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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市和乡村间流浪数十载，年年归乡，蹲在田头，把一块块泥坷垃捏碎，原野上飘来的麦香灌满心怀。在不同的季节里，撒下种子，企盼天上的雨水和浩荡季风给心中的田野带来丰收的喜讯。
我的尚在村里守着几亩地的老母亲，双手早已老如树根，掌纹被年年如斯的黑土生生割断，找不到一条完整的纹路，从四十岁起半头的白发，到如今八十岁满头的苍苍白发，经年的风霜把她的脸雕刻成一枚干枯的老树叶，犹如枯萎的胡萝卜。除了在文字中入骨入髓的感慨外，这些年亲眼目睹一群群人在欣喜着，忧伤着，焦虑中背井离乡正在进行时，不得不承认再坚挺的文字也难以改变时代变迁的进程，只能站在田岸边悲欣交集。
有人告诉我说，总需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有的善与恶从土地开始。村里人经常说句老话：天大的事也大不过房产和土地，什么都能忍让，但地不能让、房不能让，为了土地问题，村干部哪怕有一次的处事不公，乡邻们也会怒气冲天，大打出手，以命相搏。许多恶因造成的恶果，不断循环，形成惯性。
在我国人均土地0.79亩，与法国的人均20亩、美国的人均100亩无法相比，我国的区区18亿亩耕地真的少得可怜。国土资源部规定，不仅要守住这18亿亩耕地的硬性规定不能破，还要充分发挥利用好这18亿亩耕地。农村耕地空置、乡村空巢、产业空心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城市的拥挤已形成极难调和的矛盾。城市的建设用地越来越少，为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建成大面积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优化区域土地利用布局，实现农地集中、居住集聚、用地集约“三集中”，效益集显的一项系列工程。打破城乡二元格局，遵循“耕地面积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农民利益不受损、国土规章不违背”的四项原则。采用增减挂钩法（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以缓解城市用地矛盾。
愿望是美好的，但在现实中，拆难，归还难，资金难，项目落户难，土地流转遇到大难，一些地方新的违规用地出现，城镇建设占用的土地有些是肥力高的优质耕地，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补充的耕地有些是土壤条件差的劣质土地，补充的土地质量低下，无法产出，加大了复垦的巨额成本，有些地方大片的土地陷入岑寂状态。
大地不仅仅属于人类，但人类属于大地。
万物之母的土地，关乎国民存亡，土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是荒芜、饥馑与污染。我相信，土地有记忆，树有灵魂，神就住在村庄里的小河里，良知的花开在春天的麦田里。现在与未来所谓的现代化，把村庄夷为平地，把树砍去，城市再美，也总是土地身上的一块胎记，荣辱与共。犹太作家以撒·辛格说“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我想，这不包括那些挚爱土地的种田人。
为我们国家的农耕地祈福！是为心言。
水根的雨季
“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认识水根缘于他的一本乡土小说集，潜意识中觉得他作为一个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一定对土地有独到的认识，一定有许多话说。
我和水根之间对于土地的交流，是从一次聊天开始的。水根的父亲早逝，水根很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高考落榜未能跳出农门，娶妻生女，窝在乡村的一方天地，后在一家乡办化工厂谋一份差事，半工半农。母亲年事渐高且血压也高，他是大孝子，什么好的都省给母亲、老婆孩子。老婆在纺织厂三班倒，累得面黄肌瘦，孩子上学要送，家里的那几亩田像鸡肋，种又不划算，丢又舍不得，但还是种着。
水根从小喜欢读书，《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水浒传》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骨子里也因此多了点侠义，当他看到乡里许多不平的事，都是不出五服一脉相传的亲戚们，没得说头。这些年他把这些内心的“不服气”写进虚构的小说，把心中的块垒吐进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让他们来代替自己说，心是平静了许多，但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城市在不断地膨胀，人们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越发压抑，恶性病的增多，气候的恶劣，物候的改变。种菜的把卖的菜死打药水，自己家吃的不肯打。地下的先人们远比现代的人更聪慧，更崇尚农业。古人按职位高低的等级来排：士农工商，土在首位，农在第二位，而商人是排在最后。在他们眼中商人即小人，商人只看眼前的利益，小人始终逐利。现代社会式的睡眠都建构在高楼之上，而古人的安眠与大地联系在一起，接到地气才能睡得踏实。而高层建筑电闪雷鸣，高处不胜寒。水，本来拜上天所赐，现在成了人收费的资源。而自然界中的水被污染得差不多了，以前在田里晒得口干了，河塘里的水捧起来就可以直接喝；有山的地方，被开采得差不多了，上天给的药草几乎被连根挖走。眼下城市包围农村，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像江阴华西村就是典范，或者庄园化，成立互助小组。且不说大批的拆迁，劳命伤财不说，农民的社会保障出现问题，倒霉的永远是弱势群体。有着可疑身份的转基因，让以后的孩子想看到光天化日下接受阳光雨露自然生长的黄瓜、西红柿、土豆最原始的样子，恐怕只能在文学作品或博物馆里观看。
水根说到自己，高考几分之差没能进大学门，只能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窝在村里的这些年，一家人汗一把雨一把泡在几亩田里，糊了个嘴。随着上辈人的年纪大了，家里已没有劳力，外面挣钱的机会太多了，死守着几亩地，实在不划算。征用一亩地补贴一千到一千二，算算一亩田一季麦一季稻的收成最多两千，还得指望好年景。这些年写小说好不容易写出点小名堂，作为人才引进有幸进了政府部门（尽管没有编制），算不上铁饭碗，这瓷饭碗捧在手里也得小心，指不定说碎就碎，但总算苦尽甘来，谁愿意再去吃那份死苦？
我问水根，对目前大量外来承包土地者，把土地上的利益最大化，農业逐步资本化的格局下，他们是不是对土地负责任的人，是怎么想的？水根说，不清楚，也不感兴趣，反正自己不需要在土里刨食了，有了工资收入，谁愿意去捱那个死苦。百无一用是书生，许多事情一个文人的呼喊还抵不上一个孩子真诚地哭几声。村里也有被征用的土地，包家庄那边有个村每家只剩下几分地，被人承包了一百多亩挖成鱼塘养螃蟹、虾子、地花鱼，养这些东西比起种田利润要翻几十倍，反正什么赚钱什么卖得贵就养什么。所有的投资者只会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不会把土地的生命力放在首位。那些高新技术带来的转基因产业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果，短时间内没法验证，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知道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村里每亩一年补贴800，钱一到手，跟着扣掉义务工费、清扫垃圾费、除草费、农业保险费杂七杂八的费用，剩不了无文。就说农保吧，只有住院才能报70%，许多自费药一分不报，本地医院只有卫生院，看不了什么大病，如果转到外地医院，只能报20%。村里的芳才四十出头得了胶质性脑癌，这么重的病必须去最权威的上海，住在肿瘤医院一周花去六万多，回来只报销了1万1千，加上后续的化疗治疗，把家底全掏空了，欠下一屁股的债，两个月后人还是走了。 就拿村里原来多年种植的藕塘和大面积的水稻田来讲，藕在市场上能值几文？稻子撑死了一块五一斤，可是养毛脚螃蟹和地花鱼就不一样了，地花鱼市价三十八一斤，一只螃蟹的价格是稻子的多少倍，连小孩子都会算这笔账。这些养殖都是人工喂养，地花鱼和螃蟹跟速生猪、肉鸡一样吃的是加过添加剂的化学饲料，肉质是虚松的，难怪现在的孩子早熟，才几岁的小毛人，个子就能串出老高，都跟吃这些有关。这种养殖过鱼、藕的塘如果重新栽水稻，塘底的泥质被改变过，已不适应农作物的生长。万一哪天承包者撤资，那些池塘只长草不长苗。
村里的麦田七零八落的不规整，各家的田埂也浪费了不少好地。水根经常想，自己到底算什么人，人在公家做事，身份仍在村里，每个农忙的季节，仍然要回家抢收抢种，累得跟条土狗似的。当忙完田里的事情，再回到城里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感觉一脚踏进了另一个世界，城市和乡村在他的脑子里拉锯。
“麦田被道路切割
麦田把村庄环绕
居住在麦田之内
便是居住在贫穷之外”
人类的初始生活，理应从一粒原野上的种子开始。当大地还有生灵遭难，种籽又怎能幸福。
“全世界的兄弟们
要在麦田里拥抱
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好兄弟
回顾往昔
背诵各自的诗歌
要在麦地里拥抱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水根说自己本是大地上的一粒麦子。他的小说题材直逼泥土的真相，锋芒毕露，他的心尖上同样长着一根尖锐的锋芒，隐遁在麦地的边缘。
水根说不知道几十年后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下一代人正远离土地，与土地从心理上就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游戏与网络充填他们的空间，他们不知道食物的终端，更不知道向大自然学习。对于食物，阳光雨露下成长出来的才是品质最优良的，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加工厂。对于土地上的道德，已经低到尘土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驱使，与道义不相符。
水根作为一个乡村作家，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年近七十岁的老母还在田间收割、治虫、除草、浇灌、整枝，她百年之后，真不知道谁来接下母亲的田继续种下去。
我问水根文学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时？他说，文学对当代人来说更多的是风花雪月，猎奇，有多少人通过文字去铁肩担道义，辣手做文章？就是文豪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也不能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如操手术刀治病救人痛快。一个文人很难有搬起石头去砸天的勇气与胆气。更多的时候文字成为制造公文的机器，成为谋生的一块跳板，能跳过去就不能够再想太多了。纯粹的文学只是文学，与庙堂有关，与生存无关，这些事应该是焦点访谈关心的话题，与写文章的人无关。
我问水根，乡村是你的根，是你创作的源泉，对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权的改变，你内心怎么想？
为什么都要千人一面，没必要强调大家都一样，不要用道德的高度来要求别人。就拿村里做泥瓦匠、木匠的手艺人来说，出去一年闭着眼睛也能挣个几万，劳务输出到国外挣得更多，如果困在几亩田里折腾，纵然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结果，也挣不到几万，再说还不能遇上灾年，一场龙卷风，几场暴雨，或者粮价大跌，收成就泡汤。逢到旱年，一个月不见雨星子，大河小沟都干，总不能用自己的口水去浇地，拼死拼活挑点水去浇园圃，扁担绑在肩膀上，汗湿的衣服贴在肉上，磨上几十个回合，连皮带肉火辣辣的疼得钻心，只有那些烂事无用的人才自愿守着几亩田，这辈子也无法靠地翻身。
作为水根的乡党，我把正在写的有关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给他看，希望他能提点建议。没想到他说，你写的那些根本没用，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你做的是无用功，浮皮蹭痒的，再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书写者，不适合做这个。原因一：你见识不够；二，你没亲身感受；三，你知识素养不够。靠采访只能写点新闻，肯定不行。想写这类题材的文章，仅靠自己在田间走走，注定是白费力气。以村庄过客的身份去看待问题，对乡村的肌理、情感无法定位，村里人对土地的情感是繁复的，纠结的，不是几句大道理就能扯得清楚的。采访来的那点东西还真的不如我知道的多，更没我深刻。我在乡里半辈子，什么事没经历过？什么人没见过？
我反省自己笔力不逮达不到水根要求的高度，但，一次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举动的宗旨：不为回避，过滤事实，只为了真相与真理，而，一切真相给人带来的巨大伤害是无法用所有高深学养的词语来描述的，于是，大众被迫学会了用悲悯之心冷眼相看。还能怎样？也许忽略真相才是最好的真相。当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路途后，条条道路都通透。也知道水根对于土地有一肚子话想说，但他搜索相反的话和我进行讨论，设身处地为他想想，他内心其实很苦。身在机关，每天要面对公文与小说的写作，在现实与理想中行走，水根更多的是隱忍不发与冷眼相看。世界呈流线形发展，就很不错了，人从来无好坏极恶，真相与真理不是万能，更何况一个小小文人是管不了国事的，国事要真让文人管就完蛋了。自古书生误国事。唐后主李煜是文人，结果误国了，光绪帝重感情，结果感情用事，造成革命人的失败，宋徽宗也是文人……
水根越说越激动，思想开始跳脱。在很诚恳地问到他如何来书写时，我问：你会怎么写，着力点在哪？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两可之间？你认为的高素养是指？你的家人目前还在责任田里耕种，大忙的时候，哪怕办公室的事忙得头要掉下来，你还是会回家帮助母亲和妻子打理好几亩地，为什么不干脆抛荒不种，或让给别人种？
水根说，没想这些，暂时不写这种东西，写了也无处发表，也不会写。一没兴趣，第二没感觉，第三烦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我认为的高素养是学识素养，如果写这类文章，缺乏学识支撑注定死路一条，更谈不上思想。我写了近二十年，自然不缺学术性的东西，但反感所谓的理论，一个人可以不掉书袋，但一定要懂得书里的道理。 對于水根的每句话，反观自己的内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图，种田的人也一样，土地离开了谁都能活，哪怕长青草，长什么都能长，而人一旦离了土地，能活吗？没有一粒种子会像人那样会喊疼，但它理应有自己的版图。
收到水根出版的小说集的时候，正是秋天，小说里的每一字都散发着泥土清香。水根说，他只能写村里的人和事，他的父亲在水稻田里打了一辈子药水，亲眼看见过一些人打药水中毒英年早逝，所以他最终选择走出土地。水根三十出头时头发就花白，他说是因为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小说苦思的结果，更是在办公室与水稻田间磨出来的，还有高中在读的孩子，希望她考个好大学，从此离开村庄，不再回来。
流淌在村口的河流给他带来了泥土温馨的气息，心灵上感受不一样的景象，是在城里穷极一生也无法看得到的，无论什么时候到河边，哪怕内心滴满苦汁，脸上也会微笑。可是，只要一站到水深火热的秧田里打农药，写作的灵感顿无，多少天都进入不了写作的状态，为此水根伤透了心。
常年坐办公室的水根，不晒太阳不淋雨，享受四季如春的空调，盯着电脑写材料，编辑一个杂志，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也与一帮谈得来的文友们推杯换盏，只是颈椎病、肾结石、高血压爬到他身上作祟，每年机关例行体检，他肾脏上的石头越来越多。想想一直在乡里的稻田里背着药水筒子打药水，头皮被白花花的太阳晒得发麻，药水筒子大山一样压在背上，汗水从眼缝里钻进去，腌得两眼红肿，脚板被田里沤得发绿的脏水煮得发红，两脚的粪痾脚丫子都烂得多深，红肉直泛，哪年不是疼得呲牙咧嘴的。打一回药水回家从头到脚洗两遍，身上还是感觉有药水味，端起饭碗胃就作呕。水根现在还是要到田里捱这种死苦，在办公室却又有了另一种苦。如他小说中所说：真是入鬼了，享福也能全身害病。
大忙的时候，水根不得不撂下机关宣传科案头上待写的一堆公文，奔赴田间背上几十斤重的药水筒子，帮母亲打药水是儿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实在担心母亲的高血压，如果她在田里有三长两短的话，他的肠子要悔青了。
水根的女儿在镇上读高中，他们一家三口租了人家一套房子，妻子现在到了服装厂打工，两人轮流照顾孩子，农忙抽空回家帮母亲收种，也不耽误挣钱养家。姑娘迟早是人家的人，也没打算在城里买房子。他们在乡里花三十几万建了幢小洋楼，要多气派有多气派。如果三十万在城里买房子，只能买个比鸡窝大点的地方。他们家的小洋楼住得要多惬意有多惬意，门前屋后种点菜，栽点花花草草，这样的宫殿永远是全家人最踏实的港湾，等到老了退休回去住，蛮好的。
水根尽管一千个不情愿当农民，只是听到村里拆迁的风声，不由得担心起自家的小洋楼的命运。他在案头劳作之余，就读诗。“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们自己”，“这些箴言圣歌式高贵的诗句，是大自然在心脏中所讲，它通过这个诗人之口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听了战栗”。在苇岸《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读到这样的诗句，足可以让每一个握笔人的手颤抖。
阳春三月，水根接到上级的指示，放下案头的工作，临时调进拆迁办去帮忙，白天黑夜上门去做拆迁户的思想工作，争取把左一个村右一个村顺利拿下，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多少个日夜睡不好觉，拆迁的机械声声声入耳，把他的神经弄得很是疼痛，眼睛红得像被人追赶着奔跑了三天三夜的野狼，只顾着一路狂奔，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更别说吃顿饱饭。对于土地，养活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真不知道是该爱它，还是该恨它？对于土地，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适用于它，都没有资格对它指手画脚，它永远坐在我们之上，之下，充满了神性，所有的生灵都要向它跪拜！为什么现在的乡村过年过节时，拜土地神的香火越来越旺，而对于某些公文条例却本能地抵制或对抗，村里人说，土地庙代表土地上的道德、良心和正义，永远没有对抗。
春天里，万物生长，土地死亡。
阿军的困惑
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土地上的硝烟就不会熄灭。
阿军在机关工作，是一名参与土地流转的建设者，虽说不上日理万机，但整天走乡串村忙着下基层了解情况、观察田野，忙得像上足发条的闹钟。他要面对的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整区整村搬迁的庞大工程，涉及到若干条口、各行业，关系错综复杂，有时候想做的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烂泥萝卜，洗一段切一段，到哪算哪。如果实施得当，这项工程注定成为历史性的大转折，因此使命感油然而生。根据上级指示，完成增减挂钩（城镇增加，农村减少，耕地增加，建设用地减少），这个大工程是一个大城池，关系到千家万户，千头万绪乱如麻。
在电话里听到阿军洪亮的声音，能感觉出他的焦虑。对于这项工程，他说自己心里有个难解的结，这个结如同千年的老树根，又像一件华丽的斗篷，翻开里子，里面爬满了虱子，这件斗篷穿上身，外面风光，骨子里却连皮带肉，锥心蚀骨地疼和痒，一千只手都挠不过来。抓破的皮肤结痂，再抓，再破，体无完肤后，内心的尊严坍塌。
阿军不仅是农业政策的研究者，还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悲悯情怀的专栏作家。他认为：“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的‘世纪难题’并不是危言耸听。”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庄空心化，耕地荒废率的增加，对于土地流转的初衷来说是必然、是理想，从理论设计上讲没有任何问题，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远远不是照着书面条文就能顺利执行那么简单，甚至成了少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乡村邪恶势力掠夺农民的新手段，在执行文件规定上，实际操作难免成为变色龙。
阿军说，祖祖辈辈种田的人没有信息渠道，更不是哲学家，别说他们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没有预见，就是哲学家也难用一双慧眼把这一切去看透。复杂的事导致了人在不同事件中成为不同利益的主体，自然有不同的观点。不可能每个人都保持独立思路，依据事实与逻辑确定自己的立场，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公众的事情，如果去除立场，去除一些模糊公众视线的表象，去除情绪与偏见，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各种跟风是人类的通病，周旋于不同结果的愚见叠加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势与力，五成的人有主见，五成的人认同，九成的人是墙头草，正是这九成的墙头草会影响整个时代的发展，或者他们可能心里未必是墙头草，但是他们追求平衡的思维，让他们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墙头草，特别是经过动荡岁月的那些人。人往往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自身没有坚定的信仰，最后难以走向自己的祭坛。外部经验通常粗糙肤浅，往往和时代合谋，所以当然受欢迎。内部的体验相对更严峻，一般人无法承受此重压。当外部的经验战胜了内部的体验，有些摆在台面的理论无法站得住脚跟。人们没有这种耐心沉到海底去探索丰富的内部经验，任由诸多真相随波逐流，一去而不复返。心灵的疆界可以大过世界的疆界。对于粮食取得的十连增，主要得益于科学家引进的转基因以及农机、农技的贡献，央视报道称科技贡献率达54%。如果农民全靠单打独斗包括免去的农业税，加上国家现在增加的补贴那块外，再扣除多种成本，绝大多数种田人很难从土地增加收益。 强哥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工200天，做一天算一天，最害怕的事是生病，躺下来不仅挣不了钱，还得花钱治病。出来就是为钱苦的，一天不做满16个小时工，别想拿到老板的工资。在内蒙古十几年，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一次，过完正月十五就走。强哥的父亲在刚分田到户不久患癌走了，母亲听人说话只能看嘴型，童年时就聋了，现在越老越聋得厉害。媳妇早出晚归在工地上做钢筋工，一百块一天，薅草、打药、养蚕全成了婆婆的事情，还有服侍刚生过小猪的老母猪和壮猪。老人怕媳妇回来废话，整天泡在田里，热得中暑昏倒在田里，被人发现拖回来请赤脚医生上门打几针，精神稍微好些，很快就下田。有天腿疼得实在动不了，田里的活没来得及做，媳妇回来给婆婆甩脸色，婆婆气性大，一口气喝下半瓶农药。等媳妇晚上进家门，满院子的农药味，婆婆已死去多时。
强哥接到家里的凶信，火速从打工的城市回到家，恨得抓起媳妇的头发往墙上撞，骂她，你怎么不下田做事，让七八十岁的人下田，还算人吗？你怎么不先死的，让妈喝药水？强哥打过媳妇又后悔得抱着媳妇痛哭，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最后一次跪求，请母亲能原谅媳妇，到那个世界不要找媳妇的麻烦，媳妇在家又当男人，又当女人，苦得跟狗似的，他不在家的这些年等于在守“活寡”。可是现在日子好过了，有存款有小洋楼，现代化家具与电器样样全堂，家里装修得并不比城里人差，就她们婆媳俩住，城里人有的他们家全都有，城里人没有的他们家也有，多惬意的日子！这些年苦的钱给女儿女婿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和小汽车，外孙子都会走路了，平时婆媳俩在家省吃俭用已成习惯，婆婆炒菜往锅里多倒点油，媳妇都会不高兴，由冷战到在乡邻们面前谩骂，再怎样不和，到晚上婆媳俩还得一个屋檐下睡觉。强哥说，以前打工是为了过好日子，现在打工是为了过比以前还要好的日子，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挣多少钱才称心如意。如果自己在家不出去打工，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可是，他没办法呆在家里照顾她们，村里只要是好手好脚的男人全进了工程队，他要在家会被人指着鼻子笑话窝囊废。强哥安葬了母亲又上路了，把几亩田和几栏猪扔给媳妇一个人，媳妇哭得昏死过去，后悔不应该和婆婆斗嘴，婆婆在的时候好歹能帮她撑起大半个家，现在好了，婆婆撒手西去，不再种田，留下她和几亩地，进进出出就一个人，连个斗嘴的人都没了。强哥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才走半个月又回村，媳妇得了脑膜炎，工地是不能去了，连田里也去不了，住院花了一万多，农村保险报销少得很。强哥想，等媳妇病好转后不再让她去扎钢筋，要么带着她一起去内蒙，把几亩田扔了，或者让她在家能种多少是多少，只要不荒着就成。商量来商量去，媳妇说，城里的楼房总有建完不再建的时候，到那时他们又能到哪去打工，要是回家了，田又没了，这日子怎么过？不如让强哥一个人在外面混着，自己守住家。媳妇最终还是舍不得扔田，现在不交农业税，种田国家还有田亩补贴，今年补贴听说又涨高了。以前哪个朝代都收农业税，唯独现在不收，这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要是真累死田里，也不后悔，农村人种好田天经地义，没人喊一声冤。媳妇在家休息没几天，忙完田里的事在家闲得手痒，屁股一拍又到县里的工程队去扎钢筋笼。
村里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一个个想发财的心比天高，家家攀比哪家存钱多，哪家的后代最有出息，谁家房子盖得宽大阔气，这样脸上才有光。强哥怎么也做不通媳妇的思想工作，反正她就是一根筋，犟到底，苦到死的人。死活都是她自己的命，随她去。强哥说自己反正不想回乡种田，就是回来了，也懒得再种田。哪怕在城里拾荒也比种地强，种田哪样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同样在工地上苦，收入比种田高多少倍？呆子都会算这笔账。何苦难为自己？
强哥每年腊月底回家过年，才进家的头几天里，瓷砖亮晶晶的，粉得雪白的墙，院子里的晒场像足球场，与自己在工地上住的 “狗窝” 工棚有天壤之别，所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不惯，睡不着，总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媳妇说他命贱，住惯了工棚，倒睡不惯自家的大床。等到他刚适应大床，正月半就得上路，再不走，媳妇在家就甩脸色给他看，拍桌子打板凳非弄出点大动静，年年如此。在家能挣几个？在工地上一天就是几百的，生怕去晚了比人家少挣。
这些年，不管是离家，还是回家，强哥都觉得魂不在自己身上。以前每年离家，半聋的老娘都独自到去世了三十多年的老伴坟上烧纸，邊烧边祷告，让地底下的死鬼一定要保佑儿子，出门在外不管挣多少，一定要平平安安。如今老娘不在世了，谁还会来替自己祷告祷告？
在半道上偶遇强哥，才知道他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才五十四岁的强哥，在工地上苦熬了十几年，头发早花白。站在日头心里说了半天话，感觉他快说不动话，像一条被捉到岸上的鱼，嘴张得多大的，发不出声来，我也感觉焦渴难耐，一看时间已近十二点，赶紧回家。
进家门时，蚕豆秆子铺了满满一院子，等着晒干了把豆子打下来进仓。
邻居华家的院墙有二十几年了，给前两天的一场暴雨推倒，邻居说越是大忙越是忙，在外面打工百把块一天，回来就缺工了。可是院墙倒了不能不管，好在他从小就做泥瓦匠，这点事算小菜一碟，请假从西营打工的工地上回来砌墙。水泥和黄沙太贵，将就着买了一些石灰砌墙，也舍不得请人帮忙。现在请村里的瓦匠，一百块都难请到一个大工匠，还得派人在家专门烧饭。
没有围墙的院子裸露，我睡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他家的围墙。八十年代建房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没多少人家舍得砌多少围墙，泥墙容易塌，稍微讲究的人家用芦竹编个矮墙，挡挡鸡鸭。开了门就能见到园圃，盛夏时，四面没遮挡，风往家直窜，凉快得很，不像现在，离了空调和电风扇一刻也受不了。现在的房子越来越大，住的人越来越少，空余的房间结了许多蜘蛛网。为安全起见，也不在乎多用点砖头，每家建房时在交界的地方都砌起高高的围墙，每家都如固若金汤的城堡。前门一开是围墙，后窗一开还是围墙，挡住的不仅仅是视线，风也挡住了，更要命的是邻里间不再像从前那样亲近，万一哪家有点突发事情，实墙实壁的想进去帮忙都困难。 我们家朝北面的房间里有两个很大的窗户，只是外面的风被挡住了，一点也透不进来，而声音无法阻隔，邻居家的狗耳朵特别灵，路上一有人走动，它就在我房间的窗户下狂叫不停，害得我一整夜没睡实，坐在床上开着电风扇，听那只狗忽紧忽慢地吠叫，读一本六百页的厚小说，当曙光从窗外溜进房间，山墙外的路上就听到电瓶车的声音，邻居早起的咳嗽吐痰的声音，瓦刀敲砖头声，脚步声纷沓而来，院子里的公鸡开始叫头遍，狗忠于职守一夜，叫声明显感觉气短，听到它打哈欠的声音，然后平静入睡，无声。索性起床，装上半篓筐花生米下田去种花生。空气清新如洗，露水盈了一夜，村庄提前醒来。东方，天边的朝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做好了准备，就要升起。
在湖桑田边遇到婶在给湖桑打药水，记得从前养蚕，湖桑从不打药，现在的湖桑从剪了枝到长大叶子，至少要打六次农药。婶在一家生产木屑子门的厂里上12小时班，一天工资90元，从来舍不得息工，田里的活只有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做点，多睡一分钟，田里的事就少做。婶在木屑厂上班时间长了，那种掺了工业胶水的木屑子有毒性，她全身皮肤过敏，脸上，头发根子里，四肢上出红疹子，痒到骨头里，用开水烫止痒，越烫越痒，皮都抓烂了。听人说去打什么针能止痒，但那针一打就犯瞌睡，婶没去打针，怕熬不住瞌睡，而耽误了田里的事。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出国劳务输出十年赚了不少钱，又把老二带出国，兄弟俩在国外又干六年，各挣了100万，老大在工地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先回国，老二从脚手架上翻下来脑壳摔碎了，后来用不锈钢把脑壳补上了，好歹捡了一条命。兄弟俩回来在县城给孩子各买了一套商品房，一百万刚好够，装修的费用还没着落。兄弟俩出国是通过黑蛇偷渡去的，没有劳工证，他们还算比较幸运，顺顺当当拿到工资回国，没像福建的那个打工的被警察局抓进去，然后遣送回国，连工资都没拿到。老大回来后在家专门收粮食，倒腾一下，一斤赚二分钱。这个麦场没日没夜挨家挨户收购，天亮就送到镇上的粮行。村里现在全是老弱病残，乡民说他可帮了大忙，称上也公平，就算他赚五分钱一斤也愿意。老二在城里帮一个老板开车，钱是挣到，但老板头一年就拖欠他四万元的工资，都是空头账，什么时候给得看老板心情。叔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做建筑工有17年了，太远，路费老板一年只报销一个来回，所以大忙没法回来帮婶。两个儿子们全在外面挣大钱，媳妇全天伺候两个孙子，连饭都做不成，婶下班到家天已黑，还得给媳妇和孙子做晚饭。
婶在每个农忙季节瘦骨嶙峋，连做梦都想着把这几亩田管好，千万不能荒着！荒了，会给乡里人说闲话。
每年三夏大忙，村庄里仅插秧的方式就花样百出，随心所欲。有传统的人工插秧，有做秧盘往水田里扔秧的，也有机器插秧的。有些人家的田分散不集中，几分地用机器栽秧，一是机器进不去，二是不划算，只能忍苦手工插，家里没劳力的，田很多的人家不得不机器插，但每亩增加了80元的费用。原来没分田到户时生产队还有牛，分田到户后牛早卖了，或杀了分肉。现在没法用牛来平整田，人代替了牛的工作。这几年中实在没劳力的家庭选择了一种偷懒的方法：在收割机收小麦的时候，直接把稻种洒进麦田，然后用机器一耕，把稻种翻下去后就放水，稻种就在麦茬里发芽，等满田有绿色时，头忙掉下来也得开始打除草剂，否则草长出来，这一个夏天不吃不睡在秧田里薅草也难弄得干净，能把半条命搭上去。这种种植方式虽然省去了一大半人工和开支，但風险也大，许多人家田里一粒芽都不发，不是干死，就是被闷死，每年都有几户人家要种两次秧，这种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种法得不偿失，得花双倍的时间与人工，最终还得机器来帮忙。
种在田里的花生种、洒在麦田里的稻种难免被各种鸟抢着吃去，那些鸟躲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只要一看见人离开田，它们就会扑进田里抢食。庄户人不得不赶在鸟的前面下田，种好后再把地上的痕迹清理干净，让它们无从下口。一亩田花生种顺利下地，地太干，在下种的时候，一锹下去，虎口丫震得生疼。
母亲米寿，她的侄子和侄女从外地赶来祝寿。记得十年前舅舅冬夜去逝时，母亲打来电话说她成了孤儿时，我听到她哽咽的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母亲后来说自己的父母与哥哥是幸运的，最后都能顺利葬在自己家的责任田里，她以后就难说了。
一大桌人吃饭，父母上坐，至亲们围坐。这么多年来，只要亲戚们相聚，所有的人都让母亲不要再种田，万一累瘫在田里，都没人晓得，加上一个人守着这个家，万一遇到恶时辰（遇到意外事情的时候），在城里的儿女们就算是插上翅膀往家飞，也来不及。母亲银白的头发上夹着我用过的发卡，曾是大家闺秀的母亲，端庄秀气，端坐着长久沉默无语，母亲太累，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我们都知道母亲的沉默并不代表她妥协，她无数次说过，只要有一口气在，也不会把田撂下不管。这些天，从收油菜到收麦秧，她每天凌晨三点半就起床下田，早饭不吃，一直忙到十点才回家躲一会太阳。下午三点又下田，一直忙到天黑通通才进家。母亲吃得很少，像刚刚犁过田的牛一样大口大口喝水，累得一点味觉都没有了。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每年都养两季的蚕，那时候的蚕茧才几块钱一斤，但物价也便宜，自从我离家的第二年便不再让母亲养蚕和猪，每年只养了几十只鸡，专门供应我们三个孩子的小家庭吃鸡蛋。
在我离开家门时，父亲背着药水筒子去给秧田打除草剂，母亲背着篮子去田头铲杂草。临出门时母亲逼着我把家里最后的80只草鸡蛋带上，其中有7只鸡蛋是刚从鸡窝里拿出来的，抓在手上还热乎乎的，这些蛋是母亲攒了许多天，都没让父亲尝一只。今天上午九时，闷热的天空往大地上洒了几点雨，吓得我和父亲赶紧把水泥场上的小麦收回家，今年粮食全线跌价，几千斤粮食全堆在家里，等待市场价格回暖时再卖，可是给翻晒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老鼠啃掉了不少粮。离家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父母亲在田野里移动，小成一个逗号。
电瓶车拐弯上了公路，去二队买了几斤荞麦面捎给城里的朋友，然后直奔姐姐家，才到半路上，下起了毛雨，身上很快淋湿了，冲到十五里外的大周镇上买了件雨披，雨又歇了。都说六月的天是神鬼天，说变就变，与现在的农村变化无常一个样子。 姐的手机没带身上，联系不上，她在离家六里远的田里种黄豆，不到天黑不会回来。姐夫丢下生意，特地从江南回来为母亲祝寿，一大早就走了，帮不了姐姐一点忙。本想去帮姐姐把豆种下地，我为了赶在天黑前去看龙桥以北的万顷良田，不得不离开。
才到万顷良田十五里左右的地方，电瓶车一跳跳的走不动，一看后胎没气了。才想起刚经过龙桥口路过修车行时，车行的门口洒了许多铁屑子，把后胎给扎破了。
推着笨重的电瓶车在万顷良田上走得越远，心坠落得越深，几只低飞的燕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万顷良田上空盘旋，找不到回家的路，豆大的雨点砸向孤单的我和燕子们，恐惧砸向自己，周身的汗毛在瞬间倒立。已经是下午五点多，我的车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良田中央，如果找不到修车的人，我将独自推着瘪了胎的电瓶车步行到20里外的集镇。乌黑的云就在头顶上聚拢，低沉，头越发的沉重不堪。
整个万顷良田上看不见人，黄沙地，长得稀稀拉拉的苗圃里没有鲜活的气息，草比苗还高，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布满了麦茬。
在田垄步行了五里路才看到万顷良田上有几个人影在黄沙土上移动。她们八个人，被土地承包人雇来栽大椒，从早晨六点到天黑前收工，一天起码12小时，弯12小时的腰，工钱50元，不管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她们家离这边还有几里地，自己家都还有田，把自家的田忙完了才能出来给人做帮工。她们看到我的车坏在路上，七嘴八舌让站在路边的监工借电瓶车给我去镇上找人来修车。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修车的人，又在田边等了一小时。天快黑下来，黑云下的雨燕急急地飞，她们还在黄沙地上拉线，把大椒秧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上，齐刷刷地弯腰栽大椒，她们直起身拿大椒秧时，脚底下带起的黄尘像北方的沙尘暴，把她们罩住，看不清她们的脸。这片地原来是村子里的宅基地平整出来的，多少年没有种植过，拆迁时的砖头瓦砾埋在泥沙里，承包人让自己的岳父来当监工。
我在等修车人来的时候，和承包监工拉起家常。监工穿一件灰色中山装，鸭舌帽，无名指上戴着硕大的黄金方戒指，黧黑的脸。戒指标明了他的身份，没有一个种田的人戴戒指下田，但他一看就是地道的种田人。监工说自己不是本地人，是从玉果乡来的，如果不是因为帮助女儿女婿，打死他也不愿意来这里做这种没出路的活。女婿在这里做了许多工程，工程款没拿到，甲方平整出来的田出租不掉，拿这样的地抵押算工程款。承包这样的地根本赚不到钱，连复合肥都用不起，一百多块一袋，现在改用一种水剂的化学肥料，很便宜，大椒秧也是用这种化学药水培植的。65岁的监工站在路边一边和我说话，眼睛时刻盯着被黄尘包裹着的八个女工，跟她们吆来喝去，不让她们抬头和我插话，怕影响栽大椒的速度。我问他，在这种沙漠一样的土里栽大椒，没有肥料，没有水，平时无人管理，能有收成吗？他嘴角抽了一下，倒吸一口气，抬起鸭舌帽下的脸，望天不语，沉默片刻后说：也只能望天收啰，这些大椒苗能成活一半的话，就算烧了高香。他说从出娘胎起，没见过像这种在沙子里种苗的事，沙土像地漏一样，再多的水和肥料都存不住，别说收获，租地的费用450元一亩，好在头两年有国家补贴，能收回一半本，后两年再包就难说了。女婿在网上查过，看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一句话“新农村建设将会有巨额资金支持”，如果没这句话给他垫底，恐怕他没这个胆来承包这种投再多也血本无归的沙子地。这片地从头到尾有好几百亩，一直分段承包着，但收成一年不如一年，这地租金算最低的，好地的租金得翻倍。我们的谈话不断被田里栽大椒的几人打断，她们哈着腰一整天了，脚下的沙土很软，早把她们腿上的力气吸光，好不容易看到有人说说话，只是想借着说话的功夫直直腰，其实并不是为了要说话。监工明显很着急，沙地一直连到十里外的跃进桥，整个种植工程才刚开头，说不定她们家里哪天有事，说请假，第二天就不来了，他这个当监工的到哪儿变人来栽种？明知道她们也不容易，累得跟狗似的，但是没有办法。
天已擦黑，她们八个人还在沙尘里跋涉，身后还有几箱子大椒没能栽完，如果今天栽不掉，过宿的大椒秧栽下田成活率更低。
帮我修车的师傅是本地人，他一边修车一边说，来这里包田的老板，多得海了去了，来了走，走了来，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赚到钱了，都是雄心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没有一个本地人敢来包这里的地。车修好了，和监工告别时，监工补了一句话，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他自己听：像这种沙地还非得种植，年年种才能慢慢把土养熟，千万不能放弃，如果荒上一年半载，到寸草不生的地步时，彻底沙漠化了，那更糟糕。看得出，这是位非常有种田经验的老手。在沙漠上栽的大椒秧，真的不知道能活几棵，但是在这片正苟延残喘的大地上，如多些这样的内行人来管理，根深叶茂之时指日可待。
一路向北，满田的麦茬，丢一粒火星，就能燃烧。燕子逆风而行。路的尽头，有一片更大的沙地，脚踩下去，我的鞋子被沙土埋进去一半，拔出来时两鞋灌满了沙子。沙地一直延伸到公路边的大棚区。不锈钢搭建的大棚里，多半是杂草，也有一个大棚里养了一群鹅鸭，有一个种火龙果的大棚，里面什么也没长，全是荒草。
良田的尽头是跃进桥，这里的土地尚未被征用，凡是有村庄的地方就有人家，湖桑田在风的吹动下，卷起阵阵绿浪，“沙沙”声传向四方，秧苗已种下地，大地上一层嫩楚楚的绿色，村民们在放水润田，生机一片。
7月份，母亲和姐姐分别打来电话说，种下去的豆子和花生先是田干旱不出芽，好不容易长到寸把高，几场罕见的暴雨把新生的豆苗、花生苗全部淹死，補种了三次，每次都是发了芽，先太阳晒，后是雨水淹，全军覆没，现在已错过种植时间，被迫抛荒。而每家秧田里的稗草除草剂都没打死，迅速地抢占秧田，姐和母亲每天趴在秧田里和稗草拼命，那些稗草缠绕在秧棵子上长，为了不伤到秧，她们把手指伸进污泥里去抠稗草的根，双手浮肿，长时间脸朝下，汗灌进眼睑，眼泡肿大，指甲都断了，看见鲜红的肉根。如果今年的稗草根不除尽，等到成熟结籽，散落一田一年都不烂，明年将卷土重来，将演化为秧田里空前的灾难。 80岁高龄的母亲和年过半百的姐说，这田现在越来越难伺候，以前种田不比现在轻松，但不觉得累，现在不知道何时是个头，田像烫手的山芋，吃不得，丢不得，荒着心又疼。希望有本事的人早日接手这些田，也好让苦了一辈子的农村人解脱出来，给她们和土地一个好的交待。母亲算是村庄里最有血性的种田人，在这三次洪水淹没豆苗的事实面前，终于低头认输，暂时决定让这块地荒几日。只有我知道母亲并没有真正认输。
在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管这片土地前，她和所有的村民一样，就像一个永远不停下手中的笔的书写者，只要虔诚地写下去，不信纸上开不出红花来。母亲准备再次向淹过无数次的田园挑战，母亲不问子女的责难与别人口中的对错，对，正气凛然；错，也无怨无悔。
故 乡
故乡，吴文化的起源地。最鼎盛时，有七百多个村落。园子村，灯芯村；陈家，李家；双子桥，大石桥；吴家舍，富村；庙里，岳村。一个个村名串联起数不清的美好传说。
故乡民居的特色，最有味道的是门楼上的砖雕，其精致和生动，并不比徽州的西递、宏村差。有的堪称绝版。李家弄门楼上的二十四孝图，越过百年，依旧那样鲜活。但现在，都已是破败残缺荒芜一片。李家的后人，因为怕文物贩子的偷盗不顾乡里有识之士的忠告，将雕刻低价卖给了西阳的收藏家。各家门楼上，刻得最多的是“耕读传家”。
还有1954年6月丰港一村民在山上耕地时发现青铜器十二件，这组铜器中，最有价值的一件底部有十二行铭文，计126字，能辨认出的有118字。1956年，经郭沫若、唐兰等著名考古专家考证，那个出土西周时代青铜器的地方，就是吴国君主世孙周章的墓地。这里早在1992年已经成为一家台资企业的属地，许多本地人把墓葬在这里。
本土作家琴说：“我的故乡没有了，我的故乡文化因此而没有了承载。”近几年，有一群热心的市民自发组织走进乡村，搜集整理了那些雕花门楼的老宅。
建军节的前日与朋友相约重走丹东乡。连续一周三十六七度的高温，城里的花花草草耐不住高温的煎熬，叶子打起了卷。昨天的热风凉了一夜已收去火性，在身上拂过凉如水。六点整赶到站台，只差半分钟，20路公交车从面前呼啸而去，半小时后另一辆20路驶来。车从城市的边缘启程，穿过城市心脏去另一个城镇的心脏，一路上需要停靠46个站台，鱼里、王家湾、龙山、果园里、堡里、蔡家村……一路掠过许多的村庄，气势浩荡的公路接通了城市与乡村的筋脉。
去丹东乡，不能绕开辉村，这片原来拥有3000多人口的村庄，现锐减2000多人，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有四百多人口。古村六十多处为清代建筑，清水砖，空斗墙，黑色小瓦，精致的瓦当，被辉村村委会保护的第七号门头砖雕，还有一座古老的葛家祠堂，之前遭到破坏，现已修葺一新。村里现住人数屈指可数，更不见一个年轻人。
我们把车停在村口，步行进村。几只狗瞪着警惕的目光，在我们的前面慢行，竖起警惕的耳朵，走几步便回头观望，眼光粘在人身上似喜似怨。假如村庄少了这些狗，静得比老井还深，它们的存在替代了一群翩翩少年。老宅的墙角下石灰刷出一块巴掌大的白印，用黑漆写着“买树”二字和手机号。在老井边洗衣服的老太说，辉村的大树一棵都找不到了，卖的卖，砍的砍，除了古屋，能卖的差不多早卖了。一些早就没人住的老宅，多年失修，屋顶裸露，荒草恣意生长。住在辉村的老农民已无农事可做，在城市的边缘打发大把的时间，年轻人像村里的成熟的飞篷，早早地飘向远方，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开着车，拎着大包小包飞回辉村，初五一过，集体飞回城里。辉村的田都被征收，变成万顷良田的一部分（朋友夫妇带我去看的现代农业园）。村里的老人们觉得，田归公减轻了老年人的负担，在外打工的后辈人更加安心，好在村庄留下了。在田征收后不久，又有一天，辉村的村民在电视里看到新闻：“调集精兵强将，大干100天，完成辉村拆迁任务。”很快，拆迁的标语横幅挂满辉村的必经之路。辉村顿时像一锅烧开的粥，沸腾起来。为了留住千年的辉村，留住村口宋代就有的井婆婆，省城的学者带着学生来了，新华日报的记者来了，在外的游子回来了，坐在辉村的青石板台阶上，守在葛氏祠堂门口。尽管井婆婆前半张脸在“文革”时被无知者削去一半，只留下半个后脑勺，辉村人为了井婆婆的半张饱经沧桑的脸开始奔走。报社的记者连线辉村村民，村民们说，我们拥护拆迁，都是年纪越来越大的老人，巴不得把田交给有能力的人去种，但拆迁唯一的要求是要公开、公平依法拆迁，只要不用2003年的拆迁补偿标准来代替现行的拆迁标准，村里人已感到很满足。新旧政策的更新都是因时而变的，就算非要拆迁，也不能像拆迁到丹桂新城那边的村民全是按2003年的补偿标准执行，都过去十几年时间了，房价在不断上升。
听辉村人说葛氏祠堂里曾有根木化石权杖，没有人知道到底传了多少代，只是每个人都知道杖在人在，人在杖在，辉村的后辈人见杖如见先人，木化石权杖担当着葛氏家族族规的法器，多少年以来葛氏族人代代传承至今。
辉村人是幸运的，在村里几个智者的带领下化解了不必要的矛盾，保住了井婆婆的半张脸面，更重要的是：村里的老人们从此无需在泥里刨食，还可以享受国家800元的田亩补贴款、进入社会保险，总算是老有所养，而不像有些千年古村被夷为平地。对流转出去的良田，尽管与他们再无关联，辉村人还是隔三差五去拆迁掉的家园看看，在荒草堆里寻找熟悉的庄稼，冒着被上面人发现罚款的风险，也偷偷摸摸去荒地里种点旱季农作物，那片土地曾经过他们几代人的双手一寸寸摸过，除非到化成灰的那一天为止，任何时候都忘不掉。
辉村还是原来的辉村，半个脸的井婆婆端坐在井边，用一双别人看不见的慧眼默默注视着村里白发苍苍的婆婆们在井台上淘米洗衣，对每一个前来探访辉村的外人微笑，悠闲淡定。
退休后住在辉村的老者引着我们去葛氏祠堂。祠堂青砖黛瓦，庭院深深，青石上厚厚的苔藓，风雨的剥蚀，凹凸不平。从石缝中挣扎着冒出地面的野草，精神抖擞。走到最后的一个院子里，一方石碑静默，这是在“文革”期间被毁垫猪圈的石碑，为乾隆年间的石碑，被后人抢救出来，碑上的字差不多被磨平，依稀看到幾个笔画。另一块光绪二十七年的木牌匾上书“植本堂”三个大字，屋内陈列着葛氏前贤们的生平简介。正厅的廊檐下几个老者聚精会神在打牌，悠闲地呷一口茶。 跨出祠堂高高的门槛，辉村的老者领着我们绕辉村转了一圈，边走边讲解辉村的历史，每一个砖头缝里都藏着一个故事，秋蝉正隐身在村庄的角落清唱同一首歌谣。在我们快要离开辉村的时候，狗们热情地摇动尾巴和辉村人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从辉村走出去的人，大多不愿意再回来，在走访一位辉村的老师时，他如实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很多老宅已不适合居住，不拆掉就是浪费。有人说要保护一样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毁掉一些东西。老宅，现在只是产生怀旧的场所，观看的人只是站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看，年轻的一代已不愿意去修葺。让政府去修，投入的财力太大。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古老的乡村，已不适合于现代的发展。真正让走出村庄的人再回到乡村，没多少人愿意。比如乡村的油菜花，只会去欣赏，而不愿意成为种油菜的人，只为一种情怀的怀旧，这是卑鄙的欣赏，欣赏完了，就想逃离，只是矫情。在城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再回到乡村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集镇上有个榨油坊，可以去打油吃，但真正去油坊工作，有多少人愿意？偶尔回到乡下种地，时间久了，心里就觉得无边的恐慌，包括收入，包括生病。那些来保护古村的人，反被村里人诟病。学者是保护住了古村，老村的条件很差，所有的观察调查者，都不能代替他们的生活。从古村走出去的人，都是衣锦还乡，带着城里的老婆孩子回乡，以居高临下的面孔出现在村里。今年的粮食价格受进口粮食的冲击再次下跌，坐在我面前的语文老师当场查阅了当天的报纸：国家对水稻的收购保护价是1.55元/斤，但这样的价格没人收，只有1.2元/斤。现在的整个经济发展与以前不同，以前感觉不到贫富的大差别，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每家的孩子都很多，上学只需几块钱，衣食简单，一个庄子里只有个把人得隔气病（癌），吃再简单的饭食也不觉得痛苦，但很开心。现代人富了，更多的人反而觉得心理不平衡。对救助的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现代人对物质追求已没有止境，对于这样的结果，究竟还有多少人去由衷地赞美养活我们的土地？
丹东乡，岗子镇、赵桥镇、三里镇和丰港街道办事处18个行政村，总面积5.59万亩，18个行政村， 2.2万农民，在短短数年变成新城的居民，从此告别农村户口，迁入者尚有一部分村民还没拿到丹桂新城的安置房，在集镇的四周围租房住。他们的模样正在发生改变，衣角上没了尘土，脸上少了太阳炙烤的痕迹，手脚不再粗糙。他们三五成群站在小区的树荫下乘凉，丹东乡的吴语方言在热风中飘荡了几千年没有改变过。我们要拜访的老邓家住丹桂新城新茂苑，小区的楼房长着同样的面孔，楼号被树叶子遮住。停下来问路，树荫里的丹东乡新居民热情地为我们指示通往老邓家的路。
70岁的老邓夫妇住六楼顶层。前阵子暴雨，顶楼漏雨的斑还挂在墙上。楼梯口摆着几盆从山沟里挖回来的草，叫不出名，花盆里的土干得快裂开，草萎靡不振。开门的是他的老伴，老邓站在后面迎接。我们进门时想换鞋，但没找到鞋换，两口子齐声说，都是乡下人，没有换鞋的习惯，只是简单的装修，没那么多讲究。老邓皮肤黝黑，胳膊和脸上布满了黑斑点，瘸着一条腿，一只手不自主抖动。因为掉了几颗牙，说话关不住风，初听他的俚语有些吃力。客厅里只有一台小台扇刮点风，老两口把我们让进卧室。老伴说板凳太硬，坐久了腰疼，非要让我们坐到铺着凉席的床上，这样舒服些。小女儿秀早早就打开了房间的空调，老伴切了一盆西瓜，端上还冒着热气的粘玉米。老伴说，这是开荒种出来的玉米，不是市场上那种打过呋喃丹药水长出来的。咬两口，那种久违了的谷子醇香在唇齿间长久流连。秀为我们泡上芽山上采的野山茶，他们三个用竹叶子泡了茶，在他们家这种野山茶是留着专门待客用。野山茶叶子尖尖的，纹理清晰，柔嫩，并没有茶的形状，杯中的茶泡开后变成一棵棵树的形状，抿一口，又没有茶叶的味道，有一股大麦的香味。芽山脚下的村民年年上山采野茶，手工炒出来冷藏，留着待客用。
随着碧绿的嫩叶片在杯中慢慢舒展，老邓一家的故事也展开，山里的这种野生茶很奇怪，就像山里人一样与众不同，清淡，柔和，绵长，质朴中隐藏着刚强。这种有别于茶园的野山茶，冬天来临时，所有的叶子落光，细枝条忍过严冬不死，到春天再发新芽，茶树枝上错落有致地长一片叶子，再长一根刺，采摘时须戴上手套。
老邓说自己是标准的文盲，连一天正规的学都没上过。记得小的时候游击队住在他们家，是游击队员抱大了他，半大的时候就开始帮游击队通风报信。解放后，在政府办的扫盲班识了不少的字。因为识字的原因，老邓的心上打开了一扇天窗，世界开始变得亮堂起来，在“文革”期间偷看《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等一些充满侠义的书，还囫囵吞枣读过《资本论》、《金刚经》。书读多的好处有很多，头脑不仅不会爆炸，反而越清醒，读书让老邓明白一个道理：猪的尾巴为什么不会断，孩子哭哭更健康，动物和植物都是一条命，人并不比它们高贵多少，山里有神，海里有仙，人在天和地面前永远排在后面，对天地的尊重是每一个人的根本。他对50年代第一次土改，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分田到户，现如今的土地集中管理的高效农业，当了一辈子树农和粮农的老邓都认为合情合理，他越来越觉得农民闷头种地总不是个事，苦力出得越多只会越穷，要学会发展多种经济，一个不懂经济发展观，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是无法种好田，是对土地的不负责任和亵渎。他们家原来的华野村在芽山脚下，位于马山北边，周边有良田万亩，芽山地处马山和观山之间。一个行政村又有十几个自然村。华野村在第一次土改时曾是社会主义示范村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二十几岁时就是生产队突击队队长的老邓，一当就十几年，他们队连续多少年超产，到大跃进时，华野村拆庙，搞浮夸风，明明亩产很低，非要说亩产达3000斤。
芽山一带属丘陵地区，依山傍水，那种黄棕色的土含氮、磷、钾，像金色的沙子。80年代初分田到户，村里不少人不愿意要靠山脚下的地，这种死黄土里砾石多，难长粮食，老邓夫妇把靠山脚下没人要的田拾了二三十亩包下来，与生产队签订了合同并取得公正手续，开始垦荒植树，这一种就是几十年。
老邓说，万物土中生，但受到污染的土壤就会污染其他物种，被污染的物类再污染到人类，形成新的病原体，变为公害。种田这活不懂科学只知道蛮干肯定是不行，要研究不同性质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植被是影响土壤发育的重要因素，它对保持水土形成和成土過程起到积极作用，低山丘陵区的植被除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外，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土壤的肥力决定了土壤营养条件与环境条件方面供应、协调作物生长的能力，是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性质的综合反应，土壤还受地形条件和人为耕作活动的影响。要想高产，耕地的有机质含量要求高，对于不同性质的土壤养护方法不同，对钾含量高的土壤除了施农家有机肥料，一般不需要补施钾素化肥。在50、60年代肥料以有机肥为主，70年代初为七三开，80年代初为四六开到三七开，肥料结构不合理，比例严重失调，地力消耗越来越大。好在现在麦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就像人一样，保护不好，会提前早衰，一旦进入衰极期，花再大的代价都难救活。不同的土壤栽种不同的农作物，像粗骨土质，砾石含量高，土层薄，农业难以利用，多为山坡地，土壤呈酸性反应，在利用上，主要是封山育木，保持水土；对有些死黄土的地方，只能栽种茶树，打破粘盘层，营造梯田，防止水土流失，套种绿肥养土。丹东乡是长江大运河的交会点，50、60年代开挖的池塘星罗密布，方便利用水，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池塘水是地下水，各种活性物质丰富，是灌溉良田的天然水。丘陵地带引长江水困难，排水也难，容易发生干旱和水涝，几十年来发生过大旱，水旱交错，1954年发大水，受灾58万亩，1978年大旱，受灾60余万亩。国家投入巨资兴修水利，开挖大小河道上百条，建水闸，修圹坝，大小水库上百座，防洪排涝，引水灌溉，改良土壤。 拆迁前，村里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房子，建筑墙砖用的水磨箩底方砖，用糯米汁、石灰、明矾、草木灰调蛋清勾缝，砖头上雕刻着松鹤图，曾有人拿了一块砖去国外拍卖，一块砖就值800块。金丝楠木梁柱，文物估价一根能值180万。老邓为这些古董的砖木举报过，但没人理他。
老邓在田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说起他种过的田如同说村里的女人们，他说一块好地就像一个好姑娘，踏实，温和松软，所有好的品德都具备，如果为这样的地、这样的女人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为她出光力气、为了她刀架在脖子上、枪口靠在胸膛上，眼都不会眨一下。地里长出的果实个个像自己瓷实的儿子和女儿，围在自己身边不离不弃。日子再难过，都不能亏妻儿老小；那些田也像自己的亲娘老子，血肉相连，没有亲娘老子，怎么可能有他；没有妻子，怎会有孩子来延续他们的生命。
想想自己的老娘，83岁时还帮他喂养30头猪，种植管理10亩田玉米，猪粪拉到田里施肥。今年都85了，还舍不得丢下田。老娘说，只要不瘫不瘸，手脚稍微能动，都得把田服侍好，如果对土地不忠不诚，就像对人不忠诚，死了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上不了天堂。
老邓讲起农业经头头是道，杯中的茶水没喝一口，一分钟也停不下来，微微颤抖的手半握着，感觉手中还握着一把锄头。
芽山的每块地、每个池塘边都有一个故事。那八分地里在战争年代曾掉落过飞行员，另一块田曾经显过灵，村口土地庙里的菩萨最神，一桩桩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三天三夜都说不尽。饥饿的年代，一亩地就能保得住一群人的命，村子里号称金三亩、银四亩、祼体三亩的好地，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了。
包园林种树的这些年，夫妇俩从黑发人熬到白发人，每天起早摸黑泡在田里，别人在家睡午觉，他们从来舍不得睡，刻刻在田里忙，修枝、嫁接；施肥、除草，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这些花树果木。老邓从小就喜欢盆景，只要有空就爬上芽山找吸水石做盆景，找枯树根做成根雕，为每一个盆景题诗命名。30多年的披星戴月，汗流成河，投资培育了5600多棵名贵树木。很多人知道他培植出来的盆景比房子还值钱。他们还栽了许多种树，有苹果树、梨树、桃树、茶叶、黄连木、黄檀、山槐、石栎、石楠、紫楠、红枫、广玉兰、皂角树、银杏、小叶黄杨、板栗、合欢、杜仲、枸杞树等几十种树。老邓相信山旮旯石头缝都能长的树，山下的土地上一定也能长，加之有人的精心照料，会越长越好。老邓从山上找到许多快绝种的药材，有何首乌、太子参、明党参、野枸杞、女贞、丹参、白芨、苍术、百部、桔梗、贝母、天门冬等，山里的草丛里还有些治病的草药，有香茅、百茅、黄背茅、结缕草、假俭草、野古草、豆科胡枝子、山豆花等，老邓把这些宝贝挖回家尝试着培育，学会了上网查阅各种资料，那种成就感好像自己拥有了一座金山银矿，后来竟然培植180多个品种。老邓不仅是植树种田的好手，对建筑也颇精通，为建成心中的宫殿，老邓花6个月时间手工绘图，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修改无数遍，仿黄鹤楼建造风格设计，全部采用传统工艺榫茆结构，二楼雕花镂空花窗，三层木格窗嵌玻璃，在小院里建了一座纯木结构的小楼，成为华野村标志性建筑物，老邓和三个孩子一起在木楼上读书学习，成为华野村的一道景观，聪明的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被评上过“十佳青年”。楼前的小院里树木早成林，盆景宜人，纯木小楼掩映其中，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木阁楼散发出来的木香引来无数鸟雀。
木阁楼建造选用的木材，许多都是他和老伴三十年来培植的树长成的，大梁和椽子用的是银杏树木，百年都不会腐朽。木阁楼全部用来藏书，孩子们和木楼一起成长，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老邓说，如果他们家没有这座木阁楼，没有承包的二十多亩小树林，他们家会像别的村民一样在10天内签字走人，老母亲不会跟着他们受煎熬直到仙逝，是他这个不孝之子心性太强，非要在华野村独树一帜，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无数次祈求母亲在地底下一定要体谅他这个不孝之子，为了眼前的利益做出连自己都不敢想到的牺牲，拖着全家人逃难在外，将小女秀原本幸福小家毁了不说，还将老母一个人扔在医院里不管。老母去世时他哭了，小楼倒的时候他哭了，那些破碎的青砖，断裂的屋梁，每块砖，每根椽条都是他身上的肌肉、骨骼、血脉、神经和呼吸。草木春秋，小楼是他耗尽一生的才华、财力建成，具有古典风格的小木楼被推土机钢爪捏得粉碎，他的雄伟理想也随之断裂，再也无法愈合。在后来的日子里，小楼一直在眼面前摇晃，晃得他夜里从来都睁着眼睛睡觉，生怕一闭上眼睛小楼随时从他眼眶里逃遁。眼睛因此落下了一世的病根，满眼的血丝，看任何东西都是腥红的，隔着一层纱。在他的内心，早已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小楼的价值。
2009年，拆迁从最初的风声落实到最后的行动时，老邓家玉树临风的三层木楼238平方米，外加正房、厢房、院子，总共有400多平方米，这样的建筑在村里太显眼，杵在别人的眼中，这道风景成为拆迁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老鄧说，想拆光这个村的600多户人家，得先拆掉他们家的小楼，小楼不倒，村庄难倒。村里人相信老邓思维敏捷，见多识广，秉直刚毅，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村民代表与上面的人谈判，驻村拆迁队第一个找老邓谈他们家的木楼，只要木楼倒了，全村的房子推倒的时刻指日可待。在拆迁木楼时，上面的人说他家是违章建筑，建这样的藏书楼，不是图书馆，又不能创造经济价值，有什么用，不如整体移走。如果能整体搬走他家的木楼，本无可厚非。那些人亲口向老邓发誓：用人格向他担保小楼一定会安然无恙时，老邓才同意签订了整体搬迁木楼的合同协议，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60万。相信他们等于相信自己，就这样很痛快地把字签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写下的协议只是缓兵之计。小楼被强行夷为平地。最后的答复是：谁叫你建这么精致的木楼？谁叫你种这么多树的？谁让你包田？问得他胸口直冒青烟，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是的，从来没有人逼自己包田栽树，种植中药材，盖木楼，村里那么多的房子没有一家像他们家一样，只能怪自己肚子里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而今肠子都悔青了，也救不活自家的木楼，活该。老邓在后来把那个要命的协议给弄丢了，一切都无从说起。 老邓说，在拆迁队驻村的那段日子，村里人看到村长家每天像办酒一样，村口卖熟菜的生意突然火爆，村长的老婆红光满面，进进出出，买菜烧饭，忙得像个陀螺。别的人家倒墙扒锅灶，而从村长家飘出的油香、菜香在满村里飘荡，铁锅里喷香的油始终在快乐地沸腾着，村长老婆在厨房里炒菜时发出的尖叫声，轻飘飘地击垮了忙着搬家的乡民们的神经。
芽山拆迁后，无锡的一位老板在这里做工程，工程款拖了很久没法结账，接下来的工程全是靠东拼西凑着借债过日子，后来甲方把一千亩地抵债给他算工程款，在这里立项建造一个“千亩庄园”，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度假村，还要建座皇宫一样的大酒店。老板想现在许多有钱没处花的人，玩遍世界还嫌不够。芽山是一个没人发现的处女地，灵山秀水，自然风貌绝好，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这里。无锡老板本来在城里好好的开着两家饭店，不知道中了什么蛊，脑子搭错了筋，非要到这里来趟这个浑水。无锡人听人说老邓很有能力，想请他帮助管理一千亩地的农庄，请他吃饭。老邓说自己天生是个乌鸦嘴，不管对谁说真话的臭脾气到死也改不掉，忍不住说了一大堆不好听的大实话。他告訴无锡的老板说，这地你无法包，包到最后恐怕连老婆和城里的饭店都要飞了。无锡老板好歹也是名校的高材生，哪能相信文化程度不及他十分之一的农民口出狂言，信心满满地请来一个二亩田都种不好的生产队长管理这一千亩田，准备大干一场，没过多久血本无归不说，连城里的饭店都亏得贴进去，后因诈骗，很快破产。老板的老婆果然跟美国人跑了。村里人说老邓真是“神机妙算”，把人家算得破产进了牢房。
无锡的老板走后，芽山脚下的这片地继续招商引资，信国公司的老总参观日本的高尔夫球场后，对芽山这块风水宝地一见钟情，他发现芽山的地形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比日本的高尔夫球场的地形还要好，一心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球场，让新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期工程以“绿色社园家园”为启动杠杆，5000亩准备建高尔夫球场，不包括配套工程需20个亿。规划蓝图上的高尔夫球场占地4500亩左右，由三个不同风格的球场组成。其中一个偏重公共球场概念，另一个设计为国际锦标赛级的球场，最后一个设计为高端纯会员球场。整个54洞使用一个会所，除了基本的营运功能外，还包括小规模的高档酒店及会议功能。在整个项目中，新区将计划投资3-5亿元，别的资金采取招商引资。省体育局领导表示，这个绿色社园家园建成后，可以争取一些非奥运项目的全国比赛来这举行。
一期工程按部就班进行，一车车黄沙倒进良田，挖掘机轰隆隆进场，按规划图在原来的湖泊区域栽了杨树作为景观，水稻田边的小坑塘填平，铺设地下管网线，炮筒粗的管子深埋进地下，红的绿的黑色的管子粗鲁地伸进土层下面，原来长玉米的田，堆出人工沙丘，在沙丘上栽绿色草皮。
工程才开始不久，不知道什么人举报违法用地，上面三令五申禁止建设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的旗帜没飞扬多久被迫半途夭折。当上面的人来检查时，他们连夜把草皮上铺上沙子，以阻止草的生长，又在沙子上面铺上一层死黄泥，伪装成原来的痕迹应付检查，施工所用的大型挖掘机藏进树林里，芽山脚下，沙丘连绵起伏，纵横交错。
老伴看到老邓话越说越多，嘴角泛起白沫，就责怪他话多瞎操心，自己家的心都操不过来，还操上面的心，话说回头，这些事怎么可能是百姓能操心得了的，只是说说而已，谁会来听你胡扯这些国家大事？当我问老邓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沉默片刻说，自认倒霉，现在换了想法，天大的事都大不过能活着，为了利益争来争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多红枫树长得有大碗口那么粗，这些年付出的劳动化为乌有，连拆迁的人都说了赔1000万都不算多，但是不可能赔他，痴人说梦话而已，就是因此把自己的老命丢掉，也不会有人来同情他。人总得要向前看，说不定以后地球真的毁灭了，人类会移民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到那时，天上，地下，一统太平，再也没有利益的纷争。说到底，他还是感谢政府给他的公平公正，幸亏自己生在这个年代，如果在旧社会像他这么折腾法，怕是老早给他个枪子吃，或把他扔到牢里任其自生自灭，永世不见天日。国家的政策、程序切实可行，都是向着老百姓的，只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少数人钻了空子，有些地方官员办事急于求功，因此生出一堆的妖蛾子，加深了彼此间的误会，形成了对立面。村里就那么点事，扒脚丫都能算得过来，如果都能摊到台面上说开，除了少数的无赖汉外，大部分吃人饭长大的村民都能做到通情达理，积极配合执行。结果非要搞得满村风雨，制造混乱，颠倒黑白，他们大多数都是有良知的好干部，说话做事很靠谱，将人心比自己心，句句在理，事事得人心，只是这些好人位卑权轻，说话不算数。说了真话，做了实事反干不长，就被那些有点歪门邪道的人挤走。老邓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这些好人为他奔走，他们能站在他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自己打内心感激这样的厚道善举。
我向老邓建议，现在的药材前景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和上面谈谈包地种药材呢？
老邓说他很想做点事情，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元气大伤，空有一身种田武艺也不中用，好汉不提当年勇，认命吧。自从发生这件事后，才觉得这70年是白活了一场，还没能厘清这世上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关系像一张巨大的网，从生到死把每个人网在里面，有时候像遇上鬼打墙，进出都难。如果无法在关系中生存下去，就得在关系中灭亡。比如种100亩田与种1000亩的关系就是不同。种100亩田只需要有吃苦的精神就能种好，而种1000亩田，除了要吃苦，还必须要有指挥能力和凝聚力，靠一个人去单打独斗不懂得管理一个团队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个小生产队长来帮无锡的老板管这1000亩地，他自己家种两亩地都是荒草，根本不具备管理1000亩地的能力，让他来管理1000亩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老邓说自己只有种100亩地的能力，如果种000亩地，必须得有政府的支持，比如机械的投资，道路、水路、电路必须畅通无阻，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种500亩田都没这个能力。不仅如此，现在土壤的质地起码倒退了十年，种粮食的风险太大，再想翻本，所付出的代价是任何一个种田人无法承受得起的。种田不懂科学，如同木匠不会拿斧头，裁缝不会握剪刀。100斤化肥洒到田里，庄稼吸收一半都不到，其他的全部被土壤吸收，污染土壤。懂得种田的人会合理利用上天的资源，如果用雨水或用池塘水来灌溉，天然水利用的肥力相当于五公斤尿素，池塘水与机械化抽上来的水有本质的区别。能吃苦的种田人拔秧草，怕伤着秧根，用手指去抠秧草，抠得眼泪水直滴都不肯放弃，然后把抠出来的草挖坑埋进去当绿肥，这样死心塌地去耕种，想不丰收都难。种田的人就要舍得吃这种苦，田才能种得好。可是，现在包田的人谁愿意吃这种死苦，就算是请原来种地的村民来打工，反正按天算工资，谁愿意卖苦力服侍好庄稼，把一天混过去拉倒，长得好不好与他们无关。这样的形势大多是望天收，如果再舍不得投入时间、肥料、精力，想天法也要把死土盘成熟土，而是等着吃落地的桃子，怎么可能？ 大片良田现在租出去的只是少部分，承租人也不给上面租金，跟上面耍赖皮。以前的水、电、道路被破坏，水利工程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他们有理由耍赖。五六十年前的水利设施全破坏了，现在想在短期内恢复很难。本来亩产1000斤的田，现在可能收300斤。本来很好的耕作层，被破坏了，全是死黄土。原来的熟土耕作层能保水半个月，现在土松了，保不住水，土壤里的营养跟不上。现在的干部常年坐在办公室的电脑面前，以前所学的专业知识差不多荒废了，真正懂田间管理的人才真不多，大多是外行人统领内行人。他们来包田，如果花同样的工夫和本钱来种同一亩田，懂管理的人能收1000斤，不懂管理的人只能收500斤。
老邓说完这些如释重负，端起杯子喝一口凉茶继续说下去。原来美国评论中国永远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就是这个土地承包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为什么能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就是这亿万农民的劳动创造的，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农民撑起了这片天，城市的摩天大楼，街道公园哪一处不是出自农民工之手？有几个城里人愿意吃这种苦。但现在的一些地方对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亂了套。老邓说自己是赶上了好时代，只是想自由自在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偏偏他想要的几乎付出了血的代价，自己要那么多钱做什么用，还不是跟那些人争个“理”字，人不欺自己，自己从来不愿意欺人，但是人若欺我，我必欺人，这可是伟人说过的真理。自己吃再大的苦不要紧，不能让后代人跟着吃苦受累。老邓望一眼倚在门边的女儿，满眼的愧疚。小女儿秀都是嫁出门的姑娘了，到头来还跟着娘家人受连累，无家可归。好在儿子有出息，前年被评为“十佳青年”。儿子生在好时代，比他强百倍。
丹桂新城规划160万平方，尚有大量的拆迁户无法安置。当初跟他们说好三年安置，只是拆得太多，安置的房子虽说早建好了，开发商拿不到甲方的工程款，他们就不安装水电及配套设施，拒绝交房子给甲方，就是这种没完没了的三角债把拆迁户逼到死角。老邓说，妹妹家拆迁三、四年了，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紧巴巴的。说实话上面给的安置费租房子是够了，但租的房子条件差得很，不是自己家的房子舍不得装修，那些临时搭出来的简易房子，空调都不好装，夏热冬寒，活受罪，哪像人过的日子。野在外面的鸟到天黑了，都需要一个家，何况是人呢？
老邓说为了打官司，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每个过程都要等待好长时间，这个过程，算一笔经济账，十万元朝外，维权的成本太大了，如今因为几年的官司弄得全身是伤痛。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和谁对抗过，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最终是劳命伤财，两败俱伤，几年一层一级的上访，历尽千辛万苦，但土地流转对我们这辈快要入土的人来说，已到了非面对不可的地步，非得要支持政府举措，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土地集中管理必然成为主流。在开庭时，老邓说，我和你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我们本是一条船上的人，心要往一处使，我也想过上好日子，这只是利益之间的冲突。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好比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包括在他不断上访期间，遇到不少帮乡民们说话的好领导，这些有良知的好人，随便翻下家谱，他们的祖宗三代都曾是农民的后代，他们把我当成亲生父母一样疼爱，理解并尊重他对家园和土地的情感。他们是现时代新鲜的血液，按照现代最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 “正能量”。这代人有正义感，有担当和修养，他们都是明事理听话的好孩子，孩子就是有天大的错，百姓这个做父母就是原谅他们的上帝，普天之下，哪有父母与自己的孩子结仇怨的？对于土地的江湖，恩恩怨怨何时休，舌头和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再怎么苦大仇深，也结不了一世的仇怨，就算是冤家，宜解不宜结。相信政府里那些有过行为偏差的人，一定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不知道有谁说过：人类总是以危机和灾难为老师，一次次纠正和调整自己。
对时下宣传的“正能量”事实上不能带有偏见，但正能量并非虚饰的“纯正”得以释放，而去否定通过“负能量”的揭示和卸载而展示出来，以修正“负能量”，还“正能量”一个清白之身，正负之间的过程可以转变。
作为百姓只想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不管怎么说，也不能砸我的房子。老邓说，有些人即便是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即便活着，可他却是你的敌人，可你有一日不知不觉中，他的信仰却成了你的信仰，留存在你的心头、你的血脉里，并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恨他，却要祭奠他。比如，现在实行的土地流转，你恨着它，却不得不爱戴它，不问对错，有理或无理都得去坦诚相待，这是历史大势。
村民们暂时上了楼，那么多的城里人一不懂地，二不懂管理，迟早还是要老百姓来种。在丹东乡，荒地只是暂时的，丹东乡的子民们不会扔下它们不管。
作为旁听者，老邓说的这些惊心动魄，可是老邓叙说的时候语气平缓，柔和，不急不躁，像在说别人家发生的故事。对于这么多的磨难，老邓早已淡定，并妥协。
中午，老邓全家人执意留饭，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他们说，在拆迁的那几个月，辗转各个乡民家里吃饭，走到哪家吃到哪家，都不知道到底吃了别人家多少顿饭。这样的情况要换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乡下人的随遇而安与朴实早已深入骨髓，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中午菜是一碗豆腐烧毛豆，水煮虾，一碗红烧肉，炒茄子，野生茭白，骨头汤。老俩口昨天就知道我们要来，提前准备好今天的饭菜。老夫妻俩，女儿秀和外孙，六人围坐一桌，老伴不停地为我们夹菜，一盆虾子，他们自己几乎没动筷子，全分给了我们和外孙。听了一上午他们家的真实故事，老邓在吃中饭的时候接着话题继续说，因手抖的原因，一块红烧肉没夹住掉在桌底下，女儿秀捡起来放在桌角，老邓吹一吹又填到嘴里，看到我盯着他望，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多少年爱惜一饭一菜养成的习惯，舍不得浪费一丝一缕。老伴说他经常这样，掉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照吃。老邓说，吃食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土不嫌人脏，哪有人嫌土脏的道理？现在住进楼房，一点地气也接不到，看上去干净体面了许多，一身的毛病，还不如在乡下弄点地种，活动活动筋骨好。老伴心疼他道，都老得缩起来了，还想着田，难不成在一张老脸上撒一把菜籽，用洗脸水一浇也能发芽不成？老邓说自己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婴儿与母亲子宫、玉米与苞衣的关系，离开它如同骨肉分离。在乡下，如果看到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过来，得先让他们过去，这些人才是最了不起的人，把种田当成做大事，舍得吃苦本分的人，更让人敬重。老邓看到我的心很沉重，吃饭也不香，反过来安慰我说，这世上可怜人太多了，每个人都难免遇到磨难，时间久了，也就淡忘了。天堂和地狱只一步之遥，善与恶随时都在转变，能活着，比什么都好，许多事是好事多磨，变则通，不变则不通，国家既然提倡良田建设一定有存在的道理，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面对现实，已不得不把这件大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的话，迟早还是会抛荒，造成更大的土地资源浪费。 老邓说自己是个特别爱学习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对那些打击、压迫、刺激、欺负侮辱，使自己爬不起来的人，每一个细节都让他刻骨铭心，开始心中还有恨，后来连一点恨也给时间磨平了，没过多久那些人也得到了惩罚，已经有一两个被关起来，失去自由，尽管他们曾口口声声对他说法律不能当饭吃，最终自己不还是被国法“请进去”。真是苍天有眼，政府明镜高悬。老邓称他们为自己的“逆行菩萨”，他们也是与自己有缘的人，不是自己的冤家，相反，自己的体能、智能、心力、毅力因为一场苦难得到提升。他们如干柴烈火，燃烧了自己，也算是照亮了他人，是他们的不善成全了他的善。如今这些“逆行菩萨”到政府的大牢里去修行，相信一定能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离开老邓家，眼前总是晃动着老邓在零下八度赤脚过河的场景，还有他现在佝偻的腰，一条瘸腿，走起来歪斜的身影。欣喜的是，老邓这么多年悬在心头的那把锋利无比的刀，终于落下。他不再像五年前那样锋芒毕露，而是目光柔和，对那些伤害过他们全家的人忽略不计，说起他们那些作恶的事能够慈言善语，内心通透。包括带着儿子住在娘家的小女儿秀在慈父的引導下，也渐渐淡忘那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苦涩的日子，都得一天天向前过。小女儿秀倚在房门上听我们说话，也不肯坐下，时不时给我们添茶水，秀眼神清澈，让人想起山间的一汪清泉，说话的声音如叮咚的泉水，笑容很自然地在腮边两个酒窝里跃动，那笑容让我想起山里的二月兰，淡雅，芬芳。当我问到秀如果可以，愿不愿意种地时，秀说，打死她也不愿意种地，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勤劳未必能致富，种田只会越来越穷，除非是那些牺牲生态环境搞养殖、侵占集体公共资源、衣着光鲜能说会道，上骗政府，下骗百姓，甚至骗亲戚父母的人种地才能发家致富。
老邓说自己是标准的乡下人，到死也做不了城里人。对于内心曾有过的仇恨，他觉得不是件坏事，有了仇恨，就要寻找出口，仇恨发泄干净了，这世界才会安宁。
有大恨心必有大爱之心，精神世界得以舒展，怕就怕无恨无爱，这世界恐怕一片混沌不清，连想去说理的欲望都不复存在。他说感谢这个充满爱恨的世界，接纳一颗悸动的灵魂。芽山也许会从此因祸得福。
老邓的话让人想起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的话：“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上天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后 记
国庆回乡时，秋蚕正四眠结束，最后的几天蚕长得越来越快，一天一个变化，疯吃，吃到吐丝的那一天为止。蚕农们一早一晚泡在湖桑田里采桑叶，以保证蚕房里二十四小时不脱桑叶。往年蚕茧没今年贵，许多人家把湖桑树挖掉种粮食，今年粮食跌价，才发现上了大当，准备明年赶紧补栽湖桑苗。
母亲说，田里的这点事虽不算大，至于收成好不好，想来也是一朝君主一朝臣，玉米、豆子、稻子、湖桑这些农作物也不见得年年都是宠儿。这批秋蚕，各家有心靠它来翻粮食的本，谁知到最后出个妖蛾子。河东有几户人家的蚕吃足桑叶准备上山的前一夜，这些白胖胖的祖宗们开始摇头晃脑口吐清水，直蹦直跳，不知道得了什么瘟病。平静的村庄开始暗流汹涌，有的人家怀疑湖桑田里被人下了药，有的怀疑蚕室门忘记上锁，被人放了不干净的东西，一股阴森森的风在村子里游荡，各种流言塞得满满的……这种情形想天法也没用。母亲说，以前我们家养蚕从来没出过这种事，现在经常出事的原因只有一种：湖桑树药水打得太勤了，一年总得要打五六回，不打药桑树全部生病死亡，别说湖桑要打药水，连门前的韭菜都要打药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种农作物会生虫子。从播种开始起，就得用药水浸泡种子，所有的庄稼开始带毒而生。母亲说，村里十个去世的，差不多有九个得的是癌症，很早以前没听说过这些乱七八糟的怪病。
别人家花生都收上来晒干了，我家的还在田里等待我和父亲回家挖。花生叶落得差不多。刚下过雨，田里烂得很，一脚下去鞋就被烂泥吃进去拔不上来。地势低洼的地方挖出来的花生只有一把空藤，而土虫特别多，把花生啃得一个洞一个洞的。别人家播种的时候拌药下种子，那种叫丁硫克百威、吡虫啉的药粉子是专门拌花生、黄豆种子用的干药粉，说明上写：其杀虫机制是干扰昆虫神经系统，具有较强的内吸性，鸟类保护区禁用，桑林蚕室、鱼塘稻田禁用，不得排入河塘水域。中素症状表现为头昏、乏力恶心，瞳孔缩小，呼吸困难，眼结膜充血，症状出现，一般几分钟到一小时表现出来。花生在开花的时候还要打呋喃丹，这种药毒性更强，母亲说，哪怕颗粒无收，我们家也绝对不用呋喃丹。母亲说每发现土虫一定要弄死它，否则明年繁殖起来不得了。当看着那些肉乎乎的土虫在土里自由伸展，也是一条命，生命的存在无罪，竟不忍它们死在自己手里，看到的虫子一个个捉了，装进瓶子，带回家去喂鸡，让它们的生命升华。这块花生田原来在老庄时是个坑塘，是二爹爹一锹一锹填平的，一半高一半低，后来填平了做了队里的养猪场，分田到户时成了我们家的责任田。种田一个靠“水”，另一个靠“路”， 对每一块田来说是命根子，外面的公路修得再好，田里没有水和路，这块田就完了。
2014年底有幸去省城参加一个学习班，遇到做过村支书的小麦，他说自己一个月前还在村里当支书，才考上体制内的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两年多的驻村生活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灵感，十多万字的驻村日记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脚写出来的。
为了土地流转，608户人家，小麦都是夜里上门做工作，用尽各种方法，让这家与那家关系好的去游说，确保拆迁的进度。把村里的财务公开，低保公示，只是觉得自己做事太吃力，许多事，必须去服从，土地流转本来是惠民的好事，有些干部步子迈得太大，他们为了出成绩，以插流动红旗的方式让各村干部去强制执行。像那些拆迁流转出来的土地没人来种真让人心疼，老百姓把黄豆种到高速公路的路边上。在农村的土地流转问题上，现在是作家的村支书有自己的意见：对那些不良商人骗上面的补贴款，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对那帮坐在电脑前想象着农民生活的人，一试点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对那些下基层只是看看数据，听听汇报，坐坐饭店喝喝酒听喜不听忧的人，他肚子里有一百个想法也没用。他们根本就不懂农民、农事、农田，调研得跟真的似的，其实只是走过场。而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可能为自己而停止。村支书说感谢党给了自己这个机会，让他从此静心写作。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总是相对的。许多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等待它顺其自然的发生，结果会更好。可面对现实的时候，有谁又知道，事物本身该有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止语才是最好的修行，最公正的公道，别以为自己就是公道，还是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吧。
（责编：王十月 ）
我的尚在村里守着几亩地的老母亲，双手早已老如树根，掌纹被年年如斯的黑土生生割断，找不到一条完整的纹路，从四十岁起半头的白发，到如今八十岁满头的苍苍白发，经年的风霜把她的脸雕刻成一枚干枯的老树叶，犹如枯萎的胡萝卜。除了在文字中入骨入髓的感慨外，这些年亲眼目睹一群群人在欣喜着，忧伤着，焦虑中背井离乡正在进行时，不得不承认再坚挺的文字也难以改变时代变迁的进程，只能站在田岸边悲欣交集。
有人告诉我说，总需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有的善与恶从土地开始。村里人经常说句老话：天大的事也大不过房产和土地，什么都能忍让，但地不能让、房不能让，为了土地问题，村干部哪怕有一次的处事不公，乡邻们也会怒气冲天，大打出手，以命相搏。许多恶因造成的恶果，不断循环，形成惯性。
在我国人均土地0.79亩，与法国的人均20亩、美国的人均100亩无法相比，我国的区区18亿亩耕地真的少得可怜。国土资源部规定，不仅要守住这18亿亩耕地的硬性规定不能破，还要充分发挥利用好这18亿亩耕地。农村耕地空置、乡村空巢、产业空心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城市的拥挤已形成极难调和的矛盾。城市的建设用地越来越少，为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建成大面积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优化区域土地利用布局，实现农地集中、居住集聚、用地集约“三集中”，效益集显的一项系列工程。打破城乡二元格局，遵循“耕地面积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农民利益不受损、国土规章不违背”的四项原则。采用增减挂钩法（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以缓解城市用地矛盾。
愿望是美好的，但在现实中，拆难，归还难，资金难，项目落户难，土地流转遇到大难，一些地方新的违规用地出现，城镇建设占用的土地有些是肥力高的优质耕地，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补充的耕地有些是土壤条件差的劣质土地，补充的土地质量低下，无法产出，加大了复垦的巨额成本，有些地方大片的土地陷入岑寂状态。
大地不仅仅属于人类，但人类属于大地。
万物之母的土地，关乎国民存亡，土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是荒芜、饥馑与污染。我相信，土地有记忆，树有灵魂，神就住在村庄里的小河里，良知的花开在春天的麦田里。现在与未来所谓的现代化，把村庄夷为平地，把树砍去，城市再美，也总是土地身上的一块胎记，荣辱与共。犹太作家以撒·辛格说“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我想，这不包括那些挚爱土地的种田人。
为我们国家的农耕地祈福！是为心言。
水根的雨季
“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认识水根缘于他的一本乡土小说集，潜意识中觉得他作为一个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一定对土地有独到的认识，一定有许多话说。
我和水根之间对于土地的交流，是从一次聊天开始的。水根的父亲早逝，水根很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高考落榜未能跳出农门，娶妻生女，窝在乡村的一方天地，后在一家乡办化工厂谋一份差事，半工半农。母亲年事渐高且血压也高，他是大孝子，什么好的都省给母亲、老婆孩子。老婆在纺织厂三班倒，累得面黄肌瘦，孩子上学要送，家里的那几亩田像鸡肋，种又不划算，丢又舍不得，但还是种着。
水根从小喜欢读书，《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水浒传》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骨子里也因此多了点侠义，当他看到乡里许多不平的事，都是不出五服一脉相传的亲戚们，没得说头。这些年他把这些内心的“不服气”写进虚构的小说，把心中的块垒吐进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让他们来代替自己说，心是平静了许多，但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城市在不断地膨胀，人们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越发压抑，恶性病的增多，气候的恶劣，物候的改变。种菜的把卖的菜死打药水，自己家吃的不肯打。地下的先人们远比现代的人更聪慧，更崇尚农业。古人按职位高低的等级来排：士农工商，土在首位，农在第二位，而商人是排在最后。在他们眼中商人即小人，商人只看眼前的利益，小人始终逐利。现代社会式的睡眠都建构在高楼之上，而古人的安眠与大地联系在一起，接到地气才能睡得踏实。而高层建筑电闪雷鸣，高处不胜寒。水，本来拜上天所赐，现在成了人收费的资源。而自然界中的水被污染得差不多了，以前在田里晒得口干了，河塘里的水捧起来就可以直接喝；有山的地方，被开采得差不多了，上天给的药草几乎被连根挖走。眼下城市包围农村，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像江阴华西村就是典范，或者庄园化，成立互助小组。且不说大批的拆迁，劳命伤财不说，农民的社会保障出现问题，倒霉的永远是弱势群体。有着可疑身份的转基因，让以后的孩子想看到光天化日下接受阳光雨露自然生长的黄瓜、西红柿、土豆最原始的样子，恐怕只能在文学作品或博物馆里观看。
水根说到自己，高考几分之差没能进大学门，只能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窝在村里的这些年，一家人汗一把雨一把泡在几亩田里，糊了个嘴。随着上辈人的年纪大了，家里已没有劳力，外面挣钱的机会太多了，死守着几亩地，实在不划算。征用一亩地补贴一千到一千二，算算一亩田一季麦一季稻的收成最多两千，还得指望好年景。这些年写小说好不容易写出点小名堂，作为人才引进有幸进了政府部门（尽管没有编制），算不上铁饭碗，这瓷饭碗捧在手里也得小心，指不定说碎就碎，但总算苦尽甘来，谁愿意再去吃那份死苦？
我问水根，对目前大量外来承包土地者，把土地上的利益最大化，農业逐步资本化的格局下，他们是不是对土地负责任的人，是怎么想的？水根说，不清楚，也不感兴趣，反正自己不需要在土里刨食了，有了工资收入，谁愿意去捱那个死苦。百无一用是书生，许多事情一个文人的呼喊还抵不上一个孩子真诚地哭几声。村里也有被征用的土地，包家庄那边有个村每家只剩下几分地，被人承包了一百多亩挖成鱼塘养螃蟹、虾子、地花鱼，养这些东西比起种田利润要翻几十倍，反正什么赚钱什么卖得贵就养什么。所有的投资者只会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不会把土地的生命力放在首位。那些高新技术带来的转基因产业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果，短时间内没法验证，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知道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村里每亩一年补贴800，钱一到手，跟着扣掉义务工费、清扫垃圾费、除草费、农业保险费杂七杂八的费用，剩不了无文。就说农保吧，只有住院才能报70%，许多自费药一分不报，本地医院只有卫生院，看不了什么大病，如果转到外地医院，只能报20%。村里的芳才四十出头得了胶质性脑癌，这么重的病必须去最权威的上海，住在肿瘤医院一周花去六万多，回来只报销了1万1千，加上后续的化疗治疗，把家底全掏空了，欠下一屁股的债，两个月后人还是走了。 就拿村里原来多年种植的藕塘和大面积的水稻田来讲，藕在市场上能值几文？稻子撑死了一块五一斤，可是养毛脚螃蟹和地花鱼就不一样了，地花鱼市价三十八一斤，一只螃蟹的价格是稻子的多少倍，连小孩子都会算这笔账。这些养殖都是人工喂养，地花鱼和螃蟹跟速生猪、肉鸡一样吃的是加过添加剂的化学饲料，肉质是虚松的，难怪现在的孩子早熟，才几岁的小毛人，个子就能串出老高，都跟吃这些有关。这种养殖过鱼、藕的塘如果重新栽水稻，塘底的泥质被改变过，已不适应农作物的生长。万一哪天承包者撤资，那些池塘只长草不长苗。
村里的麦田七零八落的不规整，各家的田埂也浪费了不少好地。水根经常想，自己到底算什么人，人在公家做事，身份仍在村里，每个农忙的季节，仍然要回家抢收抢种，累得跟条土狗似的。当忙完田里的事情，再回到城里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感觉一脚踏进了另一个世界，城市和乡村在他的脑子里拉锯。
“麦田被道路切割
麦田把村庄环绕
居住在麦田之内
便是居住在贫穷之外”
人类的初始生活，理应从一粒原野上的种子开始。当大地还有生灵遭难，种籽又怎能幸福。
“全世界的兄弟们
要在麦田里拥抱
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好兄弟
回顾往昔
背诵各自的诗歌
要在麦地里拥抱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水根说自己本是大地上的一粒麦子。他的小说题材直逼泥土的真相，锋芒毕露，他的心尖上同样长着一根尖锐的锋芒，隐遁在麦地的边缘。
水根说不知道几十年后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下一代人正远离土地，与土地从心理上就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游戏与网络充填他们的空间，他们不知道食物的终端，更不知道向大自然学习。对于食物，阳光雨露下成长出来的才是品质最优良的，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加工厂。对于土地上的道德，已经低到尘土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驱使，与道义不相符。
水根作为一个乡村作家，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年近七十岁的老母还在田间收割、治虫、除草、浇灌、整枝，她百年之后，真不知道谁来接下母亲的田继续种下去。
我问水根文学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时？他说，文学对当代人来说更多的是风花雪月，猎奇，有多少人通过文字去铁肩担道义，辣手做文章？就是文豪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也不能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如操手术刀治病救人痛快。一个文人很难有搬起石头去砸天的勇气与胆气。更多的时候文字成为制造公文的机器，成为谋生的一块跳板，能跳过去就不能够再想太多了。纯粹的文学只是文学，与庙堂有关，与生存无关，这些事应该是焦点访谈关心的话题，与写文章的人无关。
我问水根，乡村是你的根，是你创作的源泉，对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权的改变，你内心怎么想？
为什么都要千人一面，没必要强调大家都一样，不要用道德的高度来要求别人。就拿村里做泥瓦匠、木匠的手艺人来说，出去一年闭着眼睛也能挣个几万，劳务输出到国外挣得更多，如果困在几亩田里折腾，纵然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结果，也挣不到几万，再说还不能遇上灾年，一场龙卷风，几场暴雨，或者粮价大跌，收成就泡汤。逢到旱年，一个月不见雨星子，大河小沟都干，总不能用自己的口水去浇地，拼死拼活挑点水去浇园圃，扁担绑在肩膀上，汗湿的衣服贴在肉上，磨上几十个回合，连皮带肉火辣辣的疼得钻心，只有那些烂事无用的人才自愿守着几亩田，这辈子也无法靠地翻身。
作为水根的乡党，我把正在写的有关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给他看，希望他能提点建议。没想到他说，你写的那些根本没用，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你做的是无用功，浮皮蹭痒的，再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书写者，不适合做这个。原因一：你见识不够；二，你没亲身感受；三，你知识素养不够。靠采访只能写点新闻，肯定不行。想写这类题材的文章，仅靠自己在田间走走，注定是白费力气。以村庄过客的身份去看待问题，对乡村的肌理、情感无法定位，村里人对土地的情感是繁复的，纠结的，不是几句大道理就能扯得清楚的。采访来的那点东西还真的不如我知道的多，更没我深刻。我在乡里半辈子，什么事没经历过？什么人没见过？
我反省自己笔力不逮达不到水根要求的高度，但，一次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举动的宗旨：不为回避，过滤事实，只为了真相与真理，而，一切真相给人带来的巨大伤害是无法用所有高深学养的词语来描述的，于是，大众被迫学会了用悲悯之心冷眼相看。还能怎样？也许忽略真相才是最好的真相。当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路途后，条条道路都通透。也知道水根对于土地有一肚子话想说，但他搜索相反的话和我进行讨论，设身处地为他想想，他内心其实很苦。身在机关，每天要面对公文与小说的写作，在现实与理想中行走，水根更多的是隱忍不发与冷眼相看。世界呈流线形发展，就很不错了，人从来无好坏极恶，真相与真理不是万能，更何况一个小小文人是管不了国事的，国事要真让文人管就完蛋了。自古书生误国事。唐后主李煜是文人，结果误国了，光绪帝重感情，结果感情用事，造成革命人的失败，宋徽宗也是文人……
水根越说越激动，思想开始跳脱。在很诚恳地问到他如何来书写时，我问：你会怎么写，着力点在哪？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两可之间？你认为的高素养是指？你的家人目前还在责任田里耕种，大忙的时候，哪怕办公室的事忙得头要掉下来，你还是会回家帮助母亲和妻子打理好几亩地，为什么不干脆抛荒不种，或让给别人种？
水根说，没想这些，暂时不写这种东西，写了也无处发表，也不会写。一没兴趣，第二没感觉，第三烦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我认为的高素养是学识素养，如果写这类文章，缺乏学识支撑注定死路一条，更谈不上思想。我写了近二十年，自然不缺学术性的东西，但反感所谓的理论，一个人可以不掉书袋，但一定要懂得书里的道理。 對于水根的每句话，反观自己的内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图，种田的人也一样，土地离开了谁都能活，哪怕长青草，长什么都能长，而人一旦离了土地，能活吗？没有一粒种子会像人那样会喊疼，但它理应有自己的版图。
收到水根出版的小说集的时候，正是秋天，小说里的每一字都散发着泥土清香。水根说，他只能写村里的人和事，他的父亲在水稻田里打了一辈子药水，亲眼看见过一些人打药水中毒英年早逝，所以他最终选择走出土地。水根三十出头时头发就花白，他说是因为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小说苦思的结果，更是在办公室与水稻田间磨出来的，还有高中在读的孩子，希望她考个好大学，从此离开村庄，不再回来。
流淌在村口的河流给他带来了泥土温馨的气息，心灵上感受不一样的景象，是在城里穷极一生也无法看得到的，无论什么时候到河边，哪怕内心滴满苦汁，脸上也会微笑。可是，只要一站到水深火热的秧田里打农药，写作的灵感顿无，多少天都进入不了写作的状态，为此水根伤透了心。
常年坐办公室的水根，不晒太阳不淋雨，享受四季如春的空调，盯着电脑写材料，编辑一个杂志，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也与一帮谈得来的文友们推杯换盏，只是颈椎病、肾结石、高血压爬到他身上作祟，每年机关例行体检，他肾脏上的石头越来越多。想想一直在乡里的稻田里背着药水筒子打药水，头皮被白花花的太阳晒得发麻，药水筒子大山一样压在背上，汗水从眼缝里钻进去，腌得两眼红肿，脚板被田里沤得发绿的脏水煮得发红，两脚的粪痾脚丫子都烂得多深，红肉直泛，哪年不是疼得呲牙咧嘴的。打一回药水回家从头到脚洗两遍，身上还是感觉有药水味，端起饭碗胃就作呕。水根现在还是要到田里捱这种死苦，在办公室却又有了另一种苦。如他小说中所说：真是入鬼了，享福也能全身害病。
大忙的时候，水根不得不撂下机关宣传科案头上待写的一堆公文，奔赴田间背上几十斤重的药水筒子，帮母亲打药水是儿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实在担心母亲的高血压，如果她在田里有三长两短的话，他的肠子要悔青了。
水根的女儿在镇上读高中，他们一家三口租了人家一套房子，妻子现在到了服装厂打工，两人轮流照顾孩子，农忙抽空回家帮母亲收种，也不耽误挣钱养家。姑娘迟早是人家的人，也没打算在城里买房子。他们在乡里花三十几万建了幢小洋楼，要多气派有多气派。如果三十万在城里买房子，只能买个比鸡窝大点的地方。他们家的小洋楼住得要多惬意有多惬意，门前屋后种点菜，栽点花花草草，这样的宫殿永远是全家人最踏实的港湾，等到老了退休回去住，蛮好的。
水根尽管一千个不情愿当农民，只是听到村里拆迁的风声，不由得担心起自家的小洋楼的命运。他在案头劳作之余，就读诗。“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们自己”，“这些箴言圣歌式高贵的诗句，是大自然在心脏中所讲，它通过这个诗人之口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听了战栗”。在苇岸《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读到这样的诗句，足可以让每一个握笔人的手颤抖。
阳春三月，水根接到上级的指示，放下案头的工作，临时调进拆迁办去帮忙，白天黑夜上门去做拆迁户的思想工作，争取把左一个村右一个村顺利拿下，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多少个日夜睡不好觉，拆迁的机械声声声入耳，把他的神经弄得很是疼痛，眼睛红得像被人追赶着奔跑了三天三夜的野狼，只顾着一路狂奔，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更别说吃顿饱饭。对于土地，养活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真不知道是该爱它，还是该恨它？对于土地，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适用于它，都没有资格对它指手画脚，它永远坐在我们之上，之下，充满了神性，所有的生灵都要向它跪拜！为什么现在的乡村过年过节时，拜土地神的香火越来越旺，而对于某些公文条例却本能地抵制或对抗，村里人说，土地庙代表土地上的道德、良心和正义，永远没有对抗。
春天里，万物生长，土地死亡。
阿军的困惑
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土地上的硝烟就不会熄灭。
阿军在机关工作，是一名参与土地流转的建设者，虽说不上日理万机，但整天走乡串村忙着下基层了解情况、观察田野，忙得像上足发条的闹钟。他要面对的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整区整村搬迁的庞大工程，涉及到若干条口、各行业，关系错综复杂，有时候想做的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烂泥萝卜，洗一段切一段，到哪算哪。如果实施得当，这项工程注定成为历史性的大转折，因此使命感油然而生。根据上级指示，完成增减挂钩（城镇增加，农村减少，耕地增加，建设用地减少），这个大工程是一个大城池，关系到千家万户，千头万绪乱如麻。
在电话里听到阿军洪亮的声音，能感觉出他的焦虑。对于这项工程，他说自己心里有个难解的结，这个结如同千年的老树根，又像一件华丽的斗篷，翻开里子，里面爬满了虱子，这件斗篷穿上身，外面风光，骨子里却连皮带肉，锥心蚀骨地疼和痒，一千只手都挠不过来。抓破的皮肤结痂，再抓，再破，体无完肤后，内心的尊严坍塌。
阿军不仅是农业政策的研究者，还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悲悯情怀的专栏作家。他认为：“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的‘世纪难题’并不是危言耸听。”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庄空心化，耕地荒废率的增加，对于土地流转的初衷来说是必然、是理想，从理论设计上讲没有任何问题，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远远不是照着书面条文就能顺利执行那么简单，甚至成了少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乡村邪恶势力掠夺农民的新手段，在执行文件规定上，实际操作难免成为变色龙。
阿军说，祖祖辈辈种田的人没有信息渠道，更不是哲学家，别说他们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没有预见，就是哲学家也难用一双慧眼把这一切去看透。复杂的事导致了人在不同事件中成为不同利益的主体，自然有不同的观点。不可能每个人都保持独立思路，依据事实与逻辑确定自己的立场，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公众的事情，如果去除立场，去除一些模糊公众视线的表象，去除情绪与偏见，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各种跟风是人类的通病，周旋于不同结果的愚见叠加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势与力，五成的人有主见，五成的人认同，九成的人是墙头草，正是这九成的墙头草会影响整个时代的发展，或者他们可能心里未必是墙头草，但是他们追求平衡的思维，让他们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墙头草，特别是经过动荡岁月的那些人。人往往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自身没有坚定的信仰，最后难以走向自己的祭坛。外部经验通常粗糙肤浅，往往和时代合谋，所以当然受欢迎。内部的体验相对更严峻，一般人无法承受此重压。当外部的经验战胜了内部的体验，有些摆在台面的理论无法站得住脚跟。人们没有这种耐心沉到海底去探索丰富的内部经验，任由诸多真相随波逐流，一去而不复返。心灵的疆界可以大过世界的疆界。对于粮食取得的十连增，主要得益于科学家引进的转基因以及农机、农技的贡献，央视报道称科技贡献率达54%。如果农民全靠单打独斗包括免去的农业税，加上国家现在增加的补贴那块外，再扣除多种成本，绝大多数种田人很难从土地增加收益。 强哥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工200天，做一天算一天，最害怕的事是生病，躺下来不仅挣不了钱，还得花钱治病。出来就是为钱苦的，一天不做满16个小时工，别想拿到老板的工资。在内蒙古十几年，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一次，过完正月十五就走。强哥的父亲在刚分田到户不久患癌走了，母亲听人说话只能看嘴型，童年时就聋了，现在越老越聋得厉害。媳妇早出晚归在工地上做钢筋工，一百块一天，薅草、打药、养蚕全成了婆婆的事情，还有服侍刚生过小猪的老母猪和壮猪。老人怕媳妇回来废话，整天泡在田里，热得中暑昏倒在田里，被人发现拖回来请赤脚医生上门打几针，精神稍微好些，很快就下田。有天腿疼得实在动不了，田里的活没来得及做，媳妇回来给婆婆甩脸色，婆婆气性大，一口气喝下半瓶农药。等媳妇晚上进家门，满院子的农药味，婆婆已死去多时。
强哥接到家里的凶信，火速从打工的城市回到家，恨得抓起媳妇的头发往墙上撞，骂她，你怎么不下田做事，让七八十岁的人下田，还算人吗？你怎么不先死的，让妈喝药水？强哥打过媳妇又后悔得抱着媳妇痛哭，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最后一次跪求，请母亲能原谅媳妇，到那个世界不要找媳妇的麻烦，媳妇在家又当男人，又当女人，苦得跟狗似的，他不在家的这些年等于在守“活寡”。可是现在日子好过了，有存款有小洋楼，现代化家具与电器样样全堂，家里装修得并不比城里人差，就她们婆媳俩住，城里人有的他们家全都有，城里人没有的他们家也有，多惬意的日子！这些年苦的钱给女儿女婿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和小汽车，外孙子都会走路了，平时婆媳俩在家省吃俭用已成习惯，婆婆炒菜往锅里多倒点油，媳妇都会不高兴，由冷战到在乡邻们面前谩骂，再怎样不和，到晚上婆媳俩还得一个屋檐下睡觉。强哥说，以前打工是为了过好日子，现在打工是为了过比以前还要好的日子，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挣多少钱才称心如意。如果自己在家不出去打工，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可是，他没办法呆在家里照顾她们，村里只要是好手好脚的男人全进了工程队，他要在家会被人指着鼻子笑话窝囊废。强哥安葬了母亲又上路了，把几亩田和几栏猪扔给媳妇一个人，媳妇哭得昏死过去，后悔不应该和婆婆斗嘴，婆婆在的时候好歹能帮她撑起大半个家，现在好了，婆婆撒手西去，不再种田，留下她和几亩地，进进出出就一个人，连个斗嘴的人都没了。强哥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才走半个月又回村，媳妇得了脑膜炎，工地是不能去了，连田里也去不了，住院花了一万多，农村保险报销少得很。强哥想，等媳妇病好转后不再让她去扎钢筋，要么带着她一起去内蒙，把几亩田扔了，或者让她在家能种多少是多少，只要不荒着就成。商量来商量去，媳妇说，城里的楼房总有建完不再建的时候，到那时他们又能到哪去打工，要是回家了，田又没了，这日子怎么过？不如让强哥一个人在外面混着，自己守住家。媳妇最终还是舍不得扔田，现在不交农业税，种田国家还有田亩补贴，今年补贴听说又涨高了。以前哪个朝代都收农业税，唯独现在不收，这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要是真累死田里，也不后悔，农村人种好田天经地义，没人喊一声冤。媳妇在家休息没几天，忙完田里的事在家闲得手痒，屁股一拍又到县里的工程队去扎钢筋笼。
村里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一个个想发财的心比天高，家家攀比哪家存钱多，哪家的后代最有出息，谁家房子盖得宽大阔气，这样脸上才有光。强哥怎么也做不通媳妇的思想工作，反正她就是一根筋，犟到底，苦到死的人。死活都是她自己的命，随她去。强哥说自己反正不想回乡种田，就是回来了，也懒得再种田。哪怕在城里拾荒也比种地强，种田哪样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同样在工地上苦，收入比种田高多少倍？呆子都会算这笔账。何苦难为自己？
强哥每年腊月底回家过年，才进家的头几天里，瓷砖亮晶晶的，粉得雪白的墙，院子里的晒场像足球场，与自己在工地上住的 “狗窝” 工棚有天壤之别，所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不惯，睡不着，总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媳妇说他命贱，住惯了工棚，倒睡不惯自家的大床。等到他刚适应大床，正月半就得上路，再不走，媳妇在家就甩脸色给他看，拍桌子打板凳非弄出点大动静，年年如此。在家能挣几个？在工地上一天就是几百的，生怕去晚了比人家少挣。
这些年，不管是离家，还是回家，强哥都觉得魂不在自己身上。以前每年离家，半聋的老娘都独自到去世了三十多年的老伴坟上烧纸，邊烧边祷告，让地底下的死鬼一定要保佑儿子，出门在外不管挣多少，一定要平平安安。如今老娘不在世了，谁还会来替自己祷告祷告？
在半道上偶遇强哥，才知道他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才五十四岁的强哥，在工地上苦熬了十几年，头发早花白。站在日头心里说了半天话，感觉他快说不动话，像一条被捉到岸上的鱼，嘴张得多大的，发不出声来，我也感觉焦渴难耐，一看时间已近十二点，赶紧回家。
进家门时，蚕豆秆子铺了满满一院子，等着晒干了把豆子打下来进仓。
邻居华家的院墙有二十几年了，给前两天的一场暴雨推倒，邻居说越是大忙越是忙，在外面打工百把块一天，回来就缺工了。可是院墙倒了不能不管，好在他从小就做泥瓦匠，这点事算小菜一碟，请假从西营打工的工地上回来砌墙。水泥和黄沙太贵，将就着买了一些石灰砌墙，也舍不得请人帮忙。现在请村里的瓦匠，一百块都难请到一个大工匠，还得派人在家专门烧饭。
没有围墙的院子裸露，我睡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他家的围墙。八十年代建房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没多少人家舍得砌多少围墙，泥墙容易塌，稍微讲究的人家用芦竹编个矮墙，挡挡鸡鸭。开了门就能见到园圃，盛夏时，四面没遮挡，风往家直窜，凉快得很，不像现在，离了空调和电风扇一刻也受不了。现在的房子越来越大，住的人越来越少，空余的房间结了许多蜘蛛网。为安全起见，也不在乎多用点砖头，每家建房时在交界的地方都砌起高高的围墙，每家都如固若金汤的城堡。前门一开是围墙，后窗一开还是围墙，挡住的不仅仅是视线，风也挡住了，更要命的是邻里间不再像从前那样亲近，万一哪家有点突发事情，实墙实壁的想进去帮忙都困难。 我们家朝北面的房间里有两个很大的窗户，只是外面的风被挡住了，一点也透不进来，而声音无法阻隔，邻居家的狗耳朵特别灵，路上一有人走动，它就在我房间的窗户下狂叫不停，害得我一整夜没睡实，坐在床上开着电风扇，听那只狗忽紧忽慢地吠叫，读一本六百页的厚小说，当曙光从窗外溜进房间，山墙外的路上就听到电瓶车的声音，邻居早起的咳嗽吐痰的声音，瓦刀敲砖头声，脚步声纷沓而来，院子里的公鸡开始叫头遍，狗忠于职守一夜，叫声明显感觉气短，听到它打哈欠的声音，然后平静入睡，无声。索性起床，装上半篓筐花生米下田去种花生。空气清新如洗，露水盈了一夜，村庄提前醒来。东方，天边的朝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做好了准备，就要升起。
在湖桑田边遇到婶在给湖桑打药水，记得从前养蚕，湖桑从不打药，现在的湖桑从剪了枝到长大叶子，至少要打六次农药。婶在一家生产木屑子门的厂里上12小时班，一天工资90元，从来舍不得息工，田里的活只有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做点，多睡一分钟，田里的事就少做。婶在木屑厂上班时间长了，那种掺了工业胶水的木屑子有毒性，她全身皮肤过敏，脸上，头发根子里，四肢上出红疹子，痒到骨头里，用开水烫止痒，越烫越痒，皮都抓烂了。听人说去打什么针能止痒，但那针一打就犯瞌睡，婶没去打针，怕熬不住瞌睡，而耽误了田里的事。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出国劳务输出十年赚了不少钱，又把老二带出国，兄弟俩在国外又干六年，各挣了100万，老大在工地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先回国，老二从脚手架上翻下来脑壳摔碎了，后来用不锈钢把脑壳补上了，好歹捡了一条命。兄弟俩回来在县城给孩子各买了一套商品房，一百万刚好够，装修的费用还没着落。兄弟俩出国是通过黑蛇偷渡去的，没有劳工证，他们还算比较幸运，顺顺当当拿到工资回国，没像福建的那个打工的被警察局抓进去，然后遣送回国，连工资都没拿到。老大回来后在家专门收粮食，倒腾一下，一斤赚二分钱。这个麦场没日没夜挨家挨户收购，天亮就送到镇上的粮行。村里现在全是老弱病残，乡民说他可帮了大忙，称上也公平，就算他赚五分钱一斤也愿意。老二在城里帮一个老板开车，钱是挣到，但老板头一年就拖欠他四万元的工资，都是空头账，什么时候给得看老板心情。叔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做建筑工有17年了，太远，路费老板一年只报销一个来回，所以大忙没法回来帮婶。两个儿子们全在外面挣大钱，媳妇全天伺候两个孙子，连饭都做不成，婶下班到家天已黑，还得给媳妇和孙子做晚饭。
婶在每个农忙季节瘦骨嶙峋，连做梦都想着把这几亩田管好，千万不能荒着！荒了，会给乡里人说闲话。
每年三夏大忙，村庄里仅插秧的方式就花样百出，随心所欲。有传统的人工插秧，有做秧盘往水田里扔秧的，也有机器插秧的。有些人家的田分散不集中，几分地用机器栽秧，一是机器进不去，二是不划算，只能忍苦手工插，家里没劳力的，田很多的人家不得不机器插，但每亩增加了80元的费用。原来没分田到户时生产队还有牛，分田到户后牛早卖了，或杀了分肉。现在没法用牛来平整田，人代替了牛的工作。这几年中实在没劳力的家庭选择了一种偷懒的方法：在收割机收小麦的时候，直接把稻种洒进麦田，然后用机器一耕，把稻种翻下去后就放水，稻种就在麦茬里发芽，等满田有绿色时，头忙掉下来也得开始打除草剂，否则草长出来，这一个夏天不吃不睡在秧田里薅草也难弄得干净，能把半条命搭上去。这种种植方式虽然省去了一大半人工和开支，但風险也大，许多人家田里一粒芽都不发，不是干死，就是被闷死，每年都有几户人家要种两次秧，这种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种法得不偿失，得花双倍的时间与人工，最终还得机器来帮忙。
种在田里的花生种、洒在麦田里的稻种难免被各种鸟抢着吃去，那些鸟躲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只要一看见人离开田，它们就会扑进田里抢食。庄户人不得不赶在鸟的前面下田，种好后再把地上的痕迹清理干净，让它们无从下口。一亩田花生种顺利下地，地太干，在下种的时候，一锹下去，虎口丫震得生疼。
母亲米寿，她的侄子和侄女从外地赶来祝寿。记得十年前舅舅冬夜去逝时，母亲打来电话说她成了孤儿时，我听到她哽咽的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母亲后来说自己的父母与哥哥是幸运的，最后都能顺利葬在自己家的责任田里，她以后就难说了。
一大桌人吃饭，父母上坐，至亲们围坐。这么多年来，只要亲戚们相聚，所有的人都让母亲不要再种田，万一累瘫在田里，都没人晓得，加上一个人守着这个家，万一遇到恶时辰（遇到意外事情的时候），在城里的儿女们就算是插上翅膀往家飞，也来不及。母亲银白的头发上夹着我用过的发卡，曾是大家闺秀的母亲，端庄秀气，端坐着长久沉默无语，母亲太累，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我们都知道母亲的沉默并不代表她妥协，她无数次说过，只要有一口气在，也不会把田撂下不管。这些天，从收油菜到收麦秧，她每天凌晨三点半就起床下田，早饭不吃，一直忙到十点才回家躲一会太阳。下午三点又下田，一直忙到天黑通通才进家。母亲吃得很少，像刚刚犁过田的牛一样大口大口喝水，累得一点味觉都没有了。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每年都养两季的蚕，那时候的蚕茧才几块钱一斤，但物价也便宜，自从我离家的第二年便不再让母亲养蚕和猪，每年只养了几十只鸡，专门供应我们三个孩子的小家庭吃鸡蛋。
在我离开家门时，父亲背着药水筒子去给秧田打除草剂，母亲背着篮子去田头铲杂草。临出门时母亲逼着我把家里最后的80只草鸡蛋带上，其中有7只鸡蛋是刚从鸡窝里拿出来的，抓在手上还热乎乎的，这些蛋是母亲攒了许多天，都没让父亲尝一只。今天上午九时，闷热的天空往大地上洒了几点雨，吓得我和父亲赶紧把水泥场上的小麦收回家，今年粮食全线跌价，几千斤粮食全堆在家里，等待市场价格回暖时再卖，可是给翻晒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老鼠啃掉了不少粮。离家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父母亲在田野里移动，小成一个逗号。
电瓶车拐弯上了公路，去二队买了几斤荞麦面捎给城里的朋友，然后直奔姐姐家，才到半路上，下起了毛雨，身上很快淋湿了，冲到十五里外的大周镇上买了件雨披，雨又歇了。都说六月的天是神鬼天，说变就变，与现在的农村变化无常一个样子。 姐的手机没带身上，联系不上，她在离家六里远的田里种黄豆，不到天黑不会回来。姐夫丢下生意，特地从江南回来为母亲祝寿，一大早就走了，帮不了姐姐一点忙。本想去帮姐姐把豆种下地，我为了赶在天黑前去看龙桥以北的万顷良田，不得不离开。
才到万顷良田十五里左右的地方，电瓶车一跳跳的走不动，一看后胎没气了。才想起刚经过龙桥口路过修车行时，车行的门口洒了许多铁屑子，把后胎给扎破了。
推着笨重的电瓶车在万顷良田上走得越远，心坠落得越深，几只低飞的燕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万顷良田上空盘旋，找不到回家的路，豆大的雨点砸向孤单的我和燕子们，恐惧砸向自己，周身的汗毛在瞬间倒立。已经是下午五点多，我的车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良田中央，如果找不到修车的人，我将独自推着瘪了胎的电瓶车步行到20里外的集镇。乌黑的云就在头顶上聚拢，低沉，头越发的沉重不堪。
整个万顷良田上看不见人，黄沙地，长得稀稀拉拉的苗圃里没有鲜活的气息，草比苗还高，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布满了麦茬。
在田垄步行了五里路才看到万顷良田上有几个人影在黄沙土上移动。她们八个人，被土地承包人雇来栽大椒，从早晨六点到天黑前收工，一天起码12小时，弯12小时的腰，工钱50元，不管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她们家离这边还有几里地，自己家都还有田，把自家的田忙完了才能出来给人做帮工。她们看到我的车坏在路上，七嘴八舌让站在路边的监工借电瓶车给我去镇上找人来修车。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修车的人，又在田边等了一小时。天快黑下来，黑云下的雨燕急急地飞，她们还在黄沙地上拉线，把大椒秧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上，齐刷刷地弯腰栽大椒，她们直起身拿大椒秧时，脚底下带起的黄尘像北方的沙尘暴，把她们罩住，看不清她们的脸。这片地原来是村子里的宅基地平整出来的，多少年没有种植过，拆迁时的砖头瓦砾埋在泥沙里，承包人让自己的岳父来当监工。
我在等修车人来的时候，和承包监工拉起家常。监工穿一件灰色中山装，鸭舌帽，无名指上戴着硕大的黄金方戒指，黧黑的脸。戒指标明了他的身份，没有一个种田的人戴戒指下田，但他一看就是地道的种田人。监工说自己不是本地人，是从玉果乡来的，如果不是因为帮助女儿女婿，打死他也不愿意来这里做这种没出路的活。女婿在这里做了许多工程，工程款没拿到，甲方平整出来的田出租不掉，拿这样的地抵押算工程款。承包这样的地根本赚不到钱，连复合肥都用不起，一百多块一袋，现在改用一种水剂的化学肥料，很便宜，大椒秧也是用这种化学药水培植的。65岁的监工站在路边一边和我说话，眼睛时刻盯着被黄尘包裹着的八个女工，跟她们吆来喝去，不让她们抬头和我插话，怕影响栽大椒的速度。我问他，在这种沙漠一样的土里栽大椒，没有肥料，没有水，平时无人管理，能有收成吗？他嘴角抽了一下，倒吸一口气，抬起鸭舌帽下的脸，望天不语，沉默片刻后说：也只能望天收啰，这些大椒苗能成活一半的话，就算烧了高香。他说从出娘胎起，没见过像这种在沙子里种苗的事，沙土像地漏一样，再多的水和肥料都存不住，别说收获，租地的费用450元一亩，好在头两年有国家补贴，能收回一半本，后两年再包就难说了。女婿在网上查过，看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一句话“新农村建设将会有巨额资金支持”，如果没这句话给他垫底，恐怕他没这个胆来承包这种投再多也血本无归的沙子地。这片地从头到尾有好几百亩，一直分段承包着，但收成一年不如一年，这地租金算最低的，好地的租金得翻倍。我们的谈话不断被田里栽大椒的几人打断，她们哈着腰一整天了，脚下的沙土很软，早把她们腿上的力气吸光，好不容易看到有人说说话，只是想借着说话的功夫直直腰，其实并不是为了要说话。监工明显很着急，沙地一直连到十里外的跃进桥，整个种植工程才刚开头，说不定她们家里哪天有事，说请假，第二天就不来了，他这个当监工的到哪儿变人来栽种？明知道她们也不容易，累得跟狗似的，但是没有办法。
天已擦黑，她们八个人还在沙尘里跋涉，身后还有几箱子大椒没能栽完，如果今天栽不掉，过宿的大椒秧栽下田成活率更低。
帮我修车的师傅是本地人，他一边修车一边说，来这里包田的老板，多得海了去了，来了走，走了来，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赚到钱了，都是雄心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没有一个本地人敢来包这里的地。车修好了，和监工告别时，监工补了一句话，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他自己听：像这种沙地还非得种植，年年种才能慢慢把土养熟，千万不能放弃，如果荒上一年半载，到寸草不生的地步时，彻底沙漠化了，那更糟糕。看得出，这是位非常有种田经验的老手。在沙漠上栽的大椒秧，真的不知道能活几棵，但是在这片正苟延残喘的大地上，如多些这样的内行人来管理，根深叶茂之时指日可待。
一路向北，满田的麦茬，丢一粒火星，就能燃烧。燕子逆风而行。路的尽头，有一片更大的沙地，脚踩下去，我的鞋子被沙土埋进去一半，拔出来时两鞋灌满了沙子。沙地一直延伸到公路边的大棚区。不锈钢搭建的大棚里，多半是杂草，也有一个大棚里养了一群鹅鸭，有一个种火龙果的大棚，里面什么也没长，全是荒草。
良田的尽头是跃进桥，这里的土地尚未被征用，凡是有村庄的地方就有人家，湖桑田在风的吹动下，卷起阵阵绿浪，“沙沙”声传向四方，秧苗已种下地，大地上一层嫩楚楚的绿色，村民们在放水润田，生机一片。
7月份，母亲和姐姐分别打来电话说，种下去的豆子和花生先是田干旱不出芽，好不容易长到寸把高，几场罕见的暴雨把新生的豆苗、花生苗全部淹死，補种了三次，每次都是发了芽，先太阳晒，后是雨水淹，全军覆没，现在已错过种植时间，被迫抛荒。而每家秧田里的稗草除草剂都没打死，迅速地抢占秧田，姐和母亲每天趴在秧田里和稗草拼命，那些稗草缠绕在秧棵子上长，为了不伤到秧，她们把手指伸进污泥里去抠稗草的根，双手浮肿，长时间脸朝下，汗灌进眼睑，眼泡肿大，指甲都断了，看见鲜红的肉根。如果今年的稗草根不除尽，等到成熟结籽，散落一田一年都不烂，明年将卷土重来，将演化为秧田里空前的灾难。 80岁高龄的母亲和年过半百的姐说，这田现在越来越难伺候，以前种田不比现在轻松，但不觉得累，现在不知道何时是个头，田像烫手的山芋，吃不得，丢不得，荒着心又疼。希望有本事的人早日接手这些田，也好让苦了一辈子的农村人解脱出来，给她们和土地一个好的交待。母亲算是村庄里最有血性的种田人，在这三次洪水淹没豆苗的事实面前，终于低头认输，暂时决定让这块地荒几日。只有我知道母亲并没有真正认输。
在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管这片土地前，她和所有的村民一样，就像一个永远不停下手中的笔的书写者，只要虔诚地写下去，不信纸上开不出红花来。母亲准备再次向淹过无数次的田园挑战，母亲不问子女的责难与别人口中的对错，对，正气凛然；错，也无怨无悔。
故 乡
故乡，吴文化的起源地。最鼎盛时，有七百多个村落。园子村，灯芯村；陈家，李家；双子桥，大石桥；吴家舍，富村；庙里，岳村。一个个村名串联起数不清的美好传说。
故乡民居的特色，最有味道的是门楼上的砖雕，其精致和生动，并不比徽州的西递、宏村差。有的堪称绝版。李家弄门楼上的二十四孝图，越过百年，依旧那样鲜活。但现在，都已是破败残缺荒芜一片。李家的后人，因为怕文物贩子的偷盗不顾乡里有识之士的忠告，将雕刻低价卖给了西阳的收藏家。各家门楼上，刻得最多的是“耕读传家”。
还有1954年6月丰港一村民在山上耕地时发现青铜器十二件，这组铜器中，最有价值的一件底部有十二行铭文，计126字，能辨认出的有118字。1956年，经郭沫若、唐兰等著名考古专家考证，那个出土西周时代青铜器的地方，就是吴国君主世孙周章的墓地。这里早在1992年已经成为一家台资企业的属地，许多本地人把墓葬在这里。
本土作家琴说：“我的故乡没有了，我的故乡文化因此而没有了承载。”近几年，有一群热心的市民自发组织走进乡村，搜集整理了那些雕花门楼的老宅。
建军节的前日与朋友相约重走丹东乡。连续一周三十六七度的高温，城里的花花草草耐不住高温的煎熬，叶子打起了卷。昨天的热风凉了一夜已收去火性，在身上拂过凉如水。六点整赶到站台，只差半分钟，20路公交车从面前呼啸而去，半小时后另一辆20路驶来。车从城市的边缘启程，穿过城市心脏去另一个城镇的心脏，一路上需要停靠46个站台，鱼里、王家湾、龙山、果园里、堡里、蔡家村……一路掠过许多的村庄，气势浩荡的公路接通了城市与乡村的筋脉。
去丹东乡，不能绕开辉村，这片原来拥有3000多人口的村庄，现锐减2000多人，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有四百多人口。古村六十多处为清代建筑，清水砖，空斗墙，黑色小瓦，精致的瓦当，被辉村村委会保护的第七号门头砖雕，还有一座古老的葛家祠堂，之前遭到破坏，现已修葺一新。村里现住人数屈指可数，更不见一个年轻人。
我们把车停在村口，步行进村。几只狗瞪着警惕的目光，在我们的前面慢行，竖起警惕的耳朵，走几步便回头观望，眼光粘在人身上似喜似怨。假如村庄少了这些狗，静得比老井还深，它们的存在替代了一群翩翩少年。老宅的墙角下石灰刷出一块巴掌大的白印，用黑漆写着“买树”二字和手机号。在老井边洗衣服的老太说，辉村的大树一棵都找不到了，卖的卖，砍的砍，除了古屋，能卖的差不多早卖了。一些早就没人住的老宅，多年失修，屋顶裸露，荒草恣意生长。住在辉村的老农民已无农事可做，在城市的边缘打发大把的时间，年轻人像村里的成熟的飞篷，早早地飘向远方，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开着车，拎着大包小包飞回辉村，初五一过，集体飞回城里。辉村的田都被征收，变成万顷良田的一部分（朋友夫妇带我去看的现代农业园）。村里的老人们觉得，田归公减轻了老年人的负担，在外打工的后辈人更加安心，好在村庄留下了。在田征收后不久，又有一天，辉村的村民在电视里看到新闻：“调集精兵强将，大干100天，完成辉村拆迁任务。”很快，拆迁的标语横幅挂满辉村的必经之路。辉村顿时像一锅烧开的粥，沸腾起来。为了留住千年的辉村，留住村口宋代就有的井婆婆，省城的学者带着学生来了，新华日报的记者来了，在外的游子回来了，坐在辉村的青石板台阶上，守在葛氏祠堂门口。尽管井婆婆前半张脸在“文革”时被无知者削去一半，只留下半个后脑勺，辉村人为了井婆婆的半张饱经沧桑的脸开始奔走。报社的记者连线辉村村民，村民们说，我们拥护拆迁，都是年纪越来越大的老人，巴不得把田交给有能力的人去种，但拆迁唯一的要求是要公开、公平依法拆迁，只要不用2003年的拆迁补偿标准来代替现行的拆迁标准，村里人已感到很满足。新旧政策的更新都是因时而变的，就算非要拆迁，也不能像拆迁到丹桂新城那边的村民全是按2003年的补偿标准执行，都过去十几年时间了，房价在不断上升。
听辉村人说葛氏祠堂里曾有根木化石权杖，没有人知道到底传了多少代，只是每个人都知道杖在人在，人在杖在，辉村的后辈人见杖如见先人，木化石权杖担当着葛氏家族族规的法器，多少年以来葛氏族人代代传承至今。
辉村人是幸运的，在村里几个智者的带领下化解了不必要的矛盾，保住了井婆婆的半张脸面，更重要的是：村里的老人们从此无需在泥里刨食，还可以享受国家800元的田亩补贴款、进入社会保险，总算是老有所养，而不像有些千年古村被夷为平地。对流转出去的良田，尽管与他们再无关联，辉村人还是隔三差五去拆迁掉的家园看看，在荒草堆里寻找熟悉的庄稼，冒着被上面人发现罚款的风险，也偷偷摸摸去荒地里种点旱季农作物，那片土地曾经过他们几代人的双手一寸寸摸过，除非到化成灰的那一天为止，任何时候都忘不掉。
辉村还是原来的辉村，半个脸的井婆婆端坐在井边，用一双别人看不见的慧眼默默注视着村里白发苍苍的婆婆们在井台上淘米洗衣，对每一个前来探访辉村的外人微笑，悠闲淡定。
退休后住在辉村的老者引着我们去葛氏祠堂。祠堂青砖黛瓦，庭院深深，青石上厚厚的苔藓，风雨的剥蚀，凹凸不平。从石缝中挣扎着冒出地面的野草，精神抖擞。走到最后的一个院子里，一方石碑静默，这是在“文革”期间被毁垫猪圈的石碑，为乾隆年间的石碑，被后人抢救出来，碑上的字差不多被磨平，依稀看到幾个笔画。另一块光绪二十七年的木牌匾上书“植本堂”三个大字，屋内陈列着葛氏前贤们的生平简介。正厅的廊檐下几个老者聚精会神在打牌，悠闲地呷一口茶。 跨出祠堂高高的门槛，辉村的老者领着我们绕辉村转了一圈，边走边讲解辉村的历史，每一个砖头缝里都藏着一个故事，秋蝉正隐身在村庄的角落清唱同一首歌谣。在我们快要离开辉村的时候，狗们热情地摇动尾巴和辉村人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从辉村走出去的人，大多不愿意再回来，在走访一位辉村的老师时，他如实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很多老宅已不适合居住，不拆掉就是浪费。有人说要保护一样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毁掉一些东西。老宅，现在只是产生怀旧的场所，观看的人只是站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看，年轻的一代已不愿意去修葺。让政府去修，投入的财力太大。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古老的乡村，已不适合于现代的发展。真正让走出村庄的人再回到乡村，没多少人愿意。比如乡村的油菜花，只会去欣赏，而不愿意成为种油菜的人，只为一种情怀的怀旧，这是卑鄙的欣赏，欣赏完了，就想逃离，只是矫情。在城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再回到乡村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集镇上有个榨油坊，可以去打油吃，但真正去油坊工作，有多少人愿意？偶尔回到乡下种地，时间久了，心里就觉得无边的恐慌，包括收入，包括生病。那些来保护古村的人，反被村里人诟病。学者是保护住了古村，老村的条件很差，所有的观察调查者，都不能代替他们的生活。从古村走出去的人，都是衣锦还乡，带着城里的老婆孩子回乡，以居高临下的面孔出现在村里。今年的粮食价格受进口粮食的冲击再次下跌，坐在我面前的语文老师当场查阅了当天的报纸：国家对水稻的收购保护价是1.55元/斤，但这样的价格没人收，只有1.2元/斤。现在的整个经济发展与以前不同，以前感觉不到贫富的大差别，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每家的孩子都很多，上学只需几块钱，衣食简单，一个庄子里只有个把人得隔气病（癌），吃再简单的饭食也不觉得痛苦，但很开心。现代人富了，更多的人反而觉得心理不平衡。对救助的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现代人对物质追求已没有止境，对于这样的结果，究竟还有多少人去由衷地赞美养活我们的土地？
丹东乡，岗子镇、赵桥镇、三里镇和丰港街道办事处18个行政村，总面积5.59万亩，18个行政村， 2.2万农民，在短短数年变成新城的居民，从此告别农村户口，迁入者尚有一部分村民还没拿到丹桂新城的安置房，在集镇的四周围租房住。他们的模样正在发生改变，衣角上没了尘土，脸上少了太阳炙烤的痕迹，手脚不再粗糙。他们三五成群站在小区的树荫下乘凉，丹东乡的吴语方言在热风中飘荡了几千年没有改变过。我们要拜访的老邓家住丹桂新城新茂苑，小区的楼房长着同样的面孔，楼号被树叶子遮住。停下来问路，树荫里的丹东乡新居民热情地为我们指示通往老邓家的路。
70岁的老邓夫妇住六楼顶层。前阵子暴雨，顶楼漏雨的斑还挂在墙上。楼梯口摆着几盆从山沟里挖回来的草，叫不出名，花盆里的土干得快裂开，草萎靡不振。开门的是他的老伴，老邓站在后面迎接。我们进门时想换鞋，但没找到鞋换，两口子齐声说，都是乡下人，没有换鞋的习惯，只是简单的装修，没那么多讲究。老邓皮肤黝黑，胳膊和脸上布满了黑斑点，瘸着一条腿，一只手不自主抖动。因为掉了几颗牙，说话关不住风，初听他的俚语有些吃力。客厅里只有一台小台扇刮点风，老两口把我们让进卧室。老伴说板凳太硬，坐久了腰疼，非要让我们坐到铺着凉席的床上，这样舒服些。小女儿秀早早就打开了房间的空调，老伴切了一盆西瓜，端上还冒着热气的粘玉米。老伴说，这是开荒种出来的玉米，不是市场上那种打过呋喃丹药水长出来的。咬两口，那种久违了的谷子醇香在唇齿间长久流连。秀为我们泡上芽山上采的野山茶，他们三个用竹叶子泡了茶，在他们家这种野山茶是留着专门待客用。野山茶叶子尖尖的，纹理清晰，柔嫩，并没有茶的形状，杯中的茶泡开后变成一棵棵树的形状，抿一口，又没有茶叶的味道，有一股大麦的香味。芽山脚下的村民年年上山采野茶，手工炒出来冷藏，留着待客用。
随着碧绿的嫩叶片在杯中慢慢舒展，老邓一家的故事也展开，山里的这种野生茶很奇怪，就像山里人一样与众不同，清淡，柔和，绵长，质朴中隐藏着刚强。这种有别于茶园的野山茶，冬天来临时，所有的叶子落光，细枝条忍过严冬不死，到春天再发新芽，茶树枝上错落有致地长一片叶子，再长一根刺，采摘时须戴上手套。
老邓说自己是标准的文盲，连一天正规的学都没上过。记得小的时候游击队住在他们家，是游击队员抱大了他，半大的时候就开始帮游击队通风报信。解放后，在政府办的扫盲班识了不少的字。因为识字的原因，老邓的心上打开了一扇天窗，世界开始变得亮堂起来，在“文革”期间偷看《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等一些充满侠义的书，还囫囵吞枣读过《资本论》、《金刚经》。书读多的好处有很多，头脑不仅不会爆炸，反而越清醒，读书让老邓明白一个道理：猪的尾巴为什么不会断，孩子哭哭更健康，动物和植物都是一条命，人并不比它们高贵多少，山里有神，海里有仙，人在天和地面前永远排在后面，对天地的尊重是每一个人的根本。他对50年代第一次土改，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分田到户，现如今的土地集中管理的高效农业，当了一辈子树农和粮农的老邓都认为合情合理，他越来越觉得农民闷头种地总不是个事，苦力出得越多只会越穷，要学会发展多种经济，一个不懂经济发展观，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是无法种好田，是对土地的不负责任和亵渎。他们家原来的华野村在芽山脚下，位于马山北边，周边有良田万亩，芽山地处马山和观山之间。一个行政村又有十几个自然村。华野村在第一次土改时曾是社会主义示范村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二十几岁时就是生产队突击队队长的老邓，一当就十几年，他们队连续多少年超产，到大跃进时，华野村拆庙，搞浮夸风，明明亩产很低，非要说亩产达3000斤。
芽山一带属丘陵地区，依山傍水，那种黄棕色的土含氮、磷、钾，像金色的沙子。80年代初分田到户，村里不少人不愿意要靠山脚下的地，这种死黄土里砾石多，难长粮食，老邓夫妇把靠山脚下没人要的田拾了二三十亩包下来，与生产队签订了合同并取得公正手续，开始垦荒植树，这一种就是几十年。
老邓说，万物土中生，但受到污染的土壤就会污染其他物种，被污染的物类再污染到人类，形成新的病原体，变为公害。种田这活不懂科学只知道蛮干肯定是不行，要研究不同性质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植被是影响土壤发育的重要因素，它对保持水土形成和成土過程起到积极作用，低山丘陵区的植被除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外，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土壤的肥力决定了土壤营养条件与环境条件方面供应、协调作物生长的能力，是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性质的综合反应，土壤还受地形条件和人为耕作活动的影响。要想高产，耕地的有机质含量要求高，对于不同性质的土壤养护方法不同，对钾含量高的土壤除了施农家有机肥料，一般不需要补施钾素化肥。在50、60年代肥料以有机肥为主，70年代初为七三开，80年代初为四六开到三七开，肥料结构不合理，比例严重失调，地力消耗越来越大。好在现在麦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就像人一样，保护不好，会提前早衰，一旦进入衰极期，花再大的代价都难救活。不同的土壤栽种不同的农作物，像粗骨土质，砾石含量高，土层薄，农业难以利用，多为山坡地，土壤呈酸性反应，在利用上，主要是封山育木，保持水土；对有些死黄土的地方，只能栽种茶树，打破粘盘层，营造梯田，防止水土流失，套种绿肥养土。丹东乡是长江大运河的交会点，50、60年代开挖的池塘星罗密布，方便利用水，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池塘水是地下水，各种活性物质丰富，是灌溉良田的天然水。丘陵地带引长江水困难，排水也难，容易发生干旱和水涝，几十年来发生过大旱，水旱交错，1954年发大水，受灾58万亩，1978年大旱，受灾60余万亩。国家投入巨资兴修水利，开挖大小河道上百条，建水闸，修圹坝，大小水库上百座，防洪排涝，引水灌溉，改良土壤。 拆迁前，村里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房子，建筑墙砖用的水磨箩底方砖，用糯米汁、石灰、明矾、草木灰调蛋清勾缝，砖头上雕刻着松鹤图，曾有人拿了一块砖去国外拍卖，一块砖就值800块。金丝楠木梁柱，文物估价一根能值180万。老邓为这些古董的砖木举报过，但没人理他。
老邓在田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说起他种过的田如同说村里的女人们，他说一块好地就像一个好姑娘，踏实，温和松软，所有好的品德都具备，如果为这样的地、这样的女人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为她出光力气、为了她刀架在脖子上、枪口靠在胸膛上，眼都不会眨一下。地里长出的果实个个像自己瓷实的儿子和女儿，围在自己身边不离不弃。日子再难过，都不能亏妻儿老小；那些田也像自己的亲娘老子，血肉相连，没有亲娘老子，怎么可能有他；没有妻子，怎会有孩子来延续他们的生命。
想想自己的老娘，83岁时还帮他喂养30头猪，种植管理10亩田玉米，猪粪拉到田里施肥。今年都85了，还舍不得丢下田。老娘说，只要不瘫不瘸，手脚稍微能动，都得把田服侍好，如果对土地不忠不诚，就像对人不忠诚，死了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上不了天堂。
老邓讲起农业经头头是道，杯中的茶水没喝一口，一分钟也停不下来，微微颤抖的手半握着，感觉手中还握着一把锄头。
芽山的每块地、每个池塘边都有一个故事。那八分地里在战争年代曾掉落过飞行员，另一块田曾经显过灵，村口土地庙里的菩萨最神，一桩桩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三天三夜都说不尽。饥饿的年代，一亩地就能保得住一群人的命，村子里号称金三亩、银四亩、祼体三亩的好地，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了。
包园林种树的这些年，夫妇俩从黑发人熬到白发人，每天起早摸黑泡在田里，别人在家睡午觉，他们从来舍不得睡，刻刻在田里忙，修枝、嫁接；施肥、除草，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这些花树果木。老邓从小就喜欢盆景，只要有空就爬上芽山找吸水石做盆景，找枯树根做成根雕，为每一个盆景题诗命名。30多年的披星戴月，汗流成河，投资培育了5600多棵名贵树木。很多人知道他培植出来的盆景比房子还值钱。他们还栽了许多种树，有苹果树、梨树、桃树、茶叶、黄连木、黄檀、山槐、石栎、石楠、紫楠、红枫、广玉兰、皂角树、银杏、小叶黄杨、板栗、合欢、杜仲、枸杞树等几十种树。老邓相信山旮旯石头缝都能长的树，山下的土地上一定也能长，加之有人的精心照料，会越长越好。老邓从山上找到许多快绝种的药材，有何首乌、太子参、明党参、野枸杞、女贞、丹参、白芨、苍术、百部、桔梗、贝母、天门冬等，山里的草丛里还有些治病的草药，有香茅、百茅、黄背茅、结缕草、假俭草、野古草、豆科胡枝子、山豆花等，老邓把这些宝贝挖回家尝试着培育，学会了上网查阅各种资料，那种成就感好像自己拥有了一座金山银矿，后来竟然培植180多个品种。老邓不仅是植树种田的好手，对建筑也颇精通，为建成心中的宫殿，老邓花6个月时间手工绘图，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修改无数遍，仿黄鹤楼建造风格设计，全部采用传统工艺榫茆结构，二楼雕花镂空花窗，三层木格窗嵌玻璃，在小院里建了一座纯木结构的小楼，成为华野村标志性建筑物，老邓和三个孩子一起在木楼上读书学习，成为华野村的一道景观，聪明的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被评上过“十佳青年”。楼前的小院里树木早成林，盆景宜人，纯木小楼掩映其中，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木阁楼散发出来的木香引来无数鸟雀。
木阁楼建造选用的木材，许多都是他和老伴三十年来培植的树长成的，大梁和椽子用的是银杏树木，百年都不会腐朽。木阁楼全部用来藏书，孩子们和木楼一起成长，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老邓说，如果他们家没有这座木阁楼，没有承包的二十多亩小树林，他们家会像别的村民一样在10天内签字走人，老母亲不会跟着他们受煎熬直到仙逝，是他这个不孝之子心性太强，非要在华野村独树一帜，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无数次祈求母亲在地底下一定要体谅他这个不孝之子，为了眼前的利益做出连自己都不敢想到的牺牲，拖着全家人逃难在外，将小女秀原本幸福小家毁了不说，还将老母一个人扔在医院里不管。老母去世时他哭了，小楼倒的时候他哭了，那些破碎的青砖，断裂的屋梁，每块砖，每根椽条都是他身上的肌肉、骨骼、血脉、神经和呼吸。草木春秋，小楼是他耗尽一生的才华、财力建成，具有古典风格的小木楼被推土机钢爪捏得粉碎，他的雄伟理想也随之断裂，再也无法愈合。在后来的日子里，小楼一直在眼面前摇晃，晃得他夜里从来都睁着眼睛睡觉，生怕一闭上眼睛小楼随时从他眼眶里逃遁。眼睛因此落下了一世的病根，满眼的血丝，看任何东西都是腥红的，隔着一层纱。在他的内心，早已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小楼的价值。
2009年，拆迁从最初的风声落实到最后的行动时，老邓家玉树临风的三层木楼238平方米，外加正房、厢房、院子，总共有400多平方米，这样的建筑在村里太显眼，杵在别人的眼中，这道风景成为拆迁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老鄧说，想拆光这个村的600多户人家，得先拆掉他们家的小楼，小楼不倒，村庄难倒。村里人相信老邓思维敏捷，见多识广，秉直刚毅，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村民代表与上面的人谈判，驻村拆迁队第一个找老邓谈他们家的木楼，只要木楼倒了，全村的房子推倒的时刻指日可待。在拆迁木楼时，上面的人说他家是违章建筑，建这样的藏书楼，不是图书馆，又不能创造经济价值，有什么用，不如整体移走。如果能整体搬走他家的木楼，本无可厚非。那些人亲口向老邓发誓：用人格向他担保小楼一定会安然无恙时，老邓才同意签订了整体搬迁木楼的合同协议，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60万。相信他们等于相信自己，就这样很痛快地把字签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写下的协议只是缓兵之计。小楼被强行夷为平地。最后的答复是：谁叫你建这么精致的木楼？谁叫你种这么多树的？谁让你包田？问得他胸口直冒青烟，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是的，从来没有人逼自己包田栽树，种植中药材，盖木楼，村里那么多的房子没有一家像他们家一样，只能怪自己肚子里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而今肠子都悔青了，也救不活自家的木楼，活该。老邓在后来把那个要命的协议给弄丢了，一切都无从说起。 老邓说，在拆迁队驻村的那段日子，村里人看到村长家每天像办酒一样，村口卖熟菜的生意突然火爆，村长的老婆红光满面，进进出出，买菜烧饭，忙得像个陀螺。别的人家倒墙扒锅灶，而从村长家飘出的油香、菜香在满村里飘荡，铁锅里喷香的油始终在快乐地沸腾着，村长老婆在厨房里炒菜时发出的尖叫声，轻飘飘地击垮了忙着搬家的乡民们的神经。
芽山拆迁后，无锡的一位老板在这里做工程，工程款拖了很久没法结账，接下来的工程全是靠东拼西凑着借债过日子，后来甲方把一千亩地抵债给他算工程款，在这里立项建造一个“千亩庄园”，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度假村，还要建座皇宫一样的大酒店。老板想现在许多有钱没处花的人，玩遍世界还嫌不够。芽山是一个没人发现的处女地，灵山秀水，自然风貌绝好，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这里。无锡老板本来在城里好好的开着两家饭店，不知道中了什么蛊，脑子搭错了筋，非要到这里来趟这个浑水。无锡人听人说老邓很有能力，想请他帮助管理一千亩地的农庄，请他吃饭。老邓说自己天生是个乌鸦嘴，不管对谁说真话的臭脾气到死也改不掉，忍不住说了一大堆不好听的大实话。他告訴无锡的老板说，这地你无法包，包到最后恐怕连老婆和城里的饭店都要飞了。无锡老板好歹也是名校的高材生，哪能相信文化程度不及他十分之一的农民口出狂言，信心满满地请来一个二亩田都种不好的生产队长管理这一千亩田，准备大干一场，没过多久血本无归不说，连城里的饭店都亏得贴进去，后因诈骗，很快破产。老板的老婆果然跟美国人跑了。村里人说老邓真是“神机妙算”，把人家算得破产进了牢房。
无锡的老板走后，芽山脚下的这片地继续招商引资，信国公司的老总参观日本的高尔夫球场后，对芽山这块风水宝地一见钟情，他发现芽山的地形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比日本的高尔夫球场的地形还要好，一心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球场，让新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期工程以“绿色社园家园”为启动杠杆，5000亩准备建高尔夫球场，不包括配套工程需20个亿。规划蓝图上的高尔夫球场占地4500亩左右，由三个不同风格的球场组成。其中一个偏重公共球场概念，另一个设计为国际锦标赛级的球场，最后一个设计为高端纯会员球场。整个54洞使用一个会所，除了基本的营运功能外，还包括小规模的高档酒店及会议功能。在整个项目中，新区将计划投资3-5亿元，别的资金采取招商引资。省体育局领导表示，这个绿色社园家园建成后，可以争取一些非奥运项目的全国比赛来这举行。
一期工程按部就班进行，一车车黄沙倒进良田，挖掘机轰隆隆进场，按规划图在原来的湖泊区域栽了杨树作为景观，水稻田边的小坑塘填平，铺设地下管网线，炮筒粗的管子深埋进地下，红的绿的黑色的管子粗鲁地伸进土层下面，原来长玉米的田，堆出人工沙丘，在沙丘上栽绿色草皮。
工程才开始不久，不知道什么人举报违法用地，上面三令五申禁止建设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的旗帜没飞扬多久被迫半途夭折。当上面的人来检查时，他们连夜把草皮上铺上沙子，以阻止草的生长，又在沙子上面铺上一层死黄泥，伪装成原来的痕迹应付检查，施工所用的大型挖掘机藏进树林里，芽山脚下，沙丘连绵起伏，纵横交错。
老伴看到老邓话越说越多，嘴角泛起白沫，就责怪他话多瞎操心，自己家的心都操不过来，还操上面的心，话说回头，这些事怎么可能是百姓能操心得了的，只是说说而已，谁会来听你胡扯这些国家大事？当我问老邓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沉默片刻说，自认倒霉，现在换了想法，天大的事都大不过能活着，为了利益争来争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多红枫树长得有大碗口那么粗，这些年付出的劳动化为乌有，连拆迁的人都说了赔1000万都不算多，但是不可能赔他，痴人说梦话而已，就是因此把自己的老命丢掉，也不会有人来同情他。人总得要向前看，说不定以后地球真的毁灭了，人类会移民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到那时，天上，地下，一统太平，再也没有利益的纷争。说到底，他还是感谢政府给他的公平公正，幸亏自己生在这个年代，如果在旧社会像他这么折腾法，怕是老早给他个枪子吃，或把他扔到牢里任其自生自灭，永世不见天日。国家的政策、程序切实可行，都是向着老百姓的，只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少数人钻了空子，有些地方官员办事急于求功，因此生出一堆的妖蛾子，加深了彼此间的误会，形成了对立面。村里就那么点事，扒脚丫都能算得过来，如果都能摊到台面上说开，除了少数的无赖汉外，大部分吃人饭长大的村民都能做到通情达理，积极配合执行。结果非要搞得满村风雨，制造混乱，颠倒黑白，他们大多数都是有良知的好干部，说话做事很靠谱，将人心比自己心，句句在理，事事得人心，只是这些好人位卑权轻，说话不算数。说了真话，做了实事反干不长，就被那些有点歪门邪道的人挤走。老邓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这些好人为他奔走，他们能站在他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自己打内心感激这样的厚道善举。
我向老邓建议，现在的药材前景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和上面谈谈包地种药材呢？
老邓说他很想做点事情，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元气大伤，空有一身种田武艺也不中用，好汉不提当年勇，认命吧。自从发生这件事后，才觉得这70年是白活了一场，还没能厘清这世上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关系像一张巨大的网，从生到死把每个人网在里面，有时候像遇上鬼打墙，进出都难。如果无法在关系中生存下去，就得在关系中灭亡。比如种100亩田与种1000亩的关系就是不同。种100亩田只需要有吃苦的精神就能种好，而种1000亩田，除了要吃苦，还必须要有指挥能力和凝聚力，靠一个人去单打独斗不懂得管理一个团队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个小生产队长来帮无锡的老板管这1000亩地，他自己家种两亩地都是荒草，根本不具备管理1000亩地的能力，让他来管理1000亩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老邓说自己只有种100亩地的能力，如果种000亩地，必须得有政府的支持，比如机械的投资，道路、水路、电路必须畅通无阻，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种500亩田都没这个能力。不仅如此，现在土壤的质地起码倒退了十年，种粮食的风险太大，再想翻本，所付出的代价是任何一个种田人无法承受得起的。种田不懂科学，如同木匠不会拿斧头，裁缝不会握剪刀。100斤化肥洒到田里，庄稼吸收一半都不到，其他的全部被土壤吸收，污染土壤。懂得种田的人会合理利用上天的资源，如果用雨水或用池塘水来灌溉，天然水利用的肥力相当于五公斤尿素，池塘水与机械化抽上来的水有本质的区别。能吃苦的种田人拔秧草，怕伤着秧根，用手指去抠秧草，抠得眼泪水直滴都不肯放弃，然后把抠出来的草挖坑埋进去当绿肥，这样死心塌地去耕种，想不丰收都难。种田的人就要舍得吃这种苦，田才能种得好。可是，现在包田的人谁愿意吃这种死苦，就算是请原来种地的村民来打工，反正按天算工资，谁愿意卖苦力服侍好庄稼，把一天混过去拉倒，长得好不好与他们无关。这样的形势大多是望天收，如果再舍不得投入时间、肥料、精力，想天法也要把死土盘成熟土，而是等着吃落地的桃子，怎么可能？ 大片良田现在租出去的只是少部分，承租人也不给上面租金，跟上面耍赖皮。以前的水、电、道路被破坏，水利工程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他们有理由耍赖。五六十年前的水利设施全破坏了，现在想在短期内恢复很难。本来亩产1000斤的田，现在可能收300斤。本来很好的耕作层，被破坏了，全是死黄土。原来的熟土耕作层能保水半个月，现在土松了，保不住水，土壤里的营养跟不上。现在的干部常年坐在办公室的电脑面前，以前所学的专业知识差不多荒废了，真正懂田间管理的人才真不多，大多是外行人统领内行人。他们来包田，如果花同样的工夫和本钱来种同一亩田，懂管理的人能收1000斤，不懂管理的人只能收500斤。
老邓说完这些如释重负，端起杯子喝一口凉茶继续说下去。原来美国评论中国永远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就是这个土地承包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为什么能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就是这亿万农民的劳动创造的，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农民撑起了这片天，城市的摩天大楼，街道公园哪一处不是出自农民工之手？有几个城里人愿意吃这种苦。但现在的一些地方对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亂了套。老邓说自己是赶上了好时代，只是想自由自在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偏偏他想要的几乎付出了血的代价，自己要那么多钱做什么用，还不是跟那些人争个“理”字，人不欺自己，自己从来不愿意欺人，但是人若欺我，我必欺人，这可是伟人说过的真理。自己吃再大的苦不要紧，不能让后代人跟着吃苦受累。老邓望一眼倚在门边的女儿，满眼的愧疚。小女儿秀都是嫁出门的姑娘了，到头来还跟着娘家人受连累，无家可归。好在儿子有出息，前年被评为“十佳青年”。儿子生在好时代，比他强百倍。
丹桂新城规划160万平方，尚有大量的拆迁户无法安置。当初跟他们说好三年安置，只是拆得太多，安置的房子虽说早建好了，开发商拿不到甲方的工程款，他们就不安装水电及配套设施，拒绝交房子给甲方，就是这种没完没了的三角债把拆迁户逼到死角。老邓说，妹妹家拆迁三、四年了，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紧巴巴的。说实话上面给的安置费租房子是够了，但租的房子条件差得很，不是自己家的房子舍不得装修，那些临时搭出来的简易房子，空调都不好装，夏热冬寒，活受罪，哪像人过的日子。野在外面的鸟到天黑了，都需要一个家，何况是人呢？
老邓说为了打官司，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每个过程都要等待好长时间，这个过程，算一笔经济账，十万元朝外，维权的成本太大了，如今因为几年的官司弄得全身是伤痛。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和谁对抗过，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最终是劳命伤财，两败俱伤，几年一层一级的上访，历尽千辛万苦，但土地流转对我们这辈快要入土的人来说，已到了非面对不可的地步，非得要支持政府举措，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土地集中管理必然成为主流。在开庭时，老邓说，我和你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我们本是一条船上的人，心要往一处使，我也想过上好日子，这只是利益之间的冲突。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好比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包括在他不断上访期间，遇到不少帮乡民们说话的好领导，这些有良知的好人，随便翻下家谱，他们的祖宗三代都曾是农民的后代，他们把我当成亲生父母一样疼爱，理解并尊重他对家园和土地的情感。他们是现时代新鲜的血液，按照现代最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 “正能量”。这代人有正义感，有担当和修养，他们都是明事理听话的好孩子，孩子就是有天大的错，百姓这个做父母就是原谅他们的上帝，普天之下，哪有父母与自己的孩子结仇怨的？对于土地的江湖，恩恩怨怨何时休，舌头和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再怎么苦大仇深，也结不了一世的仇怨，就算是冤家，宜解不宜结。相信政府里那些有过行为偏差的人，一定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不知道有谁说过：人类总是以危机和灾难为老师，一次次纠正和调整自己。
对时下宣传的“正能量”事实上不能带有偏见，但正能量并非虚饰的“纯正”得以释放，而去否定通过“负能量”的揭示和卸载而展示出来，以修正“负能量”，还“正能量”一个清白之身，正负之间的过程可以转变。
作为百姓只想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不管怎么说，也不能砸我的房子。老邓说，有些人即便是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即便活着，可他却是你的敌人，可你有一日不知不觉中，他的信仰却成了你的信仰，留存在你的心头、你的血脉里，并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恨他，却要祭奠他。比如，现在实行的土地流转，你恨着它，却不得不爱戴它，不问对错，有理或无理都得去坦诚相待，这是历史大势。
村民们暂时上了楼，那么多的城里人一不懂地，二不懂管理，迟早还是要老百姓来种。在丹东乡，荒地只是暂时的，丹东乡的子民们不会扔下它们不管。
作为旁听者，老邓说的这些惊心动魄，可是老邓叙说的时候语气平缓，柔和，不急不躁，像在说别人家发生的故事。对于这么多的磨难，老邓早已淡定，并妥协。
中午，老邓全家人执意留饭，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他们说，在拆迁的那几个月，辗转各个乡民家里吃饭，走到哪家吃到哪家，都不知道到底吃了别人家多少顿饭。这样的情况要换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乡下人的随遇而安与朴实早已深入骨髓，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中午菜是一碗豆腐烧毛豆，水煮虾，一碗红烧肉，炒茄子，野生茭白，骨头汤。老俩口昨天就知道我们要来，提前准备好今天的饭菜。老夫妻俩，女儿秀和外孙，六人围坐一桌，老伴不停地为我们夹菜，一盆虾子，他们自己几乎没动筷子，全分给了我们和外孙。听了一上午他们家的真实故事，老邓在吃中饭的时候接着话题继续说，因手抖的原因，一块红烧肉没夹住掉在桌底下，女儿秀捡起来放在桌角，老邓吹一吹又填到嘴里，看到我盯着他望，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多少年爱惜一饭一菜养成的习惯，舍不得浪费一丝一缕。老伴说他经常这样，掉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照吃。老邓说，吃食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土不嫌人脏，哪有人嫌土脏的道理？现在住进楼房，一点地气也接不到，看上去干净体面了许多，一身的毛病，还不如在乡下弄点地种，活动活动筋骨好。老伴心疼他道，都老得缩起来了，还想着田，难不成在一张老脸上撒一把菜籽，用洗脸水一浇也能发芽不成？老邓说自己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婴儿与母亲子宫、玉米与苞衣的关系，离开它如同骨肉分离。在乡下，如果看到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过来，得先让他们过去，这些人才是最了不起的人，把种田当成做大事，舍得吃苦本分的人，更让人敬重。老邓看到我的心很沉重，吃饭也不香，反过来安慰我说，这世上可怜人太多了，每个人都难免遇到磨难，时间久了，也就淡忘了。天堂和地狱只一步之遥，善与恶随时都在转变，能活着，比什么都好，许多事是好事多磨，变则通，不变则不通，国家既然提倡良田建设一定有存在的道理，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面对现实，已不得不把这件大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的话，迟早还是会抛荒，造成更大的土地资源浪费。 老邓说自己是个特别爱学习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对那些打击、压迫、刺激、欺负侮辱，使自己爬不起来的人，每一个细节都让他刻骨铭心，开始心中还有恨，后来连一点恨也给时间磨平了，没过多久那些人也得到了惩罚，已经有一两个被关起来，失去自由，尽管他们曾口口声声对他说法律不能当饭吃，最终自己不还是被国法“请进去”。真是苍天有眼，政府明镜高悬。老邓称他们为自己的“逆行菩萨”，他们也是与自己有缘的人，不是自己的冤家，相反，自己的体能、智能、心力、毅力因为一场苦难得到提升。他们如干柴烈火，燃烧了自己，也算是照亮了他人，是他们的不善成全了他的善。如今这些“逆行菩萨”到政府的大牢里去修行，相信一定能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离开老邓家，眼前总是晃动着老邓在零下八度赤脚过河的场景，还有他现在佝偻的腰，一条瘸腿，走起来歪斜的身影。欣喜的是，老邓这么多年悬在心头的那把锋利无比的刀，终于落下。他不再像五年前那样锋芒毕露，而是目光柔和，对那些伤害过他们全家的人忽略不计，说起他们那些作恶的事能够慈言善语，内心通透。包括带着儿子住在娘家的小女儿秀在慈父的引導下，也渐渐淡忘那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苦涩的日子，都得一天天向前过。小女儿秀倚在房门上听我们说话，也不肯坐下，时不时给我们添茶水，秀眼神清澈，让人想起山间的一汪清泉，说话的声音如叮咚的泉水，笑容很自然地在腮边两个酒窝里跃动，那笑容让我想起山里的二月兰，淡雅，芬芳。当我问到秀如果可以，愿不愿意种地时，秀说，打死她也不愿意种地，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勤劳未必能致富，种田只会越来越穷，除非是那些牺牲生态环境搞养殖、侵占集体公共资源、衣着光鲜能说会道，上骗政府，下骗百姓，甚至骗亲戚父母的人种地才能发家致富。
老邓说自己是标准的乡下人，到死也做不了城里人。对于内心曾有过的仇恨，他觉得不是件坏事，有了仇恨，就要寻找出口，仇恨发泄干净了，这世界才会安宁。
有大恨心必有大爱之心，精神世界得以舒展，怕就怕无恨无爱，这世界恐怕一片混沌不清，连想去说理的欲望都不复存在。他说感谢这个充满爱恨的世界，接纳一颗悸动的灵魂。芽山也许会从此因祸得福。
老邓的话让人想起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的话：“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上天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后 记
国庆回乡时，秋蚕正四眠结束，最后的几天蚕长得越来越快，一天一个变化，疯吃，吃到吐丝的那一天为止。蚕农们一早一晚泡在湖桑田里采桑叶，以保证蚕房里二十四小时不脱桑叶。往年蚕茧没今年贵，许多人家把湖桑树挖掉种粮食，今年粮食跌价，才发现上了大当，准备明年赶紧补栽湖桑苗。
母亲说，田里的这点事虽不算大，至于收成好不好，想来也是一朝君主一朝臣，玉米、豆子、稻子、湖桑这些农作物也不见得年年都是宠儿。这批秋蚕，各家有心靠它来翻粮食的本，谁知到最后出个妖蛾子。河东有几户人家的蚕吃足桑叶准备上山的前一夜，这些白胖胖的祖宗们开始摇头晃脑口吐清水，直蹦直跳，不知道得了什么瘟病。平静的村庄开始暗流汹涌，有的人家怀疑湖桑田里被人下了药，有的怀疑蚕室门忘记上锁，被人放了不干净的东西，一股阴森森的风在村子里游荡，各种流言塞得满满的……这种情形想天法也没用。母亲说，以前我们家养蚕从来没出过这种事，现在经常出事的原因只有一种：湖桑树药水打得太勤了，一年总得要打五六回，不打药桑树全部生病死亡，别说湖桑要打药水，连门前的韭菜都要打药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种农作物会生虫子。从播种开始起，就得用药水浸泡种子，所有的庄稼开始带毒而生。母亲说，村里十个去世的，差不多有九个得的是癌症，很早以前没听说过这些乱七八糟的怪病。
别人家花生都收上来晒干了，我家的还在田里等待我和父亲回家挖。花生叶落得差不多。刚下过雨，田里烂得很，一脚下去鞋就被烂泥吃进去拔不上来。地势低洼的地方挖出来的花生只有一把空藤，而土虫特别多，把花生啃得一个洞一个洞的。别人家播种的时候拌药下种子，那种叫丁硫克百威、吡虫啉的药粉子是专门拌花生、黄豆种子用的干药粉，说明上写：其杀虫机制是干扰昆虫神经系统，具有较强的内吸性，鸟类保护区禁用，桑林蚕室、鱼塘稻田禁用，不得排入河塘水域。中素症状表现为头昏、乏力恶心，瞳孔缩小，呼吸困难，眼结膜充血，症状出现，一般几分钟到一小时表现出来。花生在开花的时候还要打呋喃丹，这种药毒性更强，母亲说，哪怕颗粒无收，我们家也绝对不用呋喃丹。母亲说每发现土虫一定要弄死它，否则明年繁殖起来不得了。当看着那些肉乎乎的土虫在土里自由伸展，也是一条命，生命的存在无罪，竟不忍它们死在自己手里，看到的虫子一个个捉了，装进瓶子，带回家去喂鸡，让它们的生命升华。这块花生田原来在老庄时是个坑塘，是二爹爹一锹一锹填平的，一半高一半低，后来填平了做了队里的养猪场，分田到户时成了我们家的责任田。种田一个靠“水”，另一个靠“路”， 对每一块田来说是命根子，外面的公路修得再好，田里没有水和路，这块田就完了。
2014年底有幸去省城参加一个学习班，遇到做过村支书的小麦，他说自己一个月前还在村里当支书，才考上体制内的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两年多的驻村生活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灵感，十多万字的驻村日记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脚写出来的。
为了土地流转，608户人家，小麦都是夜里上门做工作，用尽各种方法，让这家与那家关系好的去游说，确保拆迁的进度。把村里的财务公开，低保公示，只是觉得自己做事太吃力，许多事，必须去服从，土地流转本来是惠民的好事，有些干部步子迈得太大，他们为了出成绩，以插流动红旗的方式让各村干部去强制执行。像那些拆迁流转出来的土地没人来种真让人心疼，老百姓把黄豆种到高速公路的路边上。在农村的土地流转问题上，现在是作家的村支书有自己的意见：对那些不良商人骗上面的补贴款，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对那帮坐在电脑前想象着农民生活的人，一试点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对那些下基层只是看看数据，听听汇报，坐坐饭店喝喝酒听喜不听忧的人，他肚子里有一百个想法也没用。他们根本就不懂农民、农事、农田，调研得跟真的似的，其实只是走过场。而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历史的车轮不可能为自己而停止。村支书说感谢党给了自己这个机会，让他从此静心写作。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总是相对的。许多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等待它顺其自然的发生，结果会更好。可面对现实的时候，有谁又知道，事物本身该有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止语才是最好的修行，最公正的公道，别以为自己就是公道，还是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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