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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文体意识，源于对文体本质的深刻认识；而一定的文体又是一定历史生活积淀的产物，并非空穴来风，可随意为之。更深刻一些说，对文体本质的认识，来自于对社会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于是，怎样有深度地表现作者处身其间的时代精神，怎样深刻、全面、复杂地表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丰富，就成为文体的决定性因素。我一向认为，文体其实是一种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与世界一方面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一方面却要努力超越现实的表层时空意义，另构一个“现实”。中国文学有个问题一直引人深思，为什么20世纪以前中国的长篇小说走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章回体究竟包含了中国人怎样的空间观念、时间观念与节奏感？我们不能单纯地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转型归于西方文学的引入，根因是世界变了，中国长篇小说与世界的关系也得变，其文体也得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依然闪现着古典的影子，因为那时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都滞后于整个世界的进程。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界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移动，它不再只是以宏大叙事、史诗性、巨型画卷之类原先的意义来界定了，它的内涵和形式界面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呈多样化，且与市场趣味不无关系。我们的问题在于，只知一味鼓励长篇小说数量的猛进，满足于挖掘作品的社会学意义，把它看成一种辉煌，却很少意识到，长篇小说数量与质量的严重不平衡，正是在文体上出了问题，而文体的研究恰是一个关键。目前，国内较好的小说文体研究甚为匮乏。
因此，新近出版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作家出版社）是这方面富有价值的探索。这部评论专著的出现适逢其时，切合了当前文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就我的目光所及，这应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专题性、学理性研究的专著。作者在掌握了大量学术资料和第一手阅读的基础上，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钻研和阐发，归纳出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总体趋势、美学规律、微观表现及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部书稿的题目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的东西还比较多，涉及到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概念或问题。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型文体，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和长河，最有能力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于是被称为时代第一文体。我们研究长篇小说，等于直接进入时代文学的中心，意义实在重大。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工作比较扎实，观点有新意，逻辑性强，宏观与微观互证，理论与文本结合，较好地体现了专业精神。书稿以“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这一总特征为红线串联所有细部。首先界定文体的本质是“人造物”，由此出发确立叙述、结构和话语为长篇小说文体的三大基本范畴，并分析了长篇小说为何成为时代第一文体的原因；然后考察近三十年长篇小说文体的演进，从文体的自身运行规律这个角度，揭示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转变及其新的美学观念，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内在化、本土化、混沌化的基本特征；最后，结合长篇小说主要文本，分析文体新变在叙述、结构、话语三个方面的微观表现及其未来走向。
作者的写作是有较大难度的：一是阅读的困难。据统计，现在每年约有几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新世纪文学已经进行十多年了，累积就有五六万部问世，谁也不可能全部读完，这就存在一个选择及选择标准问题。如何选出新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是个很棘手的事情，处理不好会使研究处于无根状态。二是概括的困难。与新时期文学潮流鲜明相比，新世纪文学似乎无主潮可言，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五花八门，艺术手法不断翻新，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要从如此纷乱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几个清晰的文体特征，难度大。三是资源的困难。当代文学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学术积淀不厚，理论资源相对匮乏，而作为“当代的当代”，新世纪文学的可利用资源就更少了。在全力阅读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得为它寻找阐释和整合的资源。除了要面对研究对象的庞大和变动，具体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这个选题还要面对理论的困境，长篇小说是伴随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文学体裁，没有自身的文体规定性，而文体自身的概念在学术史上也是尚未确定的。也就是说，文体是什么？长篇小说是什么？长篇小说文体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定论，需要自己去进行理论梳理和尝试理论建构。
相对于其它规范性的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文学这个学科总有点特殊性，它需要对文学有点悟性或直觉能力，创作如此，研究也是如此。单靠资料爬梳、实证分析等体力劳动，难以发现作品或现象的真谛。所谓直觉，就是一种深刻的感觉力，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悟性，就是省略了推理过程而直奔事物本质的一种感知能力。它是一种现象和哲学之间的媒介，从具体的现象界直接抵达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应该说，作者的直觉能力帮助他克服了研究中的不少难题，该书写作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一个很奏效的研究方法反复直觉法，就是先细读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体悟到根本性的文学发展规律，再用这些规律去验证新的作品，如此反复直觉感悟，文学的真理就自然显明了。当然，这种直觉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基于批评家以往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经验。因此，批评家的文学论断是从大量文本细读中自然提升出来的，与当下作家的创作声息相通，接通了长篇小说文体发生的精神源头。正因为靠自身体悟，批评家的文学观点都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同时又大抵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部书中，作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观点，大到核心观点的确立，小到文本细节分析，基本上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其中一些观点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关键问题的含有突破性的成果。直觉是原创性的渊薮，原创性则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把“文体的本质是人造物”确立为著作的理论出发点，体现了他的理论直觉。通过梳理具代表性的十几种定义和考察“文体”的词源，作者为文体做了一个新界定：“文体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规定作品的艺术特质，与作家的认知方式和现实世界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并进一步说明：“文体与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附庸关系或隔离关系，不是内容决定文体，也不是文体产生内容，而是文体和作家的哲学观点以及现实世界存在一种隐性的、间接的对应关系。”[1]p37也就是说，文体是直接的人为性、间接的社会性。这个界定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勇气，文学概念术语的定义本属文艺理论家的任务，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这样去爬梳和敢于下定义，已经属于学界常说的跨学科行为了。但又不得不为之，因为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没法开展研究，实际需要逼迫他去发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我们认为，作者这个界定基本上是科学的，吸取了“内容决定形式”和“文体独立”两种文体观的合理成分，摒弃了它们的片面性。过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建立在反映论上的，形式是对社会历史意识的被动反映，被视为“容器”。这是违反艺术规律的。现在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文体，每个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他所创造的文体就不一样。归根究底，文体是作家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从文体的新界定出发，作者认为长篇小说文体的基本因素应最能体现文体作为人造物的性质，从而离析出叙述、结构和话语三个基本范畴，明确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对象。这种文体的人为性和社会性观点，还渗透在以后文学现象考察和文本分析的血肉之中，成为全书写作过程中一个内在的思想背景。如作者把文体成分从长篇小说的所有成分中分离出来，把属于内容和文化背景之类的因素推到后台去；摒弃了对小说语言的纯语言学分析，认识到小说语言是活的语言和社会性语言，转而采用与生活世界血肉相联的“话语”概念。这些写作思路，确保了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纯粹性和文学性。 其次，作者提出“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体现了文学史意识和对文学发展动向的直觉。究竟怎样，当还须检验。在这里，作者借用了80年代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先生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向内转。但此“向内转”非彼“向内转”，鲁先生的“向内转”是指80年代文学创作出现一种由反映外部现实到表现内心世界的趋向，而本书的“向内转”特指长篇小说文体在新世纪的一种演变趋势。作者把新世纪长篇小说置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透视长篇小说文体在三个十年的不同形态，如80年代是萌发期，90年代是扬厉期，新世纪是沉淀期，从而在文体演进的历史脉络中揭示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美学转向，体现了良好的文学史意识。其中，他对新世纪文体转向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感性化色彩：“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由绚烂归于平淡，不再刻意追求外观的华彩炫目，前行的姿势显得从容和大度，注意尽可能妥帖地和内容结合。长篇小说文体开始‘向内转’，越来越成为内在化的东西，文体的美表现为‘有意味的形式’和不事张扬的自然美。”[1]p84从新时期文学发展脉络来看，1990年代后期或者新世纪以后，怎么写的问题在一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家那里融入到写什么的问题里面了，写得不是那么外在，包括刻意要实行一种什么形式更新，或者设计一个时空倒错、叙事人称的颠倒，让读者产生阅读障碍。新世纪以来，一部分长篇小说文体确实经历了一个内化过程，内化过程就是变成一体化，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要分开。我们发现，1980年代后期作家只有谈怎么写才是最先锋的、新潮的，就是说谈怎么叙述才是讲文学性的，而谈写什么就立即会被视为落伍。而现在的作家对文体问题体会已很深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体在悄悄地前进。
再次，作者采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办法，致力于发现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体现了较好的艺术直觉。从整部书稿看，作者虽然选的是一个大题目，但论述其实是细致的，注重寻找文体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梳理文学自身发展路线。在确立了“向内转”的中心观点之后，作者便开始施展身手展开纵深论述，所有分论点和文本分析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观点在运行，如一道强光打开了广阔深邃的暗夜，作者慢慢地把光亮扩展到长篇小说文体内部空间的每个角落，在一些细部的论述论证当中，不时闪现着灵性的火花和创见。如作者认为：“最近三十年在整体上属于一个时代，即一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因此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是八九十年代的延续，并没有发生五四时期或建国初期那样的革命性断裂，它的发展规律主要体现为在一个大时代之下自身的生长性，体现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在线性时间里的自我变形。”[1]p85这就是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既考察外部时代条件，又顾及内部文学发展规律，在两者的互证和契合中推断出合情合理的结论。在学术界普遍认为1980、90年代文学之间存在断裂的情况下，作者把近三十年看作一个时代，把近三十年文学看作一个未曾断裂的线性发展，是颇具原创性的论断。
作为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亲历者，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从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尽管经历了各种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尤其是80年代涌现了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文学潮流，变幻多样，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大时代之下的小波动，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着性质上的区别，近三十年文学基本上保留了内在的连续性。又如作者关于长篇小说和市场经济的同源性，以及长篇小说与新时代的血缘关系的论述，也是发人之所未发。关于这一点，他有如下一段论述：“我们的现时代使长篇小说仿佛回到了温床和子宫，回到了瓦特所说的小说兴起的时代，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复调小说的时代，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深层社会动因，从而迸发出强旺的生命力。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长篇小说是有前途的。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在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1]p290-291在这里，他揭示了长篇小说和市场经济内在的血缘关系，认为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专为市场而生的一种文体，是和新时代同时发生的一种文体，具有和新时代一样的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所以，在他看来，不久的未来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是对长篇小说未来走向的一个大胆的预言。我们看到，仅仅一两年时间之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国长篇小说对外输出加大，2013年涌现长篇小说全面兴盛的景象，如果再过一二十年，我们可以推知这一领域将出现多少不可思议的文学景观，作者提出的“黄金时代”论似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这部专著还包含大量细致的文本分析，体现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艺术感觉。如对红柯《西去的骑手》叙述速度的分析：“这样的语言就像主人公马仲英的河州短刀，快如闪电，致敌于死命”“这种文体就是一种去除一切文饰和机巧的文体，直逼生命本原，如同骑手驰骋在草原上天高地阔”。[1]p167在本书的文本分析中，间杂着这样大量具象化或感觉化的评论语言，较好地体现了李健吾所提倡的“批评也是美的”风格。这种风格类似中国以诗论诗的传统，以诗意化的笔调描绘出小说文体难以言说的意味。很显然，作者是一个韦勒克 “内部研究”论的支持者，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意在通过文体的微观表现和个案分析，印证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新的美学向度，使文体“向内转”命题雄辩地落到作家创作和文学文本层面。
巴赫金说：“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一种体裁。建构体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小说体裁的诞生和形成，完全展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长篇小说的体裁主干，至今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我们很难预测它的全部可塑潜力。”[2]p505勿庸置疑，作者对当前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整体上有“拔高”倾向，仿佛只要一入新世纪的名录，就身价倍增，就必然光彩照人，于是新世纪以前的小说也就不免黯然。这多少有点以豪情代替冷静的求证。须知，新世纪长篇小说也是分层次的，不可一概而论。更何况，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是否一定已经超越了现当代的所有时期，还须时间检验。另外，作者提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似乎认为是贯穿一切，无所不在的，这也值得讨论。我们只能说，大部分纯文学创作确有此倾向，还有一部分文学写作，如网络小说和通俗小说，却不讲究文体，甚至不懂结构。尽管存在以上不足，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批评专著，是把文学史观和现场批评深度融合的一个典型学术文本。
因此，新近出版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作家出版社）是这方面富有价值的探索。这部评论专著的出现适逢其时，切合了当前文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就我的目光所及，这应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专题性、学理性研究的专著。作者在掌握了大量学术资料和第一手阅读的基础上，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钻研和阐发，归纳出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总体趋势、美学规律、微观表现及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部书稿的题目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的东西还比较多，涉及到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概念或问题。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型文体，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和长河，最有能力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于是被称为时代第一文体。我们研究长篇小说，等于直接进入时代文学的中心，意义实在重大。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工作比较扎实，观点有新意，逻辑性强，宏观与微观互证，理论与文本结合，较好地体现了专业精神。书稿以“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这一总特征为红线串联所有细部。首先界定文体的本质是“人造物”，由此出发确立叙述、结构和话语为长篇小说文体的三大基本范畴，并分析了长篇小说为何成为时代第一文体的原因；然后考察近三十年长篇小说文体的演进，从文体的自身运行规律这个角度，揭示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转变及其新的美学观念，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内在化、本土化、混沌化的基本特征；最后，结合长篇小说主要文本，分析文体新变在叙述、结构、话语三个方面的微观表现及其未来走向。
作者的写作是有较大难度的：一是阅读的困难。据统计，现在每年约有几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新世纪文学已经进行十多年了，累积就有五六万部问世，谁也不可能全部读完，这就存在一个选择及选择标准问题。如何选出新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是个很棘手的事情，处理不好会使研究处于无根状态。二是概括的困难。与新时期文学潮流鲜明相比，新世纪文学似乎无主潮可言，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五花八门，艺术手法不断翻新，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要从如此纷乱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几个清晰的文体特征，难度大。三是资源的困难。当代文学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学术积淀不厚，理论资源相对匮乏，而作为“当代的当代”，新世纪文学的可利用资源就更少了。在全力阅读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得为它寻找阐释和整合的资源。除了要面对研究对象的庞大和变动，具体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这个选题还要面对理论的困境，长篇小说是伴随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文学体裁，没有自身的文体规定性，而文体自身的概念在学术史上也是尚未确定的。也就是说，文体是什么？长篇小说是什么？长篇小说文体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定论，需要自己去进行理论梳理和尝试理论建构。
相对于其它规范性的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文学这个学科总有点特殊性，它需要对文学有点悟性或直觉能力，创作如此，研究也是如此。单靠资料爬梳、实证分析等体力劳动，难以发现作品或现象的真谛。所谓直觉，就是一种深刻的感觉力，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悟性，就是省略了推理过程而直奔事物本质的一种感知能力。它是一种现象和哲学之间的媒介，从具体的现象界直接抵达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应该说，作者的直觉能力帮助他克服了研究中的不少难题，该书写作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一个很奏效的研究方法反复直觉法，就是先细读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体悟到根本性的文学发展规律，再用这些规律去验证新的作品，如此反复直觉感悟，文学的真理就自然显明了。当然，这种直觉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基于批评家以往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经验。因此，批评家的文学论断是从大量文本细读中自然提升出来的，与当下作家的创作声息相通，接通了长篇小说文体发生的精神源头。正因为靠自身体悟，批评家的文学观点都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同时又大抵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部书中，作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观点，大到核心观点的确立，小到文本细节分析，基本上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其中一些观点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关键问题的含有突破性的成果。直觉是原创性的渊薮，原创性则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把“文体的本质是人造物”确立为著作的理论出发点，体现了他的理论直觉。通过梳理具代表性的十几种定义和考察“文体”的词源，作者为文体做了一个新界定：“文体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规定作品的艺术特质，与作家的认知方式和现实世界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并进一步说明：“文体与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附庸关系或隔离关系，不是内容决定文体，也不是文体产生内容，而是文体和作家的哲学观点以及现实世界存在一种隐性的、间接的对应关系。”[1]p37也就是说，文体是直接的人为性、间接的社会性。这个界定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勇气，文学概念术语的定义本属文艺理论家的任务，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这样去爬梳和敢于下定义，已经属于学界常说的跨学科行为了。但又不得不为之，因为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没法开展研究，实际需要逼迫他去发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我们认为，作者这个界定基本上是科学的，吸取了“内容决定形式”和“文体独立”两种文体观的合理成分，摒弃了它们的片面性。过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建立在反映论上的，形式是对社会历史意识的被动反映，被视为“容器”。这是违反艺术规律的。现在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文体，每个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他所创造的文体就不一样。归根究底，文体是作家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从文体的新界定出发，作者认为长篇小说文体的基本因素应最能体现文体作为人造物的性质，从而离析出叙述、结构和话语三个基本范畴，明确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对象。这种文体的人为性和社会性观点，还渗透在以后文学现象考察和文本分析的血肉之中，成为全书写作过程中一个内在的思想背景。如作者把文体成分从长篇小说的所有成分中分离出来，把属于内容和文化背景之类的因素推到后台去；摒弃了对小说语言的纯语言学分析，认识到小说语言是活的语言和社会性语言，转而采用与生活世界血肉相联的“话语”概念。这些写作思路，确保了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纯粹性和文学性。 其次，作者提出“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体现了文学史意识和对文学发展动向的直觉。究竟怎样，当还须检验。在这里，作者借用了80年代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先生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向内转。但此“向内转”非彼“向内转”，鲁先生的“向内转”是指80年代文学创作出现一种由反映外部现实到表现内心世界的趋向，而本书的“向内转”特指长篇小说文体在新世纪的一种演变趋势。作者把新世纪长篇小说置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透视长篇小说文体在三个十年的不同形态，如80年代是萌发期，90年代是扬厉期，新世纪是沉淀期，从而在文体演进的历史脉络中揭示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美学转向，体现了良好的文学史意识。其中，他对新世纪文体转向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感性化色彩：“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由绚烂归于平淡，不再刻意追求外观的华彩炫目，前行的姿势显得从容和大度，注意尽可能妥帖地和内容结合。长篇小说文体开始‘向内转’，越来越成为内在化的东西，文体的美表现为‘有意味的形式’和不事张扬的自然美。”[1]p84从新时期文学发展脉络来看，1990年代后期或者新世纪以后，怎么写的问题在一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家那里融入到写什么的问题里面了，写得不是那么外在，包括刻意要实行一种什么形式更新，或者设计一个时空倒错、叙事人称的颠倒，让读者产生阅读障碍。新世纪以来，一部分长篇小说文体确实经历了一个内化过程，内化过程就是变成一体化，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要分开。我们发现，1980年代后期作家只有谈怎么写才是最先锋的、新潮的，就是说谈怎么叙述才是讲文学性的，而谈写什么就立即会被视为落伍。而现在的作家对文体问题体会已很深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体在悄悄地前进。
再次，作者采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办法，致力于发现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体现了较好的艺术直觉。从整部书稿看，作者虽然选的是一个大题目，但论述其实是细致的，注重寻找文体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梳理文学自身发展路线。在确立了“向内转”的中心观点之后，作者便开始施展身手展开纵深论述，所有分论点和文本分析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观点在运行，如一道强光打开了广阔深邃的暗夜，作者慢慢地把光亮扩展到长篇小说文体内部空间的每个角落，在一些细部的论述论证当中，不时闪现着灵性的火花和创见。如作者认为：“最近三十年在整体上属于一个时代，即一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因此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是八九十年代的延续，并没有发生五四时期或建国初期那样的革命性断裂，它的发展规律主要体现为在一个大时代之下自身的生长性，体现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在线性时间里的自我变形。”[1]p85这就是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既考察外部时代条件，又顾及内部文学发展规律，在两者的互证和契合中推断出合情合理的结论。在学术界普遍认为1980、90年代文学之间存在断裂的情况下，作者把近三十年看作一个时代，把近三十年文学看作一个未曾断裂的线性发展，是颇具原创性的论断。
作为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亲历者，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从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尽管经历了各种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尤其是80年代涌现了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文学潮流，变幻多样，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大时代之下的小波动，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着性质上的区别，近三十年文学基本上保留了内在的连续性。又如作者关于长篇小说和市场经济的同源性，以及长篇小说与新时代的血缘关系的论述，也是发人之所未发。关于这一点，他有如下一段论述：“我们的现时代使长篇小说仿佛回到了温床和子宫，回到了瓦特所说的小说兴起的时代，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复调小说的时代，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深层社会动因，从而迸发出强旺的生命力。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长篇小说是有前途的。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在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1]p290-291在这里，他揭示了长篇小说和市场经济内在的血缘关系，认为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专为市场而生的一种文体，是和新时代同时发生的一种文体，具有和新时代一样的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所以，在他看来，不久的未来我国也许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是对长篇小说未来走向的一个大胆的预言。我们看到，仅仅一两年时间之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国长篇小说对外输出加大，2013年涌现长篇小说全面兴盛的景象，如果再过一二十年，我们可以推知这一领域将出现多少不可思议的文学景观，作者提出的“黄金时代”论似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这部专著还包含大量细致的文本分析，体现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艺术感觉。如对红柯《西去的骑手》叙述速度的分析：“这样的语言就像主人公马仲英的河州短刀，快如闪电，致敌于死命”“这种文体就是一种去除一切文饰和机巧的文体，直逼生命本原，如同骑手驰骋在草原上天高地阔”。[1]p167在本书的文本分析中，间杂着这样大量具象化或感觉化的评论语言，较好地体现了李健吾所提倡的“批评也是美的”风格。这种风格类似中国以诗论诗的传统，以诗意化的笔调描绘出小说文体难以言说的意味。很显然，作者是一个韦勒克 “内部研究”论的支持者，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意在通过文体的微观表现和个案分析，印证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新的美学向度，使文体“向内转”命题雄辩地落到作家创作和文学文本层面。
巴赫金说：“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一种体裁。建构体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小说体裁的诞生和形成，完全展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长篇小说的体裁主干，至今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我们很难预测它的全部可塑潜力。”[2]p505勿庸置疑，作者对当前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整体上有“拔高”倾向，仿佛只要一入新世纪的名录，就身价倍增，就必然光彩照人，于是新世纪以前的小说也就不免黯然。这多少有点以豪情代替冷静的求证。须知，新世纪长篇小说也是分层次的，不可一概而论。更何况，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是否一定已经超越了现当代的所有时期，还须时间检验。另外，作者提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似乎认为是贯穿一切，无所不在的，这也值得讨论。我们只能说，大部分纯文学创作确有此倾向，还有一部分文学写作，如网络小说和通俗小说，却不讲究文体，甚至不懂结构。尽管存在以上不足，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批评专著，是把文学史观和现场批评深度融合的一个典型学术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