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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明中叶确立“银本位”》中讲到，明朝初年，朱元璋继承了白银货币的本位化，但令他为难的仍是白银的匮乏。而明代中叶的白银供应，何以突然地充裕起来?是中国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吗?不是。《明史·食货五·坑冶》说：“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余两。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但这些坑矿规模和产量都不很大，“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余。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余，而浙江亦增至九万余。”《明史·食货五》记载，到了嘉靖时，“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于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万历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对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他那个时候，为开采金银，竟弄得“无地不开，中使四出”的状态，闹得“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以致言官田大益在疏奏中说：“皇上嗜利心滋，布满狼虎，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而历史学家更是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过度开采金银而引发的，有“明亡盖兆于此”之说。
但万历皇帝及其矿监们的工作业绩究竟如何呢?据史料记载，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各地所进的银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平均每年二十多万两。算下来，即使加上宦官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其开采出来的白银总量也显然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货币支付需要。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那一边，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航线；1519～1522年(正德十四年～嘉靖元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最令航海冒险者心摇旌迷的事件，莫过于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这一事件对于活跃整个世界经济的作用，简直是一针兴奋剂。西方学者吉斯在《明代的北京》一文中肯定地说：“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产量约为6000公斤)。”全汉升的《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也有一则资料：“自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约合四千多万库平两。”美国学者黑默在他的《中国对外贸易》一书中说：“在万历二十九年至四十八年(1601～1620年)，东印度公司运往东方的银条和银币用英镑计价，达548，090镑，这些白银大多流入中国。”而另一位美国学者魏菲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中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然而，这样巨大的白银供应链条也有中断的时候。隆庆年间(1568～1572)就曾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匮乏。《明史·靳学颜传》里用一种慨叹式的表述，记载了这一事件：“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五谷布帛不足也，银不足耳。”如以嘉靖“倭乱”作为背景，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中的关节所在。
按照洪武遗制，“怀柔远人’是明代“贡赋”制度的核心政策，可以享受“薄来厚往”的极大优惠。但日本自1467年(成化三年)起，即陷入了他们的“战国时代”，无法按照惯例派出统一的使团与中国市易。嘉靖二年，也就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次年，日本大领主大内氏的使者宗设冒称日本国的通商使，到达宁波市舶司要求市易。不料次年细川氏使者宋素卿亦称日本国使，到了宁波。结果先是互争真伪，接着是互相殴打，趁机焚掠，搞得鸡犬不宁。宗设夺船逃逸，有关部门只得一面囚禁了宋素卿，一面报告了明朝廷。给事夏言上疏，认为倭患既然是起因于市舶，不如停止市舶，不许倭人市易．于是厉行“海禁”。这一来，也就出现了“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局面。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夏言的说法，实际上是违背实际的“瞎言”。但由于夏言后来进入了嘉靖内阁，“海禁”也得以延续了多年。应当说，中日海上贸易已有千余年传统。双方不但有实际需求，而且两国都有一批依靠海上贸易谋生的人。“海禁”令行，“倭乱”遂起。
万历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对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他那个时候，为开采金银，竟弄得“无地不开，中使四出”的状态，闹得“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以致言官田大益在疏奏中说：“皇上嗜利心滋，布满狼虎，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而历史学家更是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过度开采金银而引发的，有“明亡盖兆于此”之说。
但万历皇帝及其矿监们的工作业绩究竟如何呢?据史料记载，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各地所进的银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平均每年二十多万两。算下来，即使加上宦官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其开采出来的白银总量也显然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货币支付需要。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那一边，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航线；1519～1522年(正德十四年～嘉靖元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最令航海冒险者心摇旌迷的事件，莫过于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这一事件对于活跃整个世界经济的作用，简直是一针兴奋剂。西方学者吉斯在《明代的北京》一文中肯定地说：“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产量约为6000公斤)。”全汉升的《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也有一则资料：“自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约合四千多万库平两。”美国学者黑默在他的《中国对外贸易》一书中说：“在万历二十九年至四十八年(1601～1620年)，东印度公司运往东方的银条和银币用英镑计价，达548，090镑，这些白银大多流入中国。”而另一位美国学者魏菲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中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然而，这样巨大的白银供应链条也有中断的时候。隆庆年间(1568～1572)就曾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匮乏。《明史·靳学颜传》里用一种慨叹式的表述，记载了这一事件：“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五谷布帛不足也，银不足耳。”如以嘉靖“倭乱”作为背景，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中的关节所在。
按照洪武遗制，“怀柔远人’是明代“贡赋”制度的核心政策，可以享受“薄来厚往”的极大优惠。但日本自1467年(成化三年)起，即陷入了他们的“战国时代”，无法按照惯例派出统一的使团与中国市易。嘉靖二年，也就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次年，日本大领主大内氏的使者宗设冒称日本国的通商使，到达宁波市舶司要求市易。不料次年细川氏使者宋素卿亦称日本国使，到了宁波。结果先是互争真伪，接着是互相殴打，趁机焚掠，搞得鸡犬不宁。宗设夺船逃逸，有关部门只得一面囚禁了宋素卿，一面报告了明朝廷。给事夏言上疏，认为倭患既然是起因于市舶，不如停止市舶，不许倭人市易．于是厉行“海禁”。这一来，也就出现了“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局面。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夏言的说法，实际上是违背实际的“瞎言”。但由于夏言后来进入了嘉靖内阁，“海禁”也得以延续了多年。应当说，中日海上贸易已有千余年传统。双方不但有实际需求，而且两国都有一批依靠海上贸易谋生的人。“海禁”令行，“倭乱”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