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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毁誉相参的人物。一方面,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被公认为是忠君爱民的典范;另一方面,他又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晚年入相后全面废除新法而受到后世的訾议。而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观念,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
关键词:司马光华夷观《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其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思想,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本文试图从《资治通鉴》及部分其他作品入手,寻究司马光华夷思想的根源及其内在理路,以期有助于对司马光华夷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中国为本,四夷为末的尊卑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礼是圣人依据天地间不变的法则而设制创立的,所谓“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礼一经形成,就涵盖了社会组织体系的所有层次和要素,规范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不致发生偏失。礼的实质在于实现事物间的中和,使上下关系和谐有序。可以说,在司马光的治国理念中,礼是社会组织体系的灵魂,是治国的核心思想。他在《通鉴》的开篇就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同样,在华夷观念中,司马光也渗透着这样的儒家思想。司马光对“匈奴朝贺之礼”的评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立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表示要前来朝贡,皇帝与群臣就“匈奴朝贺之礼”的问题展开讨论。丞相、御史都说,按照先圣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朝贺的礼仪,应该比照诸侯王,位次在诸侯王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却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宣帝最终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通鉴》就此事引述了荀悦的一段议论,说:
“《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这虽然也承认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要天下一统,但同时认为,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加不到他们身上。他批评萧望之待以“不臣之礼”的主张违背了“礼”的原则。这一段议论既坚持了“尊华夏而卑夷狄”的儒家立场,又体现了尊重历史实际的灵活性,司马光引用这一段,说明他是对这一观点比较欣赏和赞同的。
二靡间华夷,视之如一的睦邻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后,进行了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真宗即位后,又相继与夏、辽缔结和约。这样,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夏各方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司马光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贯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强调“靡间华夷,视之如一”,主张采取睦邻友好的方针,通过议和解决边境争端,反对轻启边衅。司马光一生曾多次阐述他的这一思想。
司马光肯定了夷狄民族与华夏民族一样也是人,一样拥有生存权。虽然他认为夷狄是不讲仁义的,不能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他们。但他又认为夷狄又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可被任意踐踏、又野蛮无礼的草木禽兽,与华夏之人全然不同。他说:“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基于此,司马光对历代封建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夷狄人民的残暴行为深感不满。他说:“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基于民本思想,基于华夷如一的思想,司马光在《通鉴》里对于中华民族分裂时期“夷狄”所建立的国家,不呼其为“夷狄”,不冠予“僭伪”等字样,而是将其与汉人政权同等对待。不仅如此,司马光在《通鉴》里还多次肯定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为“魏之贤君”,热情赞颂地说:
“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布素之意。……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由此可知,司马光是高度评价了孝文用夏变夷的历史功绩的。
司马光以史为镜,审时度势,从当时宋与契丹、西夏等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华夷两安的思想,无论是从历史的兴亡盛衰来看,还是从宋朝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都是明智而正确的。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7-14世纪是我国又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的历史阶段。而宋王朝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的分裂时期,准确地说,是分裂时期的后半期,即局部统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250余年的战乱后,人民要和平,经济要恢复、要发展。从这个大道理出发,来评判司马光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它是符合宋朝的国家利益的,也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因而是正确的。
三仁义结抚,交邻以信的诚信思想
交邻以信,是司马光华夷观的基本原则之一。北宋建立后,通过20多年的统一战争,完成了初步统一,使汉族的宋政权及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获得了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得时期。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司马光希望当政者能诚信相待周边民族。
司马光在《通鉴》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如其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事件的评价就是明显一例。西汉昭帝时,楼兰王去世,其子安归(前为匈奴人质)继位。傅介子建议霍光杀掉安归,另立国君,亲自率一队由军人扮成的使者前往楼兰,谎称皇帝有珠宝赏赐给楼兰君主,要求见国王。在欢迎宴上,两名汉使者从背后偷袭,杀死安归,立另一王子尉屠耆为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对此历史事件,司马光评论说:
“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又如司马光对“唐太宗绝薛延陀之婚”事件的评价。唐太宗原本要与薛延陀和亲,后形势发生变化,借故取消婚约。褚遂良等朝臣纷纷反对,认为朝廷既然答应通婚,又接受了聘礼,就不应该失信,招致不必要的边患。但唐太宗却说:
“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司马光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评论道: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司马光认为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重利而輕信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即便这样做能灭掉薛延陀,也是很不光彩的。
再如对“唐玄宗不能以威信服四夷”事件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勃海王武艺派其同母弟门艺率军进攻黑水。门艺劝武艺不要进攻,以免与唐朝结仇。武艺另派堂兄壹夏代之,并召回门艺,准备处死。门艺投奔唐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武艺上表请玄宗杀了门艺。唐玄宗秘密藏匿门艺,并欺骗武艺。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在这几个事件的评论中,司马光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信”的重要性,谴责那种不讲信义,用欺骗诱杀等手段对待“夷狄”的做法。可见,在他的华夷思想中,信的原则是远远高于利的原则的。
应该说,司马光的诚信观是双面的,在他的思想中,“威信”被认为是和“恩信”同等重要的原则。他强调恩威并重,认为威信与恩信并不矛盾,当夷狄顺服时,要怀之以德,结之以恩,当夷狄叛乱时,则要震之以威,坚决讨伐。威是军事手段,恩是政治手段,只有恩威并施、赏罚并用,才能有效地维护华夷之间的尊卑之礼。在司马光恩威两策中,以“威策”最为特殊,其震慑力不在于大军出塞、征战杀伐,而是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互配合,达到震慑效果,从而迫使其臣服。“恩威并重”体现了战和并重、以和为贵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多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一种以治国思想对待民族关系的思路就越发显示出其合理性的一面。在这种“御之以道”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他的华夷思想表现出了鲜明的和平主义倾向。
四结语
总的说来,司马光的华夷观,基本上仍属传统以华夏民族政权及文化为中心的华夷观,是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结合北宋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既是儒家德政思想在华夷问题上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华夏农耕民族以和为贵、重防御而轻进攻的战略文化特点,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华夷观的主流。
当然,司马光对传统华夷观的继承,仍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过于片面的看法,如在华夷关系上以信义当先,一味排斥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容易沦为迂腐的空论,而在边防问题上以和为贵,先修内政而后谋边事的思想又很容易将怀柔之术蜕变为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
参考文献:
[1]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魏鸿:《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边防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 何忠礼、周方高:《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福建论坛》, 2005年第4期。
[4] 陈力、陈先蕾:《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6]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太祖显德元年四月24条,中华书局,1956年。
[7]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1条,中华书局,1956年。
[8]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宣帝甘露二年十二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9]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3),汉纪十五· 昭帝元凤四年七月5条,中华书局,1956年。
[10]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11]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十二月17条,中华书局,1956年。
作者简介:
刘加志,男,1972—,山东日照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工作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赵玉祥,男,1964—,山东日照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书法文化,工作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司马光华夷观《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其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思想,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本文试图从《资治通鉴》及部分其他作品入手,寻究司马光华夷思想的根源及其内在理路,以期有助于对司马光华夷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中国为本,四夷为末的尊卑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礼是圣人依据天地间不变的法则而设制创立的,所谓“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礼一经形成,就涵盖了社会组织体系的所有层次和要素,规范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不致发生偏失。礼的实质在于实现事物间的中和,使上下关系和谐有序。可以说,在司马光的治国理念中,礼是社会组织体系的灵魂,是治国的核心思想。他在《通鉴》的开篇就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同样,在华夷观念中,司马光也渗透着这样的儒家思想。司马光对“匈奴朝贺之礼”的评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立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表示要前来朝贡,皇帝与群臣就“匈奴朝贺之礼”的问题展开讨论。丞相、御史都说,按照先圣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朝贺的礼仪,应该比照诸侯王,位次在诸侯王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却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宣帝最终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通鉴》就此事引述了荀悦的一段议论,说:
“《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这虽然也承认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要天下一统,但同时认为,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加不到他们身上。他批评萧望之待以“不臣之礼”的主张违背了“礼”的原则。这一段议论既坚持了“尊华夏而卑夷狄”的儒家立场,又体现了尊重历史实际的灵活性,司马光引用这一段,说明他是对这一观点比较欣赏和赞同的。
二靡间华夷,视之如一的睦邻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后,进行了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真宗即位后,又相继与夏、辽缔结和约。这样,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夏各方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司马光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贯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强调“靡间华夷,视之如一”,主张采取睦邻友好的方针,通过议和解决边境争端,反对轻启边衅。司马光一生曾多次阐述他的这一思想。
司马光肯定了夷狄民族与华夏民族一样也是人,一样拥有生存权。虽然他认为夷狄是不讲仁义的,不能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他们。但他又认为夷狄又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可被任意踐踏、又野蛮无礼的草木禽兽,与华夏之人全然不同。他说:“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基于此,司马光对历代封建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夷狄人民的残暴行为深感不满。他说:“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基于民本思想,基于华夷如一的思想,司马光在《通鉴》里对于中华民族分裂时期“夷狄”所建立的国家,不呼其为“夷狄”,不冠予“僭伪”等字样,而是将其与汉人政权同等对待。不仅如此,司马光在《通鉴》里还多次肯定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为“魏之贤君”,热情赞颂地说:
“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布素之意。……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由此可知,司马光是高度评价了孝文用夏变夷的历史功绩的。
司马光以史为镜,审时度势,从当时宋与契丹、西夏等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华夷两安的思想,无论是从历史的兴亡盛衰来看,还是从宋朝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都是明智而正确的。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7-14世纪是我国又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的历史阶段。而宋王朝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的分裂时期,准确地说,是分裂时期的后半期,即局部统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250余年的战乱后,人民要和平,经济要恢复、要发展。从这个大道理出发,来评判司马光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它是符合宋朝的国家利益的,也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因而是正确的。
三仁义结抚,交邻以信的诚信思想
交邻以信,是司马光华夷观的基本原则之一。北宋建立后,通过20多年的统一战争,完成了初步统一,使汉族的宋政权及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获得了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得时期。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司马光希望当政者能诚信相待周边民族。
司马光在《通鉴》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如其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事件的评价就是明显一例。西汉昭帝时,楼兰王去世,其子安归(前为匈奴人质)继位。傅介子建议霍光杀掉安归,另立国君,亲自率一队由军人扮成的使者前往楼兰,谎称皇帝有珠宝赏赐给楼兰君主,要求见国王。在欢迎宴上,两名汉使者从背后偷袭,杀死安归,立另一王子尉屠耆为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对此历史事件,司马光评论说:
“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又如司马光对“唐太宗绝薛延陀之婚”事件的评价。唐太宗原本要与薛延陀和亲,后形势发生变化,借故取消婚约。褚遂良等朝臣纷纷反对,认为朝廷既然答应通婚,又接受了聘礼,就不应该失信,招致不必要的边患。但唐太宗却说:
“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司马光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评论道: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司马光认为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重利而輕信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即便这样做能灭掉薛延陀,也是很不光彩的。
再如对“唐玄宗不能以威信服四夷”事件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勃海王武艺派其同母弟门艺率军进攻黑水。门艺劝武艺不要进攻,以免与唐朝结仇。武艺另派堂兄壹夏代之,并召回门艺,准备处死。门艺投奔唐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武艺上表请玄宗杀了门艺。唐玄宗秘密藏匿门艺,并欺骗武艺。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在这几个事件的评论中,司马光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信”的重要性,谴责那种不讲信义,用欺骗诱杀等手段对待“夷狄”的做法。可见,在他的华夷思想中,信的原则是远远高于利的原则的。
应该说,司马光的诚信观是双面的,在他的思想中,“威信”被认为是和“恩信”同等重要的原则。他强调恩威并重,认为威信与恩信并不矛盾,当夷狄顺服时,要怀之以德,结之以恩,当夷狄叛乱时,则要震之以威,坚决讨伐。威是军事手段,恩是政治手段,只有恩威并施、赏罚并用,才能有效地维护华夷之间的尊卑之礼。在司马光恩威两策中,以“威策”最为特殊,其震慑力不在于大军出塞、征战杀伐,而是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互配合,达到震慑效果,从而迫使其臣服。“恩威并重”体现了战和并重、以和为贵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多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一种以治国思想对待民族关系的思路就越发显示出其合理性的一面。在这种“御之以道”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他的华夷思想表现出了鲜明的和平主义倾向。
四结语
总的说来,司马光的华夷观,基本上仍属传统以华夏民族政权及文化为中心的华夷观,是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结合北宋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既是儒家德政思想在华夷问题上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华夏农耕民族以和为贵、重防御而轻进攻的战略文化特点,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华夷观的主流。
当然,司马光对传统华夷观的继承,仍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过于片面的看法,如在华夷关系上以信义当先,一味排斥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容易沦为迂腐的空论,而在边防问题上以和为贵,先修内政而后谋边事的思想又很容易将怀柔之术蜕变为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
参考文献:
[1]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魏鸿:《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边防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 何忠礼、周方高:《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福建论坛》, 2005年第4期。
[4] 陈力、陈先蕾:《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6]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太祖显德元年四月24条,中华书局,1956年。
[7]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1条,中华书局,1956年。
[8]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宣帝甘露二年十二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9]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3),汉纪十五· 昭帝元凤四年七月5条,中华书局,1956年。
[10]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11]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十二月17条,中华书局,1956年。
作者简介:
刘加志,男,1972—,山东日照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工作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赵玉祥,男,1964—,山东日照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书法文化,工作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