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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很着急——2011年，温家宝总理要求98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拖拉了几个月后，很多部门才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地公开了一些，数字极为简单。
王清认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那么笼统的一堆数字，放出来，谁能看出什么问题？不同部门之间比较起来有什么意义？”说这话的时候，这位河南南阳30岁的普通市民满脸自信。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当年，王清向上至南阳市委，下至区蔬菜办公室，一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包括三公经费，只有18个部门按期给予了回复。
由于其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经媒体披露后，南阳市很多部门对他敬而远之。随后，他走上通过诉讼讨要信息公开的道路。（2009年，本刊曾做报道《“刁民”王清》）。
财务公开的边界
记者2011年曾随王清走访南阳市卧龙区工信局C科长的办公室。这位本分、实在的公务员，正满头大汗地吹风扇——办公室的温度和室外不相上下。问为什么不装空调，他说：“单位预算紧，上面批不下来。”
这是很多基层政府的现状。
资料显示，卧龙区2010年度预算收入在南阳市下辖的13个县区市排名第六，本级财政收入29300万元，争取来的资金达107000万元，区本级一般预算支出安排75000万元。
工信局这样一个10个科室、财政供养人数为70人（离退休的就占去了28人）的单位，2010年的预算是：“基本支出”173.99万元；“专项支出”26.1万元；两项合计，共支出200.09万元。而其收入来源，全部为财政拨款。
卧龙区政府规定：2010年度，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在职人员人均800元，一级的局委为600元，下面的二级单位为500元，中小学仅为每人15元或者10元。
按照这个标准，工信局42人，其“办公经费”仅2.52万元，加上一辆车的“燃修费”7000元，共3.22万元,远不够工信局实际运行所耗，“没办法，只能追加”。
该局2010年决算表上，支出总额为226.93万元，显示其财政拨款追加了二十多万元。这两百多万元钱花去了哪里呢？
翻阅该局2010年度年、月、日支出账，每本都厚达几十页。以当年7月27、28日两天为例，发现除去“发工资”、“发津贴”、“代缴住房公积金”等“基本支出”，上面登记的还有：
“付网络设计制作费”5000元、“购空调”4800元、“付妇女卫生费（1-6月）”750元、“付司机补助（1-6月）900元、“付独生子女费（1-6月）360元、购碳粉、吊扇、茶叶等”3574元、“购汽油”800元、“购副食看病号，购先进个人奖品”3300元、付国际饭店会议费5860元、付各项办公开支2796元……
C科长解释说，这样的账表，没有领导批准，他们不能对外公布。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说得清财务公开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果这么公开了，这么详细，会不会被其他单位说成出风头……”
易被“变通”的账表
C科长说，工信局的报销流程是——经办人拿着领导签批过的发票过来，财务如有现金，就给对方。发票积累到了一定量，财务拿去财政局统一取钱。一笔笔报销就自动生成了表格。
每一笔花销，都需要领导的审核，领导是知情的。公款吃喝用其他形式入账。与工信局相邻的区质检局S局长，印证了C科长的这个说法。
S局长介绍，他手下有17名员工，每年的财政拨款有140多万，除“工资福利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共计116.4万元，他签批的只有“商品服务支出”16万元，外加“项目支出”13.1万元。
“说难听一点，我这个局，还没有一个家庭富，花钱更不自由。每个款项都要标注，花多了，财政不批。花少了有节余，下一年财政拨得就更少了。这个体制就是这么呆板……”S局长感叹道。
S局长说，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将其他费用挪作三公经费，也不会将三公经费挪作他用，因为改变钱的用途报账太麻烦：“现在审计那么严格，犯不着为这种事去挨批，钱就那么多，谁也不能多吃……”
S局长的话，道出了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各级政府机关每年会产生很多难以下账的花费，经过若干次财务上的“变通”之后成为合法合规的开支。
据南阳内乡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某供述，他写了若干篇反映该县成绩的稿件，为发表在《南阳日报》头版头条（这样算工作成绩，其他版面不算），他送了5000块给《南阳日报》原总编。
《南阳日报》原总编不会给徐某发票，在宣传部的经费开支中，也不会出现这种“发稿费”的名目。徐某说：“（这笔钱）是从报纸征订返还款中变通支出的。”
“变通”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三公”经费藏身各种专项会议费中。为使“三公”经费数额不至过大，往往将平时请吃送礼等花销，拿到一些会议经费中报销，或者干脆以召开会议之名，行公款出游之实。
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零点咨询董事长袁岳撰文说：“以中央机关的三公消费而论，不少费用直接从机关账上是看不出来的，比如大量的出行接待费用由地方政府部门转移负担，或者由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转移負担。不少单位建设有自己的楼堂馆所，接待费用可以挂在里面消化……”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直言，“现在我们公款吃喝，有几个不喝茅台的？”“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通过做假账解决。”
“涉密”、“维稳”：经费用途之惑
很多部门拒绝王清的理由五花八门。最常规的做法是，你要求信息公开，我就派人和你来谈，单独公开给你。
“你看看，我这里有几十个政府部门给我签订了和解协议书，说在一定时间内会提供相关政府财务信息给我，有的提供了，更多的是拖着不给……”王清说，比如司法局，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
王清曾将南阳市信访局告上法庭，申请其财务信息公开，经法院调解，信访局向其个人公开了部分预决算信息，但依然没有挂官网上。
资料显示，南阳市信访局原为一个二十多人的单位，后来上访压力不断增大，扩张为57人的局（不包括离退休24人），同时升格为南阳市委群众工作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其2011年预算显示，该局当年申请财政拨款547万。这其中，包括该局驻京机构的租房费用50万元，“每季度12.5万元，带个小院，包了一个快捷酒店的两层”；到京上访人员的“遣返费用”20万元；“信访办案经费”20万元；驻京机构办公费90万元；驻省机构办公费40万元。
即便如此，南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L先生介绍，资金上还是捉襟见肘。河南是国内排名前三的到京信访大省，南阳又是河南排名前三的到京信访大市。“人口基数大嘛！”L说，“每年南阳都有几千人到京上访，把他们遣送回来，这是多大的一笔费用？而且，工作人员吃住在北京，各种费用都高。来回车费、通讯费都要补贴，不然谁干啊！”
在L眼中，上级政府也伤透了脑筋：“近几年，国家都会拨出一笔专项资金，省市县按比例配套，专门用来安抚访民。去年这笔资金，上面拨下来是63万，市、县按一比一配套，就是189万，这都不会体现在预算上。”
“花钱买平安”的手段立竿见影。公开资料表明，2010年，南阳市实行特殊疑难信访救助资金管理，累计使用疑难信访救助资金415万元，使184起信访积案得到化解，停访息诉，满意率达100％，有效地减少了越级上访。
“南阳市使用全省总量十分之一的专项资金，解决了全省近三分之一疑难信访问题的做法，受到国家、省信访局领导的一致好评。”在一篇2010年度的工作总结中，南阳市信访局如此写道。
王清认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那么笼统的一堆数字，放出来，谁能看出什么问题？不同部门之间比较起来有什么意义？”说这话的时候，这位河南南阳30岁的普通市民满脸自信。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当年，王清向上至南阳市委，下至区蔬菜办公室，一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包括三公经费，只有18个部门按期给予了回复。
由于其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经媒体披露后，南阳市很多部门对他敬而远之。随后，他走上通过诉讼讨要信息公开的道路。（2009年，本刊曾做报道《“刁民”王清》）。
财务公开的边界
记者2011年曾随王清走访南阳市卧龙区工信局C科长的办公室。这位本分、实在的公务员，正满头大汗地吹风扇——办公室的温度和室外不相上下。问为什么不装空调，他说：“单位预算紧，上面批不下来。”
这是很多基层政府的现状。
资料显示，卧龙区2010年度预算收入在南阳市下辖的13个县区市排名第六，本级财政收入29300万元，争取来的资金达107000万元，区本级一般预算支出安排75000万元。
工信局这样一个10个科室、财政供养人数为70人（离退休的就占去了28人）的单位，2010年的预算是：“基本支出”173.99万元；“专项支出”26.1万元；两项合计，共支出200.09万元。而其收入来源，全部为财政拨款。
卧龙区政府规定：2010年度，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在职人员人均800元，一级的局委为600元，下面的二级单位为500元，中小学仅为每人15元或者10元。
按照这个标准，工信局42人，其“办公经费”仅2.52万元，加上一辆车的“燃修费”7000元，共3.22万元,远不够工信局实际运行所耗，“没办法，只能追加”。
该局2010年决算表上，支出总额为226.93万元，显示其财政拨款追加了二十多万元。这两百多万元钱花去了哪里呢？
翻阅该局2010年度年、月、日支出账，每本都厚达几十页。以当年7月27、28日两天为例，发现除去“发工资”、“发津贴”、“代缴住房公积金”等“基本支出”，上面登记的还有：
“付网络设计制作费”5000元、“购空调”4800元、“付妇女卫生费（1-6月）”750元、“付司机补助（1-6月）900元、“付独生子女费（1-6月）360元、购碳粉、吊扇、茶叶等”3574元、“购汽油”800元、“购副食看病号，购先进个人奖品”3300元、付国际饭店会议费5860元、付各项办公开支2796元……
C科长解释说，这样的账表，没有领导批准，他们不能对外公布。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说得清财务公开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果这么公开了，这么详细，会不会被其他单位说成出风头……”
易被“变通”的账表
C科长说，工信局的报销流程是——经办人拿着领导签批过的发票过来，财务如有现金，就给对方。发票积累到了一定量，财务拿去财政局统一取钱。一笔笔报销就自动生成了表格。
每一笔花销，都需要领导的审核，领导是知情的。公款吃喝用其他形式入账。与工信局相邻的区质检局S局长，印证了C科长的这个说法。
S局长介绍，他手下有17名员工，每年的财政拨款有140多万，除“工资福利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共计116.4万元，他签批的只有“商品服务支出”16万元，外加“项目支出”13.1万元。
“说难听一点，我这个局，还没有一个家庭富，花钱更不自由。每个款项都要标注，花多了，财政不批。花少了有节余，下一年财政拨得就更少了。这个体制就是这么呆板……”S局长感叹道。
S局长说，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将其他费用挪作三公经费，也不会将三公经费挪作他用，因为改变钱的用途报账太麻烦：“现在审计那么严格，犯不着为这种事去挨批，钱就那么多，谁也不能多吃……”
S局长的话，道出了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各级政府机关每年会产生很多难以下账的花费，经过若干次财务上的“变通”之后成为合法合规的开支。
据南阳内乡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某供述，他写了若干篇反映该县成绩的稿件，为发表在《南阳日报》头版头条（这样算工作成绩，其他版面不算），他送了5000块给《南阳日报》原总编。
《南阳日报》原总编不会给徐某发票，在宣传部的经费开支中，也不会出现这种“发稿费”的名目。徐某说：“（这笔钱）是从报纸征订返还款中变通支出的。”
“变通”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三公”经费藏身各种专项会议费中。为使“三公”经费数额不至过大，往往将平时请吃送礼等花销，拿到一些会议经费中报销，或者干脆以召开会议之名，行公款出游之实。
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零点咨询董事长袁岳撰文说：“以中央机关的三公消费而论，不少费用直接从机关账上是看不出来的，比如大量的出行接待费用由地方政府部门转移负担，或者由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转移負担。不少单位建设有自己的楼堂馆所，接待费用可以挂在里面消化……”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直言，“现在我们公款吃喝，有几个不喝茅台的？”“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通过做假账解决。”
“涉密”、“维稳”：经费用途之惑
很多部门拒绝王清的理由五花八门。最常规的做法是，你要求信息公开，我就派人和你来谈，单独公开给你。
“你看看，我这里有几十个政府部门给我签订了和解协议书，说在一定时间内会提供相关政府财务信息给我，有的提供了，更多的是拖着不给……”王清说，比如司法局，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
王清曾将南阳市信访局告上法庭，申请其财务信息公开，经法院调解，信访局向其个人公开了部分预决算信息，但依然没有挂官网上。
资料显示，南阳市信访局原为一个二十多人的单位，后来上访压力不断增大，扩张为57人的局（不包括离退休24人），同时升格为南阳市委群众工作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其2011年预算显示，该局当年申请财政拨款547万。这其中，包括该局驻京机构的租房费用50万元，“每季度12.5万元，带个小院，包了一个快捷酒店的两层”；到京上访人员的“遣返费用”20万元；“信访办案经费”20万元；驻京机构办公费90万元；驻省机构办公费40万元。
即便如此，南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L先生介绍，资金上还是捉襟见肘。河南是国内排名前三的到京信访大省，南阳又是河南排名前三的到京信访大市。“人口基数大嘛！”L说，“每年南阳都有几千人到京上访，把他们遣送回来，这是多大的一笔费用？而且，工作人员吃住在北京，各种费用都高。来回车费、通讯费都要补贴，不然谁干啊！”
在L眼中，上级政府也伤透了脑筋：“近几年，国家都会拨出一笔专项资金，省市县按比例配套，专门用来安抚访民。去年这笔资金，上面拨下来是63万，市、县按一比一配套，就是189万，这都不会体现在预算上。”
“花钱买平安”的手段立竿见影。公开资料表明，2010年，南阳市实行特殊疑难信访救助资金管理，累计使用疑难信访救助资金415万元，使184起信访积案得到化解，停访息诉，满意率达100％，有效地减少了越级上访。
“南阳市使用全省总量十分之一的专项资金，解决了全省近三分之一疑难信访问题的做法，受到国家、省信访局领导的一致好评。”在一篇2010年度的工作总结中，南阳市信访局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