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过一条蜿蜒的小道去找周恩来。此行撤销了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次重大损失。有党史专家把它称为“毛泽东小道”。
在贵州遵义的苟坝村，泉水汩汩而出的大小龙井之间有一条田间小道，一个木头指示牌上刻着：“毛泽东小道（新房子至长五间人行步道，全长1.5公里）”。这条路有何独特之处？一切要从遵义会议说起。
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尤其是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令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的发言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包括：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后，红军或移师北上，或挥师东进，二渡赤水。
1935年2月25日，红军再战娄山关，重创黔军4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
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验证了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
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连蒋介石也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毛泽东用马灯点亮中国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之后，并未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3月初，中央红军来到苟坝村。这里是一块三面高山环绕的田坝，东有石牛山，西有崖头山和银屏山，北有马鬃岭。海拔都在1300米左右，非常有利于红军隐蔽。
苟坝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会议源自3月10日凌晨1点红一军团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今毕节市金沙县县城，离苟坝只有50公里的路程）。
接到电报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马上召集主要领导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是否要进攻打鼓新场。
会议从3月10日的早晨一直开到了深夜，争论相当激烈，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央红军不应太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打是手段，走才是目的。应立足于走，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设计的大包围圈。不利于脱身的战斗是不应该考虑的。
虽然分析得详细透彻，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会后，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所，依然十分担忧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沿着大小龙井之间的田间小道走了近2公里山路，冒着严寒去找周恩来。有党史专家把毛泽东走过的这条小道称为“毛泽东小道”。
在随后连续两天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服大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重新制定进军路线。
苟坝会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决定，避免了中央红军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掌握了红军军事决策权，成功地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红军屡出奇兵，三渡、四渡赤水，终于跳出敌人在川黔边的包围圈。
从“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苟坝春夜的那盏灯火，形象地映照了长征精神的诸多要素。
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丝毫不掺杂个人利益 毛泽东深知他所坚持的，是党和红军的根本前途所在，所以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哪怕只有一个人，也顽强坚持，不放弃哪怕一点点获胜的可能性。
不赞成毛泽东意见的同志，同样也是出于多打胜仗、尽快建立新根据地的良好愿望，也是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出发点，一旦在思想上转变了认识，就会从全体反对到全体赞成，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私利的计较，没有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博古、凯丰，也在认识转变后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可以说是知易行难。从前方指挥员的角度看，打鼓新场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黔军，战斗力差，这是难得的歼敌机会;从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角度看，从江西出发跋涉了半年，红军急需根据地，而此前的遵义战役取得大胜，敌人应如惊弓之鸟，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唯独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打鼓新场，还看到了整个黔北、川南甚至云南;不仅看到了黔军，还看到了中央军、滇军、川军;不仅看到了机会，更看到了危机。
正是对形势的深入研究和精確判断，使得毛泽东能够登高望远，力排众议，最终力挽危局。
胸怀广阔、顾全大局、紧密团结 通过苟坝的两天会议，负总责的张闻天体会到，用开大会投票表决的形式决策，完全无法适应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自己在军事上不内行，还是要靠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张闻天素来推崇。遵义会议前，他在担架上就对王稼祥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这也是遵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的缘起。
苟坝会议后，张闻天欣然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是新“三人团”的主要出谋划策者，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有人问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共产党人的气度，共产党人的团结。
苟坝是毛泽东用马灯点亮中国的地方。可以这么说，正是从“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贵州遵义的苟坝村，泉水汩汩而出的大小龙井之间有一条田间小道，一个木头指示牌上刻着：“毛泽东小道（新房子至长五间人行步道，全长1.5公里）”。这条路有何独特之处？一切要从遵义会议说起。
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尤其是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令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的发言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包括：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后，红军或移师北上，或挥师东进，二渡赤水。
1935年2月25日，红军再战娄山关，重创黔军4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
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验证了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
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连蒋介石也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毛泽东用马灯点亮中国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之后，并未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3月初，中央红军来到苟坝村。这里是一块三面高山环绕的田坝，东有石牛山，西有崖头山和银屏山，北有马鬃岭。海拔都在1300米左右，非常有利于红军隐蔽。
苟坝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会议源自3月10日凌晨1点红一军团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今毕节市金沙县县城，离苟坝只有50公里的路程）。
接到电报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马上召集主要领导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是否要进攻打鼓新场。
会议从3月10日的早晨一直开到了深夜，争论相当激烈，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央红军不应太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打是手段，走才是目的。应立足于走，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设计的大包围圈。不利于脱身的战斗是不应该考虑的。
虽然分析得详细透彻，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会后，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所，依然十分担忧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沿着大小龙井之间的田间小道走了近2公里山路，冒着严寒去找周恩来。有党史专家把毛泽东走过的这条小道称为“毛泽东小道”。
在随后连续两天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服大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重新制定进军路线。
苟坝会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决定，避免了中央红军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掌握了红军军事决策权，成功地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红军屡出奇兵，三渡、四渡赤水，终于跳出敌人在川黔边的包围圈。
从“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苟坝春夜的那盏灯火，形象地映照了长征精神的诸多要素。
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丝毫不掺杂个人利益 毛泽东深知他所坚持的，是党和红军的根本前途所在，所以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哪怕只有一个人，也顽强坚持，不放弃哪怕一点点获胜的可能性。
不赞成毛泽东意见的同志，同样也是出于多打胜仗、尽快建立新根据地的良好愿望，也是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出发点，一旦在思想上转变了认识，就会从全体反对到全体赞成，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私利的计较，没有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博古、凯丰，也在认识转变后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可以说是知易行难。从前方指挥员的角度看，打鼓新场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黔军，战斗力差，这是难得的歼敌机会;从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角度看，从江西出发跋涉了半年，红军急需根据地，而此前的遵义战役取得大胜，敌人应如惊弓之鸟，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唯独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打鼓新场，还看到了整个黔北、川南甚至云南;不仅看到了黔军，还看到了中央军、滇军、川军;不仅看到了机会，更看到了危机。
正是对形势的深入研究和精確判断，使得毛泽东能够登高望远，力排众议，最终力挽危局。
胸怀广阔、顾全大局、紧密团结 通过苟坝的两天会议，负总责的张闻天体会到，用开大会投票表决的形式决策，完全无法适应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自己在军事上不内行，还是要靠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张闻天素来推崇。遵义会议前，他在担架上就对王稼祥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这也是遵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的缘起。
苟坝会议后，张闻天欣然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是新“三人团”的主要出谋划策者，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有人问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共产党人的气度，共产党人的团结。
苟坝是毛泽东用马灯点亮中国的地方。可以这么说，正是从“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