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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韩惊鸣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我同意这个观点。“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考察了20世纪每个十年，特别是后半叶五个十年后给出的结论。从1949年以后，我们经历了六个十年，据统计，1980年代是诗歌写作人数最多的时代，曾有人夸张地说，天上掉下一个石子可以砸到一个诗人，就是这个意思。而且，1980年代产生了众多非常有成就的诗人。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的原因，我认为和当时一下子到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1970年代后期有“科学的春天的到来”的说法，其实也是“诗歌的春天的到来”。当然，这“诗歌的春天的到来”就是伴随着当时对朦胧诗的肯定，并且随着朦胧诗时代的结束而出现的。
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后来有许多诗歌成就突出，比如韩东、于坚等，他们的诗歌影响了之后的三十年，也将影响今后数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把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我认为前期大学生的成就更为突出。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是1985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的高中是在落后的农村度过的，那里十分偏僻，所以我中学时代没有可能接触较多的诗歌。那时，《风流歌》风靡全国，这是我中学时代接触诗歌的最重要的事件。上大学以后，眼界突然开阔起来，图书馆期刊室里全国各省、各地市作家协会和文联办的文学期刊都有，我和许多人一样，每天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泡着。每一种期刊里的诗歌我都要认真地去读。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当时对大学生诗歌运动影响较大的诗歌报刊有安徽的《诗歌报》，还有甘肃的《飞天》。四年里，我也写一些诗歌，不是很多，几首发表在《飞天》《山西青年报》等期刊上，一些发表在中文系主办的《红烛》和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办的《学院诗报》上，大部分是在校园的诗友中传看。我还参与编辑《红烛》杂志的诗歌部分和两期《学院诗报》。由于语文报社下的《中学生文学》诗歌来稿量大，我还帮助编辑看过一段稿子，也就是初选。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组《我的领袖》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组诗《我的领袖》大约写于1988年底。当时似乎有一种消解伟大、神圣的思潮。许多作家、诗人都关注平民，关注平凡人，作品中都流露平凡人的“小我”。我也用平凡人的眼光打量领袖，观照巨人，于是我把当时这种社会状态和我的思考写在这组诗里。这一组诗歌写出来之后，我就给了我的诗友，我校86级的樊国宾，并且说了我的一些想法，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宏观的清醒》的评论，发表在1989年1月20日的《学院诗报》上。诗歌没有单独发表，在文章中处于引用状态。虽然是引用，但报纸在校园内以及交往的各高校散发后还是引起了诗友们的关注。
问：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山西师范大学里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情况吗？
答：我1985年进校，所以我对1980年代前期的情况不了解，但我经历了后半时期的校园诗歌运动。我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学校中文系的红烛文学社当时办的文学刊物《红烛》，每期都有诗歌刊登，作者都是当时的校园诗人。1987年的时候，这些诗人为了增强诗歌的活动，又成立了“人魂诗社”。活跃的诗人主要有84级中文系的高巍、历史系的张峰伟，85级中文系的李锋、王四平、陈忻等，86级中文系的樊国宾、梁涛，87级中文系的阿戈、艾钧等。高巍是当时校园里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在1988年初被山西大学生诗人协会评为山西省高校十位青年诗人之一（其他九位诗人是山西大学的赵琳、徐建宏、吴修明、杨新中、温建生，山西农业大学的宋连斌，晋东南师专的赵杰，太原大学的韩利民，雁北师专的樊善云）。《红烛》上几乎每期都发表他的诗歌，他有一首《写给上帝的情书》的长诗发表在第4期上，被朋友们关注；记得在校园文化节时期，他把自己的诗抄写在白报纸上，张贴在校园宿舍楼旁的长墙上。1988年他留在了山西师范大学所属的《语文报》，成为一名编辑。之后还和我们一直有交往。当时山西师范大学《语文报》诗歌编辑蔡智敏、任彦钧（他们曾在1980年代前期编辑《中学生文学》杂志），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刘阶耳（曾是南开大学的校园诗人）都对当时的校园诗歌活动有所指导，此外支持我们的还有临汾地区的诗人郭石军、田福林、孙玉林等。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答：大串联的事情是有的。大约是在1987年，山西大学中文系85级的徐建宏、赵琳等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山西省内各高校的大学生诗人均有参与，协会办了一份《学院诗报》，还组织了两次诗会，以山西大学为中心的校级之间的交流就多了起来。因为诗歌的原因，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徐建宏、赵琳、向萍、吴修明、刘培现等诗人的交流多了起来。我去过山西大学几次，都是专门去找他们。在当时是十分快乐的事。山西大学是在省城太原，校园诗人与许多山西诗人有来往，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山西诗人张锐锋、梁志宏、潞潞、张不代、金汝平等对诗会的活动都有所指导。通过诗会，我还见到了山西农业大学、太原机械学院、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太原大学、雁北师范专科学校的诗友。这已经过去近30年了，但我还经常想起他们。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叶延滨、韩东、潘洗尘、程宝林、张子选都是当年影响大的诗人，我们在很多诗歌和文学报刊上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我在校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进入社会，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大学生。洪烛是同年的大学生诗人，我在1987年初的《语文报》上看到他的一整版诗歌，都写得很漂亮，觉得很了不起。1988年，山西的《学院诗报》第五期、第七期上也有他的诗歌，也印证了这一点。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当年的确有交换诗刊、诗报、诗集的情况。我给诗友们寄过诗报，因为诗报编辑出版后要交流，诗友的地址都是从山西大学的赵琳处拿到的。诗报寄给了全国100多所学校的诗友。同时，我还收到过大学生诗人们编的一些诗歌报刊，还有武汉的洪烛、云南的李森、上海的甘伟、太原的徐建宏、杨新中等人的作品，手稿可惜后来都失掉了。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诗歌层面上的。那个时期是中国当代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近三十年诗歌创作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批诗人也将继续占据中国诗坛最重要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价值将越来越珍贵地显现出来。
当然，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绝不能只限于诗歌的视角。1980年代中国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在一代精英心中种下诗歌的种子，也就种下了梦的种子，精神的种子。当未来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物质的追求之后，当中国经过几十年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之后，精神的东西必将在下一代重新成为最高的理想。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一个群体性事件，每个大学生诗人都是被裹挟着参与到这个洪流中。大学四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诗歌和有关的诗歌评论文章，它给予我的是终生的对于诗歌的热爱，始终保持着一颗诗心；它使我拥有了卑微而又单纯的灵魂，它使我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
说到最美好的回忆，应该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诗歌。有时我和李锋、樊国宾走在校园里，看到一个景致，或者一个现象，就会用诗歌描写或者叙述，互相说些句子，互相评价好坏优劣。每参加一个活动，总要用诗歌写下活动的感想。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诗歌运动，我认为是对的。朦胧诗发端于北京知青，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呐喊自己的心声；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发生在校园里，作者都是在校大学生，这是非常不同的一点。他们与朦胧诗一代出身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生目标不同，所以他们的诗歌完全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说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我不认同。我认为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有很多诗派，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等等，主体都是在校大学生。正如潘洗尘先生所说，“‘86年大展’之后，正是当年的大学生诗人构成了‘第三代诗人’的主体。”如果没有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就没有完整的第三代，甚至可以说，没有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第三代就成为一个空壳。说得具体一点，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有海子、骆一禾、西川、许德民、陈先发、王家新、韩东、宋琳、于坚、冉仲景、唐亚平、翟永明、石光华、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潘洗尘、孟浪、陈超、柯平、梁平、耿翔等，他们有的是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到1980年代初还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的是1980年代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三代诗歌与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完全不可分割。可以这样比喻吧，如果把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比作塔尖，那么，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群体就是塔基，或者是这片土地。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有什么感想吗？
答：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感到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运动。我现在是在大学里教书，很多大学生甚至中文系的大学生都已经远离诗歌。学校里各种学生社团很多，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学社，更谈不上诗社。学生不读诗，更不写诗，每个人都想着就业的事，想着励志成功，想着成为老板。墙报里没有诗，校刊上没有诗，更没有诗歌朗诵会。许多大学不再开设大学语文课。校园里讲座很多，但文学的诗歌的少之又少。甚至，一个学生读诗成了一件羞耻的事。我对学生讲，诗一般的年华，怎么就不喜欢诗？有一个词语，叫“情商”。但很多人理解的情商不是情感的丰富程度，而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与人搞好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怪学生，是时代造成了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幸运者。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我现在在一所高校教书。我还在读诗，有时有感而发也写一点，纯属自娱自乐。我曾经出过一本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专著，叫《语文教育的理想境界》，还发表了一些语文研究方面的论文。之外，由于朋友的信任，这些年来我做过或者正在做一些报刊的特约编辑或编委，如《快乐作文》《创新作文与阅读》《语文教学通讯》《考试·高考语文》《语文报·天天高考》《新作文·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作文素材快线》等。由于对诗歌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情感，我还把当代众多诗人的几百首优秀诗作加了短评或者解读文字推介到了《语文报》五六年级版的“诗意翩翩”栏目上发表，其中相当一部分作者是1980年代大学生出身的诗人，他们有薛卫民、西渡、卢卫平、耿翔、高昌、寒山石、斯人、路也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我更希望现在的少年儿童能够对诗歌产生一种亲近感，从他们的诗歌中学习到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我很幸福，或许因为诗歌。
问：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地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和思路吗？
答：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是一件好事。我知道在您主持下，建立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发表了数篇相关内容的文章，编写出版了《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为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编著诗歌运动史，要有面、有线、有点，也就是说，要有理论和实践的概述，涉及的面要尽量的宽，顾及到尽量多的大学和大学生诗人，不同的风格和团体，要有运动的产生、发展、结束的脉络，还要有重点诗人及其作品的描述和分析，这样就有了“史”的深度和广度。当然，需要史家的眼光和境界，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韩惊鸣，男，1966年生，山西省浑源县人，副教授。1985—1989在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曾在《飞天》 《山西日报》《北京晚报》《语文报》等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收入多部诗文集。出版学术专著《语文教育的理想境界》，发表论文20多篇，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现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
受访人：韩惊鸣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我同意这个观点。“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考察了20世纪每个十年，特别是后半叶五个十年后给出的结论。从1949年以后，我们经历了六个十年，据统计，1980年代是诗歌写作人数最多的时代，曾有人夸张地说，天上掉下一个石子可以砸到一个诗人，就是这个意思。而且，1980年代产生了众多非常有成就的诗人。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的原因，我认为和当时一下子到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1970年代后期有“科学的春天的到来”的说法，其实也是“诗歌的春天的到来”。当然，这“诗歌的春天的到来”就是伴随着当时对朦胧诗的肯定，并且随着朦胧诗时代的结束而出现的。
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后来有许多诗歌成就突出，比如韩东、于坚等，他们的诗歌影响了之后的三十年，也将影响今后数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把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我认为前期大学生的成就更为突出。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是1985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的高中是在落后的农村度过的，那里十分偏僻，所以我中学时代没有可能接触较多的诗歌。那时，《风流歌》风靡全国，这是我中学时代接触诗歌的最重要的事件。上大学以后，眼界突然开阔起来，图书馆期刊室里全国各省、各地市作家协会和文联办的文学期刊都有，我和许多人一样，每天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泡着。每一种期刊里的诗歌我都要认真地去读。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当时对大学生诗歌运动影响较大的诗歌报刊有安徽的《诗歌报》，还有甘肃的《飞天》。四年里，我也写一些诗歌，不是很多，几首发表在《飞天》《山西青年报》等期刊上，一些发表在中文系主办的《红烛》和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办的《学院诗报》上，大部分是在校园的诗友中传看。我还参与编辑《红烛》杂志的诗歌部分和两期《学院诗报》。由于语文报社下的《中学生文学》诗歌来稿量大，我还帮助编辑看过一段稿子，也就是初选。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组《我的领袖》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组诗《我的领袖》大约写于1988年底。当时似乎有一种消解伟大、神圣的思潮。许多作家、诗人都关注平民，关注平凡人，作品中都流露平凡人的“小我”。我也用平凡人的眼光打量领袖，观照巨人，于是我把当时这种社会状态和我的思考写在这组诗里。这一组诗歌写出来之后，我就给了我的诗友，我校86级的樊国宾，并且说了我的一些想法，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宏观的清醒》的评论，发表在1989年1月20日的《学院诗报》上。诗歌没有单独发表，在文章中处于引用状态。虽然是引用，但报纸在校园内以及交往的各高校散发后还是引起了诗友们的关注。
问：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山西师范大学里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情况吗？
答：我1985年进校，所以我对1980年代前期的情况不了解，但我经历了后半时期的校园诗歌运动。我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学校中文系的红烛文学社当时办的文学刊物《红烛》，每期都有诗歌刊登，作者都是当时的校园诗人。1987年的时候，这些诗人为了增强诗歌的活动，又成立了“人魂诗社”。活跃的诗人主要有84级中文系的高巍、历史系的张峰伟，85级中文系的李锋、王四平、陈忻等，86级中文系的樊国宾、梁涛，87级中文系的阿戈、艾钧等。高巍是当时校园里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在1988年初被山西大学生诗人协会评为山西省高校十位青年诗人之一（其他九位诗人是山西大学的赵琳、徐建宏、吴修明、杨新中、温建生，山西农业大学的宋连斌，晋东南师专的赵杰，太原大学的韩利民，雁北师专的樊善云）。《红烛》上几乎每期都发表他的诗歌，他有一首《写给上帝的情书》的长诗发表在第4期上，被朋友们关注；记得在校园文化节时期，他把自己的诗抄写在白报纸上，张贴在校园宿舍楼旁的长墙上。1988年他留在了山西师范大学所属的《语文报》，成为一名编辑。之后还和我们一直有交往。当时山西师范大学《语文报》诗歌编辑蔡智敏、任彦钧（他们曾在1980年代前期编辑《中学生文学》杂志），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刘阶耳（曾是南开大学的校园诗人）都对当时的校园诗歌活动有所指导，此外支持我们的还有临汾地区的诗人郭石军、田福林、孙玉林等。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答：大串联的事情是有的。大约是在1987年，山西大学中文系85级的徐建宏、赵琳等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山西省内各高校的大学生诗人均有参与，协会办了一份《学院诗报》，还组织了两次诗会，以山西大学为中心的校级之间的交流就多了起来。因为诗歌的原因，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徐建宏、赵琳、向萍、吴修明、刘培现等诗人的交流多了起来。我去过山西大学几次，都是专门去找他们。在当时是十分快乐的事。山西大学是在省城太原，校园诗人与许多山西诗人有来往，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山西诗人张锐锋、梁志宏、潞潞、张不代、金汝平等对诗会的活动都有所指导。通过诗会，我还见到了山西农业大学、太原机械学院、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太原大学、雁北师范专科学校的诗友。这已经过去近30年了，但我还经常想起他们。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叶延滨、韩东、潘洗尘、程宝林、张子选都是当年影响大的诗人，我们在很多诗歌和文学报刊上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我在校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进入社会，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大学生。洪烛是同年的大学生诗人，我在1987年初的《语文报》上看到他的一整版诗歌，都写得很漂亮，觉得很了不起。1988年，山西的《学院诗报》第五期、第七期上也有他的诗歌，也印证了这一点。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当年的确有交换诗刊、诗报、诗集的情况。我给诗友们寄过诗报，因为诗报编辑出版后要交流，诗友的地址都是从山西大学的赵琳处拿到的。诗报寄给了全国100多所学校的诗友。同时，我还收到过大学生诗人们编的一些诗歌报刊，还有武汉的洪烛、云南的李森、上海的甘伟、太原的徐建宏、杨新中等人的作品，手稿可惜后来都失掉了。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诗歌层面上的。那个时期是中国当代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近三十年诗歌创作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批诗人也将继续占据中国诗坛最重要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价值将越来越珍贵地显现出来。
当然，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绝不能只限于诗歌的视角。1980年代中国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在一代精英心中种下诗歌的种子，也就种下了梦的种子，精神的种子。当未来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物质的追求之后，当中国经过几十年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之后，精神的东西必将在下一代重新成为最高的理想。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一个群体性事件，每个大学生诗人都是被裹挟着参与到这个洪流中。大学四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诗歌和有关的诗歌评论文章，它给予我的是终生的对于诗歌的热爱，始终保持着一颗诗心；它使我拥有了卑微而又单纯的灵魂，它使我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
说到最美好的回忆，应该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诗歌。有时我和李锋、樊国宾走在校园里，看到一个景致，或者一个现象，就会用诗歌描写或者叙述，互相说些句子，互相评价好坏优劣。每参加一个活动，总要用诗歌写下活动的感想。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诗歌运动，我认为是对的。朦胧诗发端于北京知青，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呐喊自己的心声；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发生在校园里，作者都是在校大学生，这是非常不同的一点。他们与朦胧诗一代出身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生目标不同，所以他们的诗歌完全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说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我不认同。我认为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有很多诗派，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等等，主体都是在校大学生。正如潘洗尘先生所说，“‘86年大展’之后，正是当年的大学生诗人构成了‘第三代诗人’的主体。”如果没有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就没有完整的第三代，甚至可以说，没有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第三代就成为一个空壳。说得具体一点，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有海子、骆一禾、西川、许德民、陈先发、王家新、韩东、宋琳、于坚、冉仲景、唐亚平、翟永明、石光华、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潘洗尘、孟浪、陈超、柯平、梁平、耿翔等，他们有的是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到1980年代初还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的是1980年代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三代诗歌与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完全不可分割。可以这样比喻吧，如果把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比作塔尖，那么，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群体就是塔基，或者是这片土地。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有什么感想吗？
答：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感到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运动。我现在是在大学里教书，很多大学生甚至中文系的大学生都已经远离诗歌。学校里各种学生社团很多，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学社，更谈不上诗社。学生不读诗，更不写诗，每个人都想着就业的事，想着励志成功，想着成为老板。墙报里没有诗，校刊上没有诗，更没有诗歌朗诵会。许多大学不再开设大学语文课。校园里讲座很多，但文学的诗歌的少之又少。甚至，一个学生读诗成了一件羞耻的事。我对学生讲，诗一般的年华，怎么就不喜欢诗？有一个词语，叫“情商”。但很多人理解的情商不是情感的丰富程度，而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与人搞好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怪学生，是时代造成了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幸运者。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我现在在一所高校教书。我还在读诗，有时有感而发也写一点，纯属自娱自乐。我曾经出过一本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专著，叫《语文教育的理想境界》，还发表了一些语文研究方面的论文。之外，由于朋友的信任，这些年来我做过或者正在做一些报刊的特约编辑或编委，如《快乐作文》《创新作文与阅读》《语文教学通讯》《考试·高考语文》《语文报·天天高考》《新作文·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作文素材快线》等。由于对诗歌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情感，我还把当代众多诗人的几百首优秀诗作加了短评或者解读文字推介到了《语文报》五六年级版的“诗意翩翩”栏目上发表，其中相当一部分作者是1980年代大学生出身的诗人，他们有薛卫民、西渡、卢卫平、耿翔、高昌、寒山石、斯人、路也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我更希望现在的少年儿童能够对诗歌产生一种亲近感，从他们的诗歌中学习到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我很幸福，或许因为诗歌。
问：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地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和思路吗？
答：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是一件好事。我知道在您主持下，建立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发表了数篇相关内容的文章，编写出版了《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为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编著诗歌运动史，要有面、有线、有点，也就是说，要有理论和实践的概述，涉及的面要尽量的宽，顾及到尽量多的大学和大学生诗人，不同的风格和团体，要有运动的产生、发展、结束的脉络，还要有重点诗人及其作品的描述和分析，这样就有了“史”的深度和广度。当然，需要史家的眼光和境界，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韩惊鸣，男，1966年生，山西省浑源县人，副教授。1985—1989在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曾在《飞天》 《山西日报》《北京晚报》《语文报》等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收入多部诗文集。出版学术专著《语文教育的理想境界》，发表论文20多篇，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现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