老友讲学论道。平生著作甚丰，殁于康熙五十八年，享寿七十五岁。 彭定求殁后第八年的丁未，他的孙子彭启丰中了会元，殿试在进呈十本中，居第三。这与他的祖父“两同”，彭定求亦是会元，殿试本为第三，由于策论中对圣祖有规谏之语，拔置第一。世宗得位之初，事事要学“皇考”，因而亦将彭启丰由第三改为第一，祖孙同为会元、状元，有意制造一重佳话。彭启丰一生的经历，多在考试、教育方面，五典乡试、三主学政，官至尚书，享寿八十有四。生当承平盛世，富贵寿考，不必有赫赫之功，亦不负一生了。
六 父子叔侄六状元
由祖孙状元联想到父子叔侄，是否亦有先后夺魁的佳话？有的，父子状元有一对，叔侄状元有两对。且从后者谈起。
第一对叔侄状元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的蔡启傅、蔡升元。蔡启傅于康熙八年冬天赴京会试时，路经淮安府山阳县，县令是他的乡试同年，投刺拜访。那县令只以为是来打抽丰的，在名刺上批了四个字：“查明回报。”门房少不得加以盘问，蔡启傅一怒而去。第二年庚戌科，先中会元，后中状元，山阳县令才知道得罪了贵人，具了一份厚礼补过。蔡启傅拒而不受，在礼帖上写了一首诗：“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科，其侄蔡升元殿试夺魁，上距启傅胪唱十二年，故蔡升元赋谢恩诗，有“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之句。一说此诗为升元之父启贤所作。
另一对叔侄状元为翁同稣、翁曾源。翁同稣为咸丰六年丙辰正科状元，两为帝师，得君甚专。晚年为刚毅、荣禄所排挤，被逐回常熟，凄凉以终。我曾为他写过传记，这里就不多说。
翁同龢为大学士翁心存幼子。其长兄翁同书，翰林出身，咸丰三年帮办江北军务，以克瓜州功获赏黄马褂，八年授安徽巡抚。同治元年，节制五省军务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劾翁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而寿州复陷。其时的曾国藩，所请无不准，翁同书被逮至京下诏狱。会王大臣会审，恭王岳父、大学士桂良主从严，因而定罪为“斩监候”。
其时翁心存年逾古稀，何能承受这样的刺激？虽然这年同治建元，照例“停勾”，翁同书这年可以不死，但明年又如何呢？老年人有这样一个痞块横亘在胸中，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入冬终于卧疾不起。两宫懿旨，特释翁同书回家视疾。到得出狱，父子得见最后一面，但翁心存已入于弥留状态，是否知道长子暂释，不得而知。
翁心存身后的恤典甚厚，除准翁同书在家穿孝百日再入狱以外，特赏翁心存的长孙，亦就是翁同书的长子翁曾源为进士，准一体殿试。这翁曾源书念得很好，但有一樣要命的毛病——羊角风，而且相当严重，说来就来。有了这项毛病，注定不能参加考试，否则，闱中发病，难保没有性命之忧。因此只是捐了个监生在家读书。咸丰六年，宣宗实录告成，在事诸臣优叙，翁曾源因而蒙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实际上并未入闱。及至蒙赏进士后，第二年癸亥恩科，殿试只有一天，家人决定让翁曾源去试一试。
入宫以后，一直到天黑，未见翁曾源的踪影，翁同稣及其他接场的亲族，都焦急得不得了，一直到“戌初三刻”，也就是七时四十五分，才见他出宫。显然天黑以后还能写大卷子，保和殿中是有人照应的。
问起翁曾源殿试情形，是身体很好，大卷子没有错字，这就有前十名之望了。三天以后，进呈十本拆弥封，前十名即时召见，名为“小传胪”。翁曾源一早人宫听宣，居然中了状元。这是八员读卷大臣于翁心存、翁同书、翁同稣都有相当的渊源，有意帮忙。但亦只有嗣君冲龄，太后临朝，才敢于如此。且不说在雍、乾两朝，断乎不敢;即在嘉、道两朝，亦不见得敢轻易尝试，因为出了个羊角风状元，不但是个笑话，而且有此疾者，绝不能服官，然则拔之以魁多士的作用何在？皇帝只要如此诘责，而无法“明白回奏”，则严谴立至。
翁曾源之中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好几项纪录：第一，是从未进过贡院（乡会试闱场）的状元。第二，是唯一由监生一跃而中的状元。第三，是唯一未曾任过官职的状元——在他中状元时，他为他祖父所服的丧未满，自然不能到翰林院受“修撰”之职，以后亦始终只领虚衔。
最后要谈一对父子状元，都是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父名于振，字鹤泉，江苏金坛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状元。这一科三鼎甲俱命在南书房行走，事属特例。世宗得位不正，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措施，需要在南书房亲自指挥处理，凡奉派在南书房行走的翰林，如果缜密小心，则一路荣升，官符如火，否则便有杀身灭门之祸。如雍正四年江西主考查嗣庭，原来即是南书房翰林，当他奉派至江西时，世宗另派副主考俞鸿图监视，途中可能搜查到查嗣庭泄漏机密的确据，以致被祸。
雍正二年甲辰补行元年癸卯正科会试，于振奉准为河南乡试副考官，四年十一月提督湖南学政，未几降调为行人司副。明朝的官制有行人司，长官正副二人，行人司副从七品，清沿明制，于乾隆十三年废止。于振原为修撰从六品，改行人司副则为降二级调用。原因要查“雍正朱批谕旨”才知道，他未经奉准，擅增武秀才的学额，且已取中，事情搞得很尴尬。世宗朱批：“新进小臣，无知孟浪，未经奉示，何得专擅？已交该部察议矣。”获咎之因如此。
如果从六品的修撰，降调为从七品的检讨，则仍在翰林院;一调行人司副何能再成翰林？说来也是造化弄人，于振居然复为翰林——雍正十一年踵康熙十八年己未故事，举“博学鸿词”制科，除现任翰林以外，无论已仕未仕，经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保荐，即可应试。于振符合举荐资格。
这一次的词科，延到乾隆元年丙辰九月，方始举行。但丙辰词科与己未词科，用意完全不同，前者旨在将隐于岩壑的前明义士延揽出山，所以录取从宽;而丙辰词科，原就是世宗的一种“阳谋”，想引出曾静、汪景祺这类人物，以便铲除，所以下诏一年以后，尚仅河东总督举一人、直隶总督举两人。世宗降旨，切责诸臣观望，于是举列两百余人，诰命一年之内督集京师，先至者月给钱米，及至齐集，已在乾隆建元以后，特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邰基阅卷。
凡是三考出身的进士，对于未受场屋之苦，一飞冲天的“征士”，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此在康熙时已然，以朱竹坨的渊博多才，尚且被目之为“野翰林”，可见此辈的心态。因此由张廷玉主持的丙辰词科，托慎重之名，行摈弃之实，应试者一百九十三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总计一等六名，授职编修;二等十三名，授检讨、庶吉士不等。淹通经史，或文章词赋知名海内的绩学能文之士，如人《清史稿·儒林传》的程廷祚、桑调元、顾栋高、沈彤等;入《文苑传》的厉鹗、刘大櫆、李锴、胡天等均未人选，颇失士林之望。 于振很运气，取在一等之末，复回翰林院当编修。清朝以状元而应词科获高第，具此双重资格者，只于振一人。老师提拔，是其主因，于振的状元，原就是张廷玉取中的。
到了第二年——乾隆二年丁巳，于家又有喜事。于振之子于敏中，殿试一甲一名。高宗很欣赏于敏中，乾隆二十五年入军机后更是大红大紫，他一直掌度支，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后，仍兼户部尚书。所当过的差使都是阔极一时，如四库全书馆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又因平金川，他以参赞庙谟之功列为功臣，赏戴双眼花翎，图形紫光阁，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身后并得谥文襄，文臣非有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他以前谥文襄者，只有一个洪承畴。
于敏中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享年六十六岁，而生前之荣忽然转变为身后之哀。事实上他的死因，便很可疑。据说于敏中以微疾告假时，高宗遣医诊视，忽赏“陀罗经被”，这是来自西藏喇嘛，殁后覆盖于棺中的殓具，凡一二品大臣殁于京师者，例赏陀罗经被，不是什么稀罕的荣典。因此，传闻高宗赐此被于于敏中生前，是暗示他自裁。
于敏中身后，两次严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读《严嵩传》，想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一案，于敏中庇护乾隆朝有名的贪官王宣望;恤典中原曾入祀贤良祠，此时降旨撤出。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国史馆进《于敏中传》，高宗复又想到于敏中结交太监的往事，命将于敏中之孙所承袭的轻车都尉世职撤革。
高宗何以追论旧恶如此？已觉可怪。近年读孔德成先生令姐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内宅轶事》，探究有关史料，发现高宗与于敏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孔府内宅轶事》中有一章，标题为“公主下嫁孔府”，一开头就说：“衍圣公的兄弟不能住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里却世世代代住着一户外姓亲戚，人称‘于官亲’，住在东学，占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这于官亲是谁呢？就是于敏中的眷属。孔府相传：乾隆有个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都是别的王公贵族所没有的荣耀。
乾隆第一次来孔府时，就说定将女儿下嫁孔府。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公主嫁到孔府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这段叙述，真假掺杂。清朝的家法极严，公主不可能寄养在大臣家，此且不论。要指出的是，高宗十女，孝贤皇后生第一女、第三女;第一女早殇，未封;第三女封固伦和敬公主，雍正九年生，乾隆十二年出嫁，年十七岁;此外，能养大的四、七、九、十等四公主，出嫁的年龄，非十六即十五。乾隆十三年三月东巡回銮时，舟次德州，孝贤皇后与高宗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愤而投水自杀。然则于夫人如为孝贤皇后所出，至少应生在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已二十六岁，断无公主至二十六岁始出嫁之理。
那么，于夫人是不是高宗的女儿呢？是的。不过她的母亲并非后妃，而是孝贤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的夫人。高宗与傅恒夫人私通，福康安就是高宗的私生子，这种公案，我曾有考证;孝贤皇后在德州自尽，亦就是醋海生波所致。
因此，于夫人应该是福康安同父同母的胞妹。出生后即由于敏中认之为女，说是由于敏中之妾张氏所生，《东华录》载乾隆三十七年上谕：“于敏中之妾张氏，于例原不应封，但于敏中见无正室，张氏本系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适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系应承袭公爵之人，将来伊女亦可并受荣封，张氏着加恩赏给三品淑人。”
张氏受封的理由，完全说不通，而且大臣家的姬妾，皇帝又何以知其为“伊家得力之人”？说穿了一句话，无非酬谢其抚养“公主”之功而已。
《孔府内宅轶事》中说，“公主”自恃“毓德高门”，与婆婆不和，想来脾气不大好。于敏中死后两次获咎，很可能是“公主”告的状;而于敏中微恙而蒙赐陀罗经被，暗示其自裁，则更可能是于敏中口舌不谨，泄漏了“公主”的身世之谜之故。
七 状元的兄弟
清朝的文风，以乾隆年间为最盛，兄弟联翩人词林、膺鼎甲者，不一而足。主试大臣，所以能秉公取士者，高宗的英察，有极大的关系。
乾隆六十年乙卯，以登极周甲特开恩科。会试正总裁为左都御史窦光鼐;取中的第一、第二两本卷子，都是浙江人。另外两名副总裁，认为浙卷连中两本，似乎太多，最好換一本。窦光鼐以脾气固执出名，当时表示“论文不论省”，拒绝更换。及至填榜时，会元浙江湖州王以衔，第二名即其弟王以铻。榜发后，群情哗然，说窦光鼐两督浙江学政，事必有私。
其时和珅的势焰正盛，以窦光鼐的脾气，是绝不会买他的账的。乾隆五十一年窦光鼐第二次当浙江学政时，奉命会同户部尚书曹文埴盘查各州县仓库亏空。和珅关照曹文埴含糊了事，但窦光鼐不听，单独上奏，严劾不法州县，平阳知县黄梅假弥补亏空苛敛，母死之日演戏。高宗得奏震怒，特派首辅亦为军机大臣领班的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到浙江查办。
阿桂复命，说黄梅九十岁老母生日演戏，当夜病故，窦光鼐所言不实。窦光鼐不服，奏明阿桂只是派属员至平阳查访，本人未到;窦光鼐则亲自赴平阳复查，取得黄梅勒派富户的捐票，母死不肯发丧，托辞老母生日演戏，表示他并未丁忧，以便仍旧在任。于是阿桂二次赴浙查办，这回证明了窦光鼐所奏不妄;黄梅斩决，阿桂等亦都得了处分。
和珅在窦光鼐手中栽了这么一个筋斗，久思报复，这回机会来了，在高宗面前告了他一状。高宗亦有些怀疑，复试之日，稽察特严。及至名次揭晓，王以衔二等第四，王以铻三等第七十一，复试凡列等者，皆准殿试。和坤吹毛求疵，说会试卷子中，王氏兄弟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语，就是关节。高宗便准王以衔殿试，王以铻不准。及至殿试拆弥封，王以衔中了状元，而读卷官中即有和坤与主纂《四库全书》的纪昀，高宗便说：“这莫非亦是你们给了王以衔关节？”至此，他确信窦光鼐无私，和坤原想借此兴起大狱，倾陷窦光鼐，亦就变成枉费心机了。 除了王以铻、王以衔弟兄会状外，还有弟兄状元榜眼，更为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哥哥先成榜眼，而弟弟确信后来居上，必中状元，果如所言。
哥哥是庄存兴，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乙丑正科榜眼。弟弟叫庄培因，当庄存兴得鼎甲后，庄培因赋诗有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
宋朝宋郊、宋祁并称“二宋”，以大小为别。庄培因以小自居，但当年的状元则是大宋;所谓“他年令弟魁天下”，无非自勉更要争气，以期媲美二宋之意，并不算狂妄，而庄培因的妻子便小气得可议了。
原来向例三鼎甲得于住宅前建立旗杆，庄存兴中榜眼后建旗杆于住宅之东，庄培因之妻即指庄存兴“不留余地”;因东居上首，而庄氏兄弟尚未分炊，如庄培因大魁天下，建旗杆于西，岂非状元屈居于榜眼之次？
这话有没有道理呢？不妨拿李鸿章兄弟间的一个故事来比较。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奉派为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由北京抵达上海，候船放洋。上海道以下的在沪官员，公宴李鸿章于天后宫行辕;其时适李鸿章之兄，卸任湖广总督李瀚章亦在上海，因而亦成为被邀贵客之一。李瀚章先到，坐于次席，李鸿章后到，昂然独居首座。事后有李氏兄弟门下微言以讽，认为“二先生何妨对大先生略让一让”。李鸿章斥之为“公私不分”，他说：“今天是上海官场公宴，非私人应酬可比。我是当朝首辅，又是钦差，如果我论私情，让大先生居我之上，朝廷体制何存？”
就此公私之辨而言，显然庄培因的妻子，大错特错。状元虽贵，只是一人一家之荣，既言家庭，长幼有序，弟不可居兄之上，而且科名讲先后，庄存兴早于庄培因四科，不论兄弟，亦是前辈。何况殿试人数，常在三百人左右，其中变数甚多，何能有必中状元的自信？所谓“不留余地”之说，实在是很荒唐的。但造化弄人，居然说大话兑了现，以致荒唐的指责，变成振振有词而已。
此外状元的兄弟而居鼎甲者还多，最难得的是“昆山三徐”，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同胞两兄乾学、秉义，皆为探花。至于彭定求之弟彭宁求，潘世恩之弟潘世璜，张之万之弟张之洞亦皆为探花，但亦皆为堂房的兄弟。
八 三元及第
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谓之“三元”，是科举史上最高的荣衔。唐、宋、金、元、明、清六朝，三元及第的总数，不会超过十五人。宋祁之兄宋郊（改名宋庠）、“错把冯京作马凉”的冯京，都是三元及第。明朝唯一的三元商辂，浙江淳安人，三元及第后建坊省城，杭州商业区的“三元坊”，即由商辂而来。
清已有两个三元，一个是钱棨，字湘舲，初名钱起，因为与唐朝“大历十子”之一的钱起同名，照功令必须更名，因改为棨。他是苏州人，是个割股疗亲的孝子，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乡试解元;四十六年辛丑正科会元，殿试夺魁，高宗特制三元诗纪瑞。
历来凡有特异的人物，往往附有神奇的传说，钱棨亦然。钱棨高祖叫钱中谐，康熙己未词科，取在一等十四名，授职编修。他的词科同年汤斌，当江苏巡抚时，赠他一方“奎璧凝晖”的匾额。钱棨中解元后，入京会试，途中梦见五色云中，有一条苍龙，蟠舞而前，钱棨了无所惧，攀住龙角，在龙头上书“奎璧凝晖”四字，就这科连中会状。
“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俗作魁星。“璧”同“辟雍”之辟，“奎璧凝晖”一语，可解作为国子监增光之意。按：士人人仕，名为“释褐”，褐即布衣，释褐者易布衣为官服。非两榜出身的官员，得官则走马上任，无任何礼节，只有进士殿试传胪后三日举行“朝考”，是一种任用考试，或点庶吉士人翰林，或分部用为主事，或分省用为知县，官职既定，乃于五月初一日在国子监举行“释褐礼”。
行释褐礼之前，先在国子监之东的文庙行“释菜礼”，亦即最简单的祭孔典礼，孔子及四配由状元主献;东南十哲由榜眼、探花分獻;东西两庑，则由二甲、三甲的第一名分献。礼毕释褐，更换补服，然后至国子监彝伦堂释见祭酒及司业，进酒三爵，三鼎甲各簪金花一枝。向例有一枝备用的金花，由管理国子监的大臣携归;这一回是例外，因为钱棨是国子监司业翁方纲在当江南主考取中的解元，所以管理国子监的大学士蔡新，特以这一枝金花相让。
另一个三元是广西桂林的陈继昌。时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仁宗赋诗志喜，有“大清八百载，景运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论”。抗战以前，掌故名家徐一士引此语，首句误作“大清百八载”。因为清朝如自顺治人关算起，至嘉庆庚辰，为一百七十七年;若以前一个三元起算，则乾隆丁丑至此，仅四十年。“八百载”乃是以周朝八百年天下自期。
“旧相”谓乾隆朝东阁大学士陈宏谋。陈继昌是他的玄孙。巧的是两三元都曾改过名字，钱起改钱棨;陈继昌本名守壑，会试以前曾得一梦，梦见报子到他家报提，但名字为陈继昌。问他是不是错了，报子说不错，今年的会元、状元，就是这个名字，于是陈守壑改名陈继昌，居然连中三元。
由于陈继昌不但连中三元，而且清朝广西四状元，都出在桂林，而自陈继昌开始，所以有关他的灵异传说特多。桂林有一处名胜，叫做还珠岩，中有石笋下垂，相传“石笋到地，状元及第”，其时恰是“石笋到地”之时。
最不可思议的是，前明朝正德二年，有个云南按察副使包裕，游还珠岩作了一首诗，刻在岩石上，诗云：“岩中石合状元征，此语分明自昔闻。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天子圣神贤喆出，庙廊继步策华勋。”
此诗首二句即言“石笋到地，状元及第”的传说，巢凤山、飞鸾峰亦为桂林名胜，王世则桂林府永福县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状元。赵观文不知何许人，但必为桂府所出的状元，读者欲知其人，请查《桂林府志》。后四句则有“继昌”二字，陈继昌又号“喆臣”，与第三句诗意亦合，所以有人寄诗相贺，说“三百年前谶早成”，正德二年丁卯至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已在三百年以上。
又有一宗巧事是，广西贡院的门楼，倾圮已久;看风水的说宜改建，刚落成而陈继昌中三元。当时两广总督阮元赋诗云：“文运原因天运开，一枝真自桂林来。圣朝得士三元盛，贤相传家五世才。史奏庆云合名字，人占佳气说楼台。若从师友抡魁鼎，门下门生已六回。”第六句即指改建贡院门楼。末两句则嘉庆十三年起，状元吴信中、洪莹、蒋立镛、龙汝言、吴其溶、陈沆、陈继昌共七科，除倒霉状元龙汝言以外，其余六人都是阮元的“小门生”，得意可想。吴其溶河南固始人，虽无赫赫政绩，但在植物学界，赫赫其名，所著《植物名实图考》为研究树木花草的权威之作。 这一榜的榜眼是我的伯高祖滇生先生（讳乃普）。探花陈銮字芝楣，湖北武昌人，他有段逸事，堪称佳话。陈芝楣的父亲，是江宁一盐商家的账房，陈芝楣十八岁那年进学以后，特地到江宁省亲，盐商看他器宇轩昂，又是“宰相根苗”新秀才，将女儿许了给他。第二年遭父丧，三年服制满后，家已中落，奉母命至江宁，称贷于盐商，哪知盐商一口拒绝，而且要退婚。陈芝楣是很有骨气的人，一诺无辞。
借钱没有借到，盘费倒用光了，困居逆旅，不知何以为计？江宁的客栈，多集中在贡院前面的“状元境”，附近便是秦淮艳薮的钓鱼巷。陈芝楣有一天从那里经过，恰逢名妓李小红出门送客，少不得多看一眼;李小红看他憔悴之中有英爽之气，一念怜才，将他请了进去，细问因何落拓如此？陈芝楣据实相告。李小红动了侠义之心，送他五百两银子，劝他赶紧回武昌应试。这年是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乡试得意，进京会试，联捷中了探花。这年七月，仁宗崩于热河行宫，皇二子智亲王即位，明年改元道光。
道光二年壬午乡试，陈芝楣放了浙江主考。不过三年的工夫，一个几乎流落他乡的穷秀才，竟主一省的文衙，盐商之女自恨福薄，郁郁而终，盐商亦悔恨莫名。于是有人替他出了个主意，说秦淮名妓李小红杜门谢客，正等待陈芝楣来娶她，不妨为小红脱籍，认作义女，通知陈芝楣来迎娶，复为翁婿如初。盐商如言照办，将小红从钓鱼巷接到家里当小姐。
及至陈芝楣在杭州出闱，媒人已经等在主考公馆外面了，自然一说即成。盐商备了一副值十万两银子的妆奁，将小红嫁了给探花郎。
于是陈芝楣具折请假，在江宁成婚。满月回京销假，又将老母接到京里奉养。小红恪尽妇道，一年以后生了个白胖儿子。
李小红交了一步帮夫运，陈芝楣的宦运，一帆风顺，道光五年外放松江知府，自此扶摇直上，由府道至监司，升巡抚，署总督。道光十九年三月，小红到江宁时，已是起居八座的一品夫人了。
这年己亥乡试，陈芝楣以监临入闱。中秋那天，小红重游钓鱼巷，遍访旧识，昔日手帕交至今仍有不曾从良的，小红为之一一脱籍，择年轻未娶的“戈什哈”为之婚配，总计二十一人之多。
《清稗类钞》亦载有此故事，但谓陈芝楣是两江总督陶澍的表弟。陈在陶幕府中，陶太夫人成全陈芝楣，为娶小红做妾，其后扶正，显然错误;陶澍早年丧母，容或不为人知，但当陶澍督两江时，已在道光十年，陈芝楣方任广东盐运使，岂有入两江督署幕府之理？
文三元以外，还有武三元。附带可以谈一谈所谓“武科”。科举时代一向有“穷文富武”之说，穷书生薄粥果腹，攻习举业所下的本钱甚轻;习武则花费甚大，起码饭要吃饱，而且非营养充足不可，所以非小康之家子弟，无力习武，但进学以后，同为秀才，身价不同。
从前有个笑话，有一县官看本县的武秀才，凭仗几斤蛮力气及一个秀才衔头，往往欺侮乡下人，思有以重惩。一日县衙门“放告”，有一武秀才扭一乡人告状，说此乡人担粪时，污染其衣，请主持公道。县官罚乡人磕头一百赔罪，当堂执行，命差役唱数。磕至六七十时，县官忽然“叫停”，问武秀才：“你是文生还是武生？”答说是武生。县官急言：“错了，错了;武生要打对折，只能磕五十，如今被告多磕了，你要给他磕还，方是两得其平。”武秀才不服，但不由分说，命差将乡下人捺坐在椅上，强按武秀才下跪磕头。一县大快，称颂“青天大老爷”不止;而武秀才的气焰大杀，欺侮乡里的风气，为之一变。
武科乡会试举行的年份与文科相同，但武会试是秋闱，于十月间举行，分内外场，外场试武艺，计有马步箭、掇石、舞大刀、开弓等项，其中以开弓为最重要，因為是考验膂力。开弓的强度，以“力”为单位，一力为十斤，起码开三个力才够格;强者可以开到十二三个力。
内场试文艺，先还有策论等名目，但至嘉道以后，已成具文。武会试以后，亦有武殿试，光绪十八年十月，翁同龢、汪鸣銮师弟奉派为武殿试读卷大臣，翁题汪像诗云：“今朝微雪点锁厅，上堂对案校武经。”注云：“默写孙子九十六字。”《孙子兵法》称为武经，指定其中一段默，所谓“校武经”者，即是校对默写孙子有几多错字，只字不误者，即膺上选。
武举人、武进士例授绿营武职。至雍正年间，武进士颇为吃香，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正三品，一等满侍卫，放出去可当驻防的将军，一等汉侍卫放出去，便是绿营参将，如有战功，升副将，升总兵就可以戴红顶子了。
武状元亦常有奇奇怪怪的遭遇。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武探花马瑔，用为绿营游击，派至福建，与同官言语失欢而互殴，双双坠水，为总督参劾革职，年未三十。乾隆二十四年改名马全，复中武举，会试联捷，至殿试外场时，高宗亲临紫光阁校阅，识得此人，问说：“你不是从前的马瑔吗？”答奏：“是。”以其技勇冠场，中了状元。
一人而为两榜的鼎甲，已是奇事;更奇的是顺治年间的天津镇总兵王玉墼，他是武三元，但在明朝崇祯年间，已经中过武状元，可说是“四元及第”，一人而中两状元，亦是一个新纪录。
文三元、武三元以外，还有“小三元”，亦为人所艳称，因为难得之故。
原来童生入学，须经过三层考试，县试、府试，最后是一省学政的院试。三试的第一名都称为“案首”。入学与否，权柄虽操于学政，但向例县、府案首，必定取中。因此县试案首，到了府试，有时文章再好，亦不会取成案首，为什么呢？
就因为县试案首，铁定可成秀才，府试再取作案首，锦上添花，对本人无所助益，而主试的知府丧失了一个选拔他人的机会，倒不如雪中送炭，取一个文章好的寒士，反倒合乎造就人才之义。因此，就理论上说县案首，为全县之冠。院案首为通省之冠;而府案首不一定为一府之冠;因为如此，所以县府院三试皆第一的“小三元”，就很难得了。
九 满洲状元、蒙古状元、“长毛”状元
八旗分满洲、蒙古、汉军三类，共二十四旗。汉军与包衣同为汉人，但汉军为清朝入关前后，所收容的明军，而包衣则隶属于满洲。
这二十四旗原来是不准参加考试的，至顺治八年吏部奏准，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有通文义者，准取人顺天府学，乡会试别成一榜，满榜取一甲三名、二甲七名、三甲四十名。 满汉分榜的会试，只行了顺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两科，原因是见“八旗人民崇尚文教，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而由科举出身者，既免军役，升迁亦易，所以降旨停止。
因此，满洲状元，只得两人，一个叫麻勒吉，姓瓜尔佳氏，汉名马中骥，隶属正黄旗，兼通满汉文字;康熙六年授为江南、江西总督，在任颇有政绩，殁后得在江宁雨花台立碑纪功，并入祀名宦祠。另一个叫图尔宸，隶属正白旗，平生事迹无可称。
至康熙二十六年以后，复准八旗参加乡会试，但不分榜，而且有个不成文的禁令，旗人不得中鼎甲。这个禁令，至同治四年打开，出了一个蒙古状元，就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崇绮。
崇绮字文山，姓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他的父亲便是以文华殿大学士奉派为钦差大臣，花光了清朝自国库发军费，最后一笔二百万而剿洪杨无功的赛尚阿。
《清史稿·本传》：“文宗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褫职逮京治罪，命大学士等会鞫。赛尚阿伏地流涕，自言不忍杀人，辜负圣恩。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其后免死充军，复又释回，殁于光绪元年。
崇绮是赛尚阿的长子，其时方任工部主事，革职后又以军功自笔帖式升至兵部员外。同治四年乙丑正科殿试，列于前十本第一名，进呈后拆开弥封一看，才知道是旗人。
当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往往由慈禧做主，她们亦知道鼎甲不中旗人的例规，但当时的慈禧，还没有毅然更换状元的魄力。交军机大臣与读卷大臣会商，据翁同稣日记，交议后“诸公相顾不发，延树南曰：‘但凭文字，何论满汉？’遂复奏定局”。延树南即延煦，他是宗室，为翁同龢同年，其时以礼部侍郎充任读卷大臣。
翁同稣又记：“文山来请，遂携旧账往。文山学程朱十年，至是气为之浮动，功名之际难言哉！”这段日记，需要加以解说，才能明白。
原来新进士的谢恩表，例由状元领衔，文字有一定的格式，新科状元须向前一科的状元递个门生帖子，请出示格式。崇绮前一科的状元，即是翁曾源，翁同稣是代他的侄子应崇绮之请，所谓“携旧账往”，是指新科状元拜老师，开贺请客，以及到国子监释褐、翰林院上任，各种花费开销。
崇绮一向从当时保守派领袖，亦是蒙古人的大学士倭仁讲学，应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修养，但一中了状元，气性浮动，成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所以翁同龢有些感慨。
同治十一年穆宗大婚。
在此以前，王公大臣都认为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必膺中宫之选。崇绮亲自课女，德容兼备，共许为八旗淑女第一。选后时，慈安太后亦中意于阿鲁特。但穆宗生母慈禧太后，认为江西藩司凤秀之女，明慧可喜，决之于穆宗，他站在嫡母这边，因而使得穆宗失生母之欢，皇后亦连带成了慈禧的眼中钉。
大婚后，慈禧干预小夫妻的房帏。穆宗赌气独宿于乾清宫——中宫本为坤宁宫，但满洲风俗“祭于寝”，所以坤宁宫其实是屠宰场，每天半夜里现杀两口猪祭神。坤宁宫除了作为大婚的洞房、合卺之夕住一夜以外，皇后的寝宫随即移往养心殿后的随安室。是故穆宗在乾清宫独宿，小太监引诱他搞同性恋，竞因而途命。
别以为穆宗是死于艾滋病，那时还没有这种“天谴”。穆宗是小太监导之微行冶游，而头等娼寮，不论外城八大胡同、内城砖塔胡同，都是内务府司官的天下。此辈常有内廷差使，熟识天颜，穆宗不敢去，只好逛“三等下处”，因而染患恶疾，在出痘时引起并发症而崩，“可怜天子出天花”一语中，包含了无数秘辛。
当穆宗病危时，相传慈禧与皇后婆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皇后一句“是大清门抬进来的”，触怒了慈禧。
因此，穆宗崩后，光绪入继，奉懿旨封为“嘉顺皇后”。这个封号，不知是谁拟的，“嘉顺”二字，兆已不吉。福康安先封“嘉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以太上皇之命，晋封郡王，配享太庙，仁宗亲政后，虽因先帝之故，既未夺爵亦未撤出太庙，但每言军务，诏书中必痛斥福康安。
嘉顺皇后旋于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崩逝，尚在穆宗升遐百日之内，故李慈铭赋挽词有“玉皇天上自携家”之句。
嘉顺皇后之崩，“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殒身”，御史潘敦俨贸然上言，两宫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因而丢官。但道路传闻，较之潘敦俨所奏，更为骇人听闻。
相传慈禧下令断绝皇后饮食之供应，不过后家向例可以送菜，嘉顺皇后得以勉强续命，但此非长久之计，嘉顺皇后在退回食盒时，写信问父，何以自处？崇绮答了四个字：“皇后圣明。”
向例皇帝有所垂询，大臣不便明言，便答以“皇上圣明”，意谓尽在不言。嘉顺皇后知道已绝不能自母家得何助力，自处之道，舍死别无他途，于是悄然自裁。
皇后的祖父赛尚阿素为宫中所恶，当他的孙女被立为后，照例后父封承恩公，后家抬人“上三旗”，由正蓝旗而入镶黄旗时，赛尚阿不知趣，竟上表为子谢恩，诏斥其荒谬，说擅入上三旗仅限后父，赛尚阿是有罪之人，何得擅旗？仍旧在下五旗的正蓝旗。至此痛爱孙之逝，念处境之艰，忧伤成疾，不久下世。
崇绮以后父例封承恩公，是自有状元以来，禄位最高的，此时女亡父死，忧谗畏讥，也成了个倒霉状元，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曾放出关去当都统。
光绪十年出任吏部，旋即调任户部。其时正当大政潮以后，恭王逐出军机，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在太平湖府邸中遥控政局;接着以大办海军为名，广开捐纳，海军经费则移为修建颐和园之用。
掌管国库的户部，既有帝师翁同稣为汉尚书，复有“管部”的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看得死死的，內务府需索，往往致压力于崇绮身上，而徒呼奈何，崇绮只好再一次告病，而复起之心仍在。
戊戌政变，光绪被幽，顽固的保守派抬头，悖王之子载漪，密谋废立，先将一向作为羽林军的神机营抓在手中，改名“虎神营”，取“以虎扑羊”之义。逐渐纵容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拳，酿成“大患”。 崇绮看时机已至，与徐桐一起策动内务府与宦官集团，立载漪之子溥傍为“大阿哥”，准备代替光绪。但此事非取得慈禧最信任的大学士荣禄同意不可;崇绮拟好一个奏折，去找荣禄签署，荣禄躲了他好几次，终于躲不掉了。
原来废立之说，甚嚣尘上，但封疆大吏，多不以为然，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南通状元张謇的建议之下，打了个密电给荣禄，表示不宜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电文中的警句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暗示此举不仅大违民意，甚至将引起列强干预。
荣禄不是个糊涂的人，自然不会认同保守派的胡作非为，但亦不愿显然得罪载漪及这班昏聩的老朽，所以崇绮一上门，他总设法挡驾。有一回让崇绮排闼直入逮住了。
谈未数语，荣禄忽然大叫一声：“哎唷，我这肚子到底不饶我啊！”说完，捂着肚子，匆匆人内。他是伪装腹泻，回到签押房内跟门客商量应付的办法。
计议已定，复出会客，时值隆冬，围炉促膝而谈，崇绮唤着他的号说：“仲华，我拟了个请定国本的折子，想邀你联名同上，你先看看。”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荣禄接到手中，说一声：“我不敢看哪！”接着，将那张纸投入炉中，崇绮的心血，顿时化为灰烬。
崇绮勃然变色，但无可奈何，咕哝一句：“岂有此理！”拂袖而去。
这是光绪二十五年冬天的话，第二年庚子，在夏天发生了“八国联军”之祸，慈禧处死了珍妃，带着光绪及大阿哥匆匆出奔，京师大乱。
其时明达之士，已预见咸丰庚辛之际文宗仓皇出狩的故事或将重演，我的曾祖姑丈陈夔龙先生，时官顺天府府尹，承大学士荣禄之命，暗中调集大车数十乘备用;两宫及王公亲贵，大多率眷扈从，出居庸关西幸，得免受辱。及至洋兵破城，不及先逃的朝官，尤其是一班自命为道学的顽固保守派，遭到了重大的考驗。此派的首领有二：一为徐桐，一即崇绮，遭遇皆极惨，但历史上的评价不同。
先谈徐桐。此人属于汉军，家住东江米巷，此地后来一部分辟为使馆区，改称东交民巷。徐桐一生最恨洋人，出城拜客，为了不愿经过洋楼，绕地安门而出，自言：“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但此人实在是个假道学，人格的感召不足，所以他的儿子徐承煜成了个表里不一的奸诈小人。
徐桐是载漪一帮的中坚分子，义和团设坛请神时，徐桐曾经为“大师兄”题了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及至“联军”入京，徐承煜劝他父亲，如为洋人所获，因为庇护“拳匪”有名，必不能幸免，不如殉国以全大臣之体;当时表示“父殉国、子殉父”，他愿同死。及至大厅上结好两缳，徐承煜扶他父亲上了吊，自己逃走。不过终为日军所捕，后来论罪时，奉旨正法，仍难偷生。
崇绮则先随荣禄同行，至保定在莲池书院自缢而死。崇绮之妻，亦即嘉顺皇后之母瓜尔佳氏，死事壮烈无比，她是在家预先掘好两个深坑，与她的儿子葆初及四个成年出仕的孙子，分别男女，人坑生瘗——活埋，合门死难。清朝状元下场之惨，无逾于崇绮。
洪杨的太平天国，在清朝的官文书中，称之为“粤寇”;而民间则呼之为“长毛”，所谓“长毛状元”就是太平天国开科取士所取中的状元。
太平天国早在人“天京”——江宁之初，即出有将“衡文取士”的布告，但一共开过几科，文献无征。据零零碎碎的资料可知，科场最看重的“制义”，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耶稣教《旧约》;试亦三场，但每场相隔一月之久;第三场内外悬灯结彩，中堂供香花及十字架。试卷很讲究，红绿黄三色，四周描金龙凤纹，中作方格，格大及寸。
相传别署“天南遁叟”的王韬是“长毛状元”，此说非是。王韬字紫铨，苏州人。曾策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官府所搜捕，遁至香港，故而有“天南遁叟”的别号。光绪初年回至上海，文名甚盛;他有一部书叫《海陬冶游录》，是研究当时社会史很有用的史料。
“长毛状元”见诸记载的，是个女状元，名叫傅善祥，江宁人。大概“男女平等”的观念，已引进到太平天国，所以洪秀全特开女科，考官当然亦是女人，正主考为洪秀全之妹洪宣娇。
江宁因为受袁子才随园女弟子的影响，闺中能文者很多，居然有二百多人应试，考题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傅善祥力辟“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之说，引古来贤女内助之功作证，为洪秀全所激赏，拔置状元。花冠锦服，鼓吹游街，并招人“天王府”掌簿书，代洪秀全批答文书，地位有如明朝宫内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傅鸾祥对这份工作，颇能胜任愉快。但太平天国相继发生内讧，报到洪秀全那里的文书，彼此丑诋，看了叫人生气，傅善祥便在批示上大骂一顿，骂到后来竟骂到了洪秀全头上，因而被枷号在“女馆”，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十 末代状元
清末自经庚子之乱，创巨痛深，连慈禧太后亦感觉到非自强不足以图存，而立国以人才为本，于是废科举、办学堂之议，日益繁兴，尽管科举出身的大老王文韶等全力反对;但实力派内则袁世凯，外则张之洞都持全力赞成的态度。新官制中的管学大臣张百熙，说科举不停、学堂断不能多办，定为递减之法，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三科计九年，完全减尽，科举自然停止。
但这个折中的办法由于不彻底，观望而不愿进学堂的人，仍旧很多。因此，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之志，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请宸衷独断，立罢科举。”于是下诏，自丙午科起，停止各省乡、会试及生员岁试科试。
这一来前一年借河南闱举行的甲辰科会试，即成了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考试;而殿试一甲一名的刘春霖，亦成了一“末代状元”。
这刘春霖字润琴，是魏忠贤的小同乡，直隶肃宁人，他之得中状元，在会试时已露消息，完全是因为小楷出色。
刘春霖中举时，正当全国大办中小学堂，学生练字须用仿格，又正当石印盛行，刘春霖便是写石印仿格的专家。中状元后还将他的殿试策论，石印发售，末页警告：“翻刻究罚。”这个状元之俗，可想而知。 怎么说，他之得中状元，在会试时已露消息呢？
原来甲辰科会试，因京师贡院于八国联军破京，毁于兵火，假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向例主持闱务者，乡试名为“监临”，由地方大吏充任，会试名为“知贡举”，派礼部侍郎主持，甲辰科会试改在河南，因而特派河南巡抚陈夔龙“知贡举”，此为有清一百一十二科会试中唯一的特例。
甲辰会试所派的四总裁是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侍郎戴鸿慈，按官位序列，称之为“正大光明”，向例取中会元为四总裁居首者的特权，但亦并非不可商量。
“正大光明”四席居次的张百熙是湖南长沙人，取中一本湖南的卷子。
其时试卷已废誊录之制，与殿试卷相同，所以文章好坏以外还看得出书法高下，但以张百熙的官位而论，只能取中会试第二名的会魁，他跟裕德商量：
“科举将废，我湖南三鼎甲都有，独缺会元，能否以此卷冠场，庶几可弥补我湖南在科举中的缺陷？”
裕德慨然相让。此卷即是翁同龢的同年，两广总督，湖南茶陵谭钟麟之子谭延闿。
事后张百熙与裕德都很失悔此举。
因裕德相让的一本卷子，是前一年癸卯科福建解元林志炬，如果林志炬由解元而会元，则殿试时必定在进呈十本中，取为第一，以制造第三个“三元及第”的祥瑞，这一改，便失去了一个取悦慈禧太后的机会。
刘春霖的卷子为陆润庠所欣赏，在至公堂拆弥封时，他就向“知贡举”的陈夔龙说：
“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
及至殿试时，刘春霖在进呈十本中，列为第二。第一本是朱汝珍，广东人，及至发下，朱刘互易，刘春霖果如陆润庠预测，居然大魁。
所以互易之故有两说，一说是光绪整理试卷时，偶然颠倒。另一说是德宗认为刘春霖的书法较佳，而这年春天干旱，“春霖”之名，是个好兆头，故拔置第一。
而朱汝珍的名字，有“你是珍妃”的意味，且又是慈禧所恶的广东人，以致屈为第二。照我看，以前说较为可能，而且也可能是陆润庠动了手脚，因为这天“小传胪”——宣布钦定名次的，就是陆润庠。
甲辰的第七年便是辛亥，人民国后，刘春霖的声名事业远不如他的同年谭延闽、蒲殿俊、汤化龙、张其锃，甚至还不及贾景德、关赓麟、沈钧儒，且以打着状元的招牌到处打秋风为人所讥。不道打秋风打出一头姻缘，是状元的故事中别开生面者。
话要从沧州一个叫张庆法的人说起，此人曾于光绪年间在浙江以候补知县奉派办理宁波厘金，亦即是收货物通行税，是个极有油水的好差使，因而在沧州颇有富名。
有一天门上递进来一张尺许长的大红名帖，赫然“刘春霖”三字，新科状元来拜，张庆法受宠若惊，延人客座，备道仰慕，然后取出一把从杭州带回来的扇面，“敬求墨宝”。
而刘春霖面有难色，但禁不起主人家亲自磨墨殷殷相求，只好坐下来动笔，看他开头“黄河远上”四字，便知写的是一首唐诗;但以下“白”字未曾写完，他的跟班悄悄上前，附耳数语，刘春霖遂即搁笔说道：“舍间来了远客，有急事要谈，改日再写。”然后匆匆别去。
这行径非常突兀，张庆法不知是怎么回事，看留下的“黄河远上”四字，虽还工整，却离一个“好”字还远得很。他的大女儿平时便是写刘春霖的石印仿格的，唤她出来一看，这位张大小姐一口断定：“绝不是刘状元的字。”然则此人也就不是刘状元，那么是谁呢？
过了几天，张庆法跟朋友谈起这件匿事。
此人对刘春霖颇有所知，他说刘春霖喜打秋风，必是有人冒了他的名想来弄几文;一看要考他的字，怕露了马脚，只好托词遁去。
又说刘春霖元配已故，在天津候家后眷恋一名南妓，名叫黄锦华，纳之为妾，及至刘春霖大魁天下，黄锦华以状元夫人自居;而刘春霖在朋友面前，依旧称之为“小妾”，黄锦华一怒下堂，至今中馈犹虚，接着又说：“大小姐年过摽梅，我来做个媒，老兄招个状元女婿，岂非大妙！”
张庆法大喜，婚事亦很顺利，刘春霖大登科后小登科，十分得意。
刘家还有韵事，刘春霖的元配留下一女，闺名沅颖，平时读书写字，自命为才女，又是状元的小姐，自视更高，誓非才子不嫁，以致年将三十，仍然待字闺中。
渐渐地，刘春霖发觉女儿起居有异，茶不思、饭不想，每每长吁短叹，终于恹恹成病。刘春霖探问病因，这位刘大小姐从枕头下掏出一本书来，递到老父手里，回面向里，不发一语。
这本书叫《玉梨魂》，是用文言写的“言情小说”;是写一个貌美多才约莫三十岁的寡妇为子延师，与西席两相爱慕，而格于礼教，只能作“精神恋爱”的故事。
情节文字，哀感顽艳，不知风魔了多少青年男女。我十三四岁时，从先兄遗麓中检得此书，亦曾为之废寝忘食。
刘大小姐因书及人，对作者徐枕亚大为倾倒。这徐枕亚是江苏常熟人，为“鸳鸯蝴蝶派”的巨擘——这一派的小说家，作品内容，不脱“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格局，故稱之为“鸳鸯蝴蝶派”。其时徐枕亚恰巧断弦，写了许多王次回体的悼亡诗，登在报纸杂志上，刘大小姐由爱才而怜才，写信去安慰徐枕亚，由此开始通信，不知不觉陷入情网，害起相思病了。
刘春霖从家人口中得知这些曲折，颇不以为然，认为门第既不相配，而且婚姻亦没有从女家发动之理，刘大小姐探明老父心意，划画出一个办法，示意徐枕亚拜樊樊山为师，再由老师出面作伐。樊樊山是翰苑前辈，又是连大总统徐世昌都要买账的大名士，他肯玉成好事，刘春霖自无不允之理。徐枕亚北上就婚，入赘“状元府”，是个五十岁的老新郎。
这段故事，先有张恨水写入他的《春明外史》，后有高拜石写入他的《古春风楼琐记》。据高拜石记，婚姻并不美满，原因是刘大小姐吃《玉梨魂》女主角的醋，且容我作个抄公，录高拜石原著如下.
“第一天洞房花烛，第一句便问徐郎，书里寡妇是谁？和你有无关系？现在哪里？要徐枕亚从实招来，说得不对劲，便伸出麻姑之爪，浑身乱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