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杭州主城区黄金地段的很多老小区，都经历了周边商圈或者说周边小店的好几轮起起落落。有些沿街店面是属于原来“单位”的，相对财大气粗、场租面积自由开合，会为周围的居民开一些小超市、连锁店、药店或大一点的餐馆；更多的沿街店面则是沿街“私人”底楼住家，他们或者自己搬家或者出租他人，然后自行设计破墙开店，冒着可能违规违法的说不清的风险尝试个体创业。现在各小区周围都有类似的洗烫店、理发店、日用杂货店、吸引孩童中学生的礼品店，以及出售特色衣服的时装小店。三十多年来，随着商业化社会的急剧变革和社区成员构成的不断变化，这些小区周边的店家们也在悄然经历着一次次严峻的市场竞争和被迫转业关门的考验。今天的店面和老板早已不知换过多少副面孔，不知击碎过多少渴望自主经营的商业梦；如今的消费人群也是老熟客加上新杭州人地潮涨潮落，不知留下了多少生活的记忆。就在最近，我发现很多这样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区周边小商圈正在遭遇最新的城市道路和市容整改，人为地陷入没落或迁址的低潮。
　　小区周边的小商圈，既是生意来去，也是人气聚集，既可能是日常社交，也可能慢慢有了莫逆之交和忘年之交。家门口的小店多了，既可能让周围随意走动的人流存在混杂不识的隐患，也可能因为齐刷刷经常亮着的沿街灯光，因为飘在空气中的一阵阵浓郁饭香，因为店主们为招揽客人而做的各种招牌与广告，而让较晚下班的人们感到温暖、方便和安全。我曾撰文说过目前负责市容整治的政府部门在工作方式上仍享受中国式“高效”和“粗放”，也就是当他们下令沿街小店“关停改”的时候，根据不用与小区居民们协商，也不用考虑店主们辛苦多年慢慢积累起来的客户群和信用口碑，只要说他们是违法违规的就行了，就可以让城管帮忙动手赶人了。
　　写这篇小文的目标并不想直接回答如何治理小区周边商店“脏乱差”的问题，而是想从整体和复合的角度看城市社区的社会生态如何建设。中国智慧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天人合一”，我们对“人与大自然”的相似相依、和谐共处有特别的好感和无条件的认可，所以说，如何让生态学的研究与城市社会生态的建设联系起来看，应该是中国人的所长。
　　无论是探索频道的“动物世界”系列节目，还是最近阅读看到的生态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在强调每个物种的存在都需要一个确保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保护空间，这种空间里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各种自然环境的变量，它们应该正是众多此地物种生存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同时不同物种在一个大的生态群落中占据一定的功能位置；第三就是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长期以各种方式发生互动，于是它们也有各自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结构。
　　若以这样的生态学学理为基础思考或作为参照，那么人类这个物种的社会化生存与发展环境，也肯定有一个复杂的、不断演化的保护系统，包括熟悉的自然地理环境、认可的社会交往方式、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以及社会文化的正面引导力量等保护空间。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保护空间是基础，其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保护空间一方面反作用于自然，另一方面又相互嵌入。这样的“社会小生境”与自然生物的生存环境相似，具有唯一性、竞争性、互利性、可塑性、复杂性等特征。比如我们多数人不可能经常迁移，小区就是我们长久的家园，小区周边的商家就是我们最常购物的地方；比如每个小区的居住环境和周边业态发展情况始终存在着相互比较和竞争的关系，比如小区中的居民若是工作背景和年龄特征差异大，消费层次就会更加丰富，各种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也更值得做或做得起来。不过在人类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各自寻求和实现特定目标，常常也会导致无序和混乱。这就涉及生态学中讨论的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由于“社会小生境”不是自然、社会、文化保护空间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相互作用的集成，所以它也是一个开放和不断演进的系统。人们在与环境、他人的互动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然后通过信息反馈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自身和身边小生境的优化。而在这个不断反思和调整的过程中，只有文化保护空间，比如强调“我们”、积极“利他”的文化经常起引导和主导作用，才可能不断地优化其它保护空间，从而整体改善小区的生活质量。
　　社区周边小店被随意整治的事情值得警惕，生态学的思路就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用简单化的方式斩断小区自然形成或仍在自行调整的“社会小生境”。市容建设不仅仅是清洁卫生或者说查办违法经营工作，更要注意自然环境、社会交往与文化引导的互嵌、互动方式，探索优化社会生态的有效方式。比如真正关注和保护好自己身边的自然小环境，创新创意为小区不同人群提供寻找社会资源、减轻精神压力的社会保护空间，尽力开拓小区的文化活动场地，通过小区良好的文化环境来提升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保护空间，就可能约束商业化大势下过度趋利的人际关系，制约小区周边店家不合适的经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