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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宣言》50年之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北京发布《世界儿童状况》中文版。
这份权威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水准稳步提高”,但同时,中国面临着巩固其在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成果及在保证发展的同时消除差异的挑战,尤其是面临满足农村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及居住在大城市迅速扩展的贫困区域儿童在物质和保护需求方面的挑战。
被城市化改变的童年记忆
对于长大后才来到都市的新移民,并不能体验到改革开放30年里一个城市的巨变。但那些“老北京” “老上海”面对飞速的城市化,却有着复杂的感情。
单双是个北京女孩,她会骄傲地向人宣称:“我家之前是在南池子大街飞龙桥胡同。”南池子大街位于故宫东南侧,原属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民国时才被打开一个门洞,后发展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近百年来南池子基本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区的风貌、格局及氛围。
这个北大考古系的女孩,回忆起年幼时在胡同里的生活满脸幸福:当时生活条件虽然相对艰苦,但人和人关系异常亲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街坊文化特别盛行。“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和冬天。夏天和一帮大人们坐在胡同里,望着皓月,吹着凉风,听他们讲故宫里的故事,特别过瘾,这也是我最后学习考古的一个原因吧。冬天我们可以去筒子河滑冰,那简直是耳边一路歌声,屁股一路淤青。”
单双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左右,听大人们说南池子可能要拆迁。“一时间震动很大,我可能没法体会到大人们的感受,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十几年生活的环境忽然没了,生活充满了恐惧”。单双每次周末回家会发现,以前的欢声笑语没有了,满街完全拆除的,半拆除的,贴着“拆”大字帖的房屋,都让空气中流动着惆怅和悲伤。
“我家正式搬到北四环的新家是2001年,那时北四环还是荒凉的,不管是交通、社区环境、生活便利性,都没法和南池子比。”单双回忆说,“对新环境最不适应的就是老人。我姥爷姥姥以前还有很多聊友,搬过来后大多数时间就坐在家里,上下楼对他们而言已经很不方便,更别提去找老街坊闲聊。”
“胡同里有着紧密的群体文化,在其中,我们这帮孩子学会了关照别人,体谅别人,快乐肆意地成长,多于现在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家长们见面,都会夸谁长得壮实、个头高、在家爱劳动等等,而现在,住在公寓里的亲戚们提起孩子都是成绩,都是过度操纵下的成长轨迹。”
单双儿时对于北京城的记忆,不再那么鲜艳多彩。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像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作业,尽管速度很快,但有些机械和生硬。
很多老房子上那个大大的“拆”字最能代表“中国式造城”带来的破坏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城市却变得千篇一律,有的失去了原有的灵魂和特色。
这轮城市化是伴着经济全球化一起推进的,“中国制造”在源源输出到国外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到沿海开放城市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国际性都市,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村土地的“抛荒”,作为农民工的子女,留守儿童与打工子弟的“城市病”也愈发突显出来。
用金钱堆砌的童年
过去人们常说,生养孩子是人生最大一笔投资,现在随着房价节节攀升,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研究报告显示:我国0岁到6岁孩子的亲子家庭中,平均每月用来归还住房按揭贷款的支出,几乎可以用来养两个孩子。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国最大亲子育儿网站宝宝树和全球在线调研数据技术供应商GMI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孕妇和0-6岁儿童家庭)》显示,当代中国亲子家庭育儿现状已经越来越多地和金钱扯在了一起。
参与抽样调查的对象是全国1227位孕妇以及孩子。调查结果显示,在孩子0岁到6岁阶段,我国婴幼儿家庭月均育儿支出约占家庭总收入的20%,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大到6岁,平均需花费8.1万元。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波婴儿潮,2008奥运年的新生儿达到1608万。这一波婴儿潮,带动国内消费进入加速期。早自2000年之后,婴童产业增长率就达30%,远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9%的增长速度,许多婴幼儿产品的相关企业则常常将下年度营业指标增长率锁定在50%至200%。
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6岁以下婴童的消费市场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到2010年,可望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
一方面是如此巨大的刚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却是几乎同样巨大的信任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伴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恢复。知青返城与恢复高考,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家庭联产承包制让农村富裕起来,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自由发展和流动的机会,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式造城”和外需的“中国制造”,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再加上1990年的土地改革,将土地作为商品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以及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与之相伴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人们越来越向往都市生活,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新区,造就了一批明星城市。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助推超级大都市出现。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最大特点是单方向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和小城镇人口涌向大都市。
人口的流动,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孩子成为流动中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人,而今他们的童年却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父母进城的打工子弟缺少了父辈们儿时的热闹,留在老家的孩子直接缺失了与上代人沟通的机会,而搬进高楼的城市的儿童就像被锁进笼子里的小鸟。
患上“城市病”的新一代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大自然这个天然的游戏场,进入了由钢筋水泥围成的密闭、狭小空间中。视力下降、肥胖、孤独、自闭、情感饥渴……由于城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发的各种问题随之产生,不少专家学者称这些问题为孩子的“城市病”。
在医院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的鲁梅终于请了假,她要带儿子去挂专家号查眼睛。一个寒假受到电视、电脑的“攻击”,儿子的视力急剧下降。
相对于视力的下降,鲁梅发现自己与儿子的交流也出现了问题,她不得不和6岁儿子的冷漠做起了斗争。
3月的一天,鲁梅家楼门口出现了一只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遗弃的小猫,同楼的一个小姑娘给小猫准备了一点儿牛奶。鲁梅同儿子经过那里时,没想到儿子一脚就把放牛奶的小盘踢到一边,然后揪起小猫的尾巴,甩了起来。
鲁梅和丈夫分别来自河北和江苏的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他们在北京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路子,站稳脚跟是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鲁梅在医院的郊区院区工作。儿子出生两个多月她就开始上班。鲁梅的丈夫是外交官,儿子出生时丈夫请了一个月的假,之后就回到驻外大使馆了。随后,照顾儿子的任务就落在了鲁梅的母亲和保姆身上。
由于工作地点较远,鲁梅一周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累得只想睡觉。她总觉得自己亏欠儿子的,于是,只要儿子要的玩具就都买给他,只要儿子喜欢的东西就花钱搬回家,只要儿子想吃的东西也不管对儿子的健康是否有利都会满足。
去年春节前,鲁梅终于又回到本院。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后,鲁梅发现,儿子慢慢长大了,聪明、伶俐,但是跟鲁梅却越来越疏远了,而且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儿子,内心却非常冷酷。一起看电视时,鲁梅经常被剧情打动得流泪,儿子却毫不动容。
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少。在由钢筋水泥混凝土所构成的城市丛林,无形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同单元的人最多打个招呼,大部分连对方的姓名都叫不上来,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天地,阻碍了人们的正常交往。
再加上父母们为了生计而忙碌,只顾着督促孩子的学习,却往往会忽略孩子与外界同龄人的交往,这就造成了孩子的孤独、自闭、自私、冷漠,缺少合作和宽容,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而到了寒暑假,家长们出于安全等原因,都习惯于把孩子关在家里,这令孩子失去了与别人正常交往的机会。
孩子不应为转型社会埋单
“再苦不能苦孩子”,在中国,爱素来就有向下传递的特征,现在城市家庭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仅有的一个孩子的珍爱也会自然地反映到经济支出上。
“再穷不能穷教育”,孩子的教育从来都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就业压力和激烈竞争更迫使父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甚至有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就将其送入费用昂贵的“双语”幼儿园,以便能“赢在起跑线上”。
美国前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卖命工作的诱惑——新经济的矛盾与选择》一书中指出,随着工业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钱人因忙于赚钱和享受而无暇生育,而穷人却因养不起而不敢生育。
毫无疑问,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将对中国儿童成长带来极大挑战。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孩子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牺牲的不仅有健康、幸福的童年,甚至还包括生命。
福建南平杀童事件之后,一些国内媒体开始将目光对准了这个城市。4月3日,据《新京报》报道称,该市市委书记被曝涉嫌抄袭论文。而福建当地一27岁团干部的升迁之路也引来媒体的质疑,该团干部被认为是“市委书记之子”。
这些看上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信息,却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复杂。
随着城市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房奴”“车奴”等一批形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新词汇顺势而生。就在人们感叹供房养车使人身陷窘境之时,最近在网络和社会悄然流行的“孩奴”一词又引起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思考:生儿育女难道真的会让人沦为“孩奴”?孩子是否成为继房子、车子之后,都市生活中又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当然不同,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这份权威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水准稳步提高”,但同时,中国面临着巩固其在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成果及在保证发展的同时消除差异的挑战,尤其是面临满足农村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及居住在大城市迅速扩展的贫困区域儿童在物质和保护需求方面的挑战。
被城市化改变的童年记忆
对于长大后才来到都市的新移民,并不能体验到改革开放30年里一个城市的巨变。但那些“老北京” “老上海”面对飞速的城市化,却有着复杂的感情。
单双是个北京女孩,她会骄傲地向人宣称:“我家之前是在南池子大街飞龙桥胡同。”南池子大街位于故宫东南侧,原属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民国时才被打开一个门洞,后发展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近百年来南池子基本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区的风貌、格局及氛围。
这个北大考古系的女孩,回忆起年幼时在胡同里的生活满脸幸福:当时生活条件虽然相对艰苦,但人和人关系异常亲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街坊文化特别盛行。“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和冬天。夏天和一帮大人们坐在胡同里,望着皓月,吹着凉风,听他们讲故宫里的故事,特别过瘾,这也是我最后学习考古的一个原因吧。冬天我们可以去筒子河滑冰,那简直是耳边一路歌声,屁股一路淤青。”
单双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左右,听大人们说南池子可能要拆迁。“一时间震动很大,我可能没法体会到大人们的感受,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十几年生活的环境忽然没了,生活充满了恐惧”。单双每次周末回家会发现,以前的欢声笑语没有了,满街完全拆除的,半拆除的,贴着“拆”大字帖的房屋,都让空气中流动着惆怅和悲伤。
“我家正式搬到北四环的新家是2001年,那时北四环还是荒凉的,不管是交通、社区环境、生活便利性,都没法和南池子比。”单双回忆说,“对新环境最不适应的就是老人。我姥爷姥姥以前还有很多聊友,搬过来后大多数时间就坐在家里,上下楼对他们而言已经很不方便,更别提去找老街坊闲聊。”
“胡同里有着紧密的群体文化,在其中,我们这帮孩子学会了关照别人,体谅别人,快乐肆意地成长,多于现在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家长们见面,都会夸谁长得壮实、个头高、在家爱劳动等等,而现在,住在公寓里的亲戚们提起孩子都是成绩,都是过度操纵下的成长轨迹。”
单双儿时对于北京城的记忆,不再那么鲜艳多彩。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像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作业,尽管速度很快,但有些机械和生硬。
很多老房子上那个大大的“拆”字最能代表“中国式造城”带来的破坏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城市却变得千篇一律,有的失去了原有的灵魂和特色。
这轮城市化是伴着经济全球化一起推进的,“中国制造”在源源输出到国外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到沿海开放城市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国际性都市,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村土地的“抛荒”,作为农民工的子女,留守儿童与打工子弟的“城市病”也愈发突显出来。
用金钱堆砌的童年
过去人们常说,生养孩子是人生最大一笔投资,现在随着房价节节攀升,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研究报告显示:我国0岁到6岁孩子的亲子家庭中,平均每月用来归还住房按揭贷款的支出,几乎可以用来养两个孩子。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国最大亲子育儿网站宝宝树和全球在线调研数据技术供应商GMI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孕妇和0-6岁儿童家庭)》显示,当代中国亲子家庭育儿现状已经越来越多地和金钱扯在了一起。
参与抽样调查的对象是全国1227位孕妇以及孩子。调查结果显示,在孩子0岁到6岁阶段,我国婴幼儿家庭月均育儿支出约占家庭总收入的20%,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大到6岁,平均需花费8.1万元。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波婴儿潮,2008奥运年的新生儿达到1608万。这一波婴儿潮,带动国内消费进入加速期。早自2000年之后,婴童产业增长率就达30%,远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9%的增长速度,许多婴幼儿产品的相关企业则常常将下年度营业指标增长率锁定在50%至200%。
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6岁以下婴童的消费市场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到2010年,可望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
一方面是如此巨大的刚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却是几乎同样巨大的信任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伴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恢复。知青返城与恢复高考,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家庭联产承包制让农村富裕起来,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自由发展和流动的机会,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式造城”和外需的“中国制造”,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再加上1990年的土地改革,将土地作为商品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以及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与之相伴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人们越来越向往都市生活,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新区,造就了一批明星城市。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助推超级大都市出现。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最大特点是单方向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和小城镇人口涌向大都市。
人口的流动,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孩子成为流动中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人,而今他们的童年却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父母进城的打工子弟缺少了父辈们儿时的热闹,留在老家的孩子直接缺失了与上代人沟通的机会,而搬进高楼的城市的儿童就像被锁进笼子里的小鸟。
患上“城市病”的新一代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大自然这个天然的游戏场,进入了由钢筋水泥围成的密闭、狭小空间中。视力下降、肥胖、孤独、自闭、情感饥渴……由于城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发的各种问题随之产生,不少专家学者称这些问题为孩子的“城市病”。
在医院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的鲁梅终于请了假,她要带儿子去挂专家号查眼睛。一个寒假受到电视、电脑的“攻击”,儿子的视力急剧下降。
相对于视力的下降,鲁梅发现自己与儿子的交流也出现了问题,她不得不和6岁儿子的冷漠做起了斗争。
3月的一天,鲁梅家楼门口出现了一只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遗弃的小猫,同楼的一个小姑娘给小猫准备了一点儿牛奶。鲁梅同儿子经过那里时,没想到儿子一脚就把放牛奶的小盘踢到一边,然后揪起小猫的尾巴,甩了起来。
鲁梅和丈夫分别来自河北和江苏的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他们在北京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路子,站稳脚跟是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鲁梅在医院的郊区院区工作。儿子出生两个多月她就开始上班。鲁梅的丈夫是外交官,儿子出生时丈夫请了一个月的假,之后就回到驻外大使馆了。随后,照顾儿子的任务就落在了鲁梅的母亲和保姆身上。
由于工作地点较远,鲁梅一周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累得只想睡觉。她总觉得自己亏欠儿子的,于是,只要儿子要的玩具就都买给他,只要儿子喜欢的东西就花钱搬回家,只要儿子想吃的东西也不管对儿子的健康是否有利都会满足。
去年春节前,鲁梅终于又回到本院。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后,鲁梅发现,儿子慢慢长大了,聪明、伶俐,但是跟鲁梅却越来越疏远了,而且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儿子,内心却非常冷酷。一起看电视时,鲁梅经常被剧情打动得流泪,儿子却毫不动容。
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少。在由钢筋水泥混凝土所构成的城市丛林,无形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同单元的人最多打个招呼,大部分连对方的姓名都叫不上来,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天地,阻碍了人们的正常交往。
再加上父母们为了生计而忙碌,只顾着督促孩子的学习,却往往会忽略孩子与外界同龄人的交往,这就造成了孩子的孤独、自闭、自私、冷漠,缺少合作和宽容,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而到了寒暑假,家长们出于安全等原因,都习惯于把孩子关在家里,这令孩子失去了与别人正常交往的机会。
孩子不应为转型社会埋单
“再苦不能苦孩子”,在中国,爱素来就有向下传递的特征,现在城市家庭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仅有的一个孩子的珍爱也会自然地反映到经济支出上。
“再穷不能穷教育”,孩子的教育从来都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就业压力和激烈竞争更迫使父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甚至有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就将其送入费用昂贵的“双语”幼儿园,以便能“赢在起跑线上”。
美国前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卖命工作的诱惑——新经济的矛盾与选择》一书中指出,随着工业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钱人因忙于赚钱和享受而无暇生育,而穷人却因养不起而不敢生育。
毫无疑问,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将对中国儿童成长带来极大挑战。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孩子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牺牲的不仅有健康、幸福的童年,甚至还包括生命。
福建南平杀童事件之后,一些国内媒体开始将目光对准了这个城市。4月3日,据《新京报》报道称,该市市委书记被曝涉嫌抄袭论文。而福建当地一27岁团干部的升迁之路也引来媒体的质疑,该团干部被认为是“市委书记之子”。
这些看上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信息,却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复杂。
随着城市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房奴”“车奴”等一批形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新词汇顺势而生。就在人们感叹供房养车使人身陷窘境之时,最近在网络和社会悄然流行的“孩奴”一词又引起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思考:生儿育女难道真的会让人沦为“孩奴”?孩子是否成为继房子、车子之后,都市生活中又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当然不同,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